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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6年，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去世，太子魏击(魏武侯，？—公元前371年)即位，任田文为宰相。大臣吴起大不自在，当面质问田文说：“我和你比一比功劳如何？”田文回答说：“可以!”吴起说：“统帅三军，使士卒乐于效命，敌国不敢窥边，你和我比，如何？”田文摇了摇头：“不如。”吴起又说：“治理百官，使人民亲附，国库充实，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摇了招头：“不如。”吴起说：“把守西河，使秦国不敢东进，韩、赵俯首听命，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摇了摇头：“不如。”吴起说：“你样样都不如我，你当宰相，居我之上，是何道理？”田文说：“如今，先君辞世，新君年少，全国犹豫观望，大臣尚未归附，百姓还不信任。在这个时候，宰相是你干好，还是我干好？”吴起沉吟半天，说：“还是你干好!”
论才能功绩，田文自愧不如；论当宰相，吴起甘拜下风。这个事实，值得后人深思。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实：某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的才华，也谈不上有赫赫功业，但宰相的位置却非他莫属。这里，除掉其他因素不谈，个人的素质不容忽视。
宰相不但应有一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心术与器量，我们称之为“宰相器度”。
一、镇国家、抚百姓是宰相的责任
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在位。即位初期，有丞相两人：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汉代以右为上，故周勃位在陈平之上。一日上朝，文帝问周勃：“一年之中，审判案件多少？”周勃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之中，国家出入钱谷多少？”周勃更加恐慌，无奈地说：“不知道。”文帝的几次垂问，急得周勃汗流浃背，深感惭愧。文帝转问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却回答说：“各有主管部门。”文帝又问：“主管部门是哪些？”陈平回答：“如问审判案件，则问廷尉；如问钱谷多少，就问治粟内史。”文帝说：“既然各有主管部门，做宰相又有何事？”陈平说：宰相的职掌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文帝称善。在这里，陈平勾画出宰相的四大任务：一是根据四时变化，安排国家事务；二是镇抚四夷诸侯，和平相处；三是使百姓亲附，服从统治；四是协调各个部门各尽其职。总之，宰相是整个国家机构的主持者，不是个别部门的管事人，所以宰相只管方针政策，不亲细务。汉宣帝时，丙吉(？—公元前55年)为宰相。一日，丙吉驾车从长安大街穿行，途中，看到众人在打架斗殴，大街上死伤遍地，丙吉不予理睬，驾车疾驰而过。后来，丙吉路过城门附近，看到有人追赶耕牛，累得气喘吁吁，丙吉立刻停下车来，询问追赶耕牛走了多少路程。众人斗殴死伤，丙吉视而不见；耕牛喘气，他倒关怀备至，随从人员表示不能理解。丙吉说：“街头打架斗殴，是长安县令、京兆尹(首都市长)的事情，长安令和京兆尹称职与否，自有年终的考核来施行赏罚。而如今还是春季，天气又不太热，耕牛喘气不止，是否气节反常，如果气节反常，就大有伤害了。宰相的职任是‘调节阴阳’，耕牛喘气事关大局，宰相理当过问。丙吉的行为是否过当姑且不论，但它说明一个原则：作为宰相要顾全大局，要站得高、看得远，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利害得失，不为繁琐的事务所纠缠。“居庙堂之上，念及江湖之远”，才是宰相的本务，现举数例如下说明其要。
公元前207年，刘邦大军自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突入关中，大破秦军，攻占咸阳。诸将争先恐后分掠金银财宝，只有萧何(？—公元前193年)急忙赶到档案库中，收集秦朝的律令图籍，借以全面了解全国的土地户口、人民疾苦、经济状况、关卡要塞，为将来统一全国作准备。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一举消灭东方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全国统一形势已渐明朗。大军进驻洛阳，所有功臣名将静待行赏，分割财富，只有房玄龄忙于结纳东方的“英雄豪杰”，纳入秦王幕府，为夺取大唐帝国政权作准备。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大片土地沦入少数民族统治者之手，这时西晋的一位皇室成员司马睿(公元276年—公元322年)以安东将军的名义移驻江南，驻守建康(今南京)。西晋灭亡，北方全部沦陷，司马睿在建康称帝，但实际上他是既无实力又缺乏声望的光杆司令。原东吴以来的江东豪门大族有土地，有人口，有私家武装，实力不可动摇。同时，北方的豪门大族带领他们的宗族部曲源源而来，他们有威望，也有实力，这些南北士族才是有实力的群体。如何把这些有实力的人物联合起来，团结在司马睿的旗帜之下，建立政权，以便和北方落后民族抗衡，才是眼前至关重要的大局。司马睿的宰相王导(公元276年—公元339年)积极活动，一切举动都是围绕这个大局，东晋政权终于在江南站稳了脚跟。但自此以后，偏偏有许多朝臣不理解这个大局，两只眼睛只盯着这些豪门士族广占田园、隐庇户口、违法乱纪，时时想通过整顿“纲纪”，争权夺利，排挤王导，但结果却是战乱频仍，且多以失败而告终。有人询问当时的名士殷羡：“王导有何功绩可言？”殷羡答道：“王导的功绩无足称道。但他三次上台，三次国家稳定；三次下台，三次国家动乱。”王导自己也曾说“人们都说我愦愦(糊涂)，但将来你们终究会怀念我这个‘愦愦’”。王导正是利用他的“愦愦”，对豪门贵族大节不变，小事不论，维持了豪门士族间、士族与皇室之间的平衡。一旦有人有能力彻底澄清吏治，这个平衡就遭到破坏，东晋王朝就摇摇欲坠了，历史就是如此演进着。
唐朝中期，有位李泌(公元722年—公元789年)，是唐玄宗的太子李亨(肃宗，公元711年—公元762年)的密友。学问深厚，见解超群，但自称是道教信徒，往来名山之间，不慕权贵。“安史之乱”后，国家多难，每当皇室危难之时，李泌便出现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调和矛盾。安禄山叛变，进军关中，攻占长安，唐玄宗南逃四川，唐王朝危在旦夕。太子李亨率少数部众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自立为帝。这时，李泌投奔到李亨身旁，他认为“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李泌建议李亨不要急于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应利用敌人自长安至范阳(今北京)战线数千里的弱点，由李光弼(公元708年—公元764年)统军自今山西太原出井陉(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的隘口)骚扰敌人后防，由郭子仪(公元697年—公元781年)率众入今山西南端摆出进攻洛阳的姿态，皇室军队活动在长安外围，各路交互出击。“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让他来回奔跑，使其疲惫不堪，然后派大军沿长城一线东进，和李光弼合力直捣敌人巢穴，战事不过两年即可结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是极其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是，李亨只看到大军已集，急于回长安过他的宫廷生活，还是派兵攻取了长安。叛军收缩了战线，双方陷入残酷的拉锯战，又延续了六年之久，唐朝才平定了叛乱，且留下河北三镇半独立状态的后果。后来，李泌受宦官及... -->>
公元前396年，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去世，太子魏击(魏武侯，？—公元前371年)即位，任田文为宰相。大臣吴起大不自在，当面质问田文说：“我和你比一比功劳如何？”田文回答说：“可以!”吴起说：“统帅三军，使士卒乐于效命，敌国不敢窥边，你和我比，如何？”田文摇了摇头：“不如。”吴起又说：“治理百官，使人民亲附，国库充实，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摇了招头：“不如。”吴起说：“把守西河，使秦国不敢东进，韩、赵俯首听命，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摇了摇头：“不如。”吴起说：“你样样都不如我，你当宰相，居我之上，是何道理？”田文说：“如今，先君辞世，新君年少，全国犹豫观望，大臣尚未归附，百姓还不信任。在这个时候，宰相是你干好，还是我干好？”吴起沉吟半天，说：“还是你干好!”
论才能功绩，田文自愧不如；论当宰相，吴起甘拜下风。这个事实，值得后人深思。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实：某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的才华，也谈不上有赫赫功业，但宰相的位置却非他莫属。这里，除掉其他因素不谈，个人的素质不容忽视。
宰相不但应有一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心术与器量，我们称之为“宰相器度”。
一、镇国家、抚百姓是宰相的责任
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在位。即位初期，有丞相两人：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汉代以右为上，故周勃位在陈平之上。一日上朝，文帝问周勃：“一年之中，审判案件多少？”周勃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之中，国家出入钱谷多少？”周勃更加恐慌，无奈地说：“不知道。”文帝的几次垂问，急得周勃汗流浃背，深感惭愧。文帝转问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却回答说：“各有主管部门。”文帝又问：“主管部门是哪些？”陈平回答：“如问审判案件，则问廷尉；如问钱谷多少，就问治粟内史。”文帝说：“既然各有主管部门，做宰相又有何事？”陈平说：宰相的职掌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文帝称善。在这里，陈平勾画出宰相的四大任务：一是根据四时变化，安排国家事务；二是镇抚四夷诸侯，和平相处；三是使百姓亲附，服从统治；四是协调各个部门各尽其职。总之，宰相是整个国家机构的主持者，不是个别部门的管事人，所以宰相只管方针政策，不亲细务。汉宣帝时，丙吉(？—公元前55年)为宰相。一日，丙吉驾车从长安大街穿行，途中，看到众人在打架斗殴，大街上死伤遍地，丙吉不予理睬，驾车疾驰而过。后来，丙吉路过城门附近，看到有人追赶耕牛，累得气喘吁吁，丙吉立刻停下车来，询问追赶耕牛走了多少路程。众人斗殴死伤，丙吉视而不见；耕牛喘气，他倒关怀备至，随从人员表示不能理解。丙吉说：“街头打架斗殴，是长安县令、京兆尹(首都市长)的事情，长安令和京兆尹称职与否，自有年终的考核来施行赏罚。而如今还是春季，天气又不太热，耕牛喘气不止，是否气节反常，如果气节反常，就大有伤害了。宰相的职任是‘调节阴阳’，耕牛喘气事关大局，宰相理当过问。丙吉的行为是否过当姑且不论，但它说明一个原则：作为宰相要顾全大局，要站得高、看得远，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利害得失，不为繁琐的事务所纠缠。“居庙堂之上，念及江湖之远”，才是宰相的本务，现举数例如下说明其要。
公元前207年，刘邦大军自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突入关中，大破秦军，攻占咸阳。诸将争先恐后分掠金银财宝，只有萧何(？—公元前193年)急忙赶到档案库中，收集秦朝的律令图籍，借以全面了解全国的土地户口、人民疾苦、经济状况、关卡要塞，为将来统一全国作准备。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一举消灭东方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全国统一形势已渐明朗。大军进驻洛阳，所有功臣名将静待行赏，分割财富，只有房玄龄忙于结纳东方的“英雄豪杰”，纳入秦王幕府，为夺取大唐帝国政权作准备。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大片土地沦入少数民族统治者之手，这时西晋的一位皇室成员司马睿(公元276年—公元322年)以安东将军的名义移驻江南，驻守建康(今南京)。西晋灭亡，北方全部沦陷，司马睿在建康称帝，但实际上他是既无实力又缺乏声望的光杆司令。原东吴以来的江东豪门大族有土地，有人口，有私家武装，实力不可动摇。同时，北方的豪门大族带领他们的宗族部曲源源而来，他们有威望，也有实力，这些南北士族才是有实力的群体。如何把这些有实力的人物联合起来，团结在司马睿的旗帜之下，建立政权，以便和北方落后民族抗衡，才是眼前至关重要的大局。司马睿的宰相王导(公元276年—公元339年)积极活动，一切举动都是围绕这个大局，东晋政权终于在江南站稳了脚跟。但自此以后，偏偏有许多朝臣不理解这个大局，两只眼睛只盯着这些豪门士族广占田园、隐庇户口、违法乱纪，时时想通过整顿“纲纪”，争权夺利，排挤王导，但结果却是战乱频仍，且多以失败而告终。有人询问当时的名士殷羡：“王导有何功绩可言？”殷羡答道：“王导的功绩无足称道。但他三次上台，三次国家稳定；三次下台，三次国家动乱。”王导自己也曾说“人们都说我愦愦(糊涂)，但将来你们终究会怀念我这个‘愦愦’”。王导正是利用他的“愦愦”，对豪门贵族大节不变，小事不论，维持了豪门士族间、士族与皇室之间的平衡。一旦有人有能力彻底澄清吏治，这个平衡就遭到破坏，东晋王朝就摇摇欲坠了，历史就是如此演进着。
唐朝中期，有位李泌(公元722年—公元789年)，是唐玄宗的太子李亨(肃宗，公元711年—公元762年)的密友。学问深厚，见解超群，但自称是道教信徒，往来名山之间，不慕权贵。“安史之乱”后，国家多难，每当皇室危难之时，李泌便出现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调和矛盾。安禄山叛变，进军关中，攻占长安，唐玄宗南逃四川，唐王朝危在旦夕。太子李亨率少数部众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自立为帝。这时，李泌投奔到李亨身旁，他认为“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李泌建议李亨不要急于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应利用敌人自长安至范阳(今北京)战线数千里的弱点，由李光弼(公元708年—公元764年)统军自今山西太原出井陉(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的隘口)骚扰敌人后防，由郭子仪(公元697年—公元781年)率众入今山西南端摆出进攻洛阳的姿态，皇室军队活动在长安外围，各路交互出击。“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让他来回奔跑，使其疲惫不堪，然后派大军沿长城一线东进，和李光弼合力直捣敌人巢穴，战事不过两年即可结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是极其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是，李亨只看到大军已集，急于回长安过他的宫廷生活，还是派兵攻取了长安。叛军收缩了战线，双方陷入残酷的拉锯战，又延续了六年之久，唐朝才平定了叛乱，且留下河北三镇半独立状态的后果。后来，李泌受宦官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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