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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前222年，秦王国出动大军，急攻辽东(辽宁省辽阳市)，生擒燕王国(首都襄平辽宁省辽阳市)国王(八任)姬喜(燕王国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国111年，至此灭亡)。
司马光曰：“燕王国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时激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思虑不周，谋略肤浅，使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断，这是一项大罪。竟然有人认为姬丹是一位贤才，未免过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把政治行为纳入礼教范围，以仁爱之心待人民，以信义之心待邻邦，这样才能使官员都是人才，干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怀感激之情，邻邦也愿意亲善。到了这种时候，国家自然安如磐石，发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虽然有强暴的敌人，也没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这条路，反而以一万辆战车的国家，用小偷大盗手段，去为他一个人泄愤。结果失败身死，国家摧毁，难道没有悲痛？双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对自己的承诺，全部履行，不是信义。送人金银财宝，不是恩惠。自砍头颅，自剖腹肚，不是勇敢。盖只顾眼前，不管它的后遗症，不过是芈胜之辈(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十二任王平王芈弃疾，因霸占儿子芈建的妻子，要杀芈建，芈建逃亡到郑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卷入郑国一场内斗，被郑国格杀。当时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芈胜，后来回到楚王国，要求复仇，得不到允许，发动政变，失败丧生。)荆轲只为了酬报姬丹豢养的一点私情，竟不顾他的七族家属，企图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国强大、秦王国衰弱，岂不是愚蠢无比。所以扬雄评论他时，认为：‘要离不过是一个蜘蛛角色(要离，吴王国首都吴城？江苏省苏州市勇士，前514年，吴国王吴光派要离刺杀前王吴僚的儿子吴庆忌)，聂政不过一个壮士角色，荆轲不过一个刺客角色，都不能算是行义。’又说：‘荆轲，以君子的眼光看来，一个强盗而已！’确实如此。”
司马迁曰：“人们谈论荆轲，总提到燕王国太子姬丹‘天雨粟’、‘马生角’故事(传说，姬丹在秦王国充当人质时，要求回国，他的老友嬴政不准，宣称：“除非是乌鸦头白，马头生角。”姬丹仰天长叹，乌鸦竟然头白，马也长出角来)，太过夸张。又提到荆轲曾砍伤了嬴政，也不是事实。最初，公孙季功、董生，跟夏无且是好朋友，告诉我经过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荆轲，总共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行义，或完成、或失败，但他们的立场，光明磊落，不掩饰自己的志向，声誉永垂后世，却是真实事实。”
对荆轲的评价，司马光跟司马迁，恰恰相反。司马迁胸襟开朗，气吞八荒。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听见一个铁锅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颗使他这个士大夫阶层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弹。
时势到了纪元前3世纪的70年代，秦王国吞并六国的力量，已达到巅峰，六国灭亡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没有荆轲的一击，嬴政难道就饶了燕王国？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国是因荆轲的一击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赃。至于说荆轲为了私情，竟然不顾他的家族，司马光更是在那里信口开河。一击而中，家族荣耀，一击不中，国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难的，又何只荆轲？而且，问题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荆轲的行为。儒家系统一直在教导人：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去计算什么事划得来，或什么事划不来。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广众间都表演得非常忠心报国，可是一旦回家，就变了模样。
荆轲是为燕王国献身，他不为一己利益，他如果为一己利益，早就跟扬雄一样，关着门写法言去了。扬雄是1世纪10、2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个叛逆集团。可是面对叛逆集团，他不但没有荆轲的勇气，挺身而起，反而为了保护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团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团的官位上，诋毁荆轲是一个强盗。自己没有道德勇气，反而讥讽有道德勇气的人，这种正人君子，布满官场，促使中国文化一天比一天堕落。
司马光用一个最恶毒的词汇形容荆轲，说姬丹“豢养”他，完全否定荆轲的人格，荆轲岂是金钱美女可以收买的？如果豢养的意义就是雇佣，司马光可是宋王朝赵姓皇家豢养的文化打手，扬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养的帮凶了。荆轲代表中国社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操，固然图报知遇之恩，同时也向燕王国效忠，在荒郊诀别时，荆轲高声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国家危机时，英雄豪杰们无可奈何的一次自杀性的拯救，人生艰难唯一死，而荆轲从容赴死。悲壮苍凉，千载之下，仍使人动容。竟有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之前，心旷神怡地说他：“岂不是愚蠢无比！”看起来，聪明人太多，正是中国苦难之源。
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亡国前夕，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城主晋见国王田建说：“齐王国土地有数千华里，战士将近100万。现在，三晋(魏、赵、韩)的官员们，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阿邑(山东省东阿县)、甄邑(山东省鄄城县)之间的有好几百人。大王如果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叫他们收复故国疆土，即令临晋关(陕西省大荔县东)，也可以攻进去。鄢郢人士，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首都临淄城南的，也有好几百人，大王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使他们收复楚王国的故土，即令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也可以攻进去。如果这样，齐王国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国可以消灭，岂仅只保持国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绝接受。
幸亏田建不采纳这位即墨城主的意见，否则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难。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往往跟赵括谈论军事一样，千难万难的千症万结，信口发飙，都易如反掌。秦王国倾全国之力，可用之于战场的，不过60万。即墨城主却要齐国王一下子交给三晋官员100万，一下子又交给故楚人士100万，好不热闹，不知道哪里来的200万？武装部队不由自己将领率领，却交给那些流亡之徒，天下从没有这种可能。而40余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一旦投入战场，面对百战百胜的秦军，恐怕又要劳动对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胜利，要想一口气打到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又是一份美丽的纸上作业。齐王国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邻邦抵抗强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齐王国一个孤雏，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无法挽救。40余年目光短浅，必须付出40余年目光短浅的代价。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将王贲向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进发，突袭临淄。齐王国军民，没有一人抵抗。秦军承诺给齐王田建500华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齐王国立国139年，到此灭亡)。
秦王国对亡国之君，当然不履行承诺，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辉县市)，软禁在松柏树林之中，衣食不继，终于饿死。齐王国人民曾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对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满：“满耳松树的涛声满目柏树林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口渴的时候不能饮谁使田建落得如此结局是不是那些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司马光曰：“南北合纵和东西连横的大战略，虽然反复百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万封国，使他们交通来往，相亲相爱，用宴会增进感情，用会盟加强团结。无他，只不过要他们同心合力，保卫国家。如果六国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秦王国即令再为强大，怎么能被它灭亡？三晋(魏、赵、韩)，是齐王国、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的屏障，齐王国、楚王国，又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实质不可划分。三晋攻齐楚，是自挖根基，齐楚攻三晋，是自己动手拆毁屏障，天下竟有用拆毁屏障的手段，去向强盗献媚，说：‘强盗爱我，不会攻我！’真是荒谬到了家。”
司马光这段评论中，赞扬苏秦的大战略：“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似乎是露了底。因司马光和孟轲二位大亨，一向只谈仁义，不谈利益的，而今司马光也不得不把国家利益列为第一。但他又主张“六国如果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夫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才能使他们永久结合。所谓信义，也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团体的立场和个人的立场并不一样，儒家学派一直在其中搅和不清，所以总是不断地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已吞并六国，统一当时已知的世界，国王(六任)嬴政洋洋得意，自以为品德超过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功勋超过五帝，于是不再称国王，改称“皇帝”(这是“皇”和“帝”二字第一次结合，以后遂成为固定名词，连续使用两千年)。皇帝颁布的文告称“制”皇帝下达的命令称“诏”(圣旨)，皇帝自称“朕”(从前每个平民都自称“朕”嬴政之后，只有皇帝才自称“朕”人民只好自称“我”了)；追尊老爹嬴异人(五任庄襄王)当太上皇(以后只有仍活着的老爹才称“太上皇”)，下令说：“元首死了之后，所加的绰号(谥法)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属议论君王，无聊透顶。从今天开始，废除谥法。我是始皇帝，后世以数目字顺序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到无穷。”
嬴政搞出了一大套个人崇拜的玩艺，诸如“制”、“诏”、“朕”、“皇帝”之类，说明他的智商平平，不过废除谥法却是一项真知灼见。谥法是儒家系统中最无聊的专门给死亡贵族起绰号的一种文字游戏。可惜秦王朝瓦解后，谥法复活，直到20世纪清王朝末期，知识分子还乐此不疲，把人与人间的称呼，搞得其乱如麻、乌烟瘴气。
纪元前210年，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东巡国土，因身体不适，折回京师(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在中途逝世，幼子嬴胡亥篡夺帝位。把嬴政安葬骊山(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墓穴极深，熔化铜汁，灌入地下，堵塞泉水，内部填满奇物珍宝。又命工匠在各处装置可以自动发射的强弓，对接近的人，立即射杀。墓穴中兴建江河海洋，用水银灌成小溪，设置机械使它流动运转。墓顶如同天空，星辰排列；墓底完全依照风水格局。凡是没有生儿子的小老婆，全部驱入墓穴殉葬。棺木入土之后，有人提醒说，制造机械的工匠，可是知道怎么破解的，一旦泄漏，仍有被掘被盗危险。于是，再把所有工匠驱入墓穴殉葬。
2100年后，嬴政先生的坟墓，开始从外围被挖掘，水银已涸，强弓已枯，专制帝王自认为铁打的地下江山，成为虚话。迄今挖掘出土的，虽不过一小部分，但仅只充当嬴政卫士的“秦俑”已引起世界瞩目。等到有一天，把嬴政本人的老骨头挖出来，当另有一番启示。而那么多被活埋的美女，以及被谋杀的工匠，可以想像，他们在封闭的墓穴中挣扎哀号，而最后纷纷窒息倒地，尸体纵横，千古含冤。人权被如此摧残，带给我们江海般悲愤。
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时，遗命由太子嬴扶苏继位，而宦官赵高勾结宰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当太子，又矫诏谴责嬴扶苏颟顸无能，赐死。
在赵高教唆下，嬴胡亥决心诛杀老爹最宠爱的将领蒙氏兄弟。嬴扶苏的儿子嬴婴劝阻说：“赵国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王田建杀他数世的忠臣而用后胜，最后终于亡国。蒙家累世都是我们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却打算一次铲除。杀忠良而任用奸佞，后遗症是：在内使官员对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将士们丧失斗志。”嬴胡亥听不进去，遂处决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许有人问：‘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么用？’扬雄说：‘开山填谷，西起临洮(甘肃省岷县)，东接辽水(辽宁省辽阳市)，死伤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司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驱使，他的残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了解当臣属的本分，虽然没有罪而被诛杀，而仍忠贞不移，不生二心，实在足以称道。”
秦王朝长城，西起临洮，中经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到辽东，全长约2400公里，是一个伟大而骇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国长城”、“赵王国长城”、“燕王国长城”接连而成，并不是秦王朝从东筑到西，从头筑到尾。蒙恬先生仅只从事接连工程而已，依当时三国长城位置计算，蒙恬兴建的，不过三四百公里。嬴政统一中国后，各王国高级知识分子——诸如贵族们的食客和王室的皇亲国戚，全都失业，而嬴政又特别垂青法家学派，以致失势的儒家系统把他恨入骨髓，诟骂、诽谤，最后更索性昧尽天良，诬陷栽赃，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属蒙恬共同兴建万里长城，就是一个例证。
扬雄这个酸腐兼备的可怜秀才，大笔一挥，轻松地“西起临洮，东接辽水”把2400公里的账，全部扣到蒙恬头上，这是一种下流手段。然而，问题还在于，即令真的兴筑了2400公里长城，也是在为国家抵御外侮，并不是盖皇帝一个人玩乐的花园！蒙恬之忠，连司马光都击节赞叹，扬雄却肆意诬蔑，他这个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颂德，依照儒家法则，可是一项严重的变节。自己奸诈，反而诋毁忠良。当他伏案撰写法言时，不知道脸烧不烧？心跳不跳？何以司马光硬把他搬上台盘，让他丢丑！
司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将，而予以抨击，说明六国反动的残余情绪，是如何的强烈。嬴政不比战国时代其他国王更坏，何况他建立统一中国大业。统一大业如果是一种罪行，则司马光一定赞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据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国用兵，向辽帝国用兵，岂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发一字抨击赵家皇上。
在儒家系统中，秦王朝和嬴政成为罪恶箭靶，一有机会，不经过大脑，随手就是一箭。
赵高害怕沙丘矫诏的阴谋被揭发，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议制造恐怖，使用最严厉的法条和最残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扩大他们的案情，叫他们在口供中尽量说出他们亲友的名字，逮捕那些亲友后，再如法炮制，然后一网打尽，这样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诛杀。嬴胡亥完全同意，于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杀开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审讯，审讯时扩大打击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10位公主在杜邮(陕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镇，白起死处)被车裂(五马分尸)，家产全被没收。
因口供中出现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胜数。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宫内院，最后才定罪。三人拔剑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请求赐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地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嬴将闾显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笃，所以才被囚禁内宫。最后审判已定，嬴将闾申诉他并未犯罪，当然不会发生作用，政治性冤狱最大的特征是：无罪不能无刑。不过，任何错误的决策和任何人为的罪恶，都有个终结，都要付出代价。只是谁也没有嬴胡亥终结之日和付出代价之日，来得那么迅雷不及掩耳。
纪元前208年，历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狱，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赵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对他的宠爱，专权横行，各地变乱蜂起，宰相李斯颇为焦虑。赵高遂决定摧毁李斯，于是向嬴胡亥打小报告说：“当初沙丘密谋，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过仍是宰相，他的愿望很明显，要陛下割给他土地，封他当王。另外，他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长，故楚王国领土上的那群盗匪，像陈胜之流，都是宰相家乡邻县的子弟，双方有浓厚的乡情。所以盗匪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击。”正巧，李斯与右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求暂停阿房宫工程，削减边防军的轮调次数，减轻各种苛捐杂税与苦役。嬴胡亥阅后，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冯去疾与冯劫闻讯自杀，李斯不肯自杀，独自到监狱报到，嬴胡亥任命赵高进行审判。赵高审判李斯，苦刑拷打达千余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认罪状(即现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讳”等“自动招认”)，李斯所以自诬，因他自信他对国家的贡献和他的辩才，终可以恢复清白，获得昭雪。诬服之后，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递上去，当然先到赵高之手，赵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说：“囚犯有什么资格表达意见！”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觉，决定堵塞最后一个漏洞。于是派遣他部下十余位门客，冒充皇家检察官(御史)、宫廷礼宾官(谒者)、宫廷侍从(侍中)之类，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效力，据实回答。冒牌官员回报后，赵高责备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后，李斯畏惧痛苦，再有人来询问时，只好继续自诬。后来，有一天，嬴胡亥果然派遣亲信前来复查，李斯无法辨识真假，不敢更改口供。嬴胡亥得到报告，感谢上苍说：“要不是赵高，几乎被李斯出卖。”于是李斯被判处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双脚脚趾。四、用鞭捶死。五、斩首，剁成肉酱)，在咸阳街上腰斩(可能代替鞭死)。李斯死后，屠灭三族。
李斯被处决，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冤狱，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狱。男主角竟是缔造秦帝国的巨头，担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学派巨子。这场冤狱为中国政治性冤狱政策立下典范，被以后两千年间的暴君暴官谨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诬以谋反”对有些人，如果不诬以谋反，简直无法铲除。这顶铁帽，即令是宰相也无力承当。以致发展到最后，甚至还有强臣指控君王谋反的怪事，它是一种锐利的诛杀武器，对宰相固可以使用，对君王同样可以使用，对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毁肉体的抵抗力外，还同时摧毁对手的尊严。于是产生了“攻破心防”、“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等专业术语，铁帽遂成为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怎么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辩才，赵高何尝不知道李斯忠心！至于辩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从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仿佛李斯一手完成，那么，置嬴政于何地？专制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绁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干。即令不会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见已深，岂会采信一个囚犯的一面之词？哪一个囚犯不喊冤枉？谁敢推翻案卷里调查所得的“确凿”证据？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复查？和李斯亲自面对就行了，但嬴胡亥岂是肯面对之人？
冤狱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运用诈术，使李斯不敢翻供。诈术日新月异，20世纪的是：“只要你表示悔过，我们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难抵挡；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流狱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赵高是李斯的死敌，却把李斯交他审讯，结果当然可以预卜。但这一点却给后世的暴君暴官们一个很大启发。
从发生冤狱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个政权的品质。了解这项因果，对中国人的苦难，当会获得深刻的感受。
司马迁评论张耳、陈馀说：“张耳、陈馀，举世称为贤才，他们的门客，甚至仆役，也都是天下的俊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里，全取得宰相级的高官。张耳、陈馀贫贱时，互相誓言为对方效死，并不是一句虚话，他们都有那种情操。可是，一旦身居高位，争权夺利，竟至两败俱伤。为什么从前相爱如彼之深，现在却相恨如此之苛？岂不仍是势利之徒？”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张耳和陈馀的友情，并不虚假，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到绝对信任和绝对相谅的程度。所以，钜鹿被围之日，也就是张、陈二人友情瓦解之时。张耳日守危城，城随时会破，人随时会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陈馀那支军力，而陈馀却按兵不动，张耳岂不愤懑？可是陈馀了解，只要出击，军必溃，身必亡，对局势毫无补益。从张[上厌下黑]、陈泽的例证，可说明他的乌合之众确不堪秦军一击。张耳独责备陈馀不死，而他的儿子张敖也率军在外，同样一动都不敢动，置老爹的生死不顾，张耳对儿子为什么不发一言？如果说陈馀背叛老友，张敖岂不是背叛老爹？形势犹如山崩，张[上厌下黑]、陈泽之事，不过火上加油。司马迁称二人是势利朋友，那么，张耳、张敖难道是势利父子？
张耳即令相信陈馀绝不会背叛(犹如他相信他儿子张敖绝不会背叛一样)，纵然没有人从中挑拨，纵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谊也已无法恢复原状。相爱越深，一旦不信不谅时，谴责也越烈。此时如果张耳拒收印信，表面上还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当初不过两个光棍，如今各有各的摇尾系统，摇尾系统“效忠”到极致，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甚至火拼，以便从中取点小利。所谓主子，在摇尾系统掇弄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弄得反目，何况已经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怀王芈心任命大将刘邦，于纪元前207年攻陷武关，战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脏，宦官赵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脸，遂诛杀嬴胡亥，改立嬴扶苏之子嬴婴登极(三世皇帝)。纪元前206年，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包括“玺”、“符”、“节”(玉玺，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属，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员。符节，形状像一根竹竿，竿头有毛缨，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亲临)，在轵道(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路旁，下车迎降，秦亡。
贾谊曰：“秦王国以那么一小块土地，夺取天下最高权力，胁迫八州(古中国分九州，秦王国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国则居八州)朝拜它这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凡百有余年。然后统一天下，化世界为一家，崤山和函谷关都成了宫殿，声势盖世。想不到一个人冒险犯难，庞大帝国的祖宗七庙(儒家礼制，从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庙。加上创立政权那位祖先的祭庙，共七座庙。统称“太庙”)，全部摧毁，身虽死而仍被天下讥笑，原因何在？在于不知道推行仁义。同时，攻守形势，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宫赋道出六国覆灭的真相：“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贾谊强调仁义，仁义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义何在？还不是消灭六国，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江山。至于攻守形势相反，战国时代，几次南北合纵同盟，秦王国都居于挨打地位，为什么不垮于当时各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却垮于以后的乌合之众？刘邦的军队，不会强过赵括，为什么赵括攻不进秦军营垒，而刘邦一下子就击溃关防线？
这不是一项纯军事问题，即令白起复活，他的结局也不会比章邯更好。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秦政府首领如果不是嬴胡亥，而是嬴扶苏；不是赵高，而是李斯，章邯何至叛变？关守将何至阵前受贿停战？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赵高之流的鲨鱼群，最大的盲点是始终看不见当头劈下来的钢刀，他们高估了豢养他们的那个政权的能力，认为无论他们怎么伤害，那个政权仍能保护他们，所以对任何人都不珍惜。包括李斯在内的三公，一夕之间，歼灭无遗。国家唯一的栋梁章邯，也要扑杀。最后甚至认为，连他的保护神嬴胡亥，也可铲除，另换新人。
秦政府之亡，亡于最高领袖昏暴得出奇，当权官员冥顽得出奇，以及窝里斗惨烈而凶猛得出奇。
纪元前206年，刘邦既攻陷秦王朝首都咸阳，金银美女，一无所取，在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仍然返回霸上军营。不久，项羽率军抵达咸阳，屠城。把囚禁在监狱里的嬴婴(秦王朝三任帝)处决，焚烧宫殿，大火三个月不灭。大肆劫掠金银财宝和美女，撤退东返。韩先生(名不详)向项羽建议：“关中(陕西省中部)地区，拥有险要的山川形势，在四座要塞保护之下(四塞就是四关：北方萧关，南方武关，东方函谷关，西方散关)，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天下。”项羽一则看见秦王朝宫殿已被烧成一片焦土，二则又急于回到东方，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穿着锦绣漂亮的衣裳，却在黑夜里走路，怎能显示荣耀？”韩先生退出后，扼腕说：“人家都说楚国人肤浅暴躁，虽然戴着人的帽子，却仍是一只猕猴，果然不错。”这话被项羽听到，逮捕韩先生，投入大锅煮死。
开凿隧道，山前山后同时动工，在精确测量下，高低相同，方向针对，然后双方才能衔接贯通。如果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就永不能筑成，不但没有利益，反而造成损失。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价值标准跟利害判断，以及智慧的和知识的层面，必须相差无几，才容易契合。如果悬殊太大，就成了闽南语所形容的“鸡同鸭讲”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产生悲剧。
项羽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有战场上的厮杀力，却没有政治上的思考力。韩先生所作的分析，项羽既看不出、也不了解，远超过他的智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向天下人挺身证明他果然是一只戴着人帽的猕猴。韩先生对他的批评，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经过项羽自己作证，人们就无法不信。项羽开端之后，历史上遂层出不穷这种挺身自证的镜头。一直延伸到近代，人世间不断有猕猴，也不断有烹刑，使人哀伤。
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指出它真是蠢驴，结果一定严重。韩先生就是一个榜样。
纪元前204年，汉王国大将韩信、张耳率军东进，赵王赵歇与陈馀在井陉口(井陉关？河北省井陉县西)集结重兵防守，广武君李左车向陈馀说：“韩信、张耳，乘胜而前，离开他们的本土，在远远的外国战斗。进则生、退则死，势不可挡。不过，粮秣转运，要经过千里之遥，士兵必然面露饥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砍柴抢粮，才可以煮饭，显示大军没有隔宿之食，井陉关出入一线，不能同时通过两辆车和两匹马。汉军粮秣必然在大军之后。你交给我3万人，从小道出击，断绝他们的补给。你则坚守要塞，拒绝迎战。他们向前不能厮杀，向后不能撤退，而又抢不到东西，不出十天，韩信、张耳两颗人头，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军旗之下。”陈馀一向自称他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肯使用诡计。回答说：“韩信军队既少，又十分疲惫，对这样的敌人，不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各国都会看不起我们。”韩信得知陈馀拒绝采用李左军的建议，大喜。于是直入井陉险道，会战不久开始，赵军惊恐震骇，不但不能再战，而且不能成列。霎时，大家狂奔，四散逃命。赵军将领截杀，已不能阻止。汉军乘势夹击，赵军崩溃。在汦水(即井陉水，注入绵蔓水)水滨，斩陈馀，生擒赵王赵歇。
再精密的作战计划，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韩信的军事能力，举世无双，可是，如果他的运气不佳，碰上的对手不是迂腐的陈馀，而是天才李左车，千万汉军，势将在井陉丧生，所谓登台拜将，徒留笑柄。
纪元前7世纪，出了一个子滋甫(宋国二十任国君襄公)；纪元前3世纪，出了一个陈馀，使我们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学说的资料。荀况在跟临武君那场洋洋洒洒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仁义之师。而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师，据说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发建立周王朝。而三次灭国兴邦的大战，却无一不靠诡诈的战略和战术。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纪元前204年，困守成皋(河南省荥... -->>
纪元前222年，秦王国出动大军，急攻辽东(辽宁省辽阳市)，生擒燕王国(首都襄平辽宁省辽阳市)国王(八任)姬喜(燕王国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国111年，至此灭亡)。
司马光曰：“燕王国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时激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思虑不周，谋略肤浅，使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断，这是一项大罪。竟然有人认为姬丹是一位贤才，未免过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把政治行为纳入礼教范围，以仁爱之心待人民，以信义之心待邻邦，这样才能使官员都是人才，干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怀感激之情，邻邦也愿意亲善。到了这种时候，国家自然安如磐石，发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虽然有强暴的敌人，也没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这条路，反而以一万辆战车的国家，用小偷大盗手段，去为他一个人泄愤。结果失败身死，国家摧毁，难道没有悲痛？双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对自己的承诺，全部履行，不是信义。送人金银财宝，不是恩惠。自砍头颅，自剖腹肚，不是勇敢。盖只顾眼前，不管它的后遗症，不过是芈胜之辈(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十二任王平王芈弃疾，因霸占儿子芈建的妻子，要杀芈建，芈建逃亡到郑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卷入郑国一场内斗，被郑国格杀。当时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芈胜，后来回到楚王国，要求复仇，得不到允许，发动政变，失败丧生。)荆轲只为了酬报姬丹豢养的一点私情，竟不顾他的七族家属，企图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国强大、秦王国衰弱，岂不是愚蠢无比。所以扬雄评论他时，认为：‘要离不过是一个蜘蛛角色(要离，吴王国首都吴城？江苏省苏州市勇士，前514年，吴国王吴光派要离刺杀前王吴僚的儿子吴庆忌)，聂政不过一个壮士角色，荆轲不过一个刺客角色，都不能算是行义。’又说：‘荆轲，以君子的眼光看来，一个强盗而已！’确实如此。”
司马迁曰：“人们谈论荆轲，总提到燕王国太子姬丹‘天雨粟’、‘马生角’故事(传说，姬丹在秦王国充当人质时，要求回国，他的老友嬴政不准，宣称：“除非是乌鸦头白，马头生角。”姬丹仰天长叹，乌鸦竟然头白，马也长出角来)，太过夸张。又提到荆轲曾砍伤了嬴政，也不是事实。最初，公孙季功、董生，跟夏无且是好朋友，告诉我经过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荆轲，总共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行义，或完成、或失败，但他们的立场，光明磊落，不掩饰自己的志向，声誉永垂后世，却是真实事实。”
对荆轲的评价，司马光跟司马迁，恰恰相反。司马迁胸襟开朗，气吞八荒。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听见一个铁锅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颗使他这个士大夫阶层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弹。
时势到了纪元前3世纪的70年代，秦王国吞并六国的力量，已达到巅峰，六国灭亡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没有荆轲的一击，嬴政难道就饶了燕王国？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国是因荆轲的一击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赃。至于说荆轲为了私情，竟然不顾他的家族，司马光更是在那里信口开河。一击而中，家族荣耀，一击不中，国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难的，又何只荆轲？而且，问题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荆轲的行为。儒家系统一直在教导人：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去计算什么事划得来，或什么事划不来。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广众间都表演得非常忠心报国，可是一旦回家，就变了模样。
荆轲是为燕王国献身，他不为一己利益，他如果为一己利益，早就跟扬雄一样，关着门写法言去了。扬雄是1世纪10、2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个叛逆集团。可是面对叛逆集团，他不但没有荆轲的勇气，挺身而起，反而为了保护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团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团的官位上，诋毁荆轲是一个强盗。自己没有道德勇气，反而讥讽有道德勇气的人，这种正人君子，布满官场，促使中国文化一天比一天堕落。
司马光用一个最恶毒的词汇形容荆轲，说姬丹“豢养”他，完全否定荆轲的人格，荆轲岂是金钱美女可以收买的？如果豢养的意义就是雇佣，司马光可是宋王朝赵姓皇家豢养的文化打手，扬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养的帮凶了。荆轲代表中国社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操，固然图报知遇之恩，同时也向燕王国效忠，在荒郊诀别时，荆轲高声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国家危机时，英雄豪杰们无可奈何的一次自杀性的拯救，人生艰难唯一死，而荆轲从容赴死。悲壮苍凉，千载之下，仍使人动容。竟有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之前，心旷神怡地说他：“岂不是愚蠢无比！”看起来，聪明人太多，正是中国苦难之源。
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亡国前夕，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城主晋见国王田建说：“齐王国土地有数千华里，战士将近100万。现在，三晋(魏、赵、韩)的官员们，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阿邑(山东省东阿县)、甄邑(山东省鄄城县)之间的有好几百人。大王如果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叫他们收复故国疆土，即令临晋关(陕西省大荔县东)，也可以攻进去。鄢郢人士，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首都临淄城南的，也有好几百人，大王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使他们收复楚王国的故土，即令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也可以攻进去。如果这样，齐王国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国可以消灭，岂仅只保持国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绝接受。
幸亏田建不采纳这位即墨城主的意见，否则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难。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往往跟赵括谈论军事一样，千难万难的千症万结，信口发飙，都易如反掌。秦王国倾全国之力，可用之于战场的，不过60万。即墨城主却要齐国王一下子交给三晋官员100万，一下子又交给故楚人士100万，好不热闹，不知道哪里来的200万？武装部队不由自己将领率领，却交给那些流亡之徒，天下从没有这种可能。而40余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一旦投入战场，面对百战百胜的秦军，恐怕又要劳动对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胜利，要想一口气打到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又是一份美丽的纸上作业。齐王国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邻邦抵抗强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齐王国一个孤雏，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无法挽救。40余年目光短浅，必须付出40余年目光短浅的代价。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将王贲向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进发，突袭临淄。齐王国军民，没有一人抵抗。秦军承诺给齐王田建500华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齐王国立国139年，到此灭亡)。
秦王国对亡国之君，当然不履行承诺，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辉县市)，软禁在松柏树林之中，衣食不继，终于饿死。齐王国人民曾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对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满：“满耳松树的涛声满目柏树林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口渴的时候不能饮谁使田建落得如此结局是不是那些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司马光曰：“南北合纵和东西连横的大战略，虽然反复百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万封国，使他们交通来往，相亲相爱，用宴会增进感情，用会盟加强团结。无他，只不过要他们同心合力，保卫国家。如果六国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秦王国即令再为强大，怎么能被它灭亡？三晋(魏、赵、韩)，是齐王国、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的屏障，齐王国、楚王国，又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实质不可划分。三晋攻齐楚，是自挖根基，齐楚攻三晋，是自己动手拆毁屏障，天下竟有用拆毁屏障的手段，去向强盗献媚，说：‘强盗爱我，不会攻我！’真是荒谬到了家。”
司马光这段评论中，赞扬苏秦的大战略：“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似乎是露了底。因司马光和孟轲二位大亨，一向只谈仁义，不谈利益的，而今司马光也不得不把国家利益列为第一。但他又主张“六国如果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夫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才能使他们永久结合。所谓信义，也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团体的立场和个人的立场并不一样，儒家学派一直在其中搅和不清，所以总是不断地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已吞并六国，统一当时已知的世界，国王(六任)嬴政洋洋得意，自以为品德超过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功勋超过五帝，于是不再称国王，改称“皇帝”(这是“皇”和“帝”二字第一次结合，以后遂成为固定名词，连续使用两千年)。皇帝颁布的文告称“制”皇帝下达的命令称“诏”(圣旨)，皇帝自称“朕”(从前每个平民都自称“朕”嬴政之后，只有皇帝才自称“朕”人民只好自称“我”了)；追尊老爹嬴异人(五任庄襄王)当太上皇(以后只有仍活着的老爹才称“太上皇”)，下令说：“元首死了之后，所加的绰号(谥法)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属议论君王，无聊透顶。从今天开始，废除谥法。我是始皇帝，后世以数目字顺序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到无穷。”
嬴政搞出了一大套个人崇拜的玩艺，诸如“制”、“诏”、“朕”、“皇帝”之类，说明他的智商平平，不过废除谥法却是一项真知灼见。谥法是儒家系统中最无聊的专门给死亡贵族起绰号的一种文字游戏。可惜秦王朝瓦解后，谥法复活，直到20世纪清王朝末期，知识分子还乐此不疲，把人与人间的称呼，搞得其乱如麻、乌烟瘴气。
纪元前210年，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东巡国土，因身体不适，折回京师(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在中途逝世，幼子嬴胡亥篡夺帝位。把嬴政安葬骊山(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墓穴极深，熔化铜汁，灌入地下，堵塞泉水，内部填满奇物珍宝。又命工匠在各处装置可以自动发射的强弓，对接近的人，立即射杀。墓穴中兴建江河海洋，用水银灌成小溪，设置机械使它流动运转。墓顶如同天空，星辰排列；墓底完全依照风水格局。凡是没有生儿子的小老婆，全部驱入墓穴殉葬。棺木入土之后，有人提醒说，制造机械的工匠，可是知道怎么破解的，一旦泄漏，仍有被掘被盗危险。于是，再把所有工匠驱入墓穴殉葬。
2100年后，嬴政先生的坟墓，开始从外围被挖掘，水银已涸，强弓已枯，专制帝王自认为铁打的地下江山，成为虚话。迄今挖掘出土的，虽不过一小部分，但仅只充当嬴政卫士的“秦俑”已引起世界瞩目。等到有一天，把嬴政本人的老骨头挖出来，当另有一番启示。而那么多被活埋的美女，以及被谋杀的工匠，可以想像，他们在封闭的墓穴中挣扎哀号，而最后纷纷窒息倒地，尸体纵横，千古含冤。人权被如此摧残，带给我们江海般悲愤。
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时，遗命由太子嬴扶苏继位，而宦官赵高勾结宰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当太子，又矫诏谴责嬴扶苏颟顸无能，赐死。
在赵高教唆下，嬴胡亥决心诛杀老爹最宠爱的将领蒙氏兄弟。嬴扶苏的儿子嬴婴劝阻说：“赵国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王田建杀他数世的忠臣而用后胜，最后终于亡国。蒙家累世都是我们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却打算一次铲除。杀忠良而任用奸佞，后遗症是：在内使官员对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将士们丧失斗志。”嬴胡亥听不进去，遂处决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许有人问：‘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么用？’扬雄说：‘开山填谷，西起临洮(甘肃省岷县)，东接辽水(辽宁省辽阳市)，死伤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司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驱使，他的残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了解当臣属的本分，虽然没有罪而被诛杀，而仍忠贞不移，不生二心，实在足以称道。”
秦王朝长城，西起临洮，中经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到辽东，全长约2400公里，是一个伟大而骇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国长城”、“赵王国长城”、“燕王国长城”接连而成，并不是秦王朝从东筑到西，从头筑到尾。蒙恬先生仅只从事接连工程而已，依当时三国长城位置计算，蒙恬兴建的，不过三四百公里。嬴政统一中国后，各王国高级知识分子——诸如贵族们的食客和王室的皇亲国戚，全都失业，而嬴政又特别垂青法家学派，以致失势的儒家系统把他恨入骨髓，诟骂、诽谤，最后更索性昧尽天良，诬陷栽赃，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属蒙恬共同兴建万里长城，就是一个例证。
扬雄这个酸腐兼备的可怜秀才，大笔一挥，轻松地“西起临洮，东接辽水”把2400公里的账，全部扣到蒙恬头上，这是一种下流手段。然而，问题还在于，即令真的兴筑了2400公里长城，也是在为国家抵御外侮，并不是盖皇帝一个人玩乐的花园！蒙恬之忠，连司马光都击节赞叹，扬雄却肆意诬蔑，他这个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颂德，依照儒家法则，可是一项严重的变节。自己奸诈，反而诋毁忠良。当他伏案撰写法言时，不知道脸烧不烧？心跳不跳？何以司马光硬把他搬上台盘，让他丢丑！
司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将，而予以抨击，说明六国反动的残余情绪，是如何的强烈。嬴政不比战国时代其他国王更坏，何况他建立统一中国大业。统一大业如果是一种罪行，则司马光一定赞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据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国用兵，向辽帝国用兵，岂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发一字抨击赵家皇上。
在儒家系统中，秦王朝和嬴政成为罪恶箭靶，一有机会，不经过大脑，随手就是一箭。
赵高害怕沙丘矫诏的阴谋被揭发，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议制造恐怖，使用最严厉的法条和最残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扩大他们的案情，叫他们在口供中尽量说出他们亲友的名字，逮捕那些亲友后，再如法炮制，然后一网打尽，这样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诛杀。嬴胡亥完全同意，于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杀开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审讯，审讯时扩大打击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10位公主在杜邮(陕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镇，白起死处)被车裂(五马分尸)，家产全被没收。
因口供中出现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胜数。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宫内院，最后才定罪。三人拔剑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请求赐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地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嬴将闾显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笃，所以才被囚禁内宫。最后审判已定，嬴将闾申诉他并未犯罪，当然不会发生作用，政治性冤狱最大的特征是：无罪不能无刑。不过，任何错误的决策和任何人为的罪恶，都有个终结，都要付出代价。只是谁也没有嬴胡亥终结之日和付出代价之日，来得那么迅雷不及掩耳。
纪元前208年，历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狱，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赵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对他的宠爱，专权横行，各地变乱蜂起，宰相李斯颇为焦虑。赵高遂决定摧毁李斯，于是向嬴胡亥打小报告说：“当初沙丘密谋，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过仍是宰相，他的愿望很明显，要陛下割给他土地，封他当王。另外，他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长，故楚王国领土上的那群盗匪，像陈胜之流，都是宰相家乡邻县的子弟，双方有浓厚的乡情。所以盗匪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击。”正巧，李斯与右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求暂停阿房宫工程，削减边防军的轮调次数，减轻各种苛捐杂税与苦役。嬴胡亥阅后，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冯去疾与冯劫闻讯自杀，李斯不肯自杀，独自到监狱报到，嬴胡亥任命赵高进行审判。赵高审判李斯，苦刑拷打达千余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认罪状(即现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讳”等“自动招认”)，李斯所以自诬，因他自信他对国家的贡献和他的辩才，终可以恢复清白，获得昭雪。诬服之后，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递上去，当然先到赵高之手，赵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说：“囚犯有什么资格表达意见！”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觉，决定堵塞最后一个漏洞。于是派遣他部下十余位门客，冒充皇家检察官(御史)、宫廷礼宾官(谒者)、宫廷侍从(侍中)之类，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效力，据实回答。冒牌官员回报后，赵高责备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后，李斯畏惧痛苦，再有人来询问时，只好继续自诬。后来，有一天，嬴胡亥果然派遣亲信前来复查，李斯无法辨识真假，不敢更改口供。嬴胡亥得到报告，感谢上苍说：“要不是赵高，几乎被李斯出卖。”于是李斯被判处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双脚脚趾。四、用鞭捶死。五、斩首，剁成肉酱)，在咸阳街上腰斩(可能代替鞭死)。李斯死后，屠灭三族。
李斯被处决，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冤狱，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狱。男主角竟是缔造秦帝国的巨头，担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学派巨子。这场冤狱为中国政治性冤狱政策立下典范，被以后两千年间的暴君暴官谨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诬以谋反”对有些人，如果不诬以谋反，简直无法铲除。这顶铁帽，即令是宰相也无力承当。以致发展到最后，甚至还有强臣指控君王谋反的怪事，它是一种锐利的诛杀武器，对宰相固可以使用，对君王同样可以使用，对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毁肉体的抵抗力外，还同时摧毁对手的尊严。于是产生了“攻破心防”、“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等专业术语，铁帽遂成为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怎么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辩才，赵高何尝不知道李斯忠心！至于辩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从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仿佛李斯一手完成，那么，置嬴政于何地？专制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绁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干。即令不会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见已深，岂会采信一个囚犯的一面之词？哪一个囚犯不喊冤枉？谁敢推翻案卷里调查所得的“确凿”证据？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复查？和李斯亲自面对就行了，但嬴胡亥岂是肯面对之人？
冤狱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运用诈术，使李斯不敢翻供。诈术日新月异，20世纪的是：“只要你表示悔过，我们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难抵挡；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流狱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赵高是李斯的死敌，却把李斯交他审讯，结果当然可以预卜。但这一点却给后世的暴君暴官们一个很大启发。
从发生冤狱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个政权的品质。了解这项因果，对中国人的苦难，当会获得深刻的感受。
司马迁评论张耳、陈馀说：“张耳、陈馀，举世称为贤才，他们的门客，甚至仆役，也都是天下的俊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里，全取得宰相级的高官。张耳、陈馀贫贱时，互相誓言为对方效死，并不是一句虚话，他们都有那种情操。可是，一旦身居高位，争权夺利，竟至两败俱伤。为什么从前相爱如彼之深，现在却相恨如此之苛？岂不仍是势利之徒？”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张耳和陈馀的友情，并不虚假，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到绝对信任和绝对相谅的程度。所以，钜鹿被围之日，也就是张、陈二人友情瓦解之时。张耳日守危城，城随时会破，人随时会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陈馀那支军力，而陈馀却按兵不动，张耳岂不愤懑？可是陈馀了解，只要出击，军必溃，身必亡，对局势毫无补益。从张[上厌下黑]、陈泽的例证，可说明他的乌合之众确不堪秦军一击。张耳独责备陈馀不死，而他的儿子张敖也率军在外，同样一动都不敢动，置老爹的生死不顾，张耳对儿子为什么不发一言？如果说陈馀背叛老友，张敖岂不是背叛老爹？形势犹如山崩，张[上厌下黑]、陈泽之事，不过火上加油。司马迁称二人是势利朋友，那么，张耳、张敖难道是势利父子？
张耳即令相信陈馀绝不会背叛(犹如他相信他儿子张敖绝不会背叛一样)，纵然没有人从中挑拨，纵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谊也已无法恢复原状。相爱越深，一旦不信不谅时，谴责也越烈。此时如果张耳拒收印信，表面上还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当初不过两个光棍，如今各有各的摇尾系统，摇尾系统“效忠”到极致，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甚至火拼，以便从中取点小利。所谓主子，在摇尾系统掇弄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弄得反目，何况已经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怀王芈心任命大将刘邦，于纪元前207年攻陷武关，战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脏，宦官赵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脸，遂诛杀嬴胡亥，改立嬴扶苏之子嬴婴登极(三世皇帝)。纪元前206年，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包括“玺”、“符”、“节”(玉玺，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属，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员。符节，形状像一根竹竿，竿头有毛缨，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亲临)，在轵道(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路旁，下车迎降，秦亡。
贾谊曰：“秦王国以那么一小块土地，夺取天下最高权力，胁迫八州(古中国分九州，秦王国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国则居八州)朝拜它这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凡百有余年。然后统一天下，化世界为一家，崤山和函谷关都成了宫殿，声势盖世。想不到一个人冒险犯难，庞大帝国的祖宗七庙(儒家礼制，从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庙。加上创立政权那位祖先的祭庙，共七座庙。统称“太庙”)，全部摧毁，身虽死而仍被天下讥笑，原因何在？在于不知道推行仁义。同时，攻守形势，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宫赋道出六国覆灭的真相：“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贾谊强调仁义，仁义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义何在？还不是消灭六国，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江山。至于攻守形势相反，战国时代，几次南北合纵同盟，秦王国都居于挨打地位，为什么不垮于当时各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却垮于以后的乌合之众？刘邦的军队，不会强过赵括，为什么赵括攻不进秦军营垒，而刘邦一下子就击溃关防线？
这不是一项纯军事问题，即令白起复活，他的结局也不会比章邯更好。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秦政府首领如果不是嬴胡亥，而是嬴扶苏；不是赵高，而是李斯，章邯何至叛变？关守将何至阵前受贿停战？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赵高之流的鲨鱼群，最大的盲点是始终看不见当头劈下来的钢刀，他们高估了豢养他们的那个政权的能力，认为无论他们怎么伤害，那个政权仍能保护他们，所以对任何人都不珍惜。包括李斯在内的三公，一夕之间，歼灭无遗。国家唯一的栋梁章邯，也要扑杀。最后甚至认为，连他的保护神嬴胡亥，也可铲除，另换新人。
秦政府之亡，亡于最高领袖昏暴得出奇，当权官员冥顽得出奇，以及窝里斗惨烈而凶猛得出奇。
纪元前206年，刘邦既攻陷秦王朝首都咸阳，金银美女，一无所取，在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仍然返回霸上军营。不久，项羽率军抵达咸阳，屠城。把囚禁在监狱里的嬴婴(秦王朝三任帝)处决，焚烧宫殿，大火三个月不灭。大肆劫掠金银财宝和美女，撤退东返。韩先生(名不详)向项羽建议：“关中(陕西省中部)地区，拥有险要的山川形势，在四座要塞保护之下(四塞就是四关：北方萧关，南方武关，东方函谷关，西方散关)，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天下。”项羽一则看见秦王朝宫殿已被烧成一片焦土，二则又急于回到东方，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穿着锦绣漂亮的衣裳，却在黑夜里走路，怎能显示荣耀？”韩先生退出后，扼腕说：“人家都说楚国人肤浅暴躁，虽然戴着人的帽子，却仍是一只猕猴，果然不错。”这话被项羽听到，逮捕韩先生，投入大锅煮死。
开凿隧道，山前山后同时动工，在精确测量下，高低相同，方向针对，然后双方才能衔接贯通。如果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就永不能筑成，不但没有利益，反而造成损失。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价值标准跟利害判断，以及智慧的和知识的层面，必须相差无几，才容易契合。如果悬殊太大，就成了闽南语所形容的“鸡同鸭讲”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产生悲剧。
项羽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有战场上的厮杀力，却没有政治上的思考力。韩先生所作的分析，项羽既看不出、也不了解，远超过他的智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向天下人挺身证明他果然是一只戴着人帽的猕猴。韩先生对他的批评，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经过项羽自己作证，人们就无法不信。项羽开端之后，历史上遂层出不穷这种挺身自证的镜头。一直延伸到近代，人世间不断有猕猴，也不断有烹刑，使人哀伤。
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指出它真是蠢驴，结果一定严重。韩先生就是一个榜样。
纪元前204年，汉王国大将韩信、张耳率军东进，赵王赵歇与陈馀在井陉口(井陉关？河北省井陉县西)集结重兵防守，广武君李左车向陈馀说：“韩信、张耳，乘胜而前，离开他们的本土，在远远的外国战斗。进则生、退则死，势不可挡。不过，粮秣转运，要经过千里之遥，士兵必然面露饥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砍柴抢粮，才可以煮饭，显示大军没有隔宿之食，井陉关出入一线，不能同时通过两辆车和两匹马。汉军粮秣必然在大军之后。你交给我3万人，从小道出击，断绝他们的补给。你则坚守要塞，拒绝迎战。他们向前不能厮杀，向后不能撤退，而又抢不到东西，不出十天，韩信、张耳两颗人头，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军旗之下。”陈馀一向自称他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肯使用诡计。回答说：“韩信军队既少，又十分疲惫，对这样的敌人，不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各国都会看不起我们。”韩信得知陈馀拒绝采用李左军的建议，大喜。于是直入井陉险道，会战不久开始，赵军惊恐震骇，不但不能再战，而且不能成列。霎时，大家狂奔，四散逃命。赵军将领截杀，已不能阻止。汉军乘势夹击，赵军崩溃。在汦水(即井陉水，注入绵蔓水)水滨，斩陈馀，生擒赵王赵歇。
再精密的作战计划，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韩信的军事能力，举世无双，可是，如果他的运气不佳，碰上的对手不是迂腐的陈馀，而是天才李左车，千万汉军，势将在井陉丧生，所谓登台拜将，徒留笑柄。
纪元前7世纪，出了一个子滋甫(宋国二十任国君襄公)；纪元前3世纪，出了一个陈馀，使我们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学说的资料。荀况在跟临武君那场洋洋洒洒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仁义之师。而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师，据说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发建立周王朝。而三次灭国兴邦的大战，却无一不靠诡诈的战略和战术。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纪元前204年，困守成皋(河南省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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