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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记录魏晋名士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的一部故事集，从而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所谓“名士风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2能任情，举止不拘礼法，不随于俗；纵酒任性，放诞不羁。3善于应对，诙谐幽默，戏谑调侃，以风趣之语，相互戏弄、嘲笑。4崇尚自然，颂扬隐士，鄙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5穷奢极欲，物欲薰心；竞豪奢，争豪斗富，挥霍不让于人。
魏晋风流、名士风度的风行，与东汉以来士人们叹息生命，追求享乐的思想情绪与心态有关，也与正始之后日渐兴起的玄学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
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山水。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儒家思想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起来。人们鄙弃汉儒的酸腐迂顽之气，说话为文，崇尚通脱之风，不拘于礼仪，什么事都很随便。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又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礼法传统。重视自我，重视个性，重视才能，重视情感，便成了士人们一种普遍的心理态势和人生价值取向，为确认人的自然本性做出了理论阐释。士人们大胆地改变了先前时代的那种严肃而谨慎的生活作风，追求精神娱悦，追求个性张扬，追求物欲奢华，大兴尽情地享受享乐之风。
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时局极其黑暗、险恶，士人们为了全身远祸，或崇尚老、庄，清谈玄理；或崇尚自然，高洁自恃，隐遁山林；或不拘礼俗，注重人格，追求精神解放；或纵酒行乐，放诞不羁，我行我素；或竞豪斗富，穷奢极欲，物欲熏心。他们富于才华，浓于情感，沉醉于所谓“名士风度”之中，要把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袒露出来。
所谓“名士风度”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
所谓“雅量”是指一种恢宏不凡的气度。在世说新语中，它往往指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修养气度。嵇康因拒绝与篡权者司马氏合作，而遭杀害；临刑东市，他索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以示其对浊世的鄙视、抗争；王羲之面对择婿“坦腹东床”无动于衷，是出于对荣华富贵的冷漠淡然。当时表现出优雅从容风度的代表性人物，当属东晋名将谢安。一次，谢安同孙绰及王家子弟一道乘船出海游乐，时风起浪涌，众人神色惊惧，皆要求返航。唯有谢安兴致正浓，仍然吟咏长啸，镇定自若。船夫见他神态闲雅愉悦，飘逸从容，便依旧驾船前行。待到风势转急，浪头更猛之后，同游诸人喊叫惊扰，色变不安。这时谢安才慢悠悠地说：既然如此，那就回去吧。又一次，桓温暗下埋伏杀手，却摆下酒宴，广请朝士，想在宴席间杀掉谢安和王坦之。酒宴上，王坦之显得很紧张，而谢安却意态坦然，望阶趋席，旁若无人，并且还像洛下书生那样吟咏嵇康的诗。谢安分明知道这宴席上充满着杀机，他也十分了解桓温的为人。于是他吟诵嵇康的诗，这也许是想以一种怀旧的情绪，缓解一下对方的杀机。结果桓温忌惮谢安从容旷达的风度，不敢妄动，终于撤掉了伏兵。
世说新语？雅量篇还记载了顾雍曾集僚属围棋，当他听到儿子顾邵的死讯时，却“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豁情散哀，颜色自若”直至客去。
从上述逐例中便可看出魏晋名士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
其二、能任情，举止不拘礼法，不随于俗；纵酒任性，放诞不羁。
司马氏在篡夺曹魏政权前后，借口“以孝治天下”来镇压对立派豪门士族的反抗。大批名士对这种虚伪残忍的行径十分不满，除了纷纷退隐，不与之合作以外，任性放诞也是表示对抗的一种方式。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籍的邻居家有个妇女姿色美丽，当垆卖酒。阮籍和王戎常常在那里和美妇饮酒，阮籍醉了后，便睡在美妇的旁边。美妇的丈夫很怀疑，偷偷观察，发现阮籍终究没有别的意思。阮籍是以无视礼法俗规而闻名于世的。据晋书本传载，他善为青白眼，每遇俗人，辄以白眼对之。阮籍居丧时，饮酒食肉，毫无顾忌。其嫂尝还家，他无视“叔嫂不通问”的礼制，公然与之打话道别。有人讥笑他，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凡此等等，皆表现出士人名流对虚伪礼教的蔑视与反抗。
晋书？刘伶传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竹林七贤论谓：“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至于他的裸形屋中纵酒，客来而处之泰然，以及他的酒德颂所表现的任诞狂放之态，则更可以说他是一个完全不加检束的自由人。然而，竹林七贤的任诞狂放，是出于对司马氏亵渎礼教、利用礼教压人所表示的愤恨之举“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张翰放纵任性，不拘小节，当时人称他为“江东步兵”有人对他说：“你可以放纵闲适一时，独独不为身后的名声考虑吗？”张翰回答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可作为魏晋名士纵酒任性，放诞不羁的最好注脚。
其三，善于应对，诙谐幽默，戏谑调侃，以风趣之语，相互戏弄、嘲笑。
世说新语？言语篇记名士孔融少时聪颖，颇有文才，太中大夫陈韪对此表示保留，说孔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位年仅十岁的孔文举小朋友随口应对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予以回敬，搞得陈韪大为难堪。张吴兴玄之年八岁，门牙脱落“狗窦大开”有长辈爱而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玄之口齿伶俐，应声而答：“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令那位长辈自讨了个大没趣。
东晋元帝喜得贵子，满朝文武，举行朝会，奖赏群臣，以示庆贺。殷羡受赐，拜元帝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功焉，而猥颁厚赉。”元帝戏答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功焉？”殷羡所言，乃臣谢皇恩的客套话，但迂腐而不合时宜，说的又不得体，结果元帝当场就借机在众臣面前揶揄嘲弄了他。
按儒家观念，君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威严的，朝廷之上又是肃穆庄重的场合，然而君臣戏笑嘲弄，竟至于此。可见当时嘲戏之谈不分尊卑，调侃之言不限场合，难怪乎士大夫之间的戏谑调笑，就更可以无所顾忌了。戏弄者可以无所顾忌，被戏弄者也坦然处之，双方便以此炫耀自己的机辩、诙谐、幽默与雅量“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从而得到一种娱悦情性的生活乐趣与快感、满足感。
王导妻曹氏性好妒忌，当得知王导于外宅养妾，遂率奴婢持棒前往。王导闻知，急乘牛车欲先往藏其妾，恨车行不速，乃探身车外，以手中麈尾助车夫呵叱驱赶。蔡谟得知此事，于是见王导问：“朝廷欲加公九锡，公知不？”王导以为真有此事，连连称叙谦逊之志，蔡谟笑曰：“不闻余物，唯闻有短辕犊牛，长柄麈尾”麈尾，亦称拂尘，是当时名士清谈时持于手中，以显示其风度之物。古代车辕较长，蔡谟以“短辕犊车”、“长柄麈尾”戏谑调侃、嘲笑挖苦王导，足见其用心之良苦。王导在东晋，地位之高，为皇帝之下第一人。晋元帝曾请他同升御床，时人呼之为“仲父”而蔡谟无论地位，还是名望，均不能与王导相比，然而他对王导的戏弄嘲讽，却如此尖酸刻薄。由此可见当时士大夫相互嘲戏之时，也无须顾及地位高低尊卑“往者务其必深焉，极者恐其不重焉”只求得淋漓尽致、极兴痛快则是。
儒家的道德观念认为，君子不以己之所长，笑人所短。但在魏晋士人中却并非如此。他们不肯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取笑别人的机会。从人们的体态特征、生理缺陷，到人们的言谈举止，日常行为，皆可以作为调笑戏谑的谈资。例如，韩康伯身体肥胖，人们取笑之曰：“似肉鸭”；邓艾口吃结巴，司马昭就故意模仿以为取笑；和尚支遁（支道林），唇不掩齿，谢万和王徽之则戏弄说，支公若有须发，神情就更加俊迈，如此等等。
魏晋士人嘲戏言语之无拘无... -->>
世说新语是记录魏晋名士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的一部故事集，从而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所谓“名士风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2能任情，举止不拘礼法，不随于俗；纵酒任性，放诞不羁。3善于应对，诙谐幽默，戏谑调侃，以风趣之语，相互戏弄、嘲笑。4崇尚自然，颂扬隐士，鄙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5穷奢极欲，物欲薰心；竞豪奢，争豪斗富，挥霍不让于人。
魏晋风流、名士风度的风行，与东汉以来士人们叹息生命，追求享乐的思想情绪与心态有关，也与正始之后日渐兴起的玄学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
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山水。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儒家思想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起来。人们鄙弃汉儒的酸腐迂顽之气，说话为文，崇尚通脱之风，不拘于礼仪，什么事都很随便。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又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礼法传统。重视自我，重视个性，重视才能，重视情感，便成了士人们一种普遍的心理态势和人生价值取向，为确认人的自然本性做出了理论阐释。士人们大胆地改变了先前时代的那种严肃而谨慎的生活作风，追求精神娱悦，追求个性张扬，追求物欲奢华，大兴尽情地享受享乐之风。
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时局极其黑暗、险恶，士人们为了全身远祸，或崇尚老、庄，清谈玄理；或崇尚自然，高洁自恃，隐遁山林；或不拘礼俗，注重人格，追求精神解放；或纵酒行乐，放诞不羁，我行我素；或竞豪斗富，穷奢极欲，物欲熏心。他们富于才华，浓于情感，沉醉于所谓“名士风度”之中，要把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袒露出来。
所谓“名士风度”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
所谓“雅量”是指一种恢宏不凡的气度。在世说新语中，它往往指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修养气度。嵇康因拒绝与篡权者司马氏合作，而遭杀害；临刑东市，他索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以示其对浊世的鄙视、抗争；王羲之面对择婿“坦腹东床”无动于衷，是出于对荣华富贵的冷漠淡然。当时表现出优雅从容风度的代表性人物，当属东晋名将谢安。一次，谢安同孙绰及王家子弟一道乘船出海游乐，时风起浪涌，众人神色惊惧，皆要求返航。唯有谢安兴致正浓，仍然吟咏长啸，镇定自若。船夫见他神态闲雅愉悦，飘逸从容，便依旧驾船前行。待到风势转急，浪头更猛之后，同游诸人喊叫惊扰，色变不安。这时谢安才慢悠悠地说：既然如此，那就回去吧。又一次，桓温暗下埋伏杀手，却摆下酒宴，广请朝士，想在宴席间杀掉谢安和王坦之。酒宴上，王坦之显得很紧张，而谢安却意态坦然，望阶趋席，旁若无人，并且还像洛下书生那样吟咏嵇康的诗。谢安分明知道这宴席上充满着杀机，他也十分了解桓温的为人。于是他吟诵嵇康的诗，这也许是想以一种怀旧的情绪，缓解一下对方的杀机。结果桓温忌惮谢安从容旷达的风度，不敢妄动，终于撤掉了伏兵。
世说新语？雅量篇还记载了顾雍曾集僚属围棋，当他听到儿子顾邵的死讯时，却“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豁情散哀，颜色自若”直至客去。
从上述逐例中便可看出魏晋名士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
其二、能任情，举止不拘礼法，不随于俗；纵酒任性，放诞不羁。
司马氏在篡夺曹魏政权前后，借口“以孝治天下”来镇压对立派豪门士族的反抗。大批名士对这种虚伪残忍的行径十分不满，除了纷纷退隐，不与之合作以外，任性放诞也是表示对抗的一种方式。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籍的邻居家有个妇女姿色美丽，当垆卖酒。阮籍和王戎常常在那里和美妇饮酒，阮籍醉了后，便睡在美妇的旁边。美妇的丈夫很怀疑，偷偷观察，发现阮籍终究没有别的意思。阮籍是以无视礼法俗规而闻名于世的。据晋书本传载，他善为青白眼，每遇俗人，辄以白眼对之。阮籍居丧时，饮酒食肉，毫无顾忌。其嫂尝还家，他无视“叔嫂不通问”的礼制，公然与之打话道别。有人讥笑他，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凡此等等，皆表现出士人名流对虚伪礼教的蔑视与反抗。
晋书？刘伶传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竹林七贤论谓：“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至于他的裸形屋中纵酒，客来而处之泰然，以及他的酒德颂所表现的任诞狂放之态，则更可以说他是一个完全不加检束的自由人。然而，竹林七贤的任诞狂放，是出于对司马氏亵渎礼教、利用礼教压人所表示的愤恨之举“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张翰放纵任性，不拘小节，当时人称他为“江东步兵”有人对他说：“你可以放纵闲适一时，独独不为身后的名声考虑吗？”张翰回答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可作为魏晋名士纵酒任性，放诞不羁的最好注脚。
其三，善于应对，诙谐幽默，戏谑调侃，以风趣之语，相互戏弄、嘲笑。
世说新语？言语篇记名士孔融少时聪颖，颇有文才，太中大夫陈韪对此表示保留，说孔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位年仅十岁的孔文举小朋友随口应对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予以回敬，搞得陈韪大为难堪。张吴兴玄之年八岁，门牙脱落“狗窦大开”有长辈爱而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玄之口齿伶俐，应声而答：“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令那位长辈自讨了个大没趣。
东晋元帝喜得贵子，满朝文武，举行朝会，奖赏群臣，以示庆贺。殷羡受赐，拜元帝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功焉，而猥颁厚赉。”元帝戏答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功焉？”殷羡所言，乃臣谢皇恩的客套话，但迂腐而不合时宜，说的又不得体，结果元帝当场就借机在众臣面前揶揄嘲弄了他。
按儒家观念，君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威严的，朝廷之上又是肃穆庄重的场合，然而君臣戏笑嘲弄，竟至于此。可见当时嘲戏之谈不分尊卑，调侃之言不限场合，难怪乎士大夫之间的戏谑调笑，就更可以无所顾忌了。戏弄者可以无所顾忌，被戏弄者也坦然处之，双方便以此炫耀自己的机辩、诙谐、幽默与雅量“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从而得到一种娱悦情性的生活乐趣与快感、满足感。
王导妻曹氏性好妒忌，当得知王导于外宅养妾，遂率奴婢持棒前往。王导闻知，急乘牛车欲先往藏其妾，恨车行不速，乃探身车外，以手中麈尾助车夫呵叱驱赶。蔡谟得知此事，于是见王导问：“朝廷欲加公九锡，公知不？”王导以为真有此事，连连称叙谦逊之志，蔡谟笑曰：“不闻余物，唯闻有短辕犊牛，长柄麈尾”麈尾，亦称拂尘，是当时名士清谈时持于手中，以显示其风度之物。古代车辕较长，蔡谟以“短辕犊车”、“长柄麈尾”戏谑调侃、嘲笑挖苦王导，足见其用心之良苦。王导在东晋，地位之高，为皇帝之下第一人。晋元帝曾请他同升御床，时人呼之为“仲父”而蔡谟无论地位，还是名望，均不能与王导相比，然而他对王导的戏弄嘲讽，却如此尖酸刻薄。由此可见当时士大夫相互嘲戏之时，也无须顾及地位高低尊卑“往者务其必深焉，极者恐其不重焉”只求得淋漓尽致、极兴痛快则是。
儒家的道德观念认为，君子不以己之所长，笑人所短。但在魏晋士人中却并非如此。他们不肯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取笑别人的机会。从人们的体态特征、生理缺陷，到人们的言谈举止，日常行为，皆可以作为调笑戏谑的谈资。例如，韩康伯身体肥胖，人们取笑之曰：“似肉鸭”；邓艾口吃结巴，司马昭就故意模仿以为取笑；和尚支遁（支道林），唇不掩齿，谢万和王徽之则戏弄说，支公若有须发，神情就更加俊迈，如此等等。
魏晋士人嘲戏言语之无拘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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