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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讨王弼在注易及注老之作中所显现的方法论观点，文中指出，王弼注老发挥了对于老子哲学中的抽象思辨的认识进路，将本体论哲学问题中的本体与事务间关系的抽象特征予以推进，极有贡献于中国哲学史的义理进程，但是对于价值哲学的本体论根据的探讨，却仍不能有效地从其抽象思辨的本体论哲学观点中推演出来，王弼以万物宗主的概念称说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范畴，取代了道与玄等概念，又以崇本息末的观念称说老子哲学的功夫主旨，扩充了无为哲学的观念义涵，但是两者的结合有着方法论上的鸿沟，王弼并未注意，此亦为中国哲学史中被持续探究之主题，后由心性说取代。王弼注易只为一对于周易体例的观点表述，并未有方法论上的创新，亦并未有将玄学思维背景下的价值心灵强行转嫁，只有若干思维形式特征上的借用，其以人事情境为卦爻辞之主旨，以儒门义理的价值心灵适为注解，理论上并不预设六十四卦为一宇宙论的图式，而只为人心情伪变诈的场合，是为一人性论中心的周易诠解进路，亦为一本体论哲学型态的思维进路。总之，王弼哲学的方法论使用，得以见出魏晋时人哲学构作的方法论倾向，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即为如何将形上学与价值哲学进行义理结合，魏晋之尝试是为型态之一，王弼之作即为重要指标，足以发为深论之处多矣。 关键辞：王弼、周易、老子、方法论、本体论一、前言 本文将针对王弼注＜老＞及注＜易＞之作中所显现具有哲理创造的思想部份进行方法论的探究，就王弼所阐发的哲学观点而言，主要表现在独立作品＜周易略例＞及＜老子指略＞二文中，其余＜老子注＞及＜周易注＞之作品中关于方法论思维的部份亦不超出于该二专文之上。所谓方法论之探究即为在我们所提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1]〕的研究进路上从事分析王弼哲学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活动的特质，务使王弼哲学的基本性格予以显明化，王弼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多年来已为学界明确指出，亦已广泛研究，然而基于我们所提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探索之下，我们仍有若干新的观点得以表述，是以为文，本文之写作进程，将先进行表现在王弼注＜老＞及注＜易＞中所开发出来的方法论观点之解明，然后再进行对于此些观点之方法论探究，我们企图对王弼于注＜老＞中所开发的“贵无论”思维的义理脉络进行疏通，指出其在方法论思维上的理论意义，进而以此为基础而探视其于注＜易＞之作中的方法论运用，检视其玄学思维与易学思维的两路义理活动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当代哲学史研究的观点中多有以此二路之思维有内在的关联，多谓其以“老”解“易”、援“玄学”入“易学”是否如此，这正是我们对王弼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探究所欲究明的重点。二、对注解性作品的方法论探究的思维方向 王弼注“老”也注“易”本文则藉由其作以研究王弼哲学，而非研究老学及易学，因此对于这种注解性作品的哲学研究方法，必须先作若干研究态度上的厘清工作。对于注解性作品的哲理探究，首应区别注解者的哲学观点及原典作者的哲学观点，要而言之，表现在注解文字中的方法论宗旨者，是为注解者的哲学观点，至于对原典文义的注解文字，只能当作是原典作者的哲学观点。当然这还涉及注解者是否有错解之情事，假使我们先排除错解之考量，即当注解者确实正确地诠解了原典的义理时，这也并不表示注解者有所创造，更不论注解者是否同意原典作者的观点，这更已经不是研究重点了。本文提出这样的研究态度，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多发生在研究以注解方式写作的哲学作品中，在这种状况下，对于藉由注解作品以了解原典的哲学观点并不是我们要探究的主题，我们要探究的是注解者本身的哲学观点。注解性作品因为时代的差异，通常会显现出新的哲学问题意识出来，例如河上公注老之作[2]，它的注老特色是在构作一个由人体宇宙学为进路的功夫哲学，这是此书中具有哲理创造的部份，当然它也同时解说了老子的哲理关怀，对于由它所解说的老子的哲理关怀这是认识老子的途径之一，这些观点并不反映注解作品作为具有创作义的哲学作品的特质，唯有它多出于老子哲理关怀的部份，才是他的作品作为哲理作品而应为研究者所注重的部份，是故河上公注老作为一部中国哲学史上有哲理创作意义的理论性作品，是反映在它的以汉代宇宙论知识为背景的功夫论哲学。同样的，对于王弼注“易”及注“老”的注解性文字，我们要看重的，并不在它反映“易”、“老”文义方面的文字，而应该放在它据以诠解“易”、“老”的自己建构的哲学方法论观点部份，这当然是以老子指略及周易略例两篇文章中的重点为主，这才是使得王弼之所以为哲学家的关键地方，这就是说我们对于哲学家王弼的哲理研究重点，不需要去重复叙述那些由王弼注解的已经在“易”、“老”原典中的观点，而要去注意那些“易”、“老”原典中没有出现而为王弼所阐发的观点。三、王弼于老子指略中的观念重点： 1、在天地万物之间有一个万物宗主，它是无形无名的，惟其无形无名故才能为品物宗主。 2、万物宗主必须藉万事万物的流行来彰显它自己，但是宗主自己却不会执守于任何事务的具体表现上，而是永恒地自守其常道而已。 3、作为万物宗主者其不可名也不可称，因此一切以道以玄以深以大以远以微之诸多名称皆不能尽其全义。以道谓不壅不塞，通物之性，以玄谓有德而无主，然道与玄皆不足以尽其义。 4、圣人体此，故而在生活事务上不言不名不为不执，先秦诸家皆有名有称有为有执故而皆背离老子旨意。然因老子之文言简意幽，时为他家引为同道，然皆错解的多。 5、老子之文，其大要乃在崇本息末、守母存子。因为现实实际世界的事务纷呈皆显现为道与形反的特质，因此守道之要即在守住此本者母者，而此则惟在见素抱朴而已。故不攻其为，使其无心于为，不害其欲，使其无心于欲。圣智仁义巧利皆有为之大，莫若守本无为，则圣功全而仁德厚矣。四、由老子指略中所显现的方法论观点： 在老子指略的整个思维中，王弼乃企图将老子哲学中的“道的抽象特质”与“圣人的体道功夫”合而为一，在抽象特质中端出“万物宗主”的概念，在体道功夫中则提出“崇本息末”的观念。从“万物宗主”的概念上发挥本体与现象的统宗会元关系以及本体的不可名状的特质，并强调本体的必在现实中实现的特色。在“崇本息末”的观念中则重申老子绝圣智、弃仁义的本意乃在全圣功、厚仁德，至于达到此目标的方法则在“息末崇本”即不攻害恶而绝情欲，而非在对立面消灭害恶，而是在解消害恶之所兴起的内在意欲，至于害恶兴起的内在意欲即为圣智仁义巧利的标举于上。 即由此见出，王弼的思维是以“万物宗主”的抽象特质来定位圣人治世的功夫思维的“万物宗主”既是无有形名的，故而圣人治世的作为就必须是不兴标准的，因为任何标准不足以尽彰宗主，反适足以激生伪诈。由于王弼的“万物宗主”在人伦的抽象特质上是不落实为道德仁义圣智巧利的具体标准德目的，故而“万物宗主”作为王弼老学的最高概念范畴便是一个更为广懋而无限定的抽象概念，王弼避用“道”与“玄”概念以为称名，即因“万物宗主”乃在存有特质上是不可形名的抽象预设，是一个纯粹思维中的假设对象，它当然是一个具有实作作用的实体，但是它自身的存在特质却无由尽诠，故而根本不可称名，我们在思维中对它的把握乃仅只能意识着它对天地万物的作用是在角色定位上的宗主而已，其余的名义称谓都只得一偏，即道玄深大远微之诸称名者。即在这个“万物宗主”的这样的抽象特质中王弼取得了圣人体道对物的功夫方法，即“崇本息末”一切的价值标举皆为末者，务力于末者终致纷乱害恶，不若弃之，于是天下事务复归一质素抱朴之情状。五、对王弼老子指略中的方法论观点的检讨 王弼检出老子论道的若干抽象思维部份而标出“万物宗主”的抽象概念作为论理的最高概念范畴，这一部份的观念建构是极为准确的，但是将“万物宗主”的抽象特质作为圣人体道的实际功夫这一部份的作法却值得检讨了。这是一个范畴的错置的问题，作为抽象思辨的最高概念范畴的理解内涵如何转化为具体人生的生活指导原则呢？就老子而言，老子哲学中的形上思维其实区分为两重认识的进路，其一为抽象思辨的进路，其二为实存律则的进路[3]。前者关切作为最高概念范畴的道概念自身的抽象特质，此与王弼以“万物宗主”重新论述的重点方向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实存律则的道体观念而言，作为圣人体道悟道的生活指导原理而言，老子是以“反者道之动”及“有无相生”的律则在建构着八十一章的所有实践哲学的观念进行，这其中透露着老子对于人心现象的实际观察所得致的人间事务的变化规律，即其所谓之“反者道之动”及“有无相生”者，这一部份的对于经验生活的体悟原理构成了老子用世之道的本体论规律义的总原理，即刻成为圣人体道用世的智慧，即“弱者道之用”及“玄德”“玄同”的胸怀等，以及对于生活世界一切现象变化的分析原理，此即老子形上思维中的实存律则的认识进路者。 至于对道体的抽象思辨的认识进路所得之诸观念者，则仍置放于中国形上学思维进程上的领导地位，亦即王弼再度标举的“万物之宗”的抽象特质的思考所得者，然而此一思考所得的推进，并不适合迁入老子人生哲学进路的实存律则之哲理范畴中。当然老子在两重进路的思维范畴上本身是否可以并合为一，此则仍为一哲学问题。 但就人生哲学本位的中国儒释道三学之义理特质而言，一切本体原理皆由人生现象的观照悟解而来，从而作为功夫的前提以及境界的标的，它当然亦可转化为客观形上学的宇宙论知识及本体论原理，从而共构成为一个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4]，这是中国形上思维的一个主要型态。但是发生在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思维中的义理进程者，亦确实存在着纯粹抽象思辨的义理活动型态，它本就不源自于人生实景的观解体悟，它也因而无法清晰准确地作为人生智慧的指导原理，依据王弼的论理工程，那个“万物宗”主在经验特质上的无形无名的特质，当被王弼转化为“崇本息末”“守母存子”的本者母者之时，其实也就脱离了一切人伦德目的观念构作了，亦即它其实并非以人文活动的目的性德目原理为圣人体道实践的标的，因为“万物宗主”只为一在存有上的超越对象，故而体道原理亦只为一个无目的性的形式义的空无而已。 老子在人伦活动的实践原理之依据上仍然建构了人心事务运作变化的律则，即其“有无相生”及“反者道之动”者，于是在操作的智慧上尽诠地展示了一套型态明确的功夫进程，即“弱者道之用”及“无为”“守柔”等功夫，此一功夫是有其由人生智慧之体悟而进入的本体论原理的。 就方法论侧面的分析而言，对于老子在道的抽象思辨之义涵与实存律则之义涵的构合上，老子并未作出明确的反思，亦不能提出明确的可具以为分析的联结性观点，我们在诠释老子哲学的时候对于老子形上思维这个两重性的隔离亦保持其在义理上的区隔，而不强同合一诠。但是王弼却使之合一，王弼其实也未有对于这两重性的区隔与合一有一理论上的明确反思，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各家学派之义理建构亦未见有对此一问题的明确反思，只是各个体系皆在对于人生哲学进路的义理建构终趣上，共同地走上了心性论之途，亦即我们所谓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之途，此一趣向即使得形上义理与实践哲学的思维进程合而为一，在儒学中之刘宗周哲学之合一说即为佳例。 王弼哲学中对于此一两重性的未予反思即予结合之义理构作之结果，即使其成为魏晋哲学研究者眼中的“贵无说”的理论代表[5]，无成为形上学的抽象本体，亦成为实践哲学中的操作原理，这使得实践哲学中作为原理根据的无的本体之操作义涵难以落实，王弼所能掌握来诠释老子哲学中的实践智慧的观念最终仍然必须向儒家所标举的圣智仁义靠拢。本者、母者是一个操作上的姿态，它在伦理德目上的义涵仍然无法逃脱儒家基本价值信念，因此作为王弼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范畴之“万物宗主”的在存在上的抽象特征只显现为操作姿态上的无形无名，至于在现实操作的背后的道德目的性者，王弼仍无由撤销之，即圣智仁义作为伦理义涵的目的性原理仍然必须保存于王弼哲学体系内，于是就本体论哲学的内部型态区别而言，王弼哲学的本体论原理一方面必须保存儒家哲学所标榜的道德目的性原理，另方面又特出一个由存在的姿态上的特征所转出的操作上的作用姿态，即见素抱朴、无为无欲、绝圣智、弃仁义的实践法门。 牟宗三先生谓... -->>
摘要： 本文探讨王弼在注易及注老之作中所显现的方法论观点，文中指出，王弼注老发挥了对于老子哲学中的抽象思辨的认识进路，将本体论哲学问题中的本体与事务间关系的抽象特征予以推进，极有贡献于中国哲学史的义理进程，但是对于价值哲学的本体论根据的探讨，却仍不能有效地从其抽象思辨的本体论哲学观点中推演出来，王弼以万物宗主的概念称说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范畴，取代了道与玄等概念，又以崇本息末的观念称说老子哲学的功夫主旨，扩充了无为哲学的观念义涵，但是两者的结合有着方法论上的鸿沟，王弼并未注意，此亦为中国哲学史中被持续探究之主题，后由心性说取代。王弼注易只为一对于周易体例的观点表述，并未有方法论上的创新，亦并未有将玄学思维背景下的价值心灵强行转嫁，只有若干思维形式特征上的借用，其以人事情境为卦爻辞之主旨，以儒门义理的价值心灵适为注解，理论上并不预设六十四卦为一宇宙论的图式，而只为人心情伪变诈的场合，是为一人性论中心的周易诠解进路，亦为一本体论哲学型态的思维进路。总之，王弼哲学的方法论使用，得以见出魏晋时人哲学构作的方法论倾向，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即为如何将形上学与价值哲学进行义理结合，魏晋之尝试是为型态之一，王弼之作即为重要指标，足以发为深论之处多矣。 关键辞：王弼、周易、老子、方法论、本体论一、前言 本文将针对王弼注＜老＞及注＜易＞之作中所显现具有哲理创造的思想部份进行方法论的探究，就王弼所阐发的哲学观点而言，主要表现在独立作品＜周易略例＞及＜老子指略＞二文中，其余＜老子注＞及＜周易注＞之作品中关于方法论思维的部份亦不超出于该二专文之上。所谓方法论之探究即为在我们所提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1]〕的研究进路上从事分析王弼哲学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活动的特质，务使王弼哲学的基本性格予以显明化，王弼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多年来已为学界明确指出，亦已广泛研究，然而基于我们所提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探索之下，我们仍有若干新的观点得以表述，是以为文，本文之写作进程，将先进行表现在王弼注＜老＞及注＜易＞中所开发出来的方法论观点之解明，然后再进行对于此些观点之方法论探究，我们企图对王弼于注＜老＞中所开发的“贵无论”思维的义理脉络进行疏通，指出其在方法论思维上的理论意义，进而以此为基础而探视其于注＜易＞之作中的方法论运用，检视其玄学思维与易学思维的两路义理活动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当代哲学史研究的观点中多有以此二路之思维有内在的关联，多谓其以“老”解“易”、援“玄学”入“易学”是否如此，这正是我们对王弼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探究所欲究明的重点。二、对注解性作品的方法论探究的思维方向 王弼注“老”也注“易”本文则藉由其作以研究王弼哲学，而非研究老学及易学，因此对于这种注解性作品的哲学研究方法，必须先作若干研究态度上的厘清工作。对于注解性作品的哲理探究，首应区别注解者的哲学观点及原典作者的哲学观点，要而言之，表现在注解文字中的方法论宗旨者，是为注解者的哲学观点，至于对原典文义的注解文字，只能当作是原典作者的哲学观点。当然这还涉及注解者是否有错解之情事，假使我们先排除错解之考量，即当注解者确实正确地诠解了原典的义理时，这也并不表示注解者有所创造，更不论注解者是否同意原典作者的观点，这更已经不是研究重点了。本文提出这样的研究态度，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多发生在研究以注解方式写作的哲学作品中，在这种状况下，对于藉由注解作品以了解原典的哲学观点并不是我们要探究的主题，我们要探究的是注解者本身的哲学观点。注解性作品因为时代的差异，通常会显现出新的哲学问题意识出来，例如河上公注老之作[2]，它的注老特色是在构作一个由人体宇宙学为进路的功夫哲学，这是此书中具有哲理创造的部份，当然它也同时解说了老子的哲理关怀，对于由它所解说的老子的哲理关怀这是认识老子的途径之一，这些观点并不反映注解作品作为具有创作义的哲学作品的特质，唯有它多出于老子哲理关怀的部份，才是他的作品作为哲理作品而应为研究者所注重的部份，是故河上公注老作为一部中国哲学史上有哲理创作意义的理论性作品，是反映在它的以汉代宇宙论知识为背景的功夫论哲学。同样的，对于王弼注“易”及注“老”的注解性文字，我们要看重的，并不在它反映“易”、“老”文义方面的文字，而应该放在它据以诠解“易”、“老”的自己建构的哲学方法论观点部份，这当然是以老子指略及周易略例两篇文章中的重点为主，这才是使得王弼之所以为哲学家的关键地方，这就是说我们对于哲学家王弼的哲理研究重点，不需要去重复叙述那些由王弼注解的已经在“易”、“老”原典中的观点，而要去注意那些“易”、“老”原典中没有出现而为王弼所阐发的观点。三、王弼于老子指略中的观念重点： 1、在天地万物之间有一个万物宗主，它是无形无名的，惟其无形无名故才能为品物宗主。 2、万物宗主必须藉万事万物的流行来彰显它自己，但是宗主自己却不会执守于任何事务的具体表现上，而是永恒地自守其常道而已。 3、作为万物宗主者其不可名也不可称，因此一切以道以玄以深以大以远以微之诸多名称皆不能尽其全义。以道谓不壅不塞，通物之性，以玄谓有德而无主，然道与玄皆不足以尽其义。 4、圣人体此，故而在生活事务上不言不名不为不执，先秦诸家皆有名有称有为有执故而皆背离老子旨意。然因老子之文言简意幽，时为他家引为同道，然皆错解的多。 5、老子之文，其大要乃在崇本息末、守母存子。因为现实实际世界的事务纷呈皆显现为道与形反的特质，因此守道之要即在守住此本者母者，而此则惟在见素抱朴而已。故不攻其为，使其无心于为，不害其欲，使其无心于欲。圣智仁义巧利皆有为之大，莫若守本无为，则圣功全而仁德厚矣。四、由老子指略中所显现的方法论观点： 在老子指略的整个思维中，王弼乃企图将老子哲学中的“道的抽象特质”与“圣人的体道功夫”合而为一，在抽象特质中端出“万物宗主”的概念，在体道功夫中则提出“崇本息末”的观念。从“万物宗主”的概念上发挥本体与现象的统宗会元关系以及本体的不可名状的特质，并强调本体的必在现实中实现的特色。在“崇本息末”的观念中则重申老子绝圣智、弃仁义的本意乃在全圣功、厚仁德，至于达到此目标的方法则在“息末崇本”即不攻害恶而绝情欲，而非在对立面消灭害恶，而是在解消害恶之所兴起的内在意欲，至于害恶兴起的内在意欲即为圣智仁义巧利的标举于上。 即由此见出，王弼的思维是以“万物宗主”的抽象特质来定位圣人治世的功夫思维的“万物宗主”既是无有形名的，故而圣人治世的作为就必须是不兴标准的，因为任何标准不足以尽彰宗主，反适足以激生伪诈。由于王弼的“万物宗主”在人伦的抽象特质上是不落实为道德仁义圣智巧利的具体标准德目的，故而“万物宗主”作为王弼老学的最高概念范畴便是一个更为广懋而无限定的抽象概念，王弼避用“道”与“玄”概念以为称名，即因“万物宗主”乃在存有特质上是不可形名的抽象预设，是一个纯粹思维中的假设对象，它当然是一个具有实作作用的实体，但是它自身的存在特质却无由尽诠，故而根本不可称名，我们在思维中对它的把握乃仅只能意识着它对天地万物的作用是在角色定位上的宗主而已，其余的名义称谓都只得一偏，即道玄深大远微之诸称名者。即在这个“万物宗主”的这样的抽象特质中王弼取得了圣人体道对物的功夫方法，即“崇本息末”一切的价值标举皆为末者，务力于末者终致纷乱害恶，不若弃之，于是天下事务复归一质素抱朴之情状。五、对王弼老子指略中的方法论观点的检讨 王弼检出老子论道的若干抽象思维部份而标出“万物宗主”的抽象概念作为论理的最高概念范畴，这一部份的观念建构是极为准确的，但是将“万物宗主”的抽象特质作为圣人体道的实际功夫这一部份的作法却值得检讨了。这是一个范畴的错置的问题，作为抽象思辨的最高概念范畴的理解内涵如何转化为具体人生的生活指导原则呢？就老子而言，老子哲学中的形上思维其实区分为两重认识的进路，其一为抽象思辨的进路，其二为实存律则的进路[3]。前者关切作为最高概念范畴的道概念自身的抽象特质，此与王弼以“万物宗主”重新论述的重点方向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实存律则的道体观念而言，作为圣人体道悟道的生活指导原理而言，老子是以“反者道之动”及“有无相生”的律则在建构着八十一章的所有实践哲学的观念进行，这其中透露着老子对于人心现象的实际观察所得致的人间事务的变化规律，即其所谓之“反者道之动”及“有无相生”者，这一部份的对于经验生活的体悟原理构成了老子用世之道的本体论规律义的总原理，即刻成为圣人体道用世的智慧，即“弱者道之用”及“玄德”“玄同”的胸怀等，以及对于生活世界一切现象变化的分析原理，此即老子形上思维中的实存律则的认识进路者。 至于对道体的抽象思辨的认识进路所得之诸观念者，则仍置放于中国形上学思维进程上的领导地位，亦即王弼再度标举的“万物之宗”的抽象特质的思考所得者，然而此一思考所得的推进，并不适合迁入老子人生哲学进路的实存律则之哲理范畴中。当然老子在两重进路的思维范畴上本身是否可以并合为一，此则仍为一哲学问题。 但就人生哲学本位的中国儒释道三学之义理特质而言，一切本体原理皆由人生现象的观照悟解而来，从而作为功夫的前提以及境界的标的，它当然亦可转化为客观形上学的宇宙论知识及本体论原理，从而共构成为一个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4]，这是中国形上思维的一个主要型态。但是发生在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思维中的义理进程者，亦确实存在着纯粹抽象思辨的义理活动型态，它本就不源自于人生实景的观解体悟，它也因而无法清晰准确地作为人生智慧的指导原理，依据王弼的论理工程，那个“万物宗”主在经验特质上的无形无名的特质，当被王弼转化为“崇本息末”“守母存子”的本者母者之时，其实也就脱离了一切人伦德目的观念构作了，亦即它其实并非以人文活动的目的性德目原理为圣人体道实践的标的，因为“万物宗主”只为一在存有上的超越对象，故而体道原理亦只为一个无目的性的形式义的空无而已。 老子在人伦活动的实践原理之依据上仍然建构了人心事务运作变化的律则，即其“有无相生”及“反者道之动”者，于是在操作的智慧上尽诠地展示了一套型态明确的功夫进程，即“弱者道之用”及“无为”“守柔”等功夫，此一功夫是有其由人生智慧之体悟而进入的本体论原理的。 就方法论侧面的分析而言，对于老子在道的抽象思辨之义涵与实存律则之义涵的构合上，老子并未作出明确的反思，亦不能提出明确的可具以为分析的联结性观点，我们在诠释老子哲学的时候对于老子形上思维这个两重性的隔离亦保持其在义理上的区隔，而不强同合一诠。但是王弼却使之合一，王弼其实也未有对于这两重性的区隔与合一有一理论上的明确反思，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各家学派之义理建构亦未见有对此一问题的明确反思，只是各个体系皆在对于人生哲学进路的义理建构终趣上，共同地走上了心性论之途，亦即我们所谓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之途，此一趣向即使得形上义理与实践哲学的思维进程合而为一，在儒学中之刘宗周哲学之合一说即为佳例。 王弼哲学中对于此一两重性的未予反思即予结合之义理构作之结果，即使其成为魏晋哲学研究者眼中的“贵无说”的理论代表[5]，无成为形上学的抽象本体，亦成为实践哲学中的操作原理，这使得实践哲学中作为原理根据的无的本体之操作义涵难以落实，王弼所能掌握来诠释老子哲学中的实践智慧的观念最终仍然必须向儒家所标举的圣智仁义靠拢。本者、母者是一个操作上的姿态，它在伦理德目上的义涵仍然无法逃脱儒家基本价值信念，因此作为王弼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范畴之“万物宗主”的在存在上的抽象特征只显现为操作姿态上的无形无名，至于在现实操作的背后的道德目的性者，王弼仍无由撤销之，即圣智仁义作为伦理义涵的目的性原理仍然必须保存于王弼哲学体系内，于是就本体论哲学的内部型态区别而言，王弼哲学的本体论原理一方面必须保存儒家哲学所标榜的道德目的性原理，另方面又特出一个由存在的姿态上的特征所转出的操作上的作用姿态，即见素抱朴、无为无欲、绝圣智、弃仁义的实践法门。 牟宗三先生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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