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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笼统地说日本人如何、如何的时候，这种说法往往会造成对某些真相的遮蔽。正如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因为在中国人中间，既有像张自忠那样一心抗战、英勇捐躯的英雄，也有像汪精卫那样卖国求荣、遗臭万年的汉奸。同样，在日本人中间，既有像石原慎太郎、中村粲那样肆无忌惮地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政客，也有像村山富士、东史郎那样坚守良知、真诚道歉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中日友好这一艰难的工作，战后六十年来，一直有无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默默地努力着，在无私地散发着他们微弱而宝贵的光与热。他们辛勤地播种，却不奢望自己拥有丰硕的果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着眼于未来，是为子孙后代而播种，为子孙后代而耕耘。
我们不能武断地排斥和否定所有的日本人，否则我们自己也就成了我们所要批判的种族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
让我们踏上日本的国土，去寻找那一颗颗散落在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之间的日本的良心。这些日本的良心与中国的良心一起交相辉映，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友好将在他们的手上缔造。
日本画家丸木位里夫妇用十五年的时间绘画了巨幅的广岛原爆图，生动地展示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惨状。这幅作品在美国和欧洲展览的时候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是，有一次，一位美国教授对丸木位里说：“丸木先生的广岛原爆图画得很好，但据我所知，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进行过一场惨烈的大屠杀。你为什么不画一画南京大屠杀呢？”
丸木位里并没有对美国教授的质疑感到生气，相反，他本着艺术家的良知开始搜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他这才发现被日本政府淡化的南京大屠杀是那样的血腥和残暴。作为一个日本人，丸木位里感到了耻辱和羞愧；作为一名画家，丸木位里决心把这段不为一般日本百姓所知的历史用画笔表现出来。
于是，丸木位里前后耗费了八年的时间，终于画出了一幅“南京大屠杀图”在这幅巨大的图画上，我们听到了惨叫，我们闻到了血腥，我们也看到了日本艺术家勇敢面对历史的艺术良知。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在靖国神社社务所一侧，一位穿着胸前写着“反对靖国法案”背心的男性在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因为是战争死难者家属，所以要反对！战争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业！”
这个老人名叫小川武满。他于一九四二年加入日本军队，从一九四三年开始，作为华北方面的军医，先后在石家庄医院和北平第一陆军医院工作。
那天，小川武满不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攻击，但仍然敢于一个人站出来，豁上命来前往靖国神社。他决定不是与反对靖国神社的同伴们一起，而是独自背负着许多他曾亲眼看着死去的官兵的遗志，去向所有将战死者捧为英灵、把战争看作伟业的人们诉说历史的真相。他的心超越了二十多年的岁月，与那些未经治愈而死去的人们的心灵伤痛共鸣着。
站在东京的街头，小川武满含着眼泪对那些被蒙蔽的同胞说：“靖国神社法案把战死者尊崇为英灵，歌颂他们的遗德，要将他们的伟业永传后世，以此把战死者偶像化，把战争美化为伟业。我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弟弟，我自己也准备战死而写了遗书。作为军医，我还照看过因战争营养失调症变得像木乃伊一样死去的人们，目睹了对阵前逃往士兵的枪杀，看到了想逃避战争歇斯底里者、自杀者和发狂者，亲身感受到了战争的现实是多么悲惨，多么非人道。因此我不得不呐喊‘不要再制造英灵了！’‘不要使战争的悲剧重演！’”
作为一名军医，小川武满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在北京的土地上，就在他的面前，他看着七个中国农民在自己挖的坑边被斩首，落入坑中。一个头颅被砍伤的中国人掉进坑里，还带着满头鲜血大声喊叫“日本鬼子！”宪兵们站在坑上向这个中国人射击，然后命令小川说：“军医先生，请确认一下死亡。”宪兵们站在坑上，坑底部是七个中国人的躯体和头颅，小川不得不下到坑里确认被杀害者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
很多年以后，小川武满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
一九八一年，小川武满在北京参加了首都教会举行的共祈和平的中日共同礼拜。在祈祷的时候，小川武满用并不流利的中国话说：“我们只能道歉，不能说‘让我们彼此原谅吧’这样的话。应该是救助人命的医生，却协助杀人；本来必须拯救人的牧师，却见死不救。我是同罪者。你们在为和平而祈祷时，不会不思考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吧。现在最该负战争罪责的是我自己。我不告白这一点，就不能去谈圣经上的语言。”
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小川武满一直矢志不移地坚持着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和平的呼吁。他相信，爱和良知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品质，只有爱和良知可以化解仇恨。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政府从苏联方面接管了九百六十九名日本战犯，包括将官、佐官、尉官、下士官，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烧、杀、抢、掠等滔天罪行。
这群杀人魔鬼对未来的命运忐忑不安，他们担心中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同样残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中国政府本着“恨罪不恨人”的改造政策，在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对他们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改造。
昔日，这群战争恶魔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完成了从人到魔鬼的嬗变；如今，他们在和平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重新完成了从魔鬼到人回归。这群战犯被释放回到日本之后，成立了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许多人成为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维护中日友好、同日本种族主义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和平卫士。
在日本众多的民间社团中“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是一个多来来孜孜不倦地从事中日友
好事业的社团。在这群“从人到鬼”又“从鬼到人”的和平卫士中，有昔日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前陆军大本营中将参谋远藤三郎等高级将官，他们的转变具有象征意义。
从回到日本土地的第一天起，这些侵华战争中发号施令的高级将领就决心带动“中归联”会员们，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和立场，积极参加日本国内的反战和平活动。虽然已经步入高龄，他们依然不辞辛劳，带头参加反战演讲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情来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八年，刘连仁在北海道的深山中被当地猎人发现。这位山东省高密县草泊村村民，一九四四年被侵华日军抓到北海道当奴隶劳工，一九四五年逃到深山中，在仅能容身的洞穴中穴居十三年。当时的日本岸信介政府不仅不向刘连仁道歉和赔偿，反而污蔑他是“间谍”
“中归联”的成员们挺身而出，为刘连仁主持正义，一方面批评日本官方的冷漠和残酷，另一方面积极与中国政府联络。最后在各界的努力下，终于顺利将刘连仁送回中国。
当日本教育部门企图修改教科书并扭曲历史的时候，奋不顾身地与这股逆流进行斗争的是日本学者家永三郎。
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的教授，他编写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叙述史实比较客观、公正，战后一直被日本学校广泛使用。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文部省突然宣布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审定不合格，没有肯定日本祖先的努力成果、没有提高国民的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对“南京大屠杀”和“七三一部队”的记述。
家永三郎对这一结果莫名惊诧。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他就文部省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径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希望用法律来捍卫历史的尊严。
万万没有想到，这场马拉松式的官司一直拖了三十二年，历经三次起诉和日本地方、高等和最高法院的十次判决。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家永三郎把他的后半生全部倾注到了这场艰苦的官司当中。在三十三年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孤单的个体面对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啊！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日本最高法院对“教科书诉讼案”作出最后判决，判定教科书审订机构在删掉“七三一部队”的记述是违法的，同时认定教科书中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述合法。总的来看，这场官司以原告家永三郎胜诉而告终。
家永三郎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历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良知，他对日本教科书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态度，启示着作为受害国的我们更应当重视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在日本，总是有一批坚守正义和良知的人，无论是面对保守势力的攻击和辱骂，还是面对普通国民的冷漠和嘲笑，他们依然矢志不渝地诉说真实的历史，锲而不舍地反思战争的罪恶。
他们中间，有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侵华老兵东史郎，有直言“天皇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的长崎市市长本岛等。东史郎陷入一场荒唐的官司之中，因为说真话而受到惩罚；本岛等则遭到右翼恐怖分之的枪击而身受重伤。他们付出的是名誉和生命的代价。
长崎是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的两个城市之一。作为长崎市的市长，很容易陷入一个自我悲情的心理圆圈之中。然而，担任长崎市市长十六年之久的本岛等，却由长崎的悲剧命运开始了对日本的天皇制度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本岛等市长在议会上公开批评天皇的战争罪行说：“日本侵略中国十五年，日本军队就是天皇的军队，理所当然天皇应当承担战争罪责。”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八日，一名杀手在市政厅前向本岛等开了一枪，本岛等身受重伤。凶手当场被抓获。当时，枪手距离本岛等只有一点五米，而且对准其心脏。因为子弹射中了第五肋骨，本岛等得以幸免于难。
后来，警方查出凶手是极右翼团体“正气塾”成员，好多重要的日本政治家都与此组织有联系。
本岛等跳出了长崎市孤独的个案来看待原子弹的问题，他指出：“日本人强调原子弹不应该使用，但在当时原子弹的使用是免不了的。日本军队干了太坏太坏的事情，如屠杀和性暴力等。在南京被活埋的中国人，他们的痛苦难道就比广岛、长崎死于原爆的人小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爆中的死难者许多是在一瞬间死亡的，而南京那些被强迫自己挖坑埋自己的平民，内心的压抑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原爆固然残酷，但我们日本人不能说只有原爆最残酷，日军的暴行就不残酷。”
身材矮小的本岛等是一位真正的勇敢者，他赢得了有良知的长崎市民的尊重，成为长崎任期最长的市长之一。当年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长崎市民自发组成保卫市长的守护会，并在全国发起签名活动，共有三十万人签名反对暗杀事件。新闻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媒体报道的重点不是本岛所谈的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而是保护言论自由，即不能用暴力扼杀言论自由。
退休之后，本岛等四处演讲，北到北海道、南至冲绳。他说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和平运动。
在多宗中国民间赔偿案件中，活跃着一个日本律师团。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已是满头银发，却依旧健步如飞。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早已是日本著名的律师，处理一个案件就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但却选择了这些不仅得不到律师费、甚至... -->>
当我们笼统地说日本人如何、如何的时候，这种说法往往会造成对某些真相的遮蔽。正如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因为在中国人中间，既有像张自忠那样一心抗战、英勇捐躯的英雄，也有像汪精卫那样卖国求荣、遗臭万年的汉奸。同样，在日本人中间，既有像石原慎太郎、中村粲那样肆无忌惮地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政客，也有像村山富士、东史郎那样坚守良知、真诚道歉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中日友好这一艰难的工作，战后六十年来，一直有无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默默地努力着，在无私地散发着他们微弱而宝贵的光与热。他们辛勤地播种，却不奢望自己拥有丰硕的果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着眼于未来，是为子孙后代而播种，为子孙后代而耕耘。
我们不能武断地排斥和否定所有的日本人，否则我们自己也就成了我们所要批判的种族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
让我们踏上日本的国土，去寻找那一颗颗散落在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之间的日本的良心。这些日本的良心与中国的良心一起交相辉映，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友好将在他们的手上缔造。
日本画家丸木位里夫妇用十五年的时间绘画了巨幅的广岛原爆图，生动地展示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惨状。这幅作品在美国和欧洲展览的时候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是，有一次，一位美国教授对丸木位里说：“丸木先生的广岛原爆图画得很好，但据我所知，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进行过一场惨烈的大屠杀。你为什么不画一画南京大屠杀呢？”
丸木位里并没有对美国教授的质疑感到生气，相反，他本着艺术家的良知开始搜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他这才发现被日本政府淡化的南京大屠杀是那样的血腥和残暴。作为一个日本人，丸木位里感到了耻辱和羞愧；作为一名画家，丸木位里决心把这段不为一般日本百姓所知的历史用画笔表现出来。
于是，丸木位里前后耗费了八年的时间，终于画出了一幅“南京大屠杀图”在这幅巨大的图画上，我们听到了惨叫，我们闻到了血腥，我们也看到了日本艺术家勇敢面对历史的艺术良知。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在靖国神社社务所一侧，一位穿着胸前写着“反对靖国法案”背心的男性在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因为是战争死难者家属，所以要反对！战争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业！”
这个老人名叫小川武满。他于一九四二年加入日本军队，从一九四三年开始，作为华北方面的军医，先后在石家庄医院和北平第一陆军医院工作。
那天，小川武满不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攻击，但仍然敢于一个人站出来，豁上命来前往靖国神社。他决定不是与反对靖国神社的同伴们一起，而是独自背负着许多他曾亲眼看着死去的官兵的遗志，去向所有将战死者捧为英灵、把战争看作伟业的人们诉说历史的真相。他的心超越了二十多年的岁月，与那些未经治愈而死去的人们的心灵伤痛共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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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军医，小川武满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在北京的土地上，就在他的面前，他看着七个中国农民在自己挖的坑边被斩首，落入坑中。一个头颅被砍伤的中国人掉进坑里，还带着满头鲜血大声喊叫“日本鬼子！”宪兵们站在坑上向这个中国人射击，然后命令小川说：“军医先生，请确认一下死亡。”宪兵们站在坑上，坑底部是七个中国人的躯体和头颅，小川不得不下到坑里确认被杀害者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
很多年以后，小川武满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
一九八一年，小川武满在北京参加了首都教会举行的共祈和平的中日共同礼拜。在祈祷的时候，小川武满用并不流利的中国话说：“我们只能道歉，不能说‘让我们彼此原谅吧’这样的话。应该是救助人命的医生，却协助杀人；本来必须拯救人的牧师，却见死不救。我是同罪者。你们在为和平而祈祷时，不会不思考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吧。现在最该负战争罪责的是我自己。我不告白这一点，就不能去谈圣经上的语言。”
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小川武满一直矢志不移地坚持着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和平的呼吁。他相信，爱和良知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品质，只有爱和良知可以化解仇恨。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政府从苏联方面接管了九百六十九名日本战犯，包括将官、佐官、尉官、下士官，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烧、杀、抢、掠等滔天罪行。
这群杀人魔鬼对未来的命运忐忑不安，他们担心中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同样残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中国政府本着“恨罪不恨人”的改造政策，在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对他们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改造。
昔日，这群战争恶魔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完成了从人到魔鬼的嬗变；如今，他们在和平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重新完成了从魔鬼到人回归。这群战犯被释放回到日本之后，成立了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许多人成为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维护中日友好、同日本种族主义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和平卫士。
在日本众多的民间社团中“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是一个多来来孜孜不倦地从事中日友
好事业的社团。在这群“从人到鬼”又“从鬼到人”的和平卫士中，有昔日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前陆军大本营中将参谋远藤三郎等高级将官，他们的转变具有象征意义。
从回到日本土地的第一天起，这些侵华战争中发号施令的高级将领就决心带动“中归联”会员们，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和立场，积极参加日本国内的反战和平活动。虽然已经步入高龄，他们依然不辞辛劳，带头参加反战演讲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情来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八年，刘连仁在北海道的深山中被当地猎人发现。这位山东省高密县草泊村村民，一九四四年被侵华日军抓到北海道当奴隶劳工，一九四五年逃到深山中，在仅能容身的洞穴中穴居十三年。当时的日本岸信介政府不仅不向刘连仁道歉和赔偿，反而污蔑他是“间谍”
“中归联”的成员们挺身而出，为刘连仁主持正义，一方面批评日本官方的冷漠和残酷，另一方面积极与中国政府联络。最后在各界的努力下，终于顺利将刘连仁送回中国。
当日本教育部门企图修改教科书并扭曲历史的时候，奋不顾身地与这股逆流进行斗争的是日本学者家永三郎。
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的教授，他编写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叙述史实比较客观、公正，战后一直被日本学校广泛使用。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文部省突然宣布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审定不合格，没有肯定日本祖先的努力成果、没有提高国民的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对“南京大屠杀”和“七三一部队”的记述。
家永三郎对这一结果莫名惊诧。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他就文部省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径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希望用法律来捍卫历史的尊严。
万万没有想到，这场马拉松式的官司一直拖了三十二年，历经三次起诉和日本地方、高等和最高法院的十次判决。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家永三郎把他的后半生全部倾注到了这场艰苦的官司当中。在三十三年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孤单的个体面对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啊！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日本最高法院对“教科书诉讼案”作出最后判决，判定教科书审订机构在删掉“七三一部队”的记述是违法的，同时认定教科书中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述合法。总的来看，这场官司以原告家永三郎胜诉而告终。
家永三郎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历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良知，他对日本教科书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态度，启示着作为受害国的我们更应当重视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在日本，总是有一批坚守正义和良知的人，无论是面对保守势力的攻击和辱骂，还是面对普通国民的冷漠和嘲笑，他们依然矢志不渝地诉说真实的历史，锲而不舍地反思战争的罪恶。
他们中间，有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侵华老兵东史郎，有直言“天皇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的长崎市市长本岛等。东史郎陷入一场荒唐的官司之中，因为说真话而受到惩罚；本岛等则遭到右翼恐怖分之的枪击而身受重伤。他们付出的是名誉和生命的代价。
长崎是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的两个城市之一。作为长崎市的市长，很容易陷入一个自我悲情的心理圆圈之中。然而，担任长崎市市长十六年之久的本岛等，却由长崎的悲剧命运开始了对日本的天皇制度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本岛等市长在议会上公开批评天皇的战争罪行说：“日本侵略中国十五年，日本军队就是天皇的军队，理所当然天皇应当承担战争罪责。”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八日，一名杀手在市政厅前向本岛等开了一枪，本岛等身受重伤。凶手当场被抓获。当时，枪手距离本岛等只有一点五米，而且对准其心脏。因为子弹射中了第五肋骨，本岛等得以幸免于难。
后来，警方查出凶手是极右翼团体“正气塾”成员，好多重要的日本政治家都与此组织有联系。
本岛等跳出了长崎市孤独的个案来看待原子弹的问题，他指出：“日本人强调原子弹不应该使用，但在当时原子弹的使用是免不了的。日本军队干了太坏太坏的事情，如屠杀和性暴力等。在南京被活埋的中国人，他们的痛苦难道就比广岛、长崎死于原爆的人小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爆中的死难者许多是在一瞬间死亡的，而南京那些被强迫自己挖坑埋自己的平民，内心的压抑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原爆固然残酷，但我们日本人不能说只有原爆最残酷，日军的暴行就不残酷。”
身材矮小的本岛等是一位真正的勇敢者，他赢得了有良知的长崎市民的尊重，成为长崎任期最长的市长之一。当年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长崎市民自发组成保卫市长的守护会，并在全国发起签名活动，共有三十万人签名反对暗杀事件。新闻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媒体报道的重点不是本岛所谈的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而是保护言论自由，即不能用暴力扼杀言论自由。
退休之后，本岛等四处演讲，北到北海道、南至冲绳。他说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和平运动。
在多宗中国民间赔偿案件中，活跃着一个日本律师团。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已是满头银发，却依旧健步如飞。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早已是日本著名的律师，处理一个案件就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但却选择了这些不仅得不到律师费、甚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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