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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毛泽东读了李宗仁的电文之后，虽然心中曾燃起过希望之光，但是当他提笔给李宗仁复电的时候，他又完全回到了作为政治家的心态，其措辞是相当冷静的。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接着，毛泽东于四月九日约见邵力子、章士钊谈话。由于邵、章对和谈所持态度与中共相近，故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另外，毛泽东与章士钊的谈话还有一个内容，那就是关于杜月笙的青帮问题，以及程潜对和平解放湖南所持的立场。
据史记载，章士钊于三月二日由南京返回上海当天下午三时半，亲赴杜公馆访晤杜月笙，除转述了中共毛泽东对南北通航的意见外，他还向杜转告了毛泽东对解决青帮的办法：上海解放之后，请杜命令弟子主动向政府登记，只要悔过自新，既往不咎；如果敢于抵抗或在暗处搞破坏，坚决打击之。对此，大病在身且又受了蒋经国打老虎之苦的杜月笙愿意按中共的意见办。
说到章士钊邀谈程潜的情况，当事人——程潜的弟弟程星龄作了回忆：
一九四九年三月，李宗仁电邀程潜赴南京共商国是，其目的是为了湘、桂结盟，采取一致的行动，实现与中共划江而治的局面。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中作伐，促程潜与代总统李宗仁合作。恰在这时，章士钊由上海来到了南京。时人均知章、程同是湘籍名流，他们二人又是多年的密友兼诗友，相互甚为敬重。平时，他们之间再密切的过从也不会引起他人注意；然而时下是非常时期，上层人士又均知章士钊北上访晤了中共领袖毛泽东，所以他们这次见面为防意外事件发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之前，章士钊先约见了程星龄，摸清了程潜的思想状况。接着，他才与程潜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密谈。首先，章氏从国家与政府的理论，联系从清朝到民国的实际来说服程潜，然后再极力向程潜推崇毛泽东。由于章氏是一代大儒，遂说了如下这段颇具理论水平的话：
“近代法学者之通论，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称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现时代进步得很快，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已搞了二十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应当让共产党来搞，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
接着，章士钊以亲身经历，回顾了辛亥革命期间他赞助黄兴，以及支持孙中山，和他反对蒋介石等行为，借以向程潜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等道理。然后，他操着崇敬的口气说道：“现在只有中共和毛泽东才能把国家民族搞好。”
“行严兄，”程潜心事沉重地问道，“你此次北上见到我们的乡弟毛润之了吗？”
“见到了。”
“有何品评？”
“毛泽东英明果断，襟怀宏伟。”章士钊说罢沉吟片时，又说，“我看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空前是肯定，绝后不应说。”
程潜远在山城的时候，就曾与到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有过交往，印象非常之佳。时下，一代狂士章士钊竟然用这样的语言形容毛泽东，当有不凡的所谓政治家那特有的魅力。因此，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当章士钊向他转述毛泽东对他寄予殷切希望之后，他深受感动地说道：“我今后的行为，一定会造福桑梓的！”
毛泽东对章士钊完成他交给的托付是满意的。但是，他清楚随着形势的发展，杜月笙与程潜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仍然需要有人，其中也包含章士钊先生去做，故客气地说道：“将来三湘大地解放了，家乡的人民是要感谢行严先生的！”
四月十日，毛泽东按计划同桂系的两位代表黄竑、刘斐谈话。周恩来指着黄绍竑介绍道，“主席，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黄绍竑先生，抗战时期，曾当过我的故乡浙江省的父母官。”
毛泽东当然清楚桂系黄绍竑的底细，他迎上前去，紧紧握住黄绍竑的手，十分风趣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将来史学家写新桂系的历史，那是少不了黄先生的大名的。”
黄绍竑很早就知道毛泽东的大名了！加之他平生喜好吟诗、填词，因此，他从“北国风光”这样大气魄的诗词中，了解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大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豪放派的词人。为此，他客气地说道：“将来史学家写这段国共和谈史的时候，我希望能沾毛先生的光。”
“那全仰仗你们的努力了！”毛泽东指着周恩来、刘斐等人，“免得我们的后人骂我毛泽东，违背了先礼后兵的祖训。”
“主席，”周恩来指着刘斐说，“这位就是桂系的战略家刘斐先生。”
“也是久闻大名，”毛泽东转而握住刘斐的手，“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我是湖南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刘斐答说。
“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逗得忍俊不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简短的见面对话，自然而然地拉近了主人与客人间的距离。接着，在毛泽东的张罗下，大家分主宾落座，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又进入了近似拉家常般的谈话。
“前天，我和你们的团长，也就是首席谈判代表张文白先生谈了；昨天，我又和两位长者代表——章士钊、邵力子先生交换了意见；今天，”毛泽东有意停顿片时，遂又加强语气地说道，“我想多花些时间和你们二位谈谈，因为你们二位都是代表桂系的嘛。”
“毛先生，”黄绍竑是一位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急忙接过毛泽东的话进行表白，“周公是知道我的历史的，从所谓派系上讲，我无疑是属于桂系的。但是，由于我不赞成内战，希望国家统一，早就被桂系排除在外了。”
“这我也是清楚的。”接着，毛泽东又笑着补充道，“正因为如此，李宗仁先生才要求你当代表的同时，又加上了一位刘斐先生。”
“我是被他们拉出来充数的！”刘斐也近似解释道，“因为我多次向德公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才让桂系出来求和。时下，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刘斐先生谈的，和我们是一致的。”毛泽东抓住刘斐的话题引发开来，“我多次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我是赞成毛先生的这一看法的。”黄绍竑或许想到了自己作为谈判代表的职责，遂又说道，“坦诚地说，我希望能多听一听毛先生的。”
“好嘛，我就多讲一点。”毛泽东沉吟有顷，“我想了许久，你们的李宗仁先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简而言之，他是六亲无靠啊！”
毛泽东说罢看了看有些愕然的刘斐和黄绍竑，接着，他又扳着手指头说道：“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这番俗中见雅、浅中寓深的讲话，的确征服了黄绍竑与刘斐，他们边听边想边微然点头，感到似在听一位高人在盘道、说禅，从中悟出了更多的人生真谛。有顷，毛泽东起身踱了几步，以坚定的口气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时至中午了，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道：“毛先生，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进而又问道。
毛泽东一听，明白了刘斐是在借麻将之题，进而发挥对和谈态度用意的时候，他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道：“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好了。”
与宴者听后也会心地笑了。
毛泽东在与南京和谈代表邀谈的四天之中，他还要关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军事态势的发展，并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就说四月十日这天吧，毛泽东与桂系的黄绍竑、刘斐谈话的时候，坐镇武汉——时已飞抵南京的白崇禧发来密电，称：“关于安庆撤退事，暂有困难，因自该地发生战事以来，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
毛泽东收此电文之后，为了表示我方的诚意，遂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
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如安庆畏我派人接洽动摇其军心，你们亦不必派人去联络，彼此暂维现状为要。
毛泽东根据南京李宗仁发给他的密电的态度，以及这几天他邀南京代表谈话的情况，认为此次和谈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也就是在四月十日这天，他给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等发去电文：
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即四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总前委邓小平、陈毅收到中央军委这则电文之后，立即复电如下：
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
同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
四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将发生以下困难：（一）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驶困难，因此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三分之二；（二）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面只能作为钳制佯动方向；（三）粮草困难，尤以烧草。
同日，刘伯承等也复电中央军委：
长江水势四月末五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毛泽东收到上述复电之后，立即与周恩来、朱德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至四月十一日凌晨结束。毛泽东于晨五时将如下结果通令上述有关人员：“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由此可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确定四月二十二日举行渡江战役，是毛泽东于四月十一日晨五时下达的命令。
毛泽东把上述命令交于机要部门下发之后，东方已经显出鱼肚白。他缓步走出双清别墅，轻微地活动了一下身体之后，遂又想到太原战役的实施。由于他深切同情多灾多难的人民，总希望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需用战争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所以他决定暂缓发起太原战役。为此，他又于四月十一日起草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电：
（一）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请将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在毛泽东一边邀南京代表团成员谈话，一边部署渡江等战役的同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发布的八项条件为基础，执笔起草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于四月十二日傍晚送至毛泽东的双清别墅。毛泽东笑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恩来已经为国共双方的和谈立了这个规矩，下边的事就好办了！”
“主席，请你今夜审看过这份草案，如无原则问题，我想明天就交给南京代表团。”
“可以，”毛泽东突然想起什么，“刘仲容什么时候回到北平来？”
周恩来看了看手表，笑着说：“如果飞机正点的话，现在应降落了。”
“好！请刘仲容下飞机后立即到我这儿来。”
刘仲容回到南京向李宗仁、何应钦汇报之后，为做白崇禧的工作，打长途电话到武汉，告知收听电话的黄启汉他已经到了南京，见到了李宗仁，想立即到武汉来见白崇禧。黄启汉当即问白崇禧的意见，白说了这句话：“叫他们莫要到汉口来了，明天我们去南京见面。”
但是，刘仲容乃至于李宗仁都不知道，这时的白崇禧已经被蒋介石用黄金收买过去了。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一边企望利用和谈拖到雨季来临，一边命令顾祝同、汤恩伯等在长江建立战略性的军事防御体系湖口以东划归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指挥，湖口以西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负责。在蒋氏的心目中，东线是他的嫡系部队，完全会听命于他的指挥。另外，上海是欧美诸帝国主义的利益所在，面对中共渡江后的军事攻势，他们尤其美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为此，他利用上海作钓饵，试图借中共渡江之机，引诱欧美诸国在上海出兵干涉，把国共两党争天下的战争，转化为美、英诸国和中共进行武装较量的战场。这样一来，他蒋某人就真的坐收渔利了！万一此招失策，他仍然可以借助这支近百万的军队退保台湾。这就是蒋介石心中最得意的一招棋。可是，蒋介石又是如何对待西线指挥长官白崇禧的呢？蒋介石也投下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
蒋介石清楚白崇禧会打仗，所以委以长江西线防御的重任。同时，蒋介石又向来瞧不起白崇禧所谓的气节、人格，在圈内视白为“再嫁的寡妇”。换言之，蒋介石视白为势利小人，是重利而忘义且又积极**的不具战略眼光的政客。当蒋氏获悉李宗仁与白崇禧在“和”、“战”问题上有分歧的消息后，先后数度致电白崇禧，重谈北伐和抗日两大历史时期的友谊；当他获悉白崇禧言和意在划江而治——否则将决心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为坚其决心，并借此离间李、白的关系，进而达到破坏北平和谈的目的，他背着李宗仁，“从台湾用飞机运到一批黄金，送给白崇禧。”
蒋介石一方面知道可以用黄金收买白崇禧为其卖命，另一方面也清楚白崇禧的部队无力阻止解放军过江。他如此而为的目的：借用解放军消灭桂系实力的同时削弱解放军。但是，一旦白崇禧失守武汉之后，蒋介石又将作怎样的军事安排呢？他的得意弟子宋希濂道出了天机：
蒋介石说：“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过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其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仍然是在重复走抗战时期那条刘备图川的老路。
对此，李宗仁这位代“总统”并不知情。甚至蒋介石用黄金收买白崇禧这样的大事，他都闻所未闻。这就是李宗仁远不如蒋介石的地方。自然，也就是李宗仁难以战胜蒋介石的根本所在。
对此，先行飞到武汉的黄启汉不知白崇禧的变化，遂把在南京向李宗仁汇报的情况，又重复地向白叙述了一遍，特别强调周恩来说的几点，请白考虑。自然，收了蒋介石黄金的白崇禧不会对此感兴趣。他淡然地哼哈地支吾几句，遂又加重语气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过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
“这是办不到的，”黄启汉再次重申周恩来的意见：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会过江；和谈后，谈成也要过江，谈不成也要过江。最后，他语调坚定地说，“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共产党绝不答应。”
简而言之，无论黄启汉说破大天，白崇禧终有他的一定之规。
或许又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老话，就在黄启汉离开南京的这两天，李宗仁那并不坚定的和谈决心也突然发生了动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制约李宗仁和谈，或曰拖时间，他又授意幕后操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他授意的如下五条和谈方针：
（一）为表示谋和诚意，取信国人，在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政府应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
（二）为保持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往以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护；
（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用暴力之政策，对于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
（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约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
（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李宗仁认真地研究了上述五条和谈方针，愈加感到在蒋介石的控制下，势难接受“人民解放军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渡江”的条件，也势难采纳他主持、推动的国共合议的结果。恰在这时，白崇禧偕黄启汉飞到了南京。是日晚十时许，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远在傅厚岗会商时局。白崇禧讲话：“日前最大的危机是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德公没有掌握政府的权力。而今蒋、李必须摊牌：如果蒋不出国，德公就应该急流勇退，让蒋重新出来当家做主。”
白崇禧说的这段话，单从字面上是看不出问题的。然而他今天说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已经由昔**蒋交权，变成今天由蒋复出取代李代“总统”了！
接着，刘仲容向白崇禧报告：“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提出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中共方面态度坚决，坚持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白崇禧听后也不甘示弱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接着，刘仲容又把毛泽东、周恩来讲的话说给白崇禧听。特别说到将来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还要请他指挥国防军之后，他不仅听不进去，而且还很有情绪地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刘仲容听后发觉白崇禧在和谈问题上出现了大的倒退，正当他思索这其中的原委之时，白崇禧又问道，“德公和敬之有什么看法？”
“他们两位都没有表示，就是要同你商量商量。”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白崇禧气急败坏地说，“你马上就回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样办。”
刘仲容苦口婆心地与白崇禧讲了几次，白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当刘“从接近白崇禧的参谋人员那里听说蒋介石给白崇禧一批黄金，企图破坏和谈”后，他也失去了信心。不久，刘仲容收到北平王炳南的长途电话，说南京和平代表团的黄绍竑，日内将从北平回南京，并叫刘搭乘这架专机回北平。刘在得到李宗仁同意之后，遂于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时与朱蕴山、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等乘机飞返北平。
毛泽东迎进自飞机场直接赶来双清别墅的刘仲容，笑容满面地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归来了吗？说说看，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有转变没有？”
“白崇禧顽固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我看没有什么希望了。”刘仲容有些沉重地答说。
“李宗仁呢？”
“还有争取的可能性。”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说“我已经做到尽人事的责任了”！接着，他又告诉刘仲容：“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最后，他又深切地说：“仲容，你打电话告诉李宗仁，在解放军过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进行。”
毛泽东送走刘仲容之后，夜已经很深了！接着，他回到桌前，认真地审阅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在毛泽东看来，自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起始，像这样的和平协定草案不知写出过多少件了，然而真正履行，并能贯彻始终的又有几件呢？啊！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这样艰难地前进着，多灾多难的人民在这艰难前进的路上洒下了血……当这滴滴鲜血化作一轮朝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他决计提笔告诉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就八项基础的和平条件举行的谈判，已达十二天。在此十二天中，双方就各项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从本日起，进入正式谈判阶段。”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这篇新闻稿的用意，是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悲苦的人民早些结束苦难的生活，已经对蒋介石顽固派做到仁至义尽了！
香山远处传来了雄鸡报晓的鸣唱，毛泽东又用工作送走了一个沉沉的长夜。当他想到四月十三日早已来临之后，遂又提笔就国共和平谈判进入正式阶段给周恩来写了一信：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十三）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解决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于、居、童，不要张群）如愿来平，十五日至迟十六日必须到达，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果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
毛泽东把新华社的新闻稿及给周恩来的信件发出之后，他信步走出双清别墅，站在亭子前面的水池旁边，举目望着朝霞涂抹的东方，陷入更深邃的凝思，似在自语：“看来，我又要在两条线上作战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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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了李宗仁的电文之后，虽然心中曾燃起过希望之光，但是当他提笔给李宗仁复电的时候，他又完全回到了作为政治家的心态，其措辞是相当冷静的。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接着，毛泽东于四月九日约见邵力子、章士钊谈话。由于邵、章对和谈所持态度与中共相近，故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另外，毛泽东与章士钊的谈话还有一个内容，那就是关于杜月笙的青帮问题，以及程潜对和平解放湖南所持的立场。
据史记载，章士钊于三月二日由南京返回上海当天下午三时半，亲赴杜公馆访晤杜月笙，除转述了中共毛泽东对南北通航的意见外，他还向杜转告了毛泽东对解决青帮的办法：上海解放之后，请杜命令弟子主动向政府登记，只要悔过自新，既往不咎；如果敢于抵抗或在暗处搞破坏，坚决打击之。对此，大病在身且又受了蒋经国打老虎之苦的杜月笙愿意按中共的意见办。
说到章士钊邀谈程潜的情况，当事人——程潜的弟弟程星龄作了回忆：
一九四九年三月，李宗仁电邀程潜赴南京共商国是，其目的是为了湘、桂结盟，采取一致的行动，实现与中共划江而治的局面。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中作伐，促程潜与代总统李宗仁合作。恰在这时，章士钊由上海来到了南京。时人均知章、程同是湘籍名流，他们二人又是多年的密友兼诗友，相互甚为敬重。平时，他们之间再密切的过从也不会引起他人注意；然而时下是非常时期，上层人士又均知章士钊北上访晤了中共领袖毛泽东，所以他们这次见面为防意外事件发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之前，章士钊先约见了程星龄，摸清了程潜的思想状况。接着，他才与程潜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密谈。首先，章氏从国家与政府的理论，联系从清朝到民国的实际来说服程潜，然后再极力向程潜推崇毛泽东。由于章氏是一代大儒，遂说了如下这段颇具理论水平的话：
“近代法学者之通论，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称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现时代进步得很快，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已搞了二十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应当让共产党来搞，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
接着，章士钊以亲身经历，回顾了辛亥革命期间他赞助黄兴，以及支持孙中山，和他反对蒋介石等行为，借以向程潜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等道理。然后，他操着崇敬的口气说道：“现在只有中共和毛泽东才能把国家民族搞好。”
“行严兄，”程潜心事沉重地问道，“你此次北上见到我们的乡弟毛润之了吗？”
“见到了。”
“有何品评？”
“毛泽东英明果断，襟怀宏伟。”章士钊说罢沉吟片时，又说，“我看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空前是肯定，绝后不应说。”
程潜远在山城的时候，就曾与到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有过交往，印象非常之佳。时下，一代狂士章士钊竟然用这样的语言形容毛泽东，当有不凡的所谓政治家那特有的魅力。因此，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当章士钊向他转述毛泽东对他寄予殷切希望之后，他深受感动地说道：“我今后的行为，一定会造福桑梓的！”
毛泽东对章士钊完成他交给的托付是满意的。但是，他清楚随着形势的发展，杜月笙与程潜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仍然需要有人，其中也包含章士钊先生去做，故客气地说道：“将来三湘大地解放了，家乡的人民是要感谢行严先生的！”
四月十日，毛泽东按计划同桂系的两位代表黄竑、刘斐谈话。周恩来指着黄绍竑介绍道，“主席，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黄绍竑先生，抗战时期，曾当过我的故乡浙江省的父母官。”
毛泽东当然清楚桂系黄绍竑的底细，他迎上前去，紧紧握住黄绍竑的手，十分风趣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将来史学家写新桂系的历史，那是少不了黄先生的大名的。”
黄绍竑很早就知道毛泽东的大名了！加之他平生喜好吟诗、填词，因此，他从“北国风光”这样大气魄的诗词中，了解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大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豪放派的词人。为此，他客气地说道：“将来史学家写这段国共和谈史的时候，我希望能沾毛先生的光。”
“那全仰仗你们的努力了！”毛泽东指着周恩来、刘斐等人，“免得我们的后人骂我毛泽东，违背了先礼后兵的祖训。”
“主席，”周恩来指着刘斐说，“这位就是桂系的战略家刘斐先生。”
“也是久闻大名，”毛泽东转而握住刘斐的手，“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我是湖南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刘斐答说。
“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逗得忍俊不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简短的见面对话，自然而然地拉近了主人与客人间的距离。接着，在毛泽东的张罗下，大家分主宾落座，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又进入了近似拉家常般的谈话。
“前天，我和你们的团长，也就是首席谈判代表张文白先生谈了；昨天，我又和两位长者代表——章士钊、邵力子先生交换了意见；今天，”毛泽东有意停顿片时，遂又加强语气地说道，“我想多花些时间和你们二位谈谈，因为你们二位都是代表桂系的嘛。”
“毛先生，”黄绍竑是一位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急忙接过毛泽东的话进行表白，“周公是知道我的历史的，从所谓派系上讲，我无疑是属于桂系的。但是，由于我不赞成内战，希望国家统一，早就被桂系排除在外了。”
“这我也是清楚的。”接着，毛泽东又笑着补充道，“正因为如此，李宗仁先生才要求你当代表的同时，又加上了一位刘斐先生。”
“我是被他们拉出来充数的！”刘斐也近似解释道，“因为我多次向德公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才让桂系出来求和。时下，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刘斐先生谈的，和我们是一致的。”毛泽东抓住刘斐的话题引发开来，“我多次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我是赞成毛先生的这一看法的。”黄绍竑或许想到了自己作为谈判代表的职责，遂又说道，“坦诚地说，我希望能多听一听毛先生的。”
“好嘛，我就多讲一点。”毛泽东沉吟有顷，“我想了许久，你们的李宗仁先生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简而言之，他是六亲无靠啊！”
毛泽东说罢看了看有些愕然的刘斐和黄绍竑，接着，他又扳着手指头说道：“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这番俗中见雅、浅中寓深的讲话，的确征服了黄绍竑与刘斐，他们边听边想边微然点头，感到似在听一位高人在盘道、说禅，从中悟出了更多的人生真谛。有顷，毛泽东起身踱了几步，以坚定的口气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时至中午了，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道：“毛先生，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进而又问道。
毛泽东一听，明白了刘斐是在借麻将之题，进而发挥对和谈态度用意的时候，他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道：“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好了。”
与宴者听后也会心地笑了。
毛泽东在与南京和谈代表邀谈的四天之中，他还要关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军事态势的发展，并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就说四月十日这天吧，毛泽东与桂系的黄绍竑、刘斐谈话的时候，坐镇武汉——时已飞抵南京的白崇禧发来密电，称：“关于安庆撤退事，暂有困难，因自该地发生战事以来，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
毛泽东收此电文之后，为了表示我方的诚意，遂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
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如安庆畏我派人接洽动摇其军心，你们亦不必派人去联络，彼此暂维现状为要。
毛泽东根据南京李宗仁发给他的密电的态度，以及这几天他邀南京代表谈话的情况，认为此次和谈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也就是在四月十日这天，他给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等发去电文：
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即四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总前委邓小平、陈毅收到中央军委这则电文之后，立即复电如下：
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
同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
四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将发生以下困难：（一）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驶困难，因此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三分之二；（二）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面只能作为钳制佯动方向；（三）粮草困难，尤以烧草。
同日，刘伯承等也复电中央军委：
长江水势四月末五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毛泽东收到上述复电之后，立即与周恩来、朱德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至四月十一日凌晨结束。毛泽东于晨五时将如下结果通令上述有关人员：“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由此可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确定四月二十二日举行渡江战役，是毛泽东于四月十一日晨五时下达的命令。
毛泽东把上述命令交于机要部门下发之后，东方已经显出鱼肚白。他缓步走出双清别墅，轻微地活动了一下身体之后，遂又想到太原战役的实施。由于他深切同情多灾多难的人民，总希望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需用战争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所以他决定暂缓发起太原战役。为此，他又于四月十一日起草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电：
（一）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请将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在毛泽东一边邀南京代表团成员谈话，一边部署渡江等战役的同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发布的八项条件为基础，执笔起草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于四月十二日傍晚送至毛泽东的双清别墅。毛泽东笑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恩来已经为国共双方的和谈立了这个规矩，下边的事就好办了！”
“主席，请你今夜审看过这份草案，如无原则问题，我想明天就交给南京代表团。”
“可以，”毛泽东突然想起什么，“刘仲容什么时候回到北平来？”
周恩来看了看手表，笑着说：“如果飞机正点的话，现在应降落了。”
“好！请刘仲容下飞机后立即到我这儿来。”
刘仲容回到南京向李宗仁、何应钦汇报之后，为做白崇禧的工作，打长途电话到武汉，告知收听电话的黄启汉他已经到了南京，见到了李宗仁，想立即到武汉来见白崇禧。黄启汉当即问白崇禧的意见，白说了这句话：“叫他们莫要到汉口来了，明天我们去南京见面。”
但是，刘仲容乃至于李宗仁都不知道，这时的白崇禧已经被蒋介石用黄金收买过去了。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一边企望利用和谈拖到雨季来临，一边命令顾祝同、汤恩伯等在长江建立战略性的军事防御体系湖口以东划归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指挥，湖口以西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负责。在蒋氏的心目中，东线是他的嫡系部队，完全会听命于他的指挥。另外，上海是欧美诸帝国主义的利益所在，面对中共渡江后的军事攻势，他们尤其美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为此，他利用上海作钓饵，试图借中共渡江之机，引诱欧美诸国在上海出兵干涉，把国共两党争天下的战争，转化为美、英诸国和中共进行武装较量的战场。这样一来，他蒋某人就真的坐收渔利了！万一此招失策，他仍然可以借助这支近百万的军队退保台湾。这就是蒋介石心中最得意的一招棋。可是，蒋介石又是如何对待西线指挥长官白崇禧的呢？蒋介石也投下了一枚很重要的棋子。
蒋介石清楚白崇禧会打仗，所以委以长江西线防御的重任。同时，蒋介石又向来瞧不起白崇禧所谓的气节、人格，在圈内视白为“再嫁的寡妇”。换言之，蒋介石视白为势利小人，是重利而忘义且又积极**的不具战略眼光的政客。当蒋氏获悉李宗仁与白崇禧在“和”、“战”问题上有分歧的消息后，先后数度致电白崇禧，重谈北伐和抗日两大历史时期的友谊；当他获悉白崇禧言和意在划江而治——否则将决心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为坚其决心，并借此离间李、白的关系，进而达到破坏北平和谈的目的，他背着李宗仁，“从台湾用飞机运到一批黄金，送给白崇禧。”
蒋介石一方面知道可以用黄金收买白崇禧为其卖命，另一方面也清楚白崇禧的部队无力阻止解放军过江。他如此而为的目的：借用解放军消灭桂系实力的同时削弱解放军。但是，一旦白崇禧失守武汉之后，蒋介石又将作怎样的军事安排呢？他的得意弟子宋希濂道出了天机：
蒋介石说：“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过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其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思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目的，仍然是在重复走抗战时期那条刘备图川的老路。
对此，李宗仁这位代“总统”并不知情。甚至蒋介石用黄金收买白崇禧这样的大事，他都闻所未闻。这就是李宗仁远不如蒋介石的地方。自然，也就是李宗仁难以战胜蒋介石的根本所在。
对此，先行飞到武汉的黄启汉不知白崇禧的变化，遂把在南京向李宗仁汇报的情况，又重复地向白叙述了一遍，特别强调周恩来说的几点，请白考虑。自然，收了蒋介石黄金的白崇禧不会对此感兴趣。他淡然地哼哈地支吾几句，遂又加重语气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过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
“这是办不到的，”黄启汉再次重申周恩来的意见：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会过江；和谈后，谈成也要过江，谈不成也要过江。最后，他语调坚定地说，“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共产党绝不答应。”
简而言之，无论黄启汉说破大天，白崇禧终有他的一定之规。
或许又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老话，就在黄启汉离开南京的这两天，李宗仁那并不坚定的和谈决心也突然发生了动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制约李宗仁和谈，或曰拖时间，他又授意幕后操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他授意的如下五条和谈方针：
（一）为表示谋和诚意，取信国人，在和谈开始时，双方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无谋和诚意，政府应立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
（二）为保持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往以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护；
（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用暴力之政策，对于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
（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约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
（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李宗仁认真地研究了上述五条和谈方针，愈加感到在蒋介石的控制下，势难接受“人民解放军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渡江”的条件，也势难采纳他主持、推动的国共合议的结果。恰在这时，白崇禧偕黄启汉飞到了南京。是日晚十时许，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远在傅厚岗会商时局。白崇禧讲话：“日前最大的危机是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德公没有掌握政府的权力。而今蒋、李必须摊牌：如果蒋不出国，德公就应该急流勇退，让蒋重新出来当家做主。”
白崇禧说的这段话，单从字面上是看不出问题的。然而他今天说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已经由昔**蒋交权，变成今天由蒋复出取代李代“总统”了！
接着，刘仲容向白崇禧报告：“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提出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中共方面态度坚决，坚持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白崇禧听后也不甘示弱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接着，刘仲容又把毛泽东、周恩来讲的话说给白崇禧听。特别说到将来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还要请他指挥国防军之后，他不仅听不进去，而且还很有情绪地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刘仲容听后发觉白崇禧在和谈问题上出现了大的倒退，正当他思索这其中的原委之时，白崇禧又问道，“德公和敬之有什么看法？”
“他们两位都没有表示，就是要同你商量商量。”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白崇禧气急败坏地说，“你马上就回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样办。”
刘仲容苦口婆心地与白崇禧讲了几次，白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当刘“从接近白崇禧的参谋人员那里听说蒋介石给白崇禧一批黄金，企图破坏和谈”后，他也失去了信心。不久，刘仲容收到北平王炳南的长途电话，说南京和平代表团的黄绍竑，日内将从北平回南京，并叫刘搭乘这架专机回北平。刘在得到李宗仁同意之后，遂于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时与朱蕴山、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等乘机飞返北平。
毛泽东迎进自飞机场直接赶来双清别墅的刘仲容，笑容满面地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归来了吗？说说看，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有转变没有？”
“白崇禧顽固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我看没有什么希望了。”刘仲容有些沉重地答说。
“李宗仁呢？”
“还有争取的可能性。”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说“我已经做到尽人事的责任了”！接着，他又告诉刘仲容：“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最后，他又深切地说：“仲容，你打电话告诉李宗仁，在解放军过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进行。”
毛泽东送走刘仲容之后，夜已经很深了！接着，他回到桌前，认真地审阅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在毛泽东看来，自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起始，像这样的和平协定草案不知写出过多少件了，然而真正履行，并能贯彻始终的又有几件呢？啊！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这样艰难地前进着，多灾多难的人民在这艰难前进的路上洒下了血……当这滴滴鲜血化作一轮朝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他决计提笔告诉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就八项基础的和平条件举行的谈判，已达十二天。在此十二天中，双方就各项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从本日起，进入正式谈判阶段。”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这篇新闻稿的用意，是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悲苦的人民早些结束苦难的生活，已经对蒋介石顽固派做到仁至义尽了！
香山远处传来了雄鸡报晓的鸣唱，毛泽东又用工作送走了一个沉沉的长夜。当他想到四月十三日早已来临之后，遂又提笔就国共和平谈判进入正式阶段给周恩来写了一信：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十三）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解决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于、居、童，不要张群）如愿来平，十五日至迟十六日必须到达，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果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
毛泽东把新华社的新闻稿及给周恩来的信件发出之后，他信步走出双清别墅，站在亭子前面的水池旁边，举目望着朝霞涂抹的东方，陷入更深邃的凝思，似在自语：“看来，我又要在两条线上作战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