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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属下的川军士兵，却穿着草鞋，他们连坦克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与之相似，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战士的基本装备是小米加步枪。
在遭受了日本旷日持久的凌辱、欺压和侵略之后，中国人终于决定用鲜血和勇气与日军拼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已经在预料之中，大片富庶的国土的沦陷已经在预料之中，大批年轻生命的消逝也已经在预料之中。但是，中国人民还是会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个士兵。
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的力量悬殊最大，但中国的空军战士依然在蓝天上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瑰丽乐章。
高志航是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空军将领，他曾经留学法国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在法国空军二十三团见习。归国后，先后担任东北航空处飞鹰队队长、中央空军四大队大队长队等重要职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日军袭击我军事基地。高志航奉命起飞，与日机展开激烈战斗。在这次战斗中，高志航成为第一位击落日机的中国空军英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高志航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被追授为空军少将。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将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击落日本飞机的那天定为“空军节”
在举足轻重的缅甸战场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这样评价与他并肩作战的中国青年：“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鼓励和足够的粮食之后，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不能安然度过。他们的毅力是无可超越的，他们的忍耐是举世无双的。”
连以严厉和苛刻著称的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将军，也罕有地将他的微笑送给了这些中国青年。史迪威高度赞扬这些吃苦耐劳的中国士兵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我以能跟他们一起作战而感到光荣。”
中国的农民不仅充当战士，而且是永远不知道疲劳的民工。在中国战场上同日军搏斗多年的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感叹说：“那些瘦削而有力气的中国民工们是第十四航空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论日军攻占了多少机场，美军仍旧能够继续活动。中国人几乎随处都能够迅速地建筑飞机场。日军毁了一个飞机场，就有两个飞机场产生。”
这样的民族是无法用武力征服的，这样的人民是无法用恐怖压垮的。
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士兵们，矢志不渝地捍卫着并不关心他们的祖国。
战争没有改变有钱人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在云雾缭绕的陪都重庆，官僚和奸商们继续着昔日他们在上海、南京和北平的奢侈享受。这些特权阶级在舞厅和饭店里一掷千金，却不肯捐献一分钱用在那些以生命保卫他们财产的军人的装备和医疗上。
那些拥有特权的人还趁机大发“国难财”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重庆和昆明等地发现了庞大的地下黑市，大量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资居然在黑市上流通。谁有权力将这些物资转移和买卖呢？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这种可耻的现象也没有得到有力的遏制。
在抗日战争中，既有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也有号称“曲线救国、和平抗战”的汉奸。英雄让我们感到光荣和骄傲，汉奸却让我们感到耻辱和羞愧。
日军在占领区实施“以华制华”的大战略。一九三七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特意提出建立傀儡政权应当“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要有足以号召全国的主义和纲领”等。
日军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殷汝耕政权、伪华北王克敏政权、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日本先后印刷发行了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等文件资料，详细记录和介绍了汉奸政权的班底，从主席、副主席、部长、司长到处长各级汉奸官衔济济一堂，堪称“汉奸家谱”
伪满政权自溥仪以下五十余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僚和满清贵族；伪华北政府自王克敏以下二十多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北洋政府的旧军阀和旧官僚；汪伪政府自汪精卫以下四十多名高级官员，有一半脱胎于国民党内部。
中国的“汉奸文化”蔚为大观，成为一个值得后人研究和深思的现象。
军队应当是一个国家的钢铁长城，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然而，在战场上，中国的高级将领率领部队投敌的事件却层出不穷。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叛变将领有：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李守信、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第一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新编第
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
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抗战中投敌和出任伪职的高级将领多达千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的“治安肃正”运动中大量使用伪军，伪军数量飞速增长。
在沦陷区，主要的伪军部队有：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治安军”；河南省胡毓坤的“和平救国军”和张岚峰的“豫皖剿共军”；华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绥靖军”；苏北和皖北等地的“皇协军”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编有“皇协军”和“和平救国军”等，后来还成立了“广东和平建国军”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组建了一支规模最大的伪军——“和平建国军”一九四二年，其正规军数量达三个方面军、三个集团军等共六十七个师、二十个旅以上，总数达六十二万人。伪军的指挥权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掌握，在军事训练、军官教育、武器准备和器材技术等方面，也都受日本人控制。
除了军人之外，在文职官员和学者名流中，也有不少人落水成为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
汪精卫，在同盟会中是孙中山赏识的少年英雄，在二十年代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抗战初期则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周作人，在五四运动时是与哥哥鲁迅齐名的启蒙先驱，在二十年代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和学者。然而，这汪精卫和周作人这两位备受尊敬的、可以称之为“伟人”的人物，却都晚节不保、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汉奸。还有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今天人们只关注他与张爱玲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却淡忘了其背叛国家民族的丑恶行径。
汉奸中还有像伪满洲国的溥仪和伪蒙古政权的德王这样的旧时代的“孤臣孽子”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恢复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昨日王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溥仪想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中共早期党员到国民党大员，到日本人傀儡政权的首脑，最后成为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天字第一号汉奸”陈公博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汪精卫的棺材下葬南京梅花山之前一天，陈公博就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曾对左右吐露内心的想法：“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对重庆方面表示态度。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在法庭上，陈公博宣读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自白书八年的回忆，为自己追随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进行辩护。对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前国民党高级官员来说，选择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有权力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是认识上的失误，是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悲观，以及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
对于更加下层的人士而言，选择当汉奸可以立刻换取权势和金钱。东北的石人血泪山，得名于那段血泪交织的历史：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此建立“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石人采炭所”对石人矿区的煤炭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被折磨致死的矿工的尸体被扔在山上。从此，这座美丽的大山变成了白骨累累的血泪山。
在日本人开设的这家煤矿中，刘棠龄、杨秀坤、史秀臣三个汉奸，在日本人的指挥下积极参与了对同胞的奴役和虐待。他们的塑像被安置在这里，就像西湖边上秦桧等人的塑像一样，将受到世世代代民众的唾弃。据说，其中一名汉奸的后人后来成了大款，曾想用重金买走塑像，却遭到当地老百姓的断然拒绝。金钱改写不了历史，金钱也掩盖不了耻辱。
与文武官员不同，普通老百姓选择当汉奸，则多是出于生计、金钱、利益诸多方面的考虑。老舍在巨著四世同堂中，刻画了北京人在沦丧时期的痛苦生活，也塑造了若干可悲且可耻的汉奸形象。
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也没有坚定而恒久的信仰，导致了中国人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的奴性。因此，当甲午海战在北方炮声隆隆的时候，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和将领们却认为，这是日本与北方人、与李鸿章的舰队交战，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当几名日本士兵将几千南京军民押送往屠杀之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挺身反抗，其实当时那几个日本兵心里充满了恐惧，反抗未尝没有绝处逢生的可能，但就是没有人敢去把握这种机会。
日本陆军随军记者赤星为光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支那人好像倾城美女，既取悦于清晨来的源家客人，也讨好傍晚来的平家客人。他们既然欢迎日本军也欢迎国民党军。他们就是这样的国民，根据生活意识而发挥了这种奇妙的民族性。”
日本在上海的侨民领袖桥本五郎次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曾经作为江北方面的组织班长去海门执行任务，当地民众看到我，都连连称我‘东洋先生，东洋先生’。向我们鞠躬表示欢迎。我们巡视海门城时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太阳旗来欢迎我们，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个王侯。然而到了夜里，一旦夜幕遮住了哨兵的眼睛，那些太阳旗不知何时又变成了青天白日旗了。经调查了解到，因为一到夜里附近就有游击队进来活动。而一旦天蒙蒙亮那些青天白日旗又换成了太阳旗。那些支那人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人人都是一种得意洋洋且若无其事
的表情，真是有意思。”
这些记载并非侵略者对中国的有意的丑化。我们需要由此开始痛苦而深刻的自省。鲁迅在概括中国的历史时说过，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忍受本国独裁政权的统治，为什么就不能忍受异国占领军的统治呢？这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是几千年专制制度所结出的恶果，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今天，回顾这段充满了光荣、也浸透了耻辱的抗战史的时候，我们应当直面民族的奴性与劣根性，也应当呼唤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每个民族遭遇战争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对自我的考验和挑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的民族无法应对残酷的战争，在异族入侵的压力下灭亡了；有的民族则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重生。
抗日战争中的中华民族属于后者。比起抗日战争的光芒万丈来，民国以来的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内战，不是显得荒唐可笑，就是相形之下黯然失色。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这种荣誉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得到的，这种荣誉是数百万计的抗日将士用生命换来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
长属下的川军士兵，却穿着草鞋，他们连坦克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与之相似，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战士的基本装备是小米加步枪。
在遭受了日本旷日持久的凌辱、欺压和侵略之后，中国人终于决定用鲜血和勇气与日军拼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已经在预料之中，大片富庶的国土的沦陷已经在预料之中，大批年轻生命的消逝也已经在预料之中。但是，中国人民还是会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个士兵。
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的力量悬殊最大，但中国的空军战士依然在蓝天上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瑰丽乐章。
高志航是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空军将领，他曾经留学法国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在法国空军二十三团见习。归国后，先后担任东北航空处飞鹰队队长、中央空军四大队大队长队等重要职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日军袭击我军事基地。高志航奉命起飞，与日机展开激烈战斗。在这次战斗中，高志航成为第一位击落日机的中国空军英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高志航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被追授为空军少将。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将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击落日本飞机的那天定为“空军节”
在举足轻重的缅甸战场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这样评价与他并肩作战的中国青年：“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鼓励和足够的粮食之后，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不能安然度过。他们的毅力是无可超越的，他们的忍耐是举世无双的。”
连以严厉和苛刻著称的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将军，也罕有地将他的微笑送给了这些中国青年。史迪威高度赞扬这些吃苦耐劳的中国士兵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我以能跟他们一起作战而感到光荣。”
中国的农民不仅充当战士，而且是永远不知道疲劳的民工。在中国战场上同日军搏斗多年的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感叹说：“那些瘦削而有力气的中国民工们是第十四航空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论日军攻占了多少机场，美军仍旧能够继续活动。中国人几乎随处都能够迅速地建筑飞机场。日军毁了一个飞机场，就有两个飞机场产生。”
这样的民族是无法用武力征服的，这样的人民是无法用恐怖压垮的。
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士兵们，矢志不渝地捍卫着并不关心他们的祖国。
战争没有改变有钱人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在云雾缭绕的陪都重庆，官僚和奸商们继续着昔日他们在上海、南京和北平的奢侈享受。这些特权阶级在舞厅和饭店里一掷千金，却不肯捐献一分钱用在那些以生命保卫他们财产的军人的装备和医疗上。
那些拥有特权的人还趁机大发“国难财”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重庆和昆明等地发现了庞大的地下黑市，大量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资居然在黑市上流通。谁有权力将这些物资转移和买卖呢？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这种可耻的现象也没有得到有力的遏制。
在抗日战争中，既有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也有号称“曲线救国、和平抗战”的汉奸。英雄让我们感到光荣和骄傲，汉奸却让我们感到耻辱和羞愧。
日军在占领区实施“以华制华”的大战略。一九三七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特意提出建立傀儡政权应当“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要有足以号召全国的主义和纲领”等。
日军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殷汝耕政权、伪华北王克敏政权、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日本先后印刷发行了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等文件资料，详细记录和介绍了汉奸政权的班底，从主席、副主席、部长、司长到处长各级汉奸官衔济济一堂，堪称“汉奸家谱”
伪满政权自溥仪以下五十余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僚和满清贵族；伪华北政府自王克敏以下二十多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北洋政府的旧军阀和旧官僚；汪伪政府自汪精卫以下四十多名高级官员，有一半脱胎于国民党内部。
中国的“汉奸文化”蔚为大观，成为一个值得后人研究和深思的现象。
军队应当是一个国家的钢铁长城，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然而，在战场上，中国的高级将领率领部队投敌的事件却层出不穷。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叛变将领有：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李守信、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第一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新编第
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
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抗战中投敌和出任伪职的高级将领多达千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的“治安肃正”运动中大量使用伪军，伪军数量飞速增长。
在沦陷区，主要的伪军部队有：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治安军”；河南省胡毓坤的“和平救国军”和张岚峰的“豫皖剿共军”；华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绥靖军”；苏北和皖北等地的“皇协军”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编有“皇协军”和“和平救国军”等，后来还成立了“广东和平建国军”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组建了一支规模最大的伪军——“和平建国军”一九四二年，其正规军数量达三个方面军、三个集团军等共六十七个师、二十个旅以上，总数达六十二万人。伪军的指挥权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掌握，在军事训练、军官教育、武器准备和器材技术等方面，也都受日本人控制。
除了军人之外，在文职官员和学者名流中，也有不少人落水成为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
汪精卫，在同盟会中是孙中山赏识的少年英雄，在二十年代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抗战初期则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周作人，在五四运动时是与哥哥鲁迅齐名的启蒙先驱，在二十年代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和学者。然而，这汪精卫和周作人这两位备受尊敬的、可以称之为“伟人”的人物，却都晚节不保、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汉奸。还有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今天人们只关注他与张爱玲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却淡忘了其背叛国家民族的丑恶行径。
汉奸中还有像伪满洲国的溥仪和伪蒙古政权的德王这样的旧时代的“孤臣孽子”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恢复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昨日王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溥仪想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中共早期党员到国民党大员，到日本人傀儡政权的首脑，最后成为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天字第一号汉奸”陈公博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汪精卫的棺材下葬南京梅花山之前一天，陈公博就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曾对左右吐露内心的想法：“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对重庆方面表示态度。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在法庭上，陈公博宣读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自白书八年的回忆，为自己追随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进行辩护。对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前国民党高级官员来说，选择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有权力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是认识上的失误，是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悲观，以及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
对于更加下层的人士而言，选择当汉奸可以立刻换取权势和金钱。东北的石人血泪山，得名于那段血泪交织的历史：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此建立“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石人采炭所”对石人矿区的煤炭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被折磨致死的矿工的尸体被扔在山上。从此，这座美丽的大山变成了白骨累累的血泪山。
在日本人开设的这家煤矿中，刘棠龄、杨秀坤、史秀臣三个汉奸，在日本人的指挥下积极参与了对同胞的奴役和虐待。他们的塑像被安置在这里，就像西湖边上秦桧等人的塑像一样，将受到世世代代民众的唾弃。据说，其中一名汉奸的后人后来成了大款，曾想用重金买走塑像，却遭到当地老百姓的断然拒绝。金钱改写不了历史，金钱也掩盖不了耻辱。
与文武官员不同，普通老百姓选择当汉奸，则多是出于生计、金钱、利益诸多方面的考虑。老舍在巨著四世同堂中，刻画了北京人在沦丧时期的痛苦生活，也塑造了若干可悲且可耻的汉奸形象。
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也没有坚定而恒久的信仰，导致了中国人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的奴性。因此，当甲午海战在北方炮声隆隆的时候，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和将领们却认为，这是日本与北方人、与李鸿章的舰队交战，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当几名日本士兵将几千南京军民押送往屠杀之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挺身反抗，其实当时那几个日本兵心里充满了恐惧，反抗未尝没有绝处逢生的可能，但就是没有人敢去把握这种机会。
日本陆军随军记者赤星为光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支那人好像倾城美女，既取悦于清晨来的源家客人，也讨好傍晚来的平家客人。他们既然欢迎日本军也欢迎国民党军。他们就是这样的国民，根据生活意识而发挥了这种奇妙的民族性。”
日本在上海的侨民领袖桥本五郎次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曾经作为江北方面的组织班长去海门执行任务，当地民众看到我，都连连称我‘东洋先生，东洋先生’。向我们鞠躬表示欢迎。我们巡视海门城时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太阳旗来欢迎我们，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个王侯。然而到了夜里，一旦夜幕遮住了哨兵的眼睛，那些太阳旗不知何时又变成了青天白日旗了。经调查了解到，因为一到夜里附近就有游击队进来活动。而一旦天蒙蒙亮那些青天白日旗又换成了太阳旗。那些支那人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人人都是一种得意洋洋且若无其事
的表情，真是有意思。”
这些记载并非侵略者对中国的有意的丑化。我们需要由此开始痛苦而深刻的自省。鲁迅在概括中国的历史时说过，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忍受本国独裁政权的统治，为什么就不能忍受异国占领军的统治呢？这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是几千年专制制度所结出的恶果，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今天，回顾这段充满了光荣、也浸透了耻辱的抗战史的时候，我们应当直面民族的奴性与劣根性，也应当呼唤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每个民族遭遇战争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对自我的考验和挑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的民族无法应对残酷的战争，在异族入侵的压力下灭亡了；有的民族则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重生。
抗日战争中的中华民族属于后者。比起抗日战争的光芒万丈来，民国以来的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内战，不是显得荒唐可笑，就是相形之下黯然失色。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这种荣誉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得到的，这种荣誉是数百万计的抗日将士用生命换来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