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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男人、忽略上海男人乃为真正“大丈夫”云云。有趣的是，这阵龙旋风终于吹向国际的领域，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并引起与中文读者完全不同的反应。西方听众的大致反应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进。”
是怎么样的文章会引起如此矛盾而众说纷纭的反应？就如一位读者所说“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龙应台是个充满了“不安”的文化批评者，因此她也会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不安”
就是这种字里行间的“不安”带给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战性与复杂性。实际上该文是称赞上海男人体贴太太，而且从买菜、烧饭、洗碗到洗衣，什么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子：作者再三强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姐的话：“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尽管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位“小女人”的观点，但她那倾向于不做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欢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种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一篇“缠绵悱侧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为，在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
有趣的是，诸如此类的评论都把龙应台的“旋风”文字看成是对上海男人基本品质的嘲讽。至于龙应台本人，她则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她说：“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三十年的华裔读者，我特别对这种“误解”的文化意义感到兴趣。我认为“阅读”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它的涵义常随个人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而定。比如说，我曾把龙文仔细看过，但我的读后感与上海读者的反应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以为龙应台感到“不安”的对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等同于“权利”（right）。在“妻管严”的环境中，有许多上海女人或许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权力”高涨，因而虐待自己那温柔体贴的丈夫。她们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帮助，反而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结果是，上海男人虽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所以，龙应台问道：“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总之，龙应台最关切的还是男女之间真平等的问题。
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性平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读者所说“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胡妍）
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海男子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种谋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
“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吴正）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嫁了个“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好男人”类型，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道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追求完美，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做家事绝对不会抹煞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权。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如何从误解进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多年来研究深思的重点。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入口都走不进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国来宾席”上，才勉强能坐下来。
我知道“龙旋风”又吹到了北京，不知这次演讲又会激起怎样火辣辣的文化对话呢？
1998年5月30日
写于耶鲁大学
”上海男人、忽略上海男人乃为真正“大丈夫”云云。有趣的是，这阵龙旋风终于吹向国际的领域，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并引起与中文读者完全不同的反应。西方听众的大致反应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进。”
是怎么样的文章会引起如此矛盾而众说纷纭的反应？就如一位读者所说“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龙应台是个充满了“不安”的文化批评者，因此她也会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不安”
就是这种字里行间的“不安”带给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战性与复杂性。实际上该文是称赞上海男人体贴太太，而且从买菜、烧饭、洗碗到洗衣，什么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子：作者再三强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姐的话：“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尽管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位“小女人”的观点，但她那倾向于不做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欢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种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一篇“缠绵悱侧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为，在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
有趣的是，诸如此类的评论都把龙应台的“旋风”文字看成是对上海男人基本品质的嘲讽。至于龙应台本人，她则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她说：“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三十年的华裔读者，我特别对这种“误解”的文化意义感到兴趣。我认为“阅读”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它的涵义常随个人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而定。比如说，我曾把龙文仔细看过，但我的读后感与上海读者的反应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以为龙应台感到“不安”的对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等同于“权利”（right）。在“妻管严”的环境中，有许多上海女人或许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权力”高涨，因而虐待自己那温柔体贴的丈夫。她们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帮助，反而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结果是，上海男人虽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所以，龙应台问道：“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总之，龙应台最关切的还是男女之间真平等的问题。
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性平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读者所说“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胡妍）
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海男子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种谋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
“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吴正）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嫁了个“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好男人”类型，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道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追求完美，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做家事绝对不会抹煞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权。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如何从误解进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多年来研究深思的重点。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入口都走不进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国来宾席”上，才勉强能坐下来。
我知道“龙旋风”又吹到了北京，不知这次演讲又会激起怎样火辣辣的文化对话呢？
1998年5月30日
写于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