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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本州岛北部石川县金泽市，有一块大大名鼎鼎的“大东亚圣战大碑”韩国学者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一书中认为，日本文化以“缩小”见长，日本人善于发挥这一本能，终于取得了“以小取胜”的目的。然而，这块赞美天皇的军队，呼唤后人继续“圣战”的石碑却高耸云天。在日本很少有如此巨大的石碑。在斗大的“大东亚圣战大碑”七个大字之下，铭刻着建立该碑的重要支持者们的名字，如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后人板垣正、关东军参谋草地真吾等人。
这块庞大而精美的“大东亚圣战大碑”建于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包括准备、宣传和建筑工作一共花费了一亿日元，一共有三万个以上的个人和单位为此捐款，其中有不少是日本的著名政客和财团。建碑的过程也就是一次宣扬“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的过程。
围绕这块高耸云霄的大碑，金泽市少数有良知和历史感的议员、教师和市民们组建了“拆碑会”努力发动市民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拆除这块耻辱之碑。然而，发起修建此碑的中田清康也针锋相对地组织了“护碑会”并在集会上辱骂“拆碑会”成员是“卖国贼”和“害群之马”
中田清康是一名九十多岁的老人，他当年是关东军的随军人员，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多年。对于那场战争，他依然坚持是正义之战：“我不接受某些人认为战争恶劣的观点。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亚洲瓜分土地，三国干涉还辽是日本的耻辱。俄国势力南下，日本被迫出兵满洲。如果没有日本的出兵，又怎么会有二战后亚洲各国的独立？”他还创办了一所“大东亚塾”以“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来教育年轻一代日本人。
战后六十年来“大东亚圣战”的阴影依然笼罩在日本列岛的土地上。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之一松井石根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诉他的支持者说：“我到前线，并不是去和敌人打仗，而是抱着哥哥安抚弟弟的心情。”松井石根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说谎，而是理直气壮把日本当作中国的一个既严厉又慈爱的哥哥来看待。
在松井石根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日中之间的战争，一直是‘亚洲家庭’之间的兄弟阋墙。这些天来，我始终相信，这种斗争是让中国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就好像在家里，一般来说，做哥哥的必须忍受弟弟所有的坏行为。但是，为了让弟弟行为得当，做哥哥的有时也要惩罚弟弟。”
松井石根一边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得意洋洋地指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一边则轻描淡写地把对日本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兄弟之间小小的纠纷。他指挥像“野兽机器”一样的皇军对南京平民实施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屠杀，一共杀害了三十多万人，发生了三万多起强奸行为。
南京大屠杀之后，松井石根还还恬不知耻地去参观中山陵，并写下汉文诗句：“中山门下，低首策马，两军交战事堪悲，心伤欲碎难回首。”
松井石根这种掩耳盗铃的思想，并非他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来自日本源远流长的、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核心的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在昨天曾经鼓舞了上千万日本士兵义无返顾地走向战场和死亡，在今天则继续支撑着相当数量的日本政客和日本国民拒绝对战争罪行进行反思与忏悔。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生存圈”理论，不过更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就是“八纮一宇”的皇国思想。
“八纮一宇”一词，出于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古书日本书记中“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字”的句子。传说是古代的神武天皇发布的诏令，意思是合天下为一家，其家长为万世一系的天皇。一九零三年，日莲派宗教家田中智学将“八纮一宇”阐释为“日本的世界统一之原理”而“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支柱就是“八纮一宇”的、以天皇为中心的超国家思想。
早在十六世纪末期，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就开始做征服中国、朝鲜和菲律宾的千秋大梦。一五九零年，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
次年，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在占领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之后，丰臣秀吉宣称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的土地献为天皇御用。后来日军在战场上的迅速失败，使丰臣秀吉的这一迷梦很快就破灭了。
日本岛国的地理状态，导致其统治者和国民自古以来就具备了相互对立的双重心态：一方面充满了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又洋溢着对外扩张的激情。
江户时代，日本国学家佐藤信渊宣称“皇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为了把全世界变为皇国的郡县，首先要征服中国。日本维新思想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公开主张：“方今急修武备，待军舰具备，大炮充实，责成朝鲜纳币进贡，恰如古之盛时。北则割据满洲之地，南则占据台湾、吕宋诸岛。”
一八六八年，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公开宣扬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同年六月，天皇政府改革官制，将中央负责外务工作的“外国官”的职责明确规定为掌管“国际交往，监督贸易，开疆拓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依然“昏睡百年”的时候，日本已经跃身世界军事大国的行列。当不少保守的中国文人嘲笑日本人采用阳历、生活欧化、学习吃牛肉的时候，却不知道日本已经萌生了向中国叩门的想法。“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意想不到的胜利，使日本国内对外侵略的强势意识迅速扩张放大，并逐渐孕育出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怪胎。
与之相呼应，日本民间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也抛出了一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强调日本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存在巨大的矛盾，日本领土只是几个“散栗般”大小的岛屿“数年之后即使土地有多大的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所以必须夺取中国的满蒙，苏联的西伯利亚，还有英属澳大利亚等地域，建立一个“使后世史家叹为观止的黄人的罗马帝国”
日本的对外侵略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缘于后发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国内社会的矛盾，以及对原料供应市场和产品倾销市场的寻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分析说：“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日本学者井上清和铃木正四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写道：“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了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
从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侵略的时期。
在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每隔十年就要进行一次对外战争：一八七四年，日本对台湾发动了侵略；一八八四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发生了冲突；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日本每隔五年左右便挑动一次军事行动：一九零零年，日本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日本在中国领土与俄国作战；一九一零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接收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此后，日本三次出兵中国山东，干涉中国的国民革命；再到后来，就是“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波及整个中国。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像一个高烧的病人，频繁启动战争机器，以战争来缓解国内的种种危机。日本也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本想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大捞一把，但一次次失算，又一次次加大赌注，最后终于输光。
对外扩张必须有军事力量的支持，近代以来的日本迅速走上了扩军备战之路。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天皇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负担兵役、交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之称的山县有朋先后出任海军部长和首相，他炮制了一份邻邦兵备略，鼓吹以中国为对手，尽快扩充军备，大幅度扩编步、骑、炮、工、辎重等特殊兵种。日本的军费支出，一八八三年占国家岁出的百分之十三，一八八七年上升为百分之十六。日本政府从一八九零年起，每年把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于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海陆军。
甲午战争后的一八九六年，日本陆军将七个师团扩充到十三个师团。
日俄战争后的一九零七年，日本制定“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计划再次扩军，达到平时为二十五个师团，战时则扩大一倍以上。
全面侵华战争后的一九三八年，日军动员兵力二十四个师团，兵力累计七十三万人。一九四零扩军到四十九个师团。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五十一个师团，二百二十二万人。一九四四年底，日军已经扩充到九十九个师团，现役四百零八万人。到战败投降时兵力总数为一百六十八个师团，五百四十七万人。兵力发展达日本历史上军备之顶峰。其膨胀速度在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征服中国，只需要一个师团，三艘巡洋舰。这种过分狂妄的论断，不只是一般日本民众的妄想，而且是日本决策者们深信不疑的真理。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近卫文麿内阁开展法西斯总动员运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会议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日本政府确定的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
日本众议院议员、海军参赞栗山博在支那大陆充满了无限希望一文中，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日本现在抱着一个块头比自己大得多的叫支那的孩子，这就是支那事变。为了把远比自己块头大好多倍的孩子牢牢地抱在怀里，日本要为这个孩子的体重出很多汗，一定很辛苦的吧。可是，无论这孩子捶背还是从侧面用头撞，日本都不能撒手。一撒手日本就自取灭亡了。连稍微松松手都不行。所以不论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日本都必须以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为基础进行运营、促进和完成。”这正是当时一般日本政客和国民对侵华战争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在此声明的诱惑下，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叛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近卫文麿又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该声明指出：“帝国所祈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以此为基石，期望在
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就在数百万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奸掳的同时，近卫文麿却夸夸其谈中日之间的亲善友好，并宣称他们将在东亚确定“国际正义”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正义”呢？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副总裁松冈洋右，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冈洋右在动乱之满蒙一书中明确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不断鼓吹日本的... -->>
在日本本州岛北部石川县金泽市，有一块大大名鼎鼎的“大东亚圣战大碑”韩国学者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一书中认为，日本文化以“缩小”见长，日本人善于发挥这一本能，终于取得了“以小取胜”的目的。然而，这块赞美天皇的军队，呼唤后人继续“圣战”的石碑却高耸云天。在日本很少有如此巨大的石碑。在斗大的“大东亚圣战大碑”七个大字之下，铭刻着建立该碑的重要支持者们的名字，如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后人板垣正、关东军参谋草地真吾等人。
这块庞大而精美的“大东亚圣战大碑”建于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包括准备、宣传和建筑工作一共花费了一亿日元，一共有三万个以上的个人和单位为此捐款，其中有不少是日本的著名政客和财团。建碑的过程也就是一次宣扬“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的过程。
围绕这块高耸云霄的大碑，金泽市少数有良知和历史感的议员、教师和市民们组建了“拆碑会”努力发动市民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拆除这块耻辱之碑。然而，发起修建此碑的中田清康也针锋相对地组织了“护碑会”并在集会上辱骂“拆碑会”成员是“卖国贼”和“害群之马”
中田清康是一名九十多岁的老人，他当年是关东军的随军人员，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多年。对于那场战争，他依然坚持是正义之战：“我不接受某些人认为战争恶劣的观点。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亚洲瓜分土地，三国干涉还辽是日本的耻辱。俄国势力南下，日本被迫出兵满洲。如果没有日本的出兵，又怎么会有二战后亚洲各国的独立？”他还创办了一所“大东亚塾”以“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来教育年轻一代日本人。
战后六十年来“大东亚圣战”的阴影依然笼罩在日本列岛的土地上。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之一松井石根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诉他的支持者说：“我到前线，并不是去和敌人打仗，而是抱着哥哥安抚弟弟的心情。”松井石根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说谎，而是理直气壮把日本当作中国的一个既严厉又慈爱的哥哥来看待。
在松井石根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日中之间的战争，一直是‘亚洲家庭’之间的兄弟阋墙。这些天来，我始终相信，这种斗争是让中国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就好像在家里，一般来说，做哥哥的必须忍受弟弟所有的坏行为。但是，为了让弟弟行为得当，做哥哥的有时也要惩罚弟弟。”
松井石根一边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得意洋洋地指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一边则轻描淡写地把对日本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兄弟之间小小的纠纷。他指挥像“野兽机器”一样的皇军对南京平民实施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屠杀，一共杀害了三十多万人，发生了三万多起强奸行为。
南京大屠杀之后，松井石根还还恬不知耻地去参观中山陵，并写下汉文诗句：“中山门下，低首策马，两军交战事堪悲，心伤欲碎难回首。”
松井石根这种掩耳盗铃的思想，并非他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来自日本源远流长的、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核心的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在昨天曾经鼓舞了上千万日本士兵义无返顾地走向战场和死亡，在今天则继续支撑着相当数量的日本政客和日本国民拒绝对战争罪行进行反思与忏悔。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生存圈”理论，不过更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就是“八纮一宇”的皇国思想。
“八纮一宇”一词，出于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古书日本书记中“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字”的句子。传说是古代的神武天皇发布的诏令，意思是合天下为一家，其家长为万世一系的天皇。一九零三年，日莲派宗教家田中智学将“八纮一宇”阐释为“日本的世界统一之原理”而“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支柱就是“八纮一宇”的、以天皇为中心的超国家思想。
早在十六世纪末期，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就开始做征服中国、朝鲜和菲律宾的千秋大梦。一五九零年，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
次年，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在占领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之后，丰臣秀吉宣称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的土地献为天皇御用。后来日军在战场上的迅速失败，使丰臣秀吉的这一迷梦很快就破灭了。
日本岛国的地理状态，导致其统治者和国民自古以来就具备了相互对立的双重心态：一方面充满了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又洋溢着对外扩张的激情。
江户时代，日本国学家佐藤信渊宣称“皇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为了把全世界变为皇国的郡县，首先要征服中国。日本维新思想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公开主张：“方今急修武备，待军舰具备，大炮充实，责成朝鲜纳币进贡，恰如古之盛时。北则割据满洲之地，南则占据台湾、吕宋诸岛。”
一八六八年，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公开宣扬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同年六月，天皇政府改革官制，将中央负责外务工作的“外国官”的职责明确规定为掌管“国际交往，监督贸易，开疆拓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依然“昏睡百年”的时候，日本已经跃身世界军事大国的行列。当不少保守的中国文人嘲笑日本人采用阳历、生活欧化、学习吃牛肉的时候，却不知道日本已经萌生了向中国叩门的想法。“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意想不到的胜利，使日本国内对外侵略的强势意识迅速扩张放大，并逐渐孕育出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怪胎。
与之相呼应，日本民间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也抛出了一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强调日本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存在巨大的矛盾，日本领土只是几个“散栗般”大小的岛屿“数年之后即使土地有多大的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所以必须夺取中国的满蒙，苏联的西伯利亚，还有英属澳大利亚等地域，建立一个“使后世史家叹为观止的黄人的罗马帝国”
日本的对外侵略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缘于后发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国内社会的矛盾，以及对原料供应市场和产品倾销市场的寻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分析说：“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日本学者井上清和铃木正四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写道：“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了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
从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侵略的时期。
在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每隔十年就要进行一次对外战争：一八七四年，日本对台湾发动了侵略；一八八四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发生了冲突；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日本每隔五年左右便挑动一次军事行动：一九零零年，日本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日本在中国领土与俄国作战；一九一零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接收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此后，日本三次出兵中国山东，干涉中国的国民革命；再到后来，就是“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波及整个中国。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像一个高烧的病人，频繁启动战争机器，以战争来缓解国内的种种危机。日本也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本想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大捞一把，但一次次失算，又一次次加大赌注，最后终于输光。
对外扩张必须有军事力量的支持，近代以来的日本迅速走上了扩军备战之路。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天皇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负担兵役、交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之称的山县有朋先后出任海军部长和首相，他炮制了一份邻邦兵备略，鼓吹以中国为对手，尽快扩充军备，大幅度扩编步、骑、炮、工、辎重等特殊兵种。日本的军费支出，一八八三年占国家岁出的百分之十三，一八八七年上升为百分之十六。日本政府从一八九零年起，每年把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于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海陆军。
甲午战争后的一八九六年，日本陆军将七个师团扩充到十三个师团。
日俄战争后的一九零七年，日本制定“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计划再次扩军，达到平时为二十五个师团，战时则扩大一倍以上。
全面侵华战争后的一九三八年，日军动员兵力二十四个师团，兵力累计七十三万人。一九四零扩军到四十九个师团。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五十一个师团，二百二十二万人。一九四四年底，日军已经扩充到九十九个师团，现役四百零八万人。到战败投降时兵力总数为一百六十八个师团，五百四十七万人。兵力发展达日本历史上军备之顶峰。其膨胀速度在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征服中国，只需要一个师团，三艘巡洋舰。这种过分狂妄的论断，不只是一般日本民众的妄想，而且是日本决策者们深信不疑的真理。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近卫文麿内阁开展法西斯总动员运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会议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日本政府确定的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
日本众议院议员、海军参赞栗山博在支那大陆充满了无限希望一文中，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日本现在抱着一个块头比自己大得多的叫支那的孩子，这就是支那事变。为了把远比自己块头大好多倍的孩子牢牢地抱在怀里，日本要为这个孩子的体重出很多汗，一定很辛苦的吧。可是，无论这孩子捶背还是从侧面用头撞，日本都不能撒手。一撒手日本就自取灭亡了。连稍微松松手都不行。所以不论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日本都必须以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为基础进行运营、促进和完成。”这正是当时一般日本政客和国民对侵华战争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在此声明的诱惑下，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叛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近卫文麿又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该声明指出：“帝国所祈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以此为基石，期望在
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就在数百万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奸掳的同时，近卫文麿却夸夸其谈中日之间的亲善友好，并宣称他们将在东亚确定“国际正义”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正义”呢？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副总裁松冈洋右，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冈洋右在动乱之满蒙一书中明确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不断鼓吹日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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