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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谓道家老学在王弼处体现了道体的作用上的保存者即此义也，即在一作用的姿态中出现了道家老学的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者[6]。是以哲学史上对于王弼哲学的义理定位即为其在曹魏政权的道德隳败中主张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这就是说作为在“万物宗主”的抽象特征中转出的本体原理的母者本者，它在本体论上的定位是一个姿态上的贵无主义，是一个在作用的特征中的本体原理之义。但是在道德目的性的本体论原理的哲学问题中，王弼并不能拒绝儒家的圣智仁义之伦理德目，于是王弼哲学中从人生哲学进路以见出的本体论原理者便又有了两个型态的并举，即其一为作用姿态上的贵无主义与终极道德目的上的仁义原理者两项，前者代表自然，后者代表名教。如此才可能完整地架构王弼注＜老＞中的形上学本体论的基本诠释模型中的本体论观念。六、王弼于周易略例中的观念重点： 1、＜明彖＞中的主要观念在于指出：彖辞即卦辞，是说明每一个卦的主旨的文句，天下事务皆有宗主有根元，万事万物由此定之，一卦六爻亦然，或为三爻卦之中爻为主，或为六爻卦之单阴或单阳之爻，当然也有全卦卦义非以爻定者，则为由上下两卦之卦体上取义者。无论如何，在每一卦中皆需显现一个义理的主旨出来，以作为一个情境的统率。 2、＜明爻通变＞中指出：爻者言乎变，变则以情伪主之，非数之所求得全也，一切人事情境的错综复杂实系于人心之感合与否，绝非数算可推者，爻的作用便是呈显这样的人心变化之情状。 3、这些变化虽然不能以数的演算而定之，但是却不妨碍其在人事关系的论理中予以若干的原则上地掌握，其即由时位观中见出的乘承上下远近内外诸事者，这便是＜明卦适变通爻＞一文中所述之主旨。 4、在＜明象＞文中，对于卦爻象的譬喻及符号系统明确地指出是根据意及情而定之者，因此否定了汉易的互体卦变诸说。 5、＜辩位＞篇强调对于位的讨论，初六视终始而非位，中四爻论尊卑而成位，其亦为爻位辩情伪贵贱之处所。七、由周易略例中所显现的方法论观点： 由以上所述重点，我们可以见出王弼所提出的实在是一个关于“周易体例”的看法[7]，而不是一个周易价值哲学的形上根据之重新界定。由周易略例中言于彖者、象者、爻者、变者、位者之诸文中，我们可以见出王弼作为一位＜周易＞的读者及诠释者，他所关切的问题是＜周易＞经文中的文句义理的合理的解释的问题，即六十四卦的卦辞及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在卦理爻变的＜周易＞经文结构中到底应该怎么理解的问题，事实摆在眼前的是，这许多的文字本身表述了繁多的人事情境，这一切的关于人事情境的文句的义理的根源是来自于象数符号系统的定数呢还是来自于人事情境的体悟而定位呢？王弼采取了后一种看法，理由是人事情境的情伪变化本身的繁复性远大于数算的计测的可能性，而且直接透过经文中卦爻辞在六爻位的变化乘承应违关系中已可见出道理，于是王弼拒绝象数易的思维模式，全经之注释皆由爻位彼此之间的阴阳刚柔乘承远近内外初上等位与位的关系中见出道理，而这些时位的关系中所显现的变化之道全等同于其作用于人心上的反应结果，于是产生在人心上的情伪变化就发展成了卦爻辞的文句义理。 就此而言，王弼注易全然不重视六十四卦的阴阳爻象的任何象数学上的关系，亦即一切关乎宇宙论思维的认识进路皆为其所排除，如此则序卦即无意义，六十四卦只是六十四套人事情境的教材，卦序的排列并没有任何义理上的意义，于是一切藉由卦序以论宇宙发生说及气候占变说的宇宙论进路的易学诠释体系皆成了无用之物。六十四卦并不以一个整体存在界的尽全的表述系统的身份而成为形上学思维的对象，六十四卦只能以进行在卦象及爻位中的人心感应和合之情状来反映认识情境的复杂多变及为人处世的应对之道，于是六十四套生活教材所能呈现的形上学思维便只有反映在人心逆顺之际的人性情质了，于是王弼易学诠释学的方法论依据便是以他个人人事体验的情意认知为根本，当然这背后仍有一个价值心灵，即应仍为儒门易之价值心灵者，至于易道开合之际的形上原理则是易道自身的原理，则暂与王弼易学诠释学的方法论思维无关。八、对王弼周易略例的方法论之探讨 当代易学工作者即以此称说王弼易学方法论乃一以玄学入易学之道，或以道家解易之说〔[8]〕。我们以为，王弼表现在老子诠释的方法论上的思维其实并没有怎样地过渡到易学诠释中来，王弼在老子诠释的义理推演中重视的是理解与解释老学的工作，他所找到的万物宗主的本体论思维及崇本息末的功夫论思维都是对准老子理解的准确的认识进路，但是在易学诠释的哲理思惟上，王弼依然是依据着易学哲理本身的逻辑来建立命题，义理派的解易进路是易学思想内涵中的本有已具之事，义理派的解易思维中重视的是人事情境的辩证关系这也是解易的原型思维，也是王弼所重者，易以时位之变合来展现世界现象与人事情境的真实，这是易经原作的本来精神，所争者只在其中的推合析解之际是否依据一套象数计测原理，亦或一套价值系统。就易为卜筮之书而言，寻求卦爻辞的占筮的活动当然是一套象数计测的过程，此非所论。但是卦爻辞据于卦爻象中的辞义的得获，即可论争为是一套基于六十四卦卦爻象整体的象数推测而得者亦或是基于该象的时位乘承内外远近等关系配合人心情伪之反映而定出者。就前者言，是一个宇宙论进路的思维，就后者言，是一个人性论进路的思维，亦即本体论进路的思维。前者挂搭于六十四卦的整体象数中进行卦变互体诸术以定道理，理论上已预设了天下道理尽在此数中，是一个宇宙论的思维模式。后者即在一卦之当下境域中情伪激荡人心变作，道理全在人心惟微之中，六十四个情境只是一个演例，人事的纷纭宇宙之奥秘仍在无尽之数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仅显微例，理论上并不预设人事已尽，易经全书只是发人幽隐的思维参考，乃是一个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我们从王弼解易之作中所看到的方法，全为王弼体贴人事假合时位而定道理的心路历程，这个人性思维的体贴即全为易经卦爻辞本身所示的基本思路，王弼并未离开周易作者的心灵，而另创人事情景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个思易解易背后的价值体系仍为表现在周易经文本身的观点思考，基本上是周易自身所具的儒家思维，这个思维才是易学本体论思维中在于价值问题上的定位，基本上符合原始儒家的基调，在这个基础上并未多见有道家老学的价值信念之混淆，因此我们从王弼注易解易的方法论依据的问题来重新检视王弼易学方法论时，王弼以人心感合的情伪变诈来作为易学方法论的思维原理，这才是整个王弼易学方法论的检讨重点。 就此而言，王弼毫无疑问的更是一个本体论哲学问题意识忧位的理论性格，王弼无意于将易经卦爻象构作为宇宙论的律则体系，亦不以此作为经文义理的注解依据，周易本身是一部什么样的着作是一回事，王弼将周易视为一部什么样的着作是另一回事，显然王弼将周易视为一部人生智慧的宝典，经文中充满人事情境的处理建言，建言的背后是一套儒家的价值信念体系，王弼并未玄学化地处理之，而所谓玄学化地处理之亦未必即为在本体论的价值标的问题上采取了反道德的哲学思路，玄学思维所处理的本体论问题多为本体与现象关系的抽象思维，其与价值标的的本体论问题无涉。 本体论思考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亦思考本体的价值义涵亦思考宇宙的终极目的等问题，问题不同范畴不同或有交涉或无相干，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重新重视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方法论思考，王弼并未改变表现在周易经文背后的价值信念，他只是在周易作为一部什么样的着作的问题上采取了看法，在这样的看法的背后所得以开创的哲学形上学问题便是一个价值本体的型态取舍，王弼并未选择了否定儒家道德意识的本体价值，于是在这个基调上的诠释结果，所能论争的只是王弼对于人心顺逆藉由卦爻时位的表现之道的体贴理解的深度与准确性的问题了，王弼既未将周易经文视为宇宙论的整体存在界的尽全的掌握系统，则即不能以王弼由人心解易之作中便视其有本体论的心性化生天地的论断，即以王弼为唯心论之说者。王弼毋宁只是在儒家价值信念的背景下注解了经文中的义理思维，并未建立不同于儒家哲学的本体论的价值观，亦即王弼并未建立具有哲学创作意义的新的本体论思维，只能说视王弼将过去藉由易学注解而构作宇宙论系统的工作方式给改变了，王弼注易只重人事，人事奥秘仍在难定之数，那个难定之数的宇宙论思维的世界整体的形上学问题，王弼注易中并未将之提起，所以王弼注易只有方法的问题，而没有方法论的问题，王弼注老有方法论的问题，但是那个以万物宗主为无形无名的贵无特征，并没有在周易体例问题之外侵占了周易的价值心灵。九、结论 朱伯崑教授引黄宗羲言曰：“明末黄宗羲评论说：“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是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顾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扩清之功，不可泯也。”（象数论序）”又说：“黄氏认为，王弼易学“何曾笼络玄旨”这是误解。”〔[9]〕我们则认为，黄宗羲并没有误解，朱教授谓其误解主要是对于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区别的看法有别之故，王弼注老中所出现的统宗会元之方法论观点，是一个本体论哲学问题中本体与现象关系的抽象思辨的认识进路下的观点，以这样的观点来说明周易体例中一卦之卦辞为一卦之统宗会元之主旨者，亦或以乾坤两卦为天地之所以然之理是用形者也，这并没有把所谓的玄学本体论汇入易学的解释体系中，卦辞在一卦中本来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乾坤两卦在文言传中亦早已是这样的角色，如果说王弼在注易中通篇皆以贵无说的操作智慧来诠解易经经文，那么我们可以说王弼确有以玄学解易的态度，然而观于王弼注易全文，其皆为在义理之本当处作出注解，并未将具有价值判断的贵无思维强行贯入注易之文中。总之，王弼哲学的方法论思维，就其表现在对于老子注解之作品中者，乃是开拓了本体论哲学中抽象思辨的认识进路一路者，就其在周易注解之作中者，则是平实地作着文句义疏的工作，其重义理诠解的周易体例观在当时虽然确实极有易学哲学史的划时代意义，但是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却并无新意，他只是采取了过去的人已经有过的一种注易方式而已，论者不必过于强调其注易之作的玄学化色彩。 如果从基本哲学问题研究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玄学学理究竟是在处理什么问题？它在价值问题上如何作为魏晋时人政治关怀下的义理根据？能否成功？魏晋时人确实有政治关怀下的价值心灵，亦确实有玄学思维的义理建构，但是在哲学方法论的检视下他们的理论构作是否成功？从王弼例举的本体论哲学的抽象思辨之认识进路能否为价值命题的理论根据？隋唐宋明所走的心性论思维之路，是否较为可行？又如何而较为可行？我们认为这才是从哲学研究的角度应该探究的主题。 ------------------------------------ [1]：这是作者近年来所提出的一个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新的工作方法，是基于一套方法论观点下的对于中国哲学作品的诠释模型，该方法乃见于作者近期之诸多专业论文中，可参见＜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发表于哲学杂志，一九九八年八月号，台北业强出版社。 [3]：参见拙着反者道之动上篇第二章第三章。台北鸿泰。 [4]：参见注一。 [5]：参见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篇任继愈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6]：参见才性与玄理、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着，台北学生书局。 [7]：朱伯崑先生言：“王弼注解周易，特别是注经文部份，提出若干体例，认为这些体例，体现了周易的基本精神。其周易略例一书，就是讲他对周易体例的理解，实际上代表他的易学观。───略例的内容，主要讲易学问题，但也渗入了其玄学观点。”参见易学哲学史第一册朱伯昆着，页294。台北蓝灯。我们要强调王弼讲的是周易的体例，就是要强调体例非方法论的问题，王弼可能并没有在周易注解的理论工作中提出创新的方法论观点出来，甚至未必有将他在注老之作中所建立的方法论观点转用至周易注解中，这是本文之作所欲探究的重要问题。 [8]：朱伯崑先生言：“总之，王弼通过对周易体例一爻为主的解释，最终引出其贵无论的玄学理论。这正是玄学家解易的特征之一。于世界之外，寻找世界的统一性，实际上是从思维中引出世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这是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以此种观点解释筮法中的体例，则是一种唯心主义说法。”参见前书。页295。 [9]：参见前书，页333。
先生谓道家老学在王弼处体现了道体的作用上的保存者即此义也，即在一作用的姿态中出现了道家老学的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者[6]。是以哲学史上对于王弼哲学的义理定位即为其在曹魏政权的道德隳败中主张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这就是说作为在“万物宗主”的抽象特征中转出的本体原理的母者本者，它在本体论上的定位是一个姿态上的贵无主义，是一个在作用的特征中的本体原理之义。但是在道德目的性的本体论原理的哲学问题中，王弼并不能拒绝儒家的圣智仁义之伦理德目，于是王弼哲学中从人生哲学进路以见出的本体论原理者便又有了两个型态的并举，即其一为作用姿态上的贵无主义与终极道德目的上的仁义原理者两项，前者代表自然，后者代表名教。如此才可能完整地架构王弼注＜老＞中的形上学本体论的基本诠释模型中的本体论观念。六、王弼于周易略例中的观念重点： 1、＜明彖＞中的主要观念在于指出：彖辞即卦辞，是说明每一个卦的主旨的文句，天下事务皆有宗主有根元，万事万物由此定之，一卦六爻亦然，或为三爻卦之中爻为主，或为六爻卦之单阴或单阳之爻，当然也有全卦卦义非以爻定者，则为由上下两卦之卦体上取义者。无论如何，在每一卦中皆需显现一个义理的主旨出来，以作为一个情境的统率。 2、＜明爻通变＞中指出：爻者言乎变，变则以情伪主之，非数之所求得全也，一切人事情境的错综复杂实系于人心之感合与否，绝非数算可推者，爻的作用便是呈显这样的人心变化之情状。 3、这些变化虽然不能以数的演算而定之，但是却不妨碍其在人事关系的论理中予以若干的原则上地掌握，其即由时位观中见出的乘承上下远近内外诸事者，这便是＜明卦适变通爻＞一文中所述之主旨。 4、在＜明象＞文中，对于卦爻象的譬喻及符号系统明确地指出是根据意及情而定之者，因此否定了汉易的互体卦变诸说。 5、＜辩位＞篇强调对于位的讨论，初六视终始而非位，中四爻论尊卑而成位，其亦为爻位辩情伪贵贱之处所。七、由周易略例中所显现的方法论观点： 由以上所述重点，我们可以见出王弼所提出的实在是一个关于“周易体例”的看法[7]，而不是一个周易价值哲学的形上根据之重新界定。由周易略例中言于彖者、象者、爻者、变者、位者之诸文中，我们可以见出王弼作为一位＜周易＞的读者及诠释者，他所关切的问题是＜周易＞经文中的文句义理的合理的解释的问题，即六十四卦的卦辞及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在卦理爻变的＜周易＞经文结构中到底应该怎么理解的问题，事实摆在眼前的是，这许多的文字本身表述了繁多的人事情境，这一切的关于人事情境的文句的义理的根源是来自于象数符号系统的定数呢还是来自于人事情境的体悟而定位呢？王弼采取了后一种看法，理由是人事情境的情伪变化本身的繁复性远大于数算的计测的可能性，而且直接透过经文中卦爻辞在六爻位的变化乘承应违关系中已可见出道理，于是王弼拒绝象数易的思维模式，全经之注释皆由爻位彼此之间的阴阳刚柔乘承远近内外初上等位与位的关系中见出道理，而这些时位的关系中所显现的变化之道全等同于其作用于人心上的反应结果，于是产生在人心上的情伪变化就发展成了卦爻辞的文句义理。 就此而言，王弼注易全然不重视六十四卦的阴阳爻象的任何象数学上的关系，亦即一切关乎宇宙论思维的认识进路皆为其所排除，如此则序卦即无意义，六十四卦只是六十四套人事情境的教材，卦序的排列并没有任何义理上的意义，于是一切藉由卦序以论宇宙发生说及气候占变说的宇宙论进路的易学诠释体系皆成了无用之物。六十四卦并不以一个整体存在界的尽全的表述系统的身份而成为形上学思维的对象，六十四卦只能以进行在卦象及爻位中的人心感应和合之情状来反映认识情境的复杂多变及为人处世的应对之道，于是六十四套生活教材所能呈现的形上学思维便只有反映在人心逆顺之际的人性情质了，于是王弼易学诠释学的方法论依据便是以他个人人事体验的情意认知为根本，当然这背后仍有一个价值心灵，即应仍为儒门易之价值心灵者，至于易道开合之际的形上原理则是易道自身的原理，则暂与王弼易学诠释学的方法论思维无关。八、对王弼周易略例的方法论之探讨 当代易学工作者即以此称说王弼易学方法论乃一以玄学入易学之道，或以道家解易之说〔[8]〕。我们以为，王弼表现在老子诠释的方法论上的思维其实并没有怎样地过渡到易学诠释中来，王弼在老子诠释的义理推演中重视的是理解与解释老学的工作，他所找到的万物宗主的本体论思维及崇本息末的功夫论思维都是对准老子理解的准确的认识进路，但是在易学诠释的哲理思惟上，王弼依然是依据着易学哲理本身的逻辑来建立命题，义理派的解易进路是易学思想内涵中的本有已具之事，义理派的解易思维中重视的是人事情境的辩证关系这也是解易的原型思维，也是王弼所重者，易以时位之变合来展现世界现象与人事情境的真实，这是易经原作的本来精神，所争者只在其中的推合析解之际是否依据一套象数计测原理，亦或一套价值系统。就易为卜筮之书而言，寻求卦爻辞的占筮的活动当然是一套象数计测的过程，此非所论。但是卦爻辞据于卦爻象中的辞义的得获，即可论争为是一套基于六十四卦卦爻象整体的象数推测而得者亦或是基于该象的时位乘承内外远近等关系配合人心情伪之反映而定出者。就前者言，是一个宇宙论进路的思维，就后者言，是一个人性论进路的思维，亦即本体论进路的思维。前者挂搭于六十四卦的整体象数中进行卦变互体诸术以定道理，理论上已预设了天下道理尽在此数中，是一个宇宙论的思维模式。后者即在一卦之当下境域中情伪激荡人心变作，道理全在人心惟微之中，六十四个情境只是一个演例，人事的纷纭宇宙之奥秘仍在无尽之数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仅显微例，理论上并不预设人事已尽，易经全书只是发人幽隐的思维参考，乃是一个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我们从王弼解易之作中所看到的方法，全为王弼体贴人事假合时位而定道理的心路历程，这个人性思维的体贴即全为易经卦爻辞本身所示的基本思路，王弼并未离开周易作者的心灵，而另创人事情景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个思易解易背后的价值体系仍为表现在周易经文本身的观点思考，基本上是周易自身所具的儒家思维，这个思维才是易学本体论思维中在于价值问题上的定位，基本上符合原始儒家的基调，在这个基础上并未多见有道家老学的价值信念之混淆，因此我们从王弼注易解易的方法论依据的问题来重新检视王弼易学方法论时，王弼以人心感合的情伪变诈来作为易学方法论的思维原理，这才是整个王弼易学方法论的检讨重点。 就此而言，王弼毫无疑问的更是一个本体论哲学问题意识忧位的理论性格，王弼无意于将易经卦爻象构作为宇宙论的律则体系，亦不以此作为经文义理的注解依据，周易本身是一部什么样的着作是一回事，王弼将周易视为一部什么样的着作是另一回事，显然王弼将周易视为一部人生智慧的宝典，经文中充满人事情境的处理建言，建言的背后是一套儒家的价值信念体系，王弼并未玄学化地处理之，而所谓玄学化地处理之亦未必即为在本体论的价值标的问题上采取了反道德的哲学思路，玄学思维所处理的本体论问题多为本体与现象关系的抽象思维，其与价值标的的本体论问题无涉。 本体论思考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亦思考本体的价值义涵亦思考宇宙的终极目的等问题，问题不同范畴不同或有交涉或无相干，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重新重视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方法论思考，王弼并未改变表现在周易经文背后的价值信念，他只是在周易作为一部什么样的着作的问题上采取了看法，在这样的看法的背后所得以开创的哲学形上学问题便是一个价值本体的型态取舍，王弼并未选择了否定儒家道德意识的本体价值，于是在这个基调上的诠释结果，所能论争的只是王弼对于人心顺逆藉由卦爻时位的表现之道的体贴理解的深度与准确性的问题了，王弼既未将周易经文视为宇宙论的整体存在界的尽全的掌握系统，则即不能以王弼由人心解易之作中便视其有本体论的心性化生天地的论断，即以王弼为唯心论之说者。王弼毋宁只是在儒家价值信念的背景下注解了经文中的义理思维，并未建立不同于儒家哲学的本体论的价值观，亦即王弼并未建立具有哲学创作意义的新的本体论思维，只能说视王弼将过去藉由易学注解而构作宇宙论系统的工作方式给改变了，王弼注易只重人事，人事奥秘仍在难定之数，那个难定之数的宇宙论思维的世界整体的形上学问题，王弼注易中并未将之提起，所以王弼注易只有方法的问题，而没有方法论的问题，王弼注老有方法论的问题，但是那个以万物宗主为无形无名的贵无特征，并没有在周易体例问题之外侵占了周易的价值心灵。九、结论 朱伯崑教授引黄宗羲言曰：“明末黄宗羲评论说：“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是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顾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扩清之功，不可泯也。”（象数论序）”又说：“黄氏认为，王弼易学“何曾笼络玄旨”这是误解。”〔[9]〕我们则认为，黄宗羲并没有误解，朱教授谓其误解主要是对于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区别的看法有别之故，王弼注老中所出现的统宗会元之方法论观点，是一个本体论哲学问题中本体与现象关系的抽象思辨的认识进路下的观点，以这样的观点来说明周易体例中一卦之卦辞为一卦之统宗会元之主旨者，亦或以乾坤两卦为天地之所以然之理是用形者也，这并没有把所谓的玄学本体论汇入易学的解释体系中，卦辞在一卦中本来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乾坤两卦在文言传中亦早已是这样的角色，如果说王弼在注易中通篇皆以贵无说的操作智慧来诠解易经经文，那么我们可以说王弼确有以玄学解易的态度，然而观于王弼注易全文，其皆为在义理之本当处作出注解，并未将具有价值判断的贵无思维强行贯入注易之文中。总之，王弼哲学的方法论思维，就其表现在对于老子注解之作品中者，乃是开拓了本体论哲学中抽象思辨的认识进路一路者，就其在周易注解之作中者，则是平实地作着文句义疏的工作，其重义理诠解的周易体例观在当时虽然确实极有易学哲学史的划时代意义，但是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却并无新意，他只是采取了过去的人已经有过的一种注易方式而已，论者不必过于强调其注易之作的玄学化色彩。 如果从基本哲学问题研究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玄学学理究竟是在处理什么问题？它在价值问题上如何作为魏晋时人政治关怀下的义理根据？能否成功？魏晋时人确实有政治关怀下的价值心灵，亦确实有玄学思维的义理建构，但是在哲学方法论的检视下他们的理论构作是否成功？从王弼例举的本体论哲学的抽象思辨之认识进路能否为价值命题的理论根据？隋唐宋明所走的心性论思维之路，是否较为可行？又如何而较为可行？我们认为这才是从哲学研究的角度应该探究的主题。 ------------------------------------ [1]：这是作者近年来所提出的一个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新的工作方法，是基于一套方法论观点下的对于中国哲学作品的诠释模型，该方法乃见于作者近期之诸多专业论文中，可参见＜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发表于哲学杂志，一九九八年八月号，台北业强出版社。 [3]：参见拙着反者道之动上篇第二章第三章。台北鸿泰。 [4]：参见注一。 [5]：参见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篇任继愈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6]：参见才性与玄理、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着，台北学生书局。 [7]：朱伯崑先生言：“王弼注解周易，特别是注经文部份，提出若干体例，认为这些体例，体现了周易的基本精神。其周易略例一书，就是讲他对周易体例的理解，实际上代表他的易学观。───略例的内容，主要讲易学问题，但也渗入了其玄学观点。”参见易学哲学史第一册朱伯昆着，页294。台北蓝灯。我们要强调王弼讲的是周易的体例，就是要强调体例非方法论的问题，王弼可能并没有在周易注解的理论工作中提出创新的方法论观点出来，甚至未必有将他在注老之作中所建立的方法论观点转用至周易注解中，这是本文之作所欲探究的重要问题。 [8]：朱伯崑先生言：“总之，王弼通过对周易体例一爻为主的解释，最终引出其贵无论的玄学理论。这正是玄学家解易的特征之一。于世界之外，寻找世界的统一性，实际上是从思维中引出世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这是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以此种观点解释筮法中的体例，则是一种唯心主义说法。”参见前书。页295。 [9]：参见前书，页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