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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le的家庭结构很简单，近亲不过三个人，他的外公GerardBaker，母亲NicoleErasmus和妹妹Cheryl-AnnWalsh。我没写错，就是四个人四个姓氏，继承来的，或者结婚后改的。
Gerard很大年纪了，我不太清楚他的岁数，不过他曾经告诉过我，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他跟我一样属猴子。我们接触不多，但他可能是那三个人当中比较好相处的一个，而照Nicole的说法，他是老糊涂了。我猜他曾经也和菲兹杰拉德笔下的AnsonHunter相似，生活在旧年代的纽约，整个世界铺陈在面前，而他冷漠挑剔。不过现在，Gerard只喜欢漂亮简单的东西，爱吃又甜又软的食物，每年都要去温暖的地方度过整个冬天。为了照顾他的喜好，我们甚至考虑过到加勒比海地区办婚礼，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那是“电影演员和流行歌手偏爱的方式”，话出自Nicole之口，马上得到Cheryl-Ann和婚礼策划师的附议。
Nicole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读书，毕业之后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时间很短，差不多就是一年零两个月。发表过的文章做成一本精致的塑封册子，如今已是打趣说笑的话题，因为那些文章的主题大多是关于罢工、劳资问题和阶级冲突的。显然打那之后，她的生活方式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过，那段经历多少让她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之后她再也没有做过领薪水的工作，只在几个社团挂了主席或是秘书长的头衔，组织公益展览、慈善演出和拍卖会。
Cheryl-Ann的经历要简单得多。和Lyle一样，她出生在法国，在纽约长大，去纽黑文读的大学，毕业后跟着母亲做些社团工作。二十六岁的时候认识了在第四十七街做珠宝生意的南非人JacoWalsh。Jaco有两样东西很让她看重，有可能世袭的爵士头衔和肯定可以继承的钻石矿山。她花了一年半跟他结婚，七个月之后离婚，得到了论抽屉算的钻石和有色宝石。
不知道是谁说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专门帮人解决家庭问题的治疗师？还是社会学家？如果是后者，我爸应该更能理解这句话。他是社会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所二流大学的社会学老师，不过，就算是他，恐怕也很难想象，这样两个家庭如何“结合”。
当我说起我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医生的时候，Nicole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你母亲是哪方面的医生？”我老实回答：“遗传学。”而后笑着猜想，出现在Lyle和他家人脑海里的是怎样两个人——剑桥城那些穿花呢西服的学究，和权威干练的女医生？
而现实是，我爸四十岁评上副教授，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做过什么认认真真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旧是副职，在学校里上没什么人听的关于品德伦理的公共课。妈妈在一家区级妇产科医院混日子，靠几台进口仪器回答所有遗传学问题。他们住在上海内环边缘上一套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里，上班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就乘公共汽车。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生活的重心都是我，总是骄傲地在朋友和同事面前说起我。
我从没想过要粉饰什么，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妈妈胖了，但还是挺漂亮的。爸爸高大英俊，看起来比一般五十多岁的男人都要年轻，甚至还会说几句英语，九几年的时候来过一次美国，在密歇根做过学术访问。如果要与之结合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可能还会处的挺愉快的。不过，Lyle？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六日，当我爸我妈穿着一身簇新的行头出现在国际机场到达口的时候，他们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我，我也没有一下子认出他们。爸爸真的去BrooksBrothers26买了一件肘部镶有皮料的棕色花呢西装，妈妈系着丝巾化了妆。而那个时候，我打扮精致，怀孕已经三个半月，自己天天照镜子还不觉得，原来的衣服也都能穿，但肚子已经有点看得出来了。
我突然发现，他们熟悉的那个大大咧咧、穿着随便的女儿和Lyle眼里的我并不相同。我不是个做作的人，但却不能保证从来没有在那个清高、优雅、可望而不可即的人面前，不自觉地粉饰过自己。就好像爸妈，我从来没有说过，或者暗示过要他们注意打扮，他们还是心照不宣地穿得比任何时候都体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个问题，在两周之后就要开始的朝夕相处的新生活里，这恐怕是个问题。
Lyle站在我身边，表示了欢迎，接过行李车。爸爸那几句应酬的话一定是练了一会儿了，妈妈一边说头疼，一边朝我的肚子瞟了几眼，一只胳膊搂着我，在我肩膀上拍了拍。四个人，加上行李，那天很“自然”地用了一辆加长轿车。车子直接开到酒店，那个地方是在公园大道和第三十八街的交界处，没有前台，除了底楼设有餐厅和休息室，那里看上去更像一栋高级公寓。Lyle预定的是顶楼的一个套间，有两个卧室、两个独立起坐间，和一个可以眺望曼哈顿夜景的大阳台。我的一些东西已经放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两个礼拜之后，我将从这里出嫁。一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侍者向我们介绍：“房间里的灯光可以准确模拟烛光柔和温暖的效果，床单枕套是波纹图案的本色亚麻布，洗漱用品都是欧舒丹的，还有专属管家服务……”
所有东西都似乎好得出乎想象，好得叫人不自在。加上语言障碍和别的一些什么，谈话进行得有些吃力。我借口下午要选酒，还要确定婚宴的菜单，两点不到的时候就跟Lyle一起离开了，好让爸妈也自在一点，休息休息。走之前，妈妈轻声问我：“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我问她的吗？或者她是在问怀孕的感觉？我含含糊糊地回答：“蛮好蛮好。”就告辞走了。>
Lyle的家庭结构很简单，近亲不过三个人，他的外公GerardBaker，母亲NicoleErasmus和妹妹Cheryl-AnnWalsh。我没写错，就是四个人四个姓氏，继承来的，或者结婚后改的。
Gerard很大年纪了，我不太清楚他的岁数，不过他曾经告诉过我，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他跟我一样属猴子。我们接触不多，但他可能是那三个人当中比较好相处的一个，而照Nicole的说法，他是老糊涂了。我猜他曾经也和菲兹杰拉德笔下的AnsonHunter相似，生活在旧年代的纽约，整个世界铺陈在面前，而他冷漠挑剔。不过现在，Gerard只喜欢漂亮简单的东西，爱吃又甜又软的食物，每年都要去温暖的地方度过整个冬天。为了照顾他的喜好，我们甚至考虑过到加勒比海地区办婚礼，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那是“电影演员和流行歌手偏爱的方式”，话出自Nicole之口，马上得到Cheryl-Ann和婚礼策划师的附议。
Nicole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读书，毕业之后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时间很短，差不多就是一年零两个月。发表过的文章做成一本精致的塑封册子，如今已是打趣说笑的话题，因为那些文章的主题大多是关于罢工、劳资问题和阶级冲突的。显然打那之后，她的生活方式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过，那段经历多少让她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之后她再也没有做过领薪水的工作，只在几个社团挂了主席或是秘书长的头衔，组织公益展览、慈善演出和拍卖会。
Cheryl-Ann的经历要简单得多。和Lyle一样，她出生在法国，在纽约长大，去纽黑文读的大学，毕业后跟着母亲做些社团工作。二十六岁的时候认识了在第四十七街做珠宝生意的南非人JacoWalsh。Jaco有两样东西很让她看重，有可能世袭的爵士头衔和肯定可以继承的钻石矿山。她花了一年半跟他结婚，七个月之后离婚，得到了论抽屉算的钻石和有色宝石。
不知道是谁说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专门帮人解决家庭问题的治疗师？还是社会学家？如果是后者，我爸应该更能理解这句话。他是社会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所二流大学的社会学老师，不过，就算是他，恐怕也很难想象，这样两个家庭如何“结合”。
当我说起我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医生的时候，Nicole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你母亲是哪方面的医生？”我老实回答：“遗传学。”而后笑着猜想，出现在Lyle和他家人脑海里的是怎样两个人——剑桥城那些穿花呢西服的学究，和权威干练的女医生？
而现实是，我爸四十岁评上副教授，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做过什么认认真真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旧是副职，在学校里上没什么人听的关于品德伦理的公共课。妈妈在一家区级妇产科医院混日子，靠几台进口仪器回答所有遗传学问题。他们住在上海内环边缘上一套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里，上班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就乘公共汽车。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生活的重心都是我，总是骄傲地在朋友和同事面前说起我。
我从没想过要粉饰什么，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妈妈胖了，但还是挺漂亮的。爸爸高大英俊，看起来比一般五十多岁的男人都要年轻，甚至还会说几句英语，九几年的时候来过一次美国，在密歇根做过学术访问。如果要与之结合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可能还会处的挺愉快的。不过，Lyle？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六日，当我爸我妈穿着一身簇新的行头出现在国际机场到达口的时候，他们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我，我也没有一下子认出他们。爸爸真的去BrooksBrothers26买了一件肘部镶有皮料的棕色花呢西装，妈妈系着丝巾化了妆。而那个时候，我打扮精致，怀孕已经三个半月，自己天天照镜子还不觉得，原来的衣服也都能穿，但肚子已经有点看得出来了。
我突然发现，他们熟悉的那个大大咧咧、穿着随便的女儿和Lyle眼里的我并不相同。我不是个做作的人，但却不能保证从来没有在那个清高、优雅、可望而不可即的人面前，不自觉地粉饰过自己。就好像爸妈，我从来没有说过，或者暗示过要他们注意打扮，他们还是心照不宣地穿得比任何时候都体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个问题，在两周之后就要开始的朝夕相处的新生活里，这恐怕是个问题。
Lyle站在我身边，表示了欢迎，接过行李车。爸爸那几句应酬的话一定是练了一会儿了，妈妈一边说头疼，一边朝我的肚子瞟了几眼，一只胳膊搂着我，在我肩膀上拍了拍。四个人，加上行李，那天很“自然”地用了一辆加长轿车。车子直接开到酒店，那个地方是在公园大道和第三十八街的交界处，没有前台，除了底楼设有餐厅和休息室，那里看上去更像一栋高级公寓。Lyle预定的是顶楼的一个套间，有两个卧室、两个独立起坐间，和一个可以眺望曼哈顿夜景的大阳台。我的一些东西已经放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两个礼拜之后，我将从这里出嫁。一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侍者向我们介绍：“房间里的灯光可以准确模拟烛光柔和温暖的效果，床单枕套是波纹图案的本色亚麻布，洗漱用品都是欧舒丹的，还有专属管家服务……”
所有东西都似乎好得出乎想象，好得叫人不自在。加上语言障碍和别的一些什么，谈话进行得有些吃力。我借口下午要选酒，还要确定婚宴的菜单，两点不到的时候就跟Lyle一起离开了，好让爸妈也自在一点，休息休息。走之前，妈妈轻声问我：“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我问她的吗？或者她是在问怀孕的感觉？我含含糊糊地回答：“蛮好蛮好。”就告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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