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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研究完字典，又对李自成编辑的读音提出意见，认为和官定韵书差异不小。
李自成将来要定都北京，国语自然以京音为基础。
朱元璋虽然定鼎南京，但是南京话并不是官话。南京官话是中原书音在南方的地域变体，而不等同于南京方言，跟老朱的关系也有限。
当初朱元璋对新编的《洪武正韵》不满意，陆续修订两次还是不满意。于是干脆把别人的书改名《洪武通韵》，准备刊行代替《正韵》。后来相关人员牵涉到胡蓝党案，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可见大明法定的官话或读书音先天不足，等老朱驾崩后就更没人当回事了。
到明英宗朱祁镇时，“《洪武韵》……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画而已。至于作诗，无间朝野，仍用《唐韵》。”
再过几十年到明武宗，“至今会试榜文，有除《洪武正韵》一部外，不许夹带片纸只字，盖亟欲正韵之行也。岂知以后革去诗赋，士子已不知正韵为何物。而世之作诗者，亦复因仍旧弊，又不知正韵为何书。不务正音，不遵时制，反从侏离艰涩之韵，吾不知其何也。”
到明末钱谦益，“至于《洪武正韵》……而今惟章奏、试院稍用正字，馆选一取协韵而已。学士大夫束置高阁，不复省视。其稍留心者则曰：‘圣祖固以此书为未尽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叹哉。”
总之，朱元璋对南京官话的产生几乎毫无影响。
等到小朱迁都北上，又分成了南北官话。
简略区别就是北方官话阴阳上去四声，南方官话阴阳上去入五声。（北京读书音直到清末仍然有入声。）
《西儒耳目资》尽管是在北方最终完成，但反映的语音偏南方官话，类似江淮一片。因为鬼佬从南方登陆，长期生活在南方。而且参考的官定韵书也偏南音。（具体发音可见西南官话，约有七八分相似。）
京话是受到南方官话影响形成的北方官话。
即便鞑子不入关，京音土话和后世发音也没很大差别，可以说沟通无障碍。
万历年京人徐效编写过京话韵表，其与后世区别只在于当时京话尚能分辩尖团，比如精zing，京ging，以及某几个韵母等等。而且他在书里记录的是偏文读的北京口语音，若论老百姓实际口音，大概和后世的差别就更小了。
虽然还有些士人们标榜“中州正音”，但京话的地位越来越高。
明中后期很多在京做过官的人，致仕回乡后全家老小，甚或奴仆都“满口燕京音”，并且以此为荣。
总的来说，明代官话和读书音的标准音只存在于纸面上。两百多年下来，各地都有自发形成的特色官话、读书音。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官话、南京官话，中原官话三类。
万历皇帝就是一口中原雅音，中不中？（大概是张居正教的，要是和太监学就是一口侉话了。顺治长大后就吐槽被曹化淳等人把口音带偏了。）
（中原雅音或中州正音并不是洛阳开封土话，而是“合南北之儒，酌五方之声，而一折衷于中原”的读书音。明清大书法家王铎就是洛阳开封附近的人，但他那河南口音，常因作诗平仄不分而被讥讽。）
还有例子可看明人语音后后世差别。比如明朝人学日语的书籍，在“母”字下注音“发发”。后世读“哈哈”。ha是由pa演变开的，明代日语正好变到pa和ha之间的fa。
……
再水一水，岭南兄弟也别争“国语”了。
秦汉时那边百越杂处不说了，魏晋南北朝“巢居鸟语”，“犹虫嚾鸟聒”；唐朝地图炮韩愈“皆鸟言夷面”；宋苏东坡“但苦鴃舌谈”。
张居正表示岭南官员进京述职他要找翻译。
广东电白原有卫所带来的官话，“因其时而言曰旧时正，即明代之正音。”后来变成了“狗屎正”。
万历时期雷州：“雷之语有三。有官语，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三县九所乡落通谈此；有黎语，即琼崖临高之音，惟徐闻西乡言之，他乡莫晓……”
可见明时还有不少能说官话，鞑子入关后，雷州半岛加速被闽语入侵。
明代潮州戏文《金花女》——
生：驿丞，你是哪里人氏呀？
丞：小驿丞正是漳浦县。
生：既是我邻邦乡里，就将白话说罢。
官员是广东潮州人，驿丞是福建漳浦人，二地相距不远。两人一开始用官话交谈，知道彼此是近邻后，开始说方言。
在语言评价上，胡建人和广东人同病相怜——“啁啾不可辨”，“闽人语颇獠”。
北宋黄庭坚告诫朋友小孩，“莫随闽岭三年语，转却中原万籁簧。”
去了之后不要学当地话，不然回中原后叽叽喳喳别人听不懂。
宋朝有个官员办事得力，宋太宗想把他提为近臣。结果官员们纷纷劝阻，说对方是胡建人，你跟他没法交流。
赵光义表示你们毕竟那啥，我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哪的官员没见过？不就是闽语么，我怎么会听不懂，“我自会得！”
于是他把那位官员召来唠一唠。
结果，赵光义：“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
一句听不懂，光速打脸。
又有一个胡建人，中了进士，明成祖朱棣看他仪貌颇伟，准备提拔为近侍。
结果对方一开口就是乡音，朱棣嫌弃了，“老蛮子也……”
到了明代，“今天下音韵之谬者，除闽、粤不足较已……”
这两个难兄难弟直接就被放弃治疗了。
张廷玉在《明史》记：“闽人入阁，自杨荣、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
想做高官，南方人学会官话太重要了。
（南齐时有个南昌人叫胡谐之，齐武帝挺看重他，还想给他介绍一门亲事。然而女方却嫌他口音太重，不愿意。于是齐武帝就派了几个宫人去老胡家教授官话。结果，那些宫人反倒学会了流利的南昌话。）
北方稍微好些，虽然方言也多，但是语音相近，交流上障碍少。
朝廷鸿胪寺主持礼仪的唱赞，都是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省人里选声音洪亮者。
明代记录方言如下——
“如吴语黄王不辩，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韵不正者尤多。
如京师人以步为布，以谢为卸，以郑为正，以道为到，皆谬也；
河南人以河南为喝难，以妻弟为七帝；
北直隶山东人以屋为乌，以陆为路，无入声韵。入声内以缉为妻，以叶为夜，以甲为贾，无合口字；
山西人以同为屯，以聪为村，无东字韵；
江西、湖广、四川人以情为秦，以性为信，无清字韵。歙、睦、婺三郡人以兰为郎，以心为星，无寒、侵二字韵。
又如去字，山西人为库，山东人为趣，陕西人为气，南京人为可去声，湖广人为处。
此外如山西人以坐为剉，以青为妻；陕西人以盐为年，以咬为袅：台温人以张敞为浆枪之类。
如此者不能悉举，非聪明特达、常用心于韵书者，不能自拔于流俗也。”
“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
“燕赵：北为卑，绿为虑，六为溜，色为筛，饭为放，粥为周，霍为火，银为音，谷为孤；
秦晋：红为魂，国为归，数为树，百为撇，东为敦，中为肫；
梁宋：都为兜，席为西，墨为抹，识为时，於为俞，肱为公；
齐鲁：北为彼，国为诡，或为回，狄为低，麦为卖，不为补；
西蜀：怒为路，弩为鲁，主为诅，术为树，出为处，入为茹；
吴越：打为党，解为嫁，上为让，辰为人，妇为务，黄为王，范为万，县为厌，猪为知；
二楚：之为知，解为改，永为允，汝为尔，介为盖，山为三，士为四，产为伞，岁为细，祖为走，睹为斗，信为心；
闽粤：府为虎，州为啾，方为荒，胜为性，常为墙，成为情，法为滑，知为兹，是为细，川为筌，书为须，扇为线。”
“徽东读堂如檀，读郎如兰，读阳为延，读刚如干，盖谬阳韵于寒韵也。”
“吴人不辨清新侵三韵，松江支朱知；金陵街该、生僧；扬州百卜；常州卓作、中宗……”
“宗藩以科目起家，始自辛酉……朱统钸，亦宁藩宗室。钸
字本音饰，其意亦同，而江右人多呼为布，何也?”盖因江南多无翘舌音，读shi(饰)为si(死)，“统死”不妥，故宁可错读为“布”。
戏说——
崇祯：堂下何人？
督师：回皇上，偶系广东斯文读书人来嗝，叫偶靓仔就得嗝啦。
崇祯：侍卫！速将此逼拉下殿去！
督师：皇上，唔好讲粗口哦。做人仲系讲返D道理先好哦！
崇祯：哎哟哎哟，哎哟我X！丫挺真是盖了冒儿啦！
督师：掉哪妈，扑该仔！吔屎啦你！
督师卒！
若是来个胡建人——
胡：@#￥%amp;amp;*
帝：你的口音好机车诶！
胡：皇上驾崩啦！
帝：掉哪妈！扑该仔！吔屎啦你！
“南蛮北侉”的说法流传几百年，大家谁也别说谁了。
……
韩家兄弟文武双全。
尤其是韩霖将来写成于崇祯八年的《守圉全书》尤为出彩。
“谓目下奴虏交讧，腹背收敌，城池不守，封疆大坏。世间兵书谈守者寥寥数言，谈战者博而寡要。故广采兼收，拔尤汰冗，详守略战，厘为八篇。全用其言，虽庸人可以无患。”
到顺治三年，钱谦益题《守圉全书》卷首，即谓“鼎革后则又大不合时宜矣，阅者慎勿轻示人”。
《守圉全书》除介绍西洋火器外，还有大量篇幅叙述棱堡。
一百年前，棱堡式防御体系，即所谓“意呆利式要塞”趋于成熟。之后西欧各国普遍采用。
早在万历年，萨尔浒之役明军惨败，徐光启上“辽左阽危已甚疏”，首言“亟造都城万年敌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
提议在京师周城建造大型三层敌台十二座，并将旧制敌台改造为“三角三层空心式样”。
天启元年，兵部尚书崔景荣又上奏，支持徐光启据西洋法建立敌台之议，“宜行工部详议而行”。得旨，“敌台着工部速议奏”。
图样、模型很快都弄好了。
个把月后，方案经工部营缮司略加修改，李之藻核定预算，建造单个敌台，物料、运费，工价等项，合计需银约四万五千两。
可惜经费无着。
官们再上言请赐发内帑，皇帝不愿掏腰包。事遂中止。
天启二年，孙承宗至山海关督理军务。孙元化入其麾下，受命“相度北山南海设奇兵于高深之间”，于险要之地建台。
孙元化想将旧式敌台改造为三角形棱堡式铳台。
“故法宜出为锐角，锐角者，犹推敌於角外，以就我击，故铳无不到，而敌无得近也。”
“今筑城则马面台宜为小锐角；城之四隅，宜为大锐角；若止筑台，则或于四隅为大锐角；或於四面各出小锐角。
城虚而锐角皆实，故城薄而锐角皆厚。台则体与角皆实皆厚矣。城用大铳於角，而鸟铳弓矢助之於墙；台用大铳於中，而弓矢鸟铳助之於角。用大铳之处，旁设土筐，一以防铳，二以代堵……角之锐也，外洋法也。”
只是后来孙元化跟孙承宗不合，乃去职回京。
徐光启和孙元化从未忘却造台计划，之后若干年给皇帝疏凡二十余上。
后来汤若望为明廷造炮同时，受命对防御工事提建议。
鬼佬建言在京师城墙处修筑三角形堡垒，已获兵部赞同，却因“一位宦官和朝廷建筑顾问”的反对作罢。
理由是三角形在风水上利敌害己。
当时知晓棱堡的人不在少数，内地有传叫士介绍，闽广之人有赴南洋也多见。
万历年间，商人伍继彩在吕宋（菲律兵），闻买卖城（马尼啦）东门之“铳城”威力巨大，曾击死中国人数万，乃设法入内纵观。
伍氏继而偷运善于造铳台铳炮之闽人李姓父子回国，至北京投书兵部，欲立奇功而未果。
明末海外贸易最为活跃的闽南地区，也出现了名为“铳城”的防御建筑。
天启... -->>
二韩研究完字典，又对李自成编辑的读音提出意见，认为和官定韵书差异不小。
李自成将来要定都北京，国语自然以京音为基础。
朱元璋虽然定鼎南京，但是南京话并不是官话。南京官话是中原书音在南方的地域变体，而不等同于南京方言，跟老朱的关系也有限。
当初朱元璋对新编的《洪武正韵》不满意，陆续修订两次还是不满意。于是干脆把别人的书改名《洪武通韵》，准备刊行代替《正韵》。后来相关人员牵涉到胡蓝党案，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可见大明法定的官话或读书音先天不足，等老朱驾崩后就更没人当回事了。
到明英宗朱祁镇时，“《洪武韵》……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画而已。至于作诗，无间朝野，仍用《唐韵》。”
再过几十年到明武宗，“至今会试榜文，有除《洪武正韵》一部外，不许夹带片纸只字，盖亟欲正韵之行也。岂知以后革去诗赋，士子已不知正韵为何物。而世之作诗者，亦复因仍旧弊，又不知正韵为何书。不务正音，不遵时制，反从侏离艰涩之韵，吾不知其何也。”
到明末钱谦益，“至于《洪武正韵》……而今惟章奏、试院稍用正字，馆选一取协韵而已。学士大夫束置高阁，不复省视。其稍留心者则曰：‘圣祖固以此书为未尽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叹哉。”
总之，朱元璋对南京官话的产生几乎毫无影响。
等到小朱迁都北上，又分成了南北官话。
简略区别就是北方官话阴阳上去四声，南方官话阴阳上去入五声。（北京读书音直到清末仍然有入声。）
《西儒耳目资》尽管是在北方最终完成，但反映的语音偏南方官话，类似江淮一片。因为鬼佬从南方登陆，长期生活在南方。而且参考的官定韵书也偏南音。（具体发音可见西南官话，约有七八分相似。）
京话是受到南方官话影响形成的北方官话。
即便鞑子不入关，京音土话和后世发音也没很大差别，可以说沟通无障碍。
万历年京人徐效编写过京话韵表，其与后世区别只在于当时京话尚能分辩尖团，比如精zing，京ging，以及某几个韵母等等。而且他在书里记录的是偏文读的北京口语音，若论老百姓实际口音，大概和后世的差别就更小了。
虽然还有些士人们标榜“中州正音”，但京话的地位越来越高。
明中后期很多在京做过官的人，致仕回乡后全家老小，甚或奴仆都“满口燕京音”，并且以此为荣。
总的来说，明代官话和读书音的标准音只存在于纸面上。两百多年下来，各地都有自发形成的特色官话、读书音。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官话、南京官话，中原官话三类。
万历皇帝就是一口中原雅音，中不中？（大概是张居正教的，要是和太监学就是一口侉话了。顺治长大后就吐槽被曹化淳等人把口音带偏了。）
（中原雅音或中州正音并不是洛阳开封土话，而是“合南北之儒，酌五方之声，而一折衷于中原”的读书音。明清大书法家王铎就是洛阳开封附近的人，但他那河南口音，常因作诗平仄不分而被讥讽。）
还有例子可看明人语音后后世差别。比如明朝人学日语的书籍，在“母”字下注音“发发”。后世读“哈哈”。ha是由pa演变开的，明代日语正好变到pa和ha之间的fa。
……
再水一水，岭南兄弟也别争“国语”了。
秦汉时那边百越杂处不说了，魏晋南北朝“巢居鸟语”，“犹虫嚾鸟聒”；唐朝地图炮韩愈“皆鸟言夷面”；宋苏东坡“但苦鴃舌谈”。
张居正表示岭南官员进京述职他要找翻译。
广东电白原有卫所带来的官话，“因其时而言曰旧时正，即明代之正音。”后来变成了“狗屎正”。
万历时期雷州：“雷之语有三。有官语，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三县九所乡落通谈此；有黎语，即琼崖临高之音，惟徐闻西乡言之，他乡莫晓……”
可见明时还有不少能说官话，鞑子入关后，雷州半岛加速被闽语入侵。
明代潮州戏文《金花女》——
生：驿丞，你是哪里人氏呀？
丞：小驿丞正是漳浦县。
生：既是我邻邦乡里，就将白话说罢。
官员是广东潮州人，驿丞是福建漳浦人，二地相距不远。两人一开始用官话交谈，知道彼此是近邻后，开始说方言。
在语言评价上，胡建人和广东人同病相怜——“啁啾不可辨”，“闽人语颇獠”。
北宋黄庭坚告诫朋友小孩，“莫随闽岭三年语，转却中原万籁簧。”
去了之后不要学当地话，不然回中原后叽叽喳喳别人听不懂。
宋朝有个官员办事得力，宋太宗想把他提为近臣。结果官员们纷纷劝阻，说对方是胡建人，你跟他没法交流。
赵光义表示你们毕竟那啥，我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哪的官员没见过？不就是闽语么，我怎么会听不懂，“我自会得！”
于是他把那位官员召来唠一唠。
结果，赵光义：“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
一句听不懂，光速打脸。
又有一个胡建人，中了进士，明成祖朱棣看他仪貌颇伟，准备提拔为近侍。
结果对方一开口就是乡音，朱棣嫌弃了，“老蛮子也……”
到了明代，“今天下音韵之谬者，除闽、粤不足较已……”
这两个难兄难弟直接就被放弃治疗了。
张廷玉在《明史》记：“闽人入阁，自杨荣、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
想做高官，南方人学会官话太重要了。
（南齐时有个南昌人叫胡谐之，齐武帝挺看重他，还想给他介绍一门亲事。然而女方却嫌他口音太重，不愿意。于是齐武帝就派了几个宫人去老胡家教授官话。结果，那些宫人反倒学会了流利的南昌话。）
北方稍微好些，虽然方言也多，但是语音相近，交流上障碍少。
朝廷鸿胪寺主持礼仪的唱赞，都是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省人里选声音洪亮者。
明代记录方言如下——
“如吴语黄王不辩，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韵不正者尤多。
如京师人以步为布，以谢为卸，以郑为正，以道为到，皆谬也；
河南人以河南为喝难，以妻弟为七帝；
北直隶山东人以屋为乌，以陆为路，无入声韵。入声内以缉为妻，以叶为夜，以甲为贾，无合口字；
山西人以同为屯，以聪为村，无东字韵；
江西、湖广、四川人以情为秦，以性为信，无清字韵。歙、睦、婺三郡人以兰为郎，以心为星，无寒、侵二字韵。
又如去字，山西人为库，山东人为趣，陕西人为气，南京人为可去声，湖广人为处。
此外如山西人以坐为剉，以青为妻；陕西人以盐为年，以咬为袅：台温人以张敞为浆枪之类。
如此者不能悉举，非聪明特达、常用心于韵书者，不能自拔于流俗也。”
“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
“燕赵：北为卑，绿为虑，六为溜，色为筛，饭为放，粥为周，霍为火，银为音，谷为孤；
秦晋：红为魂，国为归，数为树，百为撇，东为敦，中为肫；
梁宋：都为兜，席为西，墨为抹，识为时，於为俞，肱为公；
齐鲁：北为彼，国为诡，或为回，狄为低，麦为卖，不为补；
西蜀：怒为路，弩为鲁，主为诅，术为树，出为处，入为茹；
吴越：打为党，解为嫁，上为让，辰为人，妇为务，黄为王，范为万，县为厌，猪为知；
二楚：之为知，解为改，永为允，汝为尔，介为盖，山为三，士为四，产为伞，岁为细，祖为走，睹为斗，信为心；
闽粤：府为虎，州为啾，方为荒，胜为性，常为墙，成为情，法为滑，知为兹，是为细，川为筌，书为须，扇为线。”
“徽东读堂如檀，读郎如兰，读阳为延，读刚如干，盖谬阳韵于寒韵也。”
“吴人不辨清新侵三韵，松江支朱知；金陵街该、生僧；扬州百卜；常州卓作、中宗……”
“宗藩以科目起家，始自辛酉……朱统钸，亦宁藩宗室。钸
字本音饰，其意亦同，而江右人多呼为布，何也?”盖因江南多无翘舌音，读shi(饰)为si(死)，“统死”不妥，故宁可错读为“布”。
戏说——
崇祯：堂下何人？
督师：回皇上，偶系广东斯文读书人来嗝，叫偶靓仔就得嗝啦。
崇祯：侍卫！速将此逼拉下殿去！
督师：皇上，唔好讲粗口哦。做人仲系讲返D道理先好哦！
崇祯：哎哟哎哟，哎哟我X！丫挺真是盖了冒儿啦！
督师：掉哪妈，扑该仔！吔屎啦你！
督师卒！
若是来个胡建人——
胡：@#￥%amp;amp;*
帝：你的口音好机车诶！
胡：皇上驾崩啦！
帝：掉哪妈！扑该仔！吔屎啦你！
“南蛮北侉”的说法流传几百年，大家谁也别说谁了。
……
韩家兄弟文武双全。
尤其是韩霖将来写成于崇祯八年的《守圉全书》尤为出彩。
“谓目下奴虏交讧，腹背收敌，城池不守，封疆大坏。世间兵书谈守者寥寥数言，谈战者博而寡要。故广采兼收，拔尤汰冗，详守略战，厘为八篇。全用其言，虽庸人可以无患。”
到顺治三年，钱谦益题《守圉全书》卷首，即谓“鼎革后则又大不合时宜矣，阅者慎勿轻示人”。
《守圉全书》除介绍西洋火器外，还有大量篇幅叙述棱堡。
一百年前，棱堡式防御体系，即所谓“意呆利式要塞”趋于成熟。之后西欧各国普遍采用。
早在万历年，萨尔浒之役明军惨败，徐光启上“辽左阽危已甚疏”，首言“亟造都城万年敌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
提议在京师周城建造大型三层敌台十二座，并将旧制敌台改造为“三角三层空心式样”。
天启元年，兵部尚书崔景荣又上奏，支持徐光启据西洋法建立敌台之议，“宜行工部详议而行”。得旨，“敌台着工部速议奏”。
图样、模型很快都弄好了。
个把月后，方案经工部营缮司略加修改，李之藻核定预算，建造单个敌台，物料、运费，工价等项，合计需银约四万五千两。
可惜经费无着。
官们再上言请赐发内帑，皇帝不愿掏腰包。事遂中止。
天启二年，孙承宗至山海关督理军务。孙元化入其麾下，受命“相度北山南海设奇兵于高深之间”，于险要之地建台。
孙元化想将旧式敌台改造为三角形棱堡式铳台。
“故法宜出为锐角，锐角者，犹推敌於角外，以就我击，故铳无不到，而敌无得近也。”
“今筑城则马面台宜为小锐角；城之四隅，宜为大锐角；若止筑台，则或于四隅为大锐角；或於四面各出小锐角。
城虚而锐角皆实，故城薄而锐角皆厚。台则体与角皆实皆厚矣。城用大铳於角，而鸟铳弓矢助之於墙；台用大铳於中，而弓矢鸟铳助之於角。用大铳之处，旁设土筐，一以防铳，二以代堵……角之锐也，外洋法也。”
只是后来孙元化跟孙承宗不合，乃去职回京。
徐光启和孙元化从未忘却造台计划，之后若干年给皇帝疏凡二十余上。
后来汤若望为明廷造炮同时，受命对防御工事提建议。
鬼佬建言在京师城墙处修筑三角形堡垒，已获兵部赞同，却因“一位宦官和朝廷建筑顾问”的反对作罢。
理由是三角形在风水上利敌害己。
当时知晓棱堡的人不在少数，内地有传叫士介绍，闽广之人有赴南洋也多见。
万历年间，商人伍继彩在吕宋（菲律兵），闻买卖城（马尼啦）东门之“铳城”威力巨大，曾击死中国人数万，乃设法入内纵观。
伍氏继而偷运善于造铳台铳炮之闽人李姓父子回国，至北京投书兵部，欲立奇功而未果。
明末海外贸易最为活跃的闽南地区，也出现了名为“铳城”的防御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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