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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这不是位子决定的，而是贡献决定的。”我心里想，又添一把火来烤。最后我说：“大家为我好，就不要为一个人设一个等级了，不要让群众说我们因人设政。”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没人再坚持了。尽管因人设政已经成为了一条游戏规则，但我决不能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的枪来打。
文件发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心寒，议论纷纷甚至群情激愤，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医学会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跳脚骂人的神态。她不会点名，但在骂谁是很清楚的！“让他们买了好东西吃了拉痢疾，吃不了再带到棺材里去！”反正我听不见，也就算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
九月份那几幢宿舍楼快盖好了，基建处拟了一个选房的方案。这件事我没有管，是冯其乐管的，方案出来后交给我签字。我看了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在台上的几位领导排在前面。有两条是特地为我设计的，正厅级比副厅级高五分，博士毕业的加五分。以前排队选房，厅级不分正副，这次加上了。厅里还有两个处长在读在职博士，但没毕业。我心里排了一下队，按这个方案，我可以排在第一位，虽然我的工龄没有别人长。冯其乐煞费苦心，但这太明显了，要别人说话的。董柳看了这个方案说：“反正又不是你定的，你谦虚干什么？你是厅长，当仁不让！”的确不是我定的方案，但别人早就为我精心算计过了。在这个份上的人，是无须自己过问的，说法就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跑。我说：“我说不是我定的，老百姓也不是大傻。”她说：“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朝西当西晒，高了难爬楼，低了光线不好。”我说：“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别人脖子上顶着的不是个脑袋，倒是只南瓜？”她说：“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来了，别的我培养不出感情。”跟她说不通，我就不说了。有了这么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当西晒又算什么？多爬一层楼，或光线差点又算什么？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绝啊！第二天我跟冯其乐说了，要他把那两条划了。他试探说：“那，那”我说：“我不敢太过，太过会转到反面去的。”他说：“那我再仔细算一下，至少保证厅里几个人不顶天立地吧。”
名单出来了，群众卫生报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到厅里来当主编有好几年了。我排在第五，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老戴不是什么官，排了第一，别人要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当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来，一进门就说：“池厅长还住这样的房子，全省的厅长没有几个！”这话说得不伦不类，我不是马上就要搬了吗？人家都是在显微镜下看我的好，发现那么一点点就大惊小怪地嚷。她又说：“老戴在家里说新班子好，池厅长好，不然他哪能排得上，还别说排在前面了。”我说：“老戴是主任医师，本就相当厅级，工龄又长。他不排前面谁排前面？厅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材，也不是挂在口里说的。”她说：“感谢领导，感谢领导！有了这个面子，我家老戴没分到都没有意见，本来他就没作打算的。”她又跟董柳在一边嘀嘀咕咕好一会，去了。
选房那天我没到场，是董柳去的。回来她告诉我，还是选到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我简直不相信，问老戴选的是哪一套？她说是二楼西头。我忽然醒悟了，还有另一只手在安排。我说：“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说了什么？她让了你，还让了厅里几个人，连厅里几个人都让了你，有什么意思！”董柳说：“人家不选我有什么办法？人家主动提出来，我也没说我一定要哪一套。她问我哪一套最好，我总可以说吧。”我说：“这是一场戏，你就是导演。”她几乎要哭了说：“我没导，我也没演，我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套那也是实事求是，我不会撒谎，我还没学会，要我说违心的话我也说不出！党不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吗？”
在深秋时分我搬进了新居，房子的装修和布置都是董柳去弄的，我基本没管。房子里全部铺的吉象牌地板，家具也全部换过了，电视机换成了日本松下牌的家庭影院。据董柳说，总共花了近二十万块钱，光地板的材料就去了三万多，如果是别人，还要多花几万块钱。有谁在其中帮了忙，我也懒得问了，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冒出来，求你办件什么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则，只是我不必用自己的东西作为回报罢了。搬家那天是星期六，来了好几个人帮董柳安排。到下午人都去了，房子里变得非常安静。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照着，似乎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房前的树枝光秃秃伸向天空，一丝暖风吹了进来。我忽然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安静不真实，房子不真实，连我自己也不真实。一时间我觉得自己飘在虚幻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一切都与十四年前我来到这个大院时设想的不同，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但可能的事情都没有成为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得重新认识自己，这并不容易。八年前我刚进入圈子的时候，我给自己带上了面具，那时我对自己说，我不过是为了上去做点事而不得不如此罢了，那时我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送到眼前来。戴了面具的我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大山深处三山坳村的一个平民，是揣着几块钱去搞乡村调查的那个学生。可自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虚假与真实竟换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厅长的位子上我没了面具感，反而是到湖区去慰问灾民时就像戴了面具。说到底人不是一个神话，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该！这不是位子决定的，而是贡献决定的。”我心里想，又添一把火来烤。最后我说：“大家为我好，就不要为一个人设一个等级了，不要让群众说我们因人设政。”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没人再坚持了。尽管因人设政已经成为了一条游戏规则，但我决不能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的枪来打。
文件发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心寒，议论纷纷甚至群情激愤，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医学会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跳脚骂人的神态。她不会点名，但在骂谁是很清楚的！“让他们买了好东西吃了拉痢疾，吃不了再带到棺材里去！”反正我听不见，也就算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
九月份那几幢宿舍楼快盖好了，基建处拟了一个选房的方案。这件事我没有管，是冯其乐管的，方案出来后交给我签字。我看了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在台上的几位领导排在前面。有两条是特地为我设计的，正厅级比副厅级高五分，博士毕业的加五分。以前排队选房，厅级不分正副，这次加上了。厅里还有两个处长在读在职博士，但没毕业。我心里排了一下队，按这个方案，我可以排在第一位，虽然我的工龄没有别人长。冯其乐煞费苦心，但这太明显了，要别人说话的。董柳看了这个方案说：“反正又不是你定的，你谦虚干什么？你是厅长，当仁不让！”的确不是我定的方案，但别人早就为我精心算计过了。在这个份上的人，是无须自己过问的，说法就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跑。我说：“我说不是我定的，老百姓也不是大傻。”她说：“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朝西当西晒，高了难爬楼，低了光线不好。”我说：“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别人脖子上顶着的不是个脑袋，倒是只南瓜？”她说：“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来了，别的我培养不出感情。”跟她说不通，我就不说了。有了这么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当西晒又算什么？多爬一层楼，或光线差点又算什么？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绝啊！第二天我跟冯其乐说了，要他把那两条划了。他试探说：“那，那”我说：“我不敢太过，太过会转到反面去的。”他说：“那我再仔细算一下，至少保证厅里几个人不顶天立地吧。”
名单出来了，群众卫生报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到厅里来当主编有好几年了。我排在第五，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老戴不是什么官，排了第一，别人要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当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来，一进门就说：“池厅长还住这样的房子，全省的厅长没有几个！”这话说得不伦不类，我不是马上就要搬了吗？人家都是在显微镜下看我的好，发现那么一点点就大惊小怪地嚷。她又说：“老戴在家里说新班子好，池厅长好，不然他哪能排得上，还别说排在前面了。”我说：“老戴是主任医师，本就相当厅级，工龄又长。他不排前面谁排前面？厅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材，也不是挂在口里说的。”她说：“感谢领导，感谢领导！有了这个面子，我家老戴没分到都没有意见，本来他就没作打算的。”她又跟董柳在一边嘀嘀咕咕好一会，去了。
选房那天我没到场，是董柳去的。回来她告诉我，还是选到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我简直不相信，问老戴选的是哪一套？她说是二楼西头。我忽然醒悟了，还有另一只手在安排。我说：“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说了什么？她让了你，还让了厅里几个人，连厅里几个人都让了你，有什么意思！”董柳说：“人家不选我有什么办法？人家主动提出来，我也没说我一定要哪一套。她问我哪一套最好，我总可以说吧。”我说：“这是一场戏，你就是导演。”她几乎要哭了说：“我没导，我也没演，我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套那也是实事求是，我不会撒谎，我还没学会，要我说违心的话我也说不出！党不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吗？”
在深秋时分我搬进了新居，房子的装修和布置都是董柳去弄的，我基本没管。房子里全部铺的吉象牌地板，家具也全部换过了，电视机换成了日本松下牌的家庭影院。据董柳说，总共花了近二十万块钱，光地板的材料就去了三万多，如果是别人，还要多花几万块钱。有谁在其中帮了忙，我也懒得问了，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冒出来，求你办件什么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则，只是我不必用自己的东西作为回报罢了。搬家那天是星期六，来了好几个人帮董柳安排。到下午人都去了，房子里变得非常安静。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照着，似乎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房前的树枝光秃秃伸向天空，一丝暖风吹了进来。我忽然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安静不真实，房子不真实，连我自己也不真实。一时间我觉得自己飘在虚幻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一切都与十四年前我来到这个大院时设想的不同，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但可能的事情都没有成为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得重新认识自己，这并不容易。八年前我刚进入圈子的时候，我给自己带上了面具，那时我对自己说，我不过是为了上去做点事而不得不如此罢了，那时我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送到眼前来。戴了面具的我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大山深处三山坳村的一个平民，是揣着几块钱去搞乡村调查的那个学生。可自己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虚假与真实竟换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厅长的位子上我没了面具感，反而是到湖区去慰问灾民时就像戴了面具。说到底人不是一个神话，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