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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顾我的文学生涯，从早期的写作起，我就把小说的舞台放在了位于日本列岛之一的四国岛中央、紧邻四国山脉分水岭北侧深邃的森林山谷里的那个小村落。我从生养我的村庄开始写起，最初，只能说是年轻作家头脑中的预感机能在起作用，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将会成为自己小说中一个大系列的一部分。
这就是那篇题为饲育的短篇小说。太平洋战争末期，前来空袭日本的美军飞行员因为飞机被击落，落到了村庄四周的森林里，成为村民(主要是农民)们的俘虏。这便是故事的开端。
根据通常的看法，至少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空军里还没有黑人飞行员。所以，我的依据只能是少年时代村落里流传的“新的民间传说”据说，在九州(四国旁边的一个很大的岛屿)的山地里，一个从轰炸机跳伞下来的黑人士兵被农民们杀死了。事实是否如此呢？这是值得怀疑的，但这些流言作为民间传说式的叙事，却是具有其真实性的。
在小说里，那个黑人渐渐成了村民们特别是村里的少年们狄俄尼索斯神话般的崇拜对象。少年们充满了节日般的昂奋，而高潮则是黑人被杀害的悲剧来临。想像力在这里所展开的，与其说是民间传说式的，倒不如更应该说是神话式的内容。同样内容的民间传说，原本就会在世界各地同时流传。
这个短篇在我的文学生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首先是它属于我的文学母题系列之一：“太平洋战争时期一个少年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社会里的体验”但是，比这更具根本性意义的，则是这个短篇所描写的想像世界里的“结构”与“场所”
这个场所的地形学特征，确实与养育了我的山谷里的村庄很相似，但是，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写作这个短篇开始，故乡的风景开始退隐，而小说里的地形则变成了前景。
我那个位于四国山谷里的现实的村庄，由于这个短篇的写作而被“无化”了。对于我来说，此后，在传说和神话的结构里，惟有小说描写的想像世界鲜活而真实地存在着。
(二)
饲育之后，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在我以前谈过的所谓转换的意义上，我认为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自己处于半自觉状态。之所以说是半自觉，是因为对于编织到地方民间传说中的当地“历史”我还没有什么自觉的认识。在饲育中，突然闯进村子里的是肤色与日本人迥异的敌国士兵，这个人物，作为村落“外部”的人，得到了彻底的寓言式表现。而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则是在都市的空袭中逃生，从疏散村子来的感化院里的一群少年。
他们到达村子的时候，正碰上一股不大的洪水把村子和下游的市、镇隔断，而且疫病也开始流行，至少村民们是这样认为的。这里的洪水和疫病，显然是战争的隐喻，但实际上在小说写作期间我并没有意识到。
村民们害怕疫病，暂时逃离了村子。当惟一一条和村外世界连接的狭窄小道也被封锁之后，少年们发现，只有他们自己是继续存留在这森林山谷里的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开小差藏在森林里的青年士兵，因发病而被抛弃的少女以及当时自己的国家已被日本吞并，作为朝鲜人的国家已被剥夺，但在日本社会中又被歧视的旅日朝鲜少年。总之，他们都是被日本社会挤压出去的一群。
于是，少年们主动接收了这个“场所”决心负起责任。从村民们整体逃亡到重新返回村庄，对他们认为是乘其不在毁坏了村子的少年们进行审判为止，所谓的乡村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在这里，少年们首先发现的是地形学的结构。
大雪飘飘，野鸟从森林飞落到村里，森林也因此作为地形学结构的一个环节，和少年们产生了关联。少年们举行了狩猎活动、猎物纪念庆典。他们和缠绕着这片土地地形学意义的新神话的诞生直面相逢。
我将疏散到山村后立刻被村人们遗弃的感化院里的一名少年赋予第一人称“我”从他的视点开始这部小说的写作。山村“场所”在“外来者”的视域里被重新发现，而作为作者的我，则是在这样的“场所”内部长大成人之后走向城市，接受了能够写作小说的教育。小说作者和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因与“场所”的关联分成的内、外两重性，后来也反复出现在我的小说里。
从外来孩子的视点叙述出来的山谷里的想像世界，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里显露出了整体面貌，小说内正在进行时的故事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而小说写作的叙述时点则设在了这之后的第十五个年头。这个故事，也和作者自己少年时代的内心体验血肉相连。
这两者本来很不相干，如此重合在一起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坦率地说，这首先因为我自己在少年时代就是被村落共同体所疏离的。我所居住的村落可谓地道的农村，但我的家却不是农家。我们家所从事的行业，是收购农家农闲时作为副业生产可做造纸原料的植物，贩运到城市里去。既然我家控制着村落里的农家现金收入的途径，和农民们的关系自然就很微妙。所以，当父亲突然死亡之后，我们家在村子里立刻陷入孤立。这在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在学校内外，还是在孩子们的社会里，都有所反映。再加上在少年朋友中我本来就被看做是一只显眼的“黑羊”——因为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城市孩子才能阅读的书。
因此，我的感情，没有倾向那些因为一个从城里来的孩子发烧而担心疫病流行，全体离村逃走的成年人和孩子们，反而完全融入了从“外部”来到这个村落，从理解村落的地形结构开始到全面接管这里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主办自然产生的节日赛会)的少年们，还有一小部分被这些新村民作为伙伴接收的人——在村落里一直被歧视的旅日朝鲜人的孩子(村民们紧急逃跑时也没有带上他们)和因为生病而被丢弃的少女、开小差的士兵。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疫病流行的疑虑消除，村长和村民们返回村子，开始追究他们不在期间侵犯村落的犯罪行为(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所有权，据说孩子们主办了节日赛会，这关联到精神方面的权力)，多数孩子屈服于村长的威胁而承认有罪，只有一个坚持反抗的少年“我”在将被整肃的危险关头逃出村外，小说在此告终。可是，在小说的初稿里，我写的是这个少年被残酷地杀害了。
伴随着构成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想像力世界的完成，在那个从黑暗的森林逃到“外部”的“我”的身上，寄托了我自此以后的作家生活的一贯主题，这是顺理成章的。
“从凶残的村民中逃脱，在深夜的森林中奔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免遭杀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继续奔跑的气力。我只是一个疲惫至极，愤怒至极，在饥寒交加中颤抖流泪的孩子。突然，起风了，追赶而来的村民们的脚步声随着风声愈发迫近。我咬紧牙关，挺身站起，向更加黑暗的树丛、更加黑暗的草丛跑去。”
1935年，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一个岛屿上，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科，学习现代的法国文学与思想。虽然从大学时代起我一直视为恩师的渡边一夫博士是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专家，但对于一个以远离法语圈的语言为母语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法语特别是十六世纪的法语实在是太难于接近了。巴汝奇初次见到庞大固埃王时曾口若悬河地历数他所能想到的所有语言，但即使在这一著名的篇章里，也没有提到和日语近似的语言。
不过，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作家，但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仿佛这些经验本身推动我接近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并从中多方面地获得丰富自己小说的内容。总之，当我还是一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时，就已经发表了小说。
日本的新作家大多从写作短篇小说起步，我以饲育获得被视为登上文坛标志的文学奖，那是在1958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也在这年完稿，我由此开始了作家生活。
在写于1967年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我分身为两个人物，返回在前面说到的两部作品里初步形成的森林村庄的地形结构之中，重新认识这一“场所”而就在一场洪水把村庄和山下的村落、小镇、城市隔绝开来期间，兄弟两人(哥哥是旁观者，弟弟则是一个行动者，戏仿式(porody)地重新发动在东京未能实现的革命，或许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表演者)共同经历的悲剧过程，这就是小说的故事内容。
在小说里，兄弟两人重返几年前离开的故乡，乘坐巴士在森林里长时间穿行的情景，极富象征意蕴。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那分明是向神话般的地下世界——黑夜与死亡的世界——坠落。兄弟两人将要回归的“场所”正是将近一百年前发生过重大社会事件——农民暴动、给他们的父祖们带来家族悲剧的地方。
1960年，弟弟作为新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参加了大规模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市民运动，亲身经历了运动的失败。由此上溯百年以前的万延元年，正是推行开国的外交政策的领导人被暗杀的年份，也是由日本人负责驾驶的蒸汽船首次到达美洲大陆的年份。
对于弟弟来说，学生运动的受挫经验，化成了心灵深处的创伤，而这又因为他参加一个向美国公众谢罪的青年剧团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出而变得复杂。
他回到村子，组织起一伙年轻人，准备袭击在这地方新近出现但将要控制村民经济生活的超市。作为训练这伙青年人集体行动的方法，他组织了一支football球队，在村子里的小学操场上练习。
在这个袭击超市的计划中有一个带有神话意味的插曲。这个超市的经营者，是当地(四国岛上有代表性的小城市也包括在内)一个势力广泛的资本家，被称作“超市天皇”据说是个在日本的朝鲜人。
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从“外部”闯入的少年们，和被封闭在这个“场所”里的朝鲜少年，还有这个“超市天皇”共有一个隐秘的符号(被标记上的正、负对立的符号)。两个主人公的长兄，就是在战后不久爆发的朝鲜人村落与这个村子的年轻人的冲突中丧失了生命。
袭击超市的暴动(弟弟曾将之称为“想像力的暴动”)失败了，弟弟自杀。哥哥决意再次离乡外出，寻找新生之路。临行之前，他拆毁了在这座森林山谷的村落里发挥象征作用、被称为“老仓房”的老屋。
这本来是为了卖给正在筹划把废旧材料运到小城建造餐厅的“超市天皇”但当房子拆毁的时候，两兄弟的作用也清楚显现了出来：除了上溯百年前的原型，也就是作为旁观者和现存秩序维持者的哥哥和行动者、革命家的弟弟相互对照的存在形态，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功用。
死了的弟弟就那样死去了，但这件事情却给侥幸生存的哥哥以具体启发，促使他发现新的生存方式。
哥哥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充当故事记述人的角色，是导致我以后的小说叙述保持连续性的原因。
(四)
前面已经提到，在写作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小说家，我与其说是在构想小说，不如说是受到森林内部的地形学结构所衍生出来的神话世界的诱导，开始了那个故事的写作。很明显，战争的阴影作为现在进行时的社会事件(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断片)投射到了其间。
但是，我当时未能切实抓住此间显露的“历史”头绪，并沿着这个线索进而描述村落地形学结构和人的“历史”是如何纠结到一起的。我初期的小说写作手法，很像是由一架始终固定在现在视点上的摄像机拍摄的电影(虽然登场人物的内心也得到了充分刻画)。
不过，到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历史”粗野地闯了进来，和村落地形学结构中发生的事件形成了二重结构。万延元年(1860)和1960年相隔百年，相互映照，绵绵不断地相互激发出意义。而正在进行时的悲剧性社会事件，几乎都已经落幕，现在正当头尾相距一百年的两个事件余波(aftermath)即将平息之际，一个可以重新解释小说整体意义的暗示被发现了。
这暗示就是拆除“老仓房”时发现的秘密地下室。农民暴动领袖在暴动失败后，应该是离开了这片偏僻闭塞的土地去开放的城市，参与到了日本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因为他寄回来的信件所传递的信息，不仅谈到本国的社会形势，还有同时期国外发生的事件等内容。
但现在终于明白，事实上，这个人一直幽闭在秘密的地下室里，以写信结束了余生。小说最后一章的题目是“复审”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小说二重结构之一端的“历史”在这里又呈现出了二重结构，向那些在小说内部的现在仍然存活的人们昭示，面向未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从而鼓励他们去选择。当然，实际上如何选择，是由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自己决定的。
而促成我把“历史”引入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动因，是故土那些伴随我长大的民间传说。如果说，作为小说舞台同时又深深浸入小说主题的村落地形学结构，是我童年时代的视觉环境，那么，我同时也是在由这些民间传说形成的听觉环境的结构中长大的。这是在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时我从两个层面重新认识到的。
首先，是祖母和母亲讲述给我并滋养了我的成长的乡村民间传说。在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时，我的关心主要集中在那些叙述一百年前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的故事。
祖母在孩提时代，和实际参与这些事件的人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里，所以，她所讲述的民间故事，常常会添加进她当年亲自见过的那些人的逸闻趣事。祖母有独特的叙事才能，她能像讲述以往那些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那样讲述自己的全部人生经历。这是新创造的民间传说；这一地区流传的古老传说也因为和新传说的联结而被重新创造。
她是把这些传说放到叙述者(祖母)和听故事的人(我)共同置身其间的村落地形学结构里，一一指认了具体位置同时进行讲述的。这使得祖母的叙述充满了真实感，此外，也重新逐处确认了村落地形的传说/神话意义。
我通过祖母获得了把山村的森林、河流以及更具体的场所和传说/神话意义联系起来解释的训练，并进而发展到我会把自己编织的新的传说，附着到某一场所或一棵大树上。
我想，祖母和母亲是村子里演述传说故事的女性(她们经管着一个小小的村庙，和当地已经存在并且在全国已经体制化了的神道系统的神社不同，村庙是乡俗信仰的对象，道教式的，靠个人捐赠和义务奉献维持)，我是一个被村子里的儿童疏远的孩子；这两件事，在我如此度过的童年里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个动因，则直接来自1945年战败后不久举行的秋收节。这赛会在战争期间已经自行停止，是由农民们重新恢复起来的。操办秋收节的最活跃分子是从军队复员回来的年轻人，在重新适应农村日常生活之前，他们首先想在非日常的节日气氛里享受一种休闲的愉悦。
于是，在小学操场上举行了秋收节赛会，在欢庆的舞蹈中，登上戏台的农民歌手领头唱起名叫“摸doki”的歌。那是歌唱曾经在这地区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的叙事诗般的歌谣，其特征是伴随着暴动队伍前进的节奏，把村落四周的森林以及村落里的地名一一编织到歌词里。对我来说，这首“摸doki”首先是关于村落地形学结构的物语，同时，也是以节日赛会的叙事形式对祖母讲给我的传说/神话故事所进行的表演。
上述两个动因，促使我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把已经到了东京的兄弟两人重新召回山村，摸索到了在山村地形学结构里，把1960年的故事和一百年前的故事纠结起来的方法。这对于我来说，其实意味着作家道路的新起点。与此同时，这也使我认识到，既然自己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东京生活，眼下没有重新返回森林山谷的可能，那么，为了重新发现真正的自我，应该在内心里反复朝着那个离我远去的森林里的村庄回归，藉此创造出小说里的神话世界，通过这样的过程改变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我终于从困扰自己的迟到的青春期认同危机中逃脱出来。
(五)
说到从事创作活动而又生活在社会现实之中的作家，他的真正的危机表现在现实生活与创作活动两者之间的内在纠缠。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这种危机发端于1963年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变故。这年我的头盖骨损伤的孩子出生，虽然手术成功了，但他要作为一个有智力缺陷的孩子继续自己的人生。
怎样努力让有智力缺陷的幼儿成长起来，又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和他长久地共生？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课题，我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妥善处理。而为了确认自己的意志和行动的意义，我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
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叙述者的名字“鸟”是我早期小说中极少见到的第三人称，并且带有某些寓意，他和作者有着相同的经验。我没有给这个人物起一个日本男人常用的名字，表明我对自己小说里叙述者态度的固执和游移，而这是我很久以后也没能充分意识到的。
我曾经考虑过，是否干脆用人称代词“我”来表现小说的叙述者，后来还是决定尽可能用一个出场人物但印象稀薄、中性色彩的名字。在“鸟”这个日语词汇旁注上英语单词bird的发音(写作“鸟”\[bird\])，这是日语特有的表记方式，而冠上这样名字的人物，也渐渐给人一种中立的印象。这是我的构想。
医生事先通知说，将要出生的孩子会有严重的智力缺陷和身体残疾，他必须对包括紧急手术在内的所有治疗措施负责。“鸟”(bird)害怕手术保住了孩子的生命，但给年轻的自己和妻子终生压上沉重的包袱。在东京的医院里，是不可能用延迟手术的办法让孩子死去的，但他就像可以这样选择似的，痛苦地考虑应该怎样做。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煎熬中，又出现了新的变故：他和青春时代的女友的关系重新恢复。“鸟”(bird)曾把婴儿交给暗中承诺以非法手段处置的医生，这当然只是一个陷入困境的青年企图回避责任的一条退路。但是，在某一时刻，他终于决意表示拒绝友人给自己提出的放弃对婴儿的责任、轻松摆脱困境的建议。
“‘鸟，你必须忍受许多许多困难啊！’火见子鼓励鸟(bird)说，‘再见吧，鸟。’
“鸟(bird)点点头走出酒吧。他乘坐的出租车在被雨水淋湿的柏油路上疾速奔驶。如果在把孩子救出之前，我遭遇交通事故死了，那我迄今为止二十七年的人生都完全失去了意义。鸟(bird)想。鸟(bird)深深陷入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恐惧之中。”
现实生活中的我，请医生给婴儿的头部做了手术并获得了成功，而我自己，也从婴儿诞生以后陷入的心理困境中挺身站起。这件事情本身，在上面引述的小说片断(事实上，关于小说主题的提示至此已经结束)之后，作为小说情节简短的结尾处理，却招致批评家们“过分乐观”的非难。但无论如何，我自己确实是通过小说写作，从因为婴儿诞生而陷入的困境中真正走了出来。
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仍然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长久身陷其中的危机核心。我已经决心和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甚或可以说，是把这样的共生当做了我和妻子人生的中心主轴)，而这样的选择，对于一个在战争时... -->>
(一)
回顾我的文学生涯，从早期的写作起，我就把小说的舞台放在了位于日本列岛之一的四国岛中央、紧邻四国山脉分水岭北侧深邃的森林山谷里的那个小村落。我从生养我的村庄开始写起，最初，只能说是年轻作家头脑中的预感机能在起作用，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将会成为自己小说中一个大系列的一部分。
这就是那篇题为饲育的短篇小说。太平洋战争末期，前来空袭日本的美军飞行员因为飞机被击落，落到了村庄四周的森林里，成为村民(主要是农民)们的俘虏。这便是故事的开端。
根据通常的看法，至少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空军里还没有黑人飞行员。所以，我的依据只能是少年时代村落里流传的“新的民间传说”据说，在九州(四国旁边的一个很大的岛屿)的山地里，一个从轰炸机跳伞下来的黑人士兵被农民们杀死了。事实是否如此呢？这是值得怀疑的，但这些流言作为民间传说式的叙事，却是具有其真实性的。
在小说里，那个黑人渐渐成了村民们特别是村里的少年们狄俄尼索斯神话般的崇拜对象。少年们充满了节日般的昂奋，而高潮则是黑人被杀害的悲剧来临。想像力在这里所展开的，与其说是民间传说式的，倒不如更应该说是神话式的内容。同样内容的民间传说，原本就会在世界各地同时流传。
这个短篇在我的文学生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首先是它属于我的文学母题系列之一：“太平洋战争时期一个少年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社会里的体验”但是，比这更具根本性意义的，则是这个短篇所描写的想像世界里的“结构”与“场所”
这个场所的地形学特征，确实与养育了我的山谷里的村庄很相似，但是，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写作这个短篇开始，故乡的风景开始退隐，而小说里的地形则变成了前景。
我那个位于四国山谷里的现实的村庄，由于这个短篇的写作而被“无化”了。对于我来说，此后，在传说和神话的结构里，惟有小说描写的想像世界鲜活而真实地存在着。
(二)
饲育之后，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在我以前谈过的所谓转换的意义上，我认为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自己处于半自觉状态。之所以说是半自觉，是因为对于编织到地方民间传说中的当地“历史”我还没有什么自觉的认识。在饲育中，突然闯进村子里的是肤色与日本人迥异的敌国士兵，这个人物，作为村落“外部”的人，得到了彻底的寓言式表现。而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则是在都市的空袭中逃生，从疏散村子来的感化院里的一群少年。
他们到达村子的时候，正碰上一股不大的洪水把村子和下游的市、镇隔断，而且疫病也开始流行，至少村民们是这样认为的。这里的洪水和疫病，显然是战争的隐喻，但实际上在小说写作期间我并没有意识到。
村民们害怕疫病，暂时逃离了村子。当惟一一条和村外世界连接的狭窄小道也被封锁之后，少年们发现，只有他们自己是继续存留在这森林山谷里的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开小差藏在森林里的青年士兵，因发病而被抛弃的少女以及当时自己的国家已被日本吞并，作为朝鲜人的国家已被剥夺，但在日本社会中又被歧视的旅日朝鲜少年。总之，他们都是被日本社会挤压出去的一群。
于是，少年们主动接收了这个“场所”决心负起责任。从村民们整体逃亡到重新返回村庄，对他们认为是乘其不在毁坏了村子的少年们进行审判为止，所谓的乡村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在这里，少年们首先发现的是地形学的结构。
大雪飘飘，野鸟从森林飞落到村里，森林也因此作为地形学结构的一个环节，和少年们产生了关联。少年们举行了狩猎活动、猎物纪念庆典。他们和缠绕着这片土地地形学意义的新神话的诞生直面相逢。
我将疏散到山村后立刻被村人们遗弃的感化院里的一名少年赋予第一人称“我”从他的视点开始这部小说的写作。山村“场所”在“外来者”的视域里被重新发现，而作为作者的我，则是在这样的“场所”内部长大成人之后走向城市，接受了能够写作小说的教育。小说作者和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因与“场所”的关联分成的内、外两重性，后来也反复出现在我的小说里。
从外来孩子的视点叙述出来的山谷里的想像世界，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里显露出了整体面貌，小说内正在进行时的故事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而小说写作的叙述时点则设在了这之后的第十五个年头。这个故事，也和作者自己少年时代的内心体验血肉相连。
这两者本来很不相干，如此重合在一起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坦率地说，这首先因为我自己在少年时代就是被村落共同体所疏离的。我所居住的村落可谓地道的农村，但我的家却不是农家。我们家所从事的行业，是收购农家农闲时作为副业生产可做造纸原料的植物，贩运到城市里去。既然我家控制着村落里的农家现金收入的途径，和农民们的关系自然就很微妙。所以，当父亲突然死亡之后，我们家在村子里立刻陷入孤立。这在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在学校内外，还是在孩子们的社会里，都有所反映。再加上在少年朋友中我本来就被看做是一只显眼的“黑羊”——因为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城市孩子才能阅读的书。
因此，我的感情，没有倾向那些因为一个从城里来的孩子发烧而担心疫病流行，全体离村逃走的成年人和孩子们，反而完全融入了从“外部”来到这个村落，从理解村落的地形结构开始到全面接管这里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主办自然产生的节日赛会)的少年们，还有一小部分被这些新村民作为伙伴接收的人——在村落里一直被歧视的旅日朝鲜人的孩子(村民们紧急逃跑时也没有带上他们)和因为生病而被丢弃的少女、开小差的士兵。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疫病流行的疑虑消除，村长和村民们返回村子，开始追究他们不在期间侵犯村落的犯罪行为(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所有权，据说孩子们主办了节日赛会，这关联到精神方面的权力)，多数孩子屈服于村长的威胁而承认有罪，只有一个坚持反抗的少年“我”在将被整肃的危险关头逃出村外，小说在此告终。可是，在小说的初稿里，我写的是这个少年被残酷地杀害了。
伴随着构成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想像力世界的完成，在那个从黑暗的森林逃到“外部”的“我”的身上，寄托了我自此以后的作家生活的一贯主题，这是顺理成章的。
“从凶残的村民中逃脱，在深夜的森林中奔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免遭杀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继续奔跑的气力。我只是一个疲惫至极，愤怒至极，在饥寒交加中颤抖流泪的孩子。突然，起风了，追赶而来的村民们的脚步声随着风声愈发迫近。我咬紧牙关，挺身站起，向更加黑暗的树丛、更加黑暗的草丛跑去。”
1935年，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一个岛屿上，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科，学习现代的法国文学与思想。虽然从大学时代起我一直视为恩师的渡边一夫博士是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专家，但对于一个以远离法语圈的语言为母语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法语特别是十六世纪的法语实在是太难于接近了。巴汝奇初次见到庞大固埃王时曾口若悬河地历数他所能想到的所有语言，但即使在这一著名的篇章里，也没有提到和日语近似的语言。
不过，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作家，但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仿佛这些经验本身推动我接近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并从中多方面地获得丰富自己小说的内容。总之，当我还是一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时，就已经发表了小说。
日本的新作家大多从写作短篇小说起步，我以饲育获得被视为登上文坛标志的文学奖，那是在1958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也在这年完稿，我由此开始了作家生活。
在写于1967年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我分身为两个人物，返回在前面说到的两部作品里初步形成的森林村庄的地形结构之中，重新认识这一“场所”而就在一场洪水把村庄和山下的村落、小镇、城市隔绝开来期间，兄弟两人(哥哥是旁观者，弟弟则是一个行动者，戏仿式(porody)地重新发动在东京未能实现的革命，或许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表演者)共同经历的悲剧过程，这就是小说的故事内容。
在小说里，兄弟两人重返几年前离开的故乡，乘坐巴士在森林里长时间穿行的情景，极富象征意蕴。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那分明是向神话般的地下世界——黑夜与死亡的世界——坠落。兄弟两人将要回归的“场所”正是将近一百年前发生过重大社会事件——农民暴动、给他们的父祖们带来家族悲剧的地方。
1960年，弟弟作为新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参加了大规模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市民运动，亲身经历了运动的失败。由此上溯百年以前的万延元年，正是推行开国的外交政策的领导人被暗杀的年份，也是由日本人负责驾驶的蒸汽船首次到达美洲大陆的年份。
对于弟弟来说，学生运动的受挫经验，化成了心灵深处的创伤，而这又因为他参加一个向美国公众谢罪的青年剧团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出而变得复杂。
他回到村子，组织起一伙年轻人，准备袭击在这地方新近出现但将要控制村民经济生活的超市。作为训练这伙青年人集体行动的方法，他组织了一支football球队，在村子里的小学操场上练习。
在这个袭击超市的计划中有一个带有神话意味的插曲。这个超市的经营者，是当地(四国岛上有代表性的小城市也包括在内)一个势力广泛的资本家，被称作“超市天皇”据说是个在日本的朝鲜人。
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从“外部”闯入的少年们，和被封闭在这个“场所”里的朝鲜少年，还有这个“超市天皇”共有一个隐秘的符号(被标记上的正、负对立的符号)。两个主人公的长兄，就是在战后不久爆发的朝鲜人村落与这个村子的年轻人的冲突中丧失了生命。
袭击超市的暴动(弟弟曾将之称为“想像力的暴动”)失败了，弟弟自杀。哥哥决意再次离乡外出，寻找新生之路。临行之前，他拆毁了在这座森林山谷的村落里发挥象征作用、被称为“老仓房”的老屋。
这本来是为了卖给正在筹划把废旧材料运到小城建造餐厅的“超市天皇”但当房子拆毁的时候，两兄弟的作用也清楚显现了出来：除了上溯百年前的原型，也就是作为旁观者和现存秩序维持者的哥哥和行动者、革命家的弟弟相互对照的存在形态，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功用。
死了的弟弟就那样死去了，但这件事情却给侥幸生存的哥哥以具体启发，促使他发现新的生存方式。
哥哥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充当故事记述人的角色，是导致我以后的小说叙述保持连续性的原因。
(四)
前面已经提到，在写作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小说家，我与其说是在构想小说，不如说是受到森林内部的地形学结构所衍生出来的神话世界的诱导，开始了那个故事的写作。很明显，战争的阴影作为现在进行时的社会事件(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断片)投射到了其间。
但是，我当时未能切实抓住此间显露的“历史”头绪，并沿着这个线索进而描述村落地形学结构和人的“历史”是如何纠结到一起的。我初期的小说写作手法，很像是由一架始终固定在现在视点上的摄像机拍摄的电影(虽然登场人物的内心也得到了充分刻画)。
不过，到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历史”粗野地闯了进来，和村落地形学结构中发生的事件形成了二重结构。万延元年(1860)和1960年相隔百年，相互映照，绵绵不断地相互激发出意义。而正在进行时的悲剧性社会事件，几乎都已经落幕，现在正当头尾相距一百年的两个事件余波(aftermath)即将平息之际，一个可以重新解释小说整体意义的暗示被发现了。
这暗示就是拆除“老仓房”时发现的秘密地下室。农民暴动领袖在暴动失败后，应该是离开了这片偏僻闭塞的土地去开放的城市，参与到了日本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因为他寄回来的信件所传递的信息，不仅谈到本国的社会形势，还有同时期国外发生的事件等内容。
但现在终于明白，事实上，这个人一直幽闭在秘密的地下室里，以写信结束了余生。小说最后一章的题目是“复审”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小说二重结构之一端的“历史”在这里又呈现出了二重结构，向那些在小说内部的现在仍然存活的人们昭示，面向未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从而鼓励他们去选择。当然，实际上如何选择，是由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自己决定的。
而促成我把“历史”引入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动因，是故土那些伴随我长大的民间传说。如果说，作为小说舞台同时又深深浸入小说主题的村落地形学结构，是我童年时代的视觉环境，那么，我同时也是在由这些民间传说形成的听觉环境的结构中长大的。这是在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时我从两个层面重新认识到的。
首先，是祖母和母亲讲述给我并滋养了我的成长的乡村民间传说。在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时，我的关心主要集中在那些叙述一百年前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的故事。
祖母在孩提时代，和实际参与这些事件的人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里，所以，她所讲述的民间故事，常常会添加进她当年亲自见过的那些人的逸闻趣事。祖母有独特的叙事才能，她能像讲述以往那些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那样讲述自己的全部人生经历。这是新创造的民间传说；这一地区流传的古老传说也因为和新传说的联结而被重新创造。
她是把这些传说放到叙述者(祖母)和听故事的人(我)共同置身其间的村落地形学结构里，一一指认了具体位置同时进行讲述的。这使得祖母的叙述充满了真实感，此外，也重新逐处确认了村落地形的传说/神话意义。
我通过祖母获得了把山村的森林、河流以及更具体的场所和传说/神话意义联系起来解释的训练，并进而发展到我会把自己编织的新的传说，附着到某一场所或一棵大树上。
我想，祖母和母亲是村子里演述传说故事的女性(她们经管着一个小小的村庙，和当地已经存在并且在全国已经体制化了的神道系统的神社不同，村庙是乡俗信仰的对象，道教式的，靠个人捐赠和义务奉献维持)，我是一个被村子里的儿童疏远的孩子；这两件事，在我如此度过的童年里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个动因，则直接来自1945年战败后不久举行的秋收节。这赛会在战争期间已经自行停止，是由农民们重新恢复起来的。操办秋收节的最活跃分子是从军队复员回来的年轻人，在重新适应农村日常生活之前，他们首先想在非日常的节日气氛里享受一种休闲的愉悦。
于是，在小学操场上举行了秋收节赛会，在欢庆的舞蹈中，登上戏台的农民歌手领头唱起名叫“摸doki”的歌。那是歌唱曾经在这地区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的叙事诗般的歌谣，其特征是伴随着暴动队伍前进的节奏，把村落四周的森林以及村落里的地名一一编织到歌词里。对我来说，这首“摸doki”首先是关于村落地形学结构的物语，同时，也是以节日赛会的叙事形式对祖母讲给我的传说/神话故事所进行的表演。
上述两个动因，促使我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把已经到了东京的兄弟两人重新召回山村，摸索到了在山村地形学结构里，把1960年的故事和一百年前的故事纠结起来的方法。这对于我来说，其实意味着作家道路的新起点。与此同时，这也使我认识到，既然自己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东京生活，眼下没有重新返回森林山谷的可能，那么，为了重新发现真正的自我，应该在内心里反复朝着那个离我远去的森林里的村庄回归，藉此创造出小说里的神话世界，通过这样的过程改变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我终于从困扰自己的迟到的青春期认同危机中逃脱出来。
(五)
说到从事创作活动而又生活在社会现实之中的作家，他的真正的危机表现在现实生活与创作活动两者之间的内在纠缠。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这种危机发端于1963年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变故。这年我的头盖骨损伤的孩子出生，虽然手术成功了，但他要作为一个有智力缺陷的孩子继续自己的人生。
怎样努力让有智力缺陷的幼儿成长起来，又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和他长久地共生？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课题，我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妥善处理。而为了确认自己的意志和行动的意义，我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
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叙述者的名字“鸟”是我早期小说中极少见到的第三人称，并且带有某些寓意，他和作者有着相同的经验。我没有给这个人物起一个日本男人常用的名字，表明我对自己小说里叙述者态度的固执和游移，而这是我很久以后也没能充分意识到的。
我曾经考虑过，是否干脆用人称代词“我”来表现小说的叙述者，后来还是决定尽可能用一个出场人物但印象稀薄、中性色彩的名字。在“鸟”这个日语词汇旁注上英语单词bird的发音(写作“鸟”\[bird\])，这是日语特有的表记方式，而冠上这样名字的人物，也渐渐给人一种中立的印象。这是我的构想。
医生事先通知说，将要出生的孩子会有严重的智力缺陷和身体残疾，他必须对包括紧急手术在内的所有治疗措施负责。“鸟”(bird)害怕手术保住了孩子的生命，但给年轻的自己和妻子终生压上沉重的包袱。在东京的医院里，是不可能用延迟手术的办法让孩子死去的，但他就像可以这样选择似的，痛苦地考虑应该怎样做。
在日复一日的痛苦煎熬中，又出现了新的变故：他和青春时代的女友的关系重新恢复。“鸟”(bird)曾把婴儿交给暗中承诺以非法手段处置的医生，这当然只是一个陷入困境的青年企图回避责任的一条退路。但是，在某一时刻，他终于决意表示拒绝友人给自己提出的放弃对婴儿的责任、轻松摆脱困境的建议。
“‘鸟，你必须忍受许多许多困难啊！’火见子鼓励鸟(bird)说，‘再见吧，鸟。’
“鸟(bird)点点头走出酒吧。他乘坐的出租车在被雨水淋湿的柏油路上疾速奔驶。如果在把孩子救出之前，我遭遇交通事故死了，那我迄今为止二十七年的人生都完全失去了意义。鸟(bird)想。鸟(bird)深深陷入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恐惧之中。”
现实生活中的我，请医生给婴儿的头部做了手术并获得了成功，而我自己，也从婴儿诞生以后陷入的心理困境中挺身站起。这件事情本身，在上面引述的小说片断(事实上，关于小说主题的提示至此已经结束)之后，作为小说情节简短的结尾处理，却招致批评家们“过分乐观”的非难。但无论如何，我自己确实是通过小说写作，从因为婴儿诞生而陷入的困境中真正走了出来。
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仍然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长久身陷其中的危机核心。我已经决心和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甚或可以说，是把这样的共生当做了我和妻子人生的中心主轴)，而这样的选择，对于一个在战争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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