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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来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钟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钟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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