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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那片森林位于日本列岛中的四国岛上，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当时，有两本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尼尔斯历险记。
1该文为作者于1994年12月7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的讲演全文，该讲演标题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文章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文中各处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译注。一、两个预言的实现
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发现，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那个时代，与其待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倒不如来到森林，在树木的簇拥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而尼尔斯历险记中的少年，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并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首先，由于像祖先那样长年生活在小岛茂密的森林里，自己天真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大自然中的真实的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了解放。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愉悦。
其次，在横越瑞典的旅行中，尼尔斯与朋友(野雁)们相互帮助，并为他们而战斗，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这是愉悦的第二个层次。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尼尔斯，呼喊着思念已久的家中的双亲。或许可以说，最高层次的愉悦，正在那呼喊声中。我觉得，自己也在同尼尔斯一起发出那声声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种被净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语来进行表达，那是这样一种呼喊：“maman，papa！jesgrand，jesdenouveauunhomme！”criatil。
他这样喊道：——
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
深深打动了我的那个句子，是“jesdenouveauunhomme！”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口吻重复着那声呼喊：“jesdenouveauun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认为，这样絮叨私事，与我现在站立的场所和时间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现在，谨请允许我稍稍讲述有关个人的话题。
半个世纪之前，身为森林里的孩子，我在阅读尼尔斯的故事时，从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与亲爱的野雁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结婚后，我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弱智儿。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我们替他取名为光。幼年时，他只对鸟的歌声有所知觉，而对人类的声音和语言却全然没有反应。在他六岁那年的夏天，我们去了山中小屋；当听见秧鸟的叫声从树丛对面的湖上传来时，他竟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解说者说出的语调说道：“这是秧鸟。”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的话语。从此，他与我们之间用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开始了。
目前，光在为残疾人设立的职业培训所工作，这是我国以瑞典为模式兴办的福利事业；同时，还一直在作曲。把他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起来的，首先是小鸟的歌声。难道说，光替父亲实现了听懂小鸟的语言这一预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发挥了极为丰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尔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母雁的化身。现在，我同她结伴而行，飞到了斯德哥尔摩。
二、孤立在亚洲
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thebeautiful，and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批评我的作品充满虚无，可它却并不符合西方的虚无主义，那是因为经过了禅的缘故。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以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
坦率地说，与二十六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感到七十一年前获奖的那位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把自己与这位天才相提并论。正如威廉布莱克——叶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得以复兴——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子，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
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部曲已经脱稿，这部作品的书名1，即取自于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一棵树，从枝梢开始，一半全部是耀眼的火焰，/另一半全部是/露水湿润枝叶茂盛的绿叶。”他的全部诗集，在这部作品的每一处都投下了透彻的影子。为祝贺大诗人叶芝获奖，爱尔兰上院提出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1书名为燃烧的绿树——译注。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深深的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性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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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那片森林位于日本列岛中的四国岛上，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当时，有两本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尼尔斯历险记。
1该文为作者于1994年12月7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的讲演全文，该讲演标题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文章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文中各处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译注。一、两个预言的实现
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发现，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那个时代，与其待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倒不如来到森林，在树木的簇拥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而尼尔斯历险记中的少年，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并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首先，由于像祖先那样长年生活在小岛茂密的森林里，自己天真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大自然中的真实的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了解放。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愉悦。
其次，在横越瑞典的旅行中，尼尔斯与朋友(野雁)们相互帮助，并为他们而战斗，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这是愉悦的第二个层次。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尼尔斯，呼喊着思念已久的家中的双亲。或许可以说，最高层次的愉悦，正在那呼喊声中。我觉得，自己也在同尼尔斯一起发出那声声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种被净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语来进行表达，那是这样一种呼喊：“maman，papa！jesgrand，jesdenouveauunhomme！”criatil。
他这样喊道：——
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
深深打动了我的那个句子，是“jesdenouveauunhomme！”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口吻重复着那声呼喊：“jesdenouveauun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认为，这样絮叨私事，与我现在站立的场所和时间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现在，谨请允许我稍稍讲述有关个人的话题。
半个世纪之前，身为森林里的孩子，我在阅读尼尔斯的故事时，从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与亲爱的野雁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结婚后，我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弱智儿。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我们替他取名为光。幼年时，他只对鸟的歌声有所知觉，而对人类的声音和语言却全然没有反应。在他六岁那年的夏天，我们去了山中小屋；当听见秧鸟的叫声从树丛对面的湖上传来时，他竟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解说者说出的语调说道：“这是秧鸟。”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的话语。从此，他与我们之间用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开始了。
目前，光在为残疾人设立的职业培训所工作，这是我国以瑞典为模式兴办的福利事业；同时，还一直在作曲。把他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起来的，首先是小鸟的歌声。难道说，光替父亲实现了听懂小鸟的语言这一预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发挥了极为丰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尔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母雁的化身。现在，我同她结伴而行，飞到了斯德哥尔摩。
二、孤立在亚洲
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thebeautiful，and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批评我的作品充满虚无，可它却并不符合西方的虚无主义，那是因为经过了禅的缘故。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以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
坦率地说，与二十六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感到七十一年前获奖的那位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把自己与这位天才相提并论。正如威廉布莱克——叶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得以复兴——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子，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
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部曲已经脱稿，这部作品的书名1，即取自于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一棵树，从枝梢开始，一半全部是耀眼的火焰，/另一半全部是/露水湿润枝叶茂盛的绿叶。”他的全部诗集，在这部作品的每一处都投下了透彻的影子。为祝贺大诗人叶芝获奖，爱尔兰上院提出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1书名为燃烧的绿树——译注。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深深的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性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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