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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后半夜雪停了。听说六十里外的义合通了车，人们都决定步行到义合去。我们想，也只有这办法。行李成了麻烦，六十里雪路，空手走尚且不知会不会累死。附近的老乡早看下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扛着扁担的、拉着架子车的，都来揽营生。这段路大约常出毛病。
你伸一只手，我伸一只手，在老羊皮袄底下互相摸指头，名之曰“掐码。”陕北人做买卖都这样。你出三个指头，意思是，你认为这事得给三块钱；我少出一个，意思是，这么几步路两块钱足够了。都不明说，怕让围观的人捡了便宜，也怕让哪个冤大头漏了网。
白色的群山越来越清楚了。从夜里走到天亮。到处是赶路的知识青年，都累得疲惫不堪。还有担着行李或拉着行李的老乡。猛看去，如同逃避战乱的流民。
“歇会儿嘿！歇会儿再走嘿！”认识不认识的，都打招呼。“别歇啦！天都亮啦！”大家走着一条路。
太阳出来了，路开始变得泥泞。但是太阳出来了，天不再那么黑了，也不再那么冷。太阳从白皑皑的山顶上，把光亮撒开。
给我们拉行李的是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大下巴，一脸胡茬。十个人的行李加起来得四、五百斤，他一个人拉着，靠一辆破车。他只要十五块钱，却相信自己占了大便宜。上坡时我们帮着推一把，倒让他很不安，一个劲跟我们说他窑里的病着，意在说明他是多么需要这五块钱。
“车是生产队的，还要给队里交半块钱咧。”
王建军的姐姐掏出烧过来给他。
他脸上焕发出光彩，两只粗手在腿侧反复搓擦：“能行哩？”
“咋，操心吃。”她的陕北话学得漂亮。
他转眼间吃了六个，又咬一个在嘴上，便拉起车来又走。
金涛在后边喊我，让我等等他。
“你猜王建军他爸爸是谁？”金涛在我耳边说，又是满脸神秘。
“谁？”
他说了一个吓人的名字。
“又他妈牛。”
“牛是孙子，嘿，牛是孙子。给咱们送烧饼的那个女的跟我说的。”
“那他怎么姓王？”
“他改姓他妈的姓了，他妈姓王。”
“我早看出他们家里有事儿。”
“我也是。”
“要不他这么小干嘛来插队。”
“后来他妈也失踪了。”
“失踪了？！”
“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家准有事儿。”
“嘘——，轻点儿。她们就在后头呢。”
当时我们急着赶路，怕误了义合的班车。
几年后听说王建军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后来又听说他上了大学。前两年我遇见过一回王建军的姐姐，在美术馆，我认出她来，她认不出我了。“忘了那年回陕北，咱们一块蹲车站了？”“哎哟！是你呀。”
她又看了我一会，似乎还有怀疑“你的腿怎么啦？”
“王建军现在在哪儿？”我问。“在国外。哦，使馆里。哦，当翻译。
你这腿是怎么啦？“我稍微解释一下，又问起另外两个女的。”
一个在当大夫，另一个你不知道？死了。死了八年了。“我们在美术馆的游廊里坐了一会儿，说些往事，说着高原上的那条雪路。
我心里似乎悄悄的，有个问题。“怎么死的？”不对，不是这个问题。“打窑时塌死的。她硬要进去掏土，窑塌了”“是哪个？
她们俩，是哪个？”“靳秀芳。”“哪个是靳秀芳？那个挺漂亮的？”
对了，是这个问题。“秀芳可不漂亮”她说，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我竟然松了口气，天！就因为她长得丑？“夏天死的，运不回来，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那个小车站，靳秀芳给我们送烧过来，放下就赶紧跑了，还红了脸。她已经死了，埋在了黄土高原上。她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其实根本算不上丑。
三十四
后半夜雪停了。听说六十里外的义合通了车，人们都决定步行到义合去。我们想，也只有这办法。行李成了麻烦，六十里雪路，空手走尚且不知会不会累死。附近的老乡早看下了这个赚钱的机会，扛着扁担的、拉着架子车的，都来揽营生。这段路大约常出毛病。
你伸一只手，我伸一只手，在老羊皮袄底下互相摸指头，名之曰“掐码。”陕北人做买卖都这样。你出三个指头，意思是，你认为这事得给三块钱；我少出一个，意思是，这么几步路两块钱足够了。都不明说，怕让围观的人捡了便宜，也怕让哪个冤大头漏了网。
白色的群山越来越清楚了。从夜里走到天亮。到处是赶路的知识青年，都累得疲惫不堪。还有担着行李或拉着行李的老乡。猛看去，如同逃避战乱的流民。
“歇会儿嘿！歇会儿再走嘿！”认识不认识的，都打招呼。“别歇啦！天都亮啦！”大家走着一条路。
太阳出来了，路开始变得泥泞。但是太阳出来了，天不再那么黑了，也不再那么冷。太阳从白皑皑的山顶上，把光亮撒开。
给我们拉行李的是个四十几岁的汉子，大下巴，一脸胡茬。十个人的行李加起来得四、五百斤，他一个人拉着，靠一辆破车。他只要十五块钱，却相信自己占了大便宜。上坡时我们帮着推一把，倒让他很不安，一个劲跟我们说他窑里的病着，意在说明他是多么需要这五块钱。
“车是生产队的，还要给队里交半块钱咧。”
王建军的姐姐掏出烧过来给他。
他脸上焕发出光彩，两只粗手在腿侧反复搓擦：“能行哩？”
“咋，操心吃。”她的陕北话学得漂亮。
他转眼间吃了六个，又咬一个在嘴上，便拉起车来又走。
金涛在后边喊我，让我等等他。
“你猜王建军他爸爸是谁？”金涛在我耳边说，又是满脸神秘。
“谁？”
他说了一个吓人的名字。
“又他妈牛。”
“牛是孙子，嘿，牛是孙子。给咱们送烧饼的那个女的跟我说的。”
“那他怎么姓王？”
“他改姓他妈的姓了，他妈姓王。”
“我早看出他们家里有事儿。”
“我也是。”
“要不他这么小干嘛来插队。”
“后来他妈也失踪了。”
“失踪了？！”
“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家准有事儿。”
“嘘——，轻点儿。她们就在后头呢。”
当时我们急着赶路，怕误了义合的班车。
几年后听说王建军的父亲又恢复了工作。后来又听说他上了大学。前两年我遇见过一回王建军的姐姐，在美术馆，我认出她来，她认不出我了。“忘了那年回陕北，咱们一块蹲车站了？”“哎哟！是你呀。”
她又看了我一会，似乎还有怀疑“你的腿怎么啦？”
“王建军现在在哪儿？”我问。“在国外。哦，使馆里。哦，当翻译。
你这腿是怎么啦？“我稍微解释一下，又问起另外两个女的。”
一个在当大夫，另一个你不知道？死了。死了八年了。“我们在美术馆的游廊里坐了一会儿，说些往事，说着高原上的那条雪路。
我心里似乎悄悄的，有个问题。“怎么死的？”不对，不是这个问题。“打窑时塌死的。她硬要进去掏土，窑塌了”“是哪个？
她们俩，是哪个？”“靳秀芳。”“哪个是靳秀芳？那个挺漂亮的？”
对了，是这个问题。“秀芳可不漂亮”她说，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我竟然松了口气，天！就因为她长得丑？“夏天死的，运不回来，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那个小车站，靳秀芳给我们送烧过来，放下就赶紧跑了，还红了脸。她已经死了，埋在了黄土高原上。她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其实根本算不上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