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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大学,人们称容女士都叫先生,容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特独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她年轻时有过一个恋人,是n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c市抗日救国中心的n大学,几乎每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腾腾奔赴前线,其中就有容先生心爱的人。他从戎后,头几年与容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她,希望她耐心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得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为我们成婚之时!然后容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她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早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她自己组织家庭。这就是容先生十几年身心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她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10年前,我去n大学采访时,她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五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容先生,二十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她弟弟,戴副眼镜;右边是她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才七八岁。照片摄于1936年夏天,当时容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由于战乱关系,她弟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那时候家里已少一个人,也多一个人。少的是他小妹,被年前的一场恶病夺去了年轻生命,多的就是金珍,他是在小妹去世不久,也就是那个暑假里走进这个家庭的。容先生说——容先生访谈实录小妹就是那年暑假去世的,才17岁。在小妹去世前,我和母亲都不知道金珍这个人,父亲把他像秘密一样藏在水西门小学的程校长那里。因为程校长跟我们家里少有往来,所以父亲虽然想对我们保密这人,但并没有叮嘱他不能对我们说。然后有一天,程校长来我家,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小妹去世的消息,是来表示慰问的。刚好那天父亲和我都没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接待他的,两人谈着谈着就把父亲的秘密泄漏了。回头母亲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于是将孩子的不幸、聪颖的天资、洋先生的请求等,前前后后的都说了个大致。也许母亲当时心里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听了孩子不幸的遭遇后,恻隐得泪流满面的。她跟父亲说:因芝(小妹)走了,家里有个孩子对我是个安慰,就把他接回家里来住吧。就这样,珍弟进了我家——珍弟就是金珍。在家里,我和母亲都喊金珍叫珍弟,只有父亲喊他叫金珍。珍弟喊我母亲叫师娘,喊父亲叫校长,喊我喊的是师姐,反正都喊得不伦不类的。其实按辈分讲,他是我的晚辈,该喊我叫表姑什么的。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对珍弟并不喜欢,因为他对谁都从来没笑脸的,也不说话,走路蹑手蹑脚,跟个幽灵似的。而且还有很多坏习惯,吃饭的时候经常打嗝,还不讲究卫生,晚上不洗脚,鞋子脱在楼梯口,整个饭厅和楼道里都有股酸臭味。那时我们住的是爷爷留下的房子,是栋西式小洋楼,但楼下我们只有一个厨房和饭厅,其余都是人家在住。所以,我们人都住在楼上,每次我下楼来吃饭,看到他臭烘烘的鞋子,又想到他在饭桌上要打嗝,胃口就要减掉一大半。当然鞋子问题很快解决了,是母亲跟他说的,说了他就注意了,天天洗脚和洗袜子的,袜子洗得比谁都干净。他生活能力是很强的,烧饭,洗衣,用煤球生火,甚至针线活都会,比我都还能干。这当然跟他经历有关,是从小锻炼出来的。但是打嗝的毛病,有时还打屁,这问题老改不掉。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改掉的,因为他有严重的肠胃病,所以他人总是那么瘦弱。父亲说他的肠胃病是从小跟洋先生喝梨花水喝出来的,那东西老年人喝可能是药,能治病,小孩子怎么能喝?说真的,为了治肠胃病,我看他吃的药比粮食还要多,他每顿顶多吃一小碗米饭,胃口没一只猫大,而且没吃两口就开始嗝上了。有一次,珍弟上厕所忘记锁门,我不知道又进去,可把我吓一大跳。这件事成了我向他发难的导火线,我跟父亲和母亲强烈要求让他回学校去住。我说就算他是我们亲人,但也不一定非要住在家里,学校里寄宿生多的是。父亲先是没吭声,等母亲说。母亲说,刚来就叫走,不合适的,要走也等开学再说。父亲这才表态,说好吧,等开学还是让他回学校住。母亲说,星期天还是叫他回来,应该让他想到,这里是他的家。父亲说好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但后来事情又变了——是暑假后期的一个晚上,在饭桌上,容先生谈起白天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说去年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史上少见的旱灾,现在有些城市街头的叫花子比当兵的还多。老夫人听了,叹着气说,去年是双闰年,历史上这样的年头往往是大灾之年,最造孽的是老百姓。金珍一向是很少主动说话的,为此老夫人说什么总是照顾他,想把他拉进谈话中,所以特意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双闰年。看他摇头,老夫人告诉他,双闰年就是阳历和阴历都是闰年,两个闰年重到一起了。看他听得半懂不懂的,老夫人又问他:“你知道什么叫闰年吗?”他还是摇头,没吱声。他这人就是这样,只要能不开口表明意思,一般是不出声的。然后老夫人又把闰年的知识给他讲解一番,阴历的闰年是怎么的,阳历又是怎么的,为什么会出现闰年,等等,讲了一通。完了,他像傻了似的盯着小黎黎,好像是要他来裁定一下老夫人说的到底对不对。小黎黎说:“没错的,是这样的。”“那我不是算错了?”金珍涨红着脸问,样子要哭似的。“算错什么?”小黎黎不知他说什么。“老爹爹的寿数,我都是按一年365天算的。”“是错了”小黎黎话还没说完,金珍就嚎啕大哭起来。哭得简直收不了场,几个人怎么劝都没用,最后还是小黎黎,非常生气地拍桌子喝斥他才把他喝住。哭是喝住了,但内心的痛苦却变得更强烈,以至双手像着魔似的在使劲地掐自己大腿。小黎黎责令他把手放在桌上,然后用非常严厉的口气对他说,但话的意思明显是想安慰他。小黎黎说:“哭什么哭!我话还没说完呢,听着,等我把话说完,你想哭再哭吧。”小黎黎说:“我刚才说你错,这是从概念上说的,是站在闰年的角度来说的。但从计算上说,到底有没有错现在还不能肯定,要通过计算来证实,因为所有的计算都是允许有误差的。”小黎黎说:“据我所知,精确地计算,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应该是365天零5小时48分46秒,为什么要有闰年?就因为这个原因,用阳历的算法每年要多5个多小时,所以阳历规定四年一闰,闰年是366天。但是,你想一想,你算一算,不论是一年用365天来计,还是闰年用366天来算,这中间都是有误差的。可这个误差是允许的,甚至没这个误差我们都难以来确定什么。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有计算就会有误差,没有绝对的精确。”小黎黎说:“现在你可以算一算洋先生一生89年中有多少个闰年,有多少个闰年就应该在你原来算的总天数上加上多少天,然后你再算一算,你原来算的总天数和现在新算的总天数中间的误差有多大。一般上几万字的数字,计算允许的误差标准是千分之一,超过了千分之一,可以确定你是算错了,否则就该属于合理的误差。现在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误差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洋先生在闰年中去世,终年89岁,他遇到的闰年应该是22年,不会多,也不会少。一年一天,22年就是22天,放在89年的三万多天当中,误差肯定要小于千分之一。事实上小黎黎悬悬乎乎地说这么多,目的就是想给金珍找个台阶下,让他不要再自责。就这样,靠着小黎黎的连哄带吓,金珍终于平静下来——容先生访谈实录后来,父亲跟我们说了洋先生喊他算寿数的来龙去脉,再想想他刚才的失声痛哭,我突然为他对洋先生的孝心有些感动,同时也觉得他性格中有些痴迷又不乏脆弱的东西。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珍弟性格中有很偏执和激烈的一面,他平时一般显得很内向,东西都放在心里,忍着,而且一般都忍得住,有什么跟没什么一样的,暗示他内心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承受能力。但如果有什么破了他忍受的极限,或者触及了他心灵深处的东西,他又似乎很容易失控,一失控就会以一种很激烈、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说他很爱我母亲,就曾为此偷偷写下一份血书,是这样写的:老爹爹走了,我今后活着,就是要报答师娘。这是他17岁那年,生了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期间我母亲经常到他房间里去拿这取那的,就发现了。是夹在一本日记本的封皮里的,很大的字,一看就看得出是用手指头直接写的,上面没有时间,所以也不知写于何年何月。但肯定不是那一两年里写的,估计是进我家的头一两年里写的,因为那纸张和字迹的陈色都显得有段时间。我母亲是个很和蔼、善良而有亲情的人,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对珍弟,母亲似乎跟他前世结了缘似的,两人从一开始就很投缘,... -->>
在n大学,人们称容女士都叫先生,容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特独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她年轻时有过一个恋人,是n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c市抗日救国中心的n大学,几乎每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腾腾奔赴前线,其中就有容先生心爱的人。他从戎后,头几年与容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她,希望她耐心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得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为我们成婚之时!然后容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她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早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她自己组织家庭。这就是容先生十几年身心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她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10年前,我去n大学采访时,她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五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容先生,二十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她弟弟,戴副眼镜;右边是她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才七八岁。照片摄于1936年夏天,当时容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由于战乱关系,她弟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那时候家里已少一个人,也多一个人。少的是他小妹,被年前的一场恶病夺去了年轻生命,多的就是金珍,他是在小妹去世不久,也就是那个暑假里走进这个家庭的。容先生说——容先生访谈实录小妹就是那年暑假去世的,才17岁。在小妹去世前,我和母亲都不知道金珍这个人,父亲把他像秘密一样藏在水西门小学的程校长那里。因为程校长跟我们家里少有往来,所以父亲虽然想对我们保密这人,但并没有叮嘱他不能对我们说。然后有一天,程校长来我家,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小妹去世的消息,是来表示慰问的。刚好那天父亲和我都没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接待他的,两人谈着谈着就把父亲的秘密泄漏了。回头母亲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于是将孩子的不幸、聪颖的天资、洋先生的请求等,前前后后的都说了个大致。也许母亲当时心里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听了孩子不幸的遭遇后,恻隐得泪流满面的。她跟父亲说:因芝(小妹)走了,家里有个孩子对我是个安慰,就把他接回家里来住吧。就这样,珍弟进了我家——珍弟就是金珍。在家里,我和母亲都喊金珍叫珍弟,只有父亲喊他叫金珍。珍弟喊我母亲叫师娘,喊父亲叫校长,喊我喊的是师姐,反正都喊得不伦不类的。其实按辈分讲,他是我的晚辈,该喊我叫表姑什么的。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对珍弟并不喜欢,因为他对谁都从来没笑脸的,也不说话,走路蹑手蹑脚,跟个幽灵似的。而且还有很多坏习惯,吃饭的时候经常打嗝,还不讲究卫生,晚上不洗脚,鞋子脱在楼梯口,整个饭厅和楼道里都有股酸臭味。那时我们住的是爷爷留下的房子,是栋西式小洋楼,但楼下我们只有一个厨房和饭厅,其余都是人家在住。所以,我们人都住在楼上,每次我下楼来吃饭,看到他臭烘烘的鞋子,又想到他在饭桌上要打嗝,胃口就要减掉一大半。当然鞋子问题很快解决了,是母亲跟他说的,说了他就注意了,天天洗脚和洗袜子的,袜子洗得比谁都干净。他生活能力是很强的,烧饭,洗衣,用煤球生火,甚至针线活都会,比我都还能干。这当然跟他经历有关,是从小锻炼出来的。但是打嗝的毛病,有时还打屁,这问题老改不掉。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改掉的,因为他有严重的肠胃病,所以他人总是那么瘦弱。父亲说他的肠胃病是从小跟洋先生喝梨花水喝出来的,那东西老年人喝可能是药,能治病,小孩子怎么能喝?说真的,为了治肠胃病,我看他吃的药比粮食还要多,他每顿顶多吃一小碗米饭,胃口没一只猫大,而且没吃两口就开始嗝上了。有一次,珍弟上厕所忘记锁门,我不知道又进去,可把我吓一大跳。这件事成了我向他发难的导火线,我跟父亲和母亲强烈要求让他回学校去住。我说就算他是我们亲人,但也不一定非要住在家里,学校里寄宿生多的是。父亲先是没吭声,等母亲说。母亲说,刚来就叫走,不合适的,要走也等开学再说。父亲这才表态,说好吧,等开学还是让他回学校住。母亲说,星期天还是叫他回来,应该让他想到,这里是他的家。父亲说好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但后来事情又变了——是暑假后期的一个晚上,在饭桌上,容先生谈起白天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说去年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史上少见的旱灾,现在有些城市街头的叫花子比当兵的还多。老夫人听了,叹着气说,去年是双闰年,历史上这样的年头往往是大灾之年,最造孽的是老百姓。金珍一向是很少主动说话的,为此老夫人说什么总是照顾他,想把他拉进谈话中,所以特意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双闰年。看他摇头,老夫人告诉他,双闰年就是阳历和阴历都是闰年,两个闰年重到一起了。看他听得半懂不懂的,老夫人又问他:“你知道什么叫闰年吗?”他还是摇头,没吱声。他这人就是这样,只要能不开口表明意思,一般是不出声的。然后老夫人又把闰年的知识给他讲解一番,阴历的闰年是怎么的,阳历又是怎么的,为什么会出现闰年,等等,讲了一通。完了,他像傻了似的盯着小黎黎,好像是要他来裁定一下老夫人说的到底对不对。小黎黎说:“没错的,是这样的。”“那我不是算错了?”金珍涨红着脸问,样子要哭似的。“算错什么?”小黎黎不知他说什么。“老爹爹的寿数,我都是按一年365天算的。”“是错了”小黎黎话还没说完,金珍就嚎啕大哭起来。哭得简直收不了场,几个人怎么劝都没用,最后还是小黎黎,非常生气地拍桌子喝斥他才把他喝住。哭是喝住了,但内心的痛苦却变得更强烈,以至双手像着魔似的在使劲地掐自己大腿。小黎黎责令他把手放在桌上,然后用非常严厉的口气对他说,但话的意思明显是想安慰他。小黎黎说:“哭什么哭!我话还没说完呢,听着,等我把话说完,你想哭再哭吧。”小黎黎说:“我刚才说你错,这是从概念上说的,是站在闰年的角度来说的。但从计算上说,到底有没有错现在还不能肯定,要通过计算来证实,因为所有的计算都是允许有误差的。”小黎黎说:“据我所知,精确地计算,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应该是365天零5小时48分46秒,为什么要有闰年?就因为这个原因,用阳历的算法每年要多5个多小时,所以阳历规定四年一闰,闰年是366天。但是,你想一想,你算一算,不论是一年用365天来计,还是闰年用366天来算,这中间都是有误差的。可这个误差是允许的,甚至没这个误差我们都难以来确定什么。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有计算就会有误差,没有绝对的精确。”小黎黎说:“现在你可以算一算洋先生一生89年中有多少个闰年,有多少个闰年就应该在你原来算的总天数上加上多少天,然后你再算一算,你原来算的总天数和现在新算的总天数中间的误差有多大。一般上几万字的数字,计算允许的误差标准是千分之一,超过了千分之一,可以确定你是算错了,否则就该属于合理的误差。现在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误差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洋先生在闰年中去世,终年89岁,他遇到的闰年应该是22年,不会多,也不会少。一年一天,22年就是22天,放在89年的三万多天当中,误差肯定要小于千分之一。事实上小黎黎悬悬乎乎地说这么多,目的就是想给金珍找个台阶下,让他不要再自责。就这样,靠着小黎黎的连哄带吓,金珍终于平静下来——容先生访谈实录后来,父亲跟我们说了洋先生喊他算寿数的来龙去脉,再想想他刚才的失声痛哭,我突然为他对洋先生的孝心有些感动,同时也觉得他性格中有些痴迷又不乏脆弱的东西。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珍弟性格中有很偏执和激烈的一面,他平时一般显得很内向,东西都放在心里,忍着,而且一般都忍得住,有什么跟没什么一样的,暗示他内心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承受能力。但如果有什么破了他忍受的极限,或者触及了他心灵深处的东西,他又似乎很容易失控,一失控就会以一种很激烈、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说他很爱我母亲,就曾为此偷偷写下一份血书,是这样写的:老爹爹走了,我今后活着,就是要报答师娘。这是他17岁那年,生了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期间我母亲经常到他房间里去拿这取那的,就发现了。是夹在一本日记本的封皮里的,很大的字,一看就看得出是用手指头直接写的,上面没有时间,所以也不知写于何年何月。但肯定不是那一两年里写的,估计是进我家的头一两年里写的,因为那纸张和字迹的陈色都显得有段时间。我母亲是个很和蔼、善良而有亲情的人,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对珍弟,母亲似乎跟他前世结了缘似的,两人从一开始就很投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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