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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一片寂静,月亮挂在浩渺的空中,发出冰凉的清辉,冷漠地掷到地上。母亲卧室昏黄的灯光依然静静地亮着。
消息最早是正平打电话给我的。正平是二哥的同学,他告诉我,二哥被省纪检委的人带走了!
二哥出事了!这是全家人无法接受事实。二哥在外界公认度是很高的,认识他的人都称赞他是个好人、好官、孝子。不幸的是,这事却竟然临到了我的家。
母亲第三天头发就全白了,神情呆滞。父亲不说话,老抽烟。原本和美的家顿时布满了阴云,极沉闷。走进家里,使人憋得透不过起来。在生活最艰难的年代,家不会这样。大家都想不通,好生活才刚刚开始,大人、小孩都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二哥却出事了。
(二)
我的家同中国南方山区所有的普遍人家一样,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几间土屋,几亩田地,不知繁衍了多少苦乐与艰辛。到了我们这一代,赶上的好时代。除了大哥,我们三个兄弟姐妹都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二哥当干部,我在镇上当老师,小妹在县医院当医生,大哥是养鸡专业户,他收入并不比我们差。这样的日子祖辈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但却真真切切地临到我们。全家人脸上和内心被知足填满。以致有一次父母把我们四个做儿女的叫在一块,语气严肃神情急切地嘱咐我们:不求繁华富贵、飞黄腾达,只求活得踏实,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平安安。他们的眼神几近惊恐,好像我们如果还有什么非分之想,灾难就会马上来临似的!
我们家很有向心力。虽然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先后都成立了小家庭,但我们没有分家,也没有什么可分,况且父母也不喜欢我们搞“分裂”因此,我们家的观念是“大家”每年春节,我们都不远千里百里,拖儿带女、大包小包地赶回家过年。过年是我们全家人都快乐最幸福的事。二哥出事那天离春节只有三天。腊月二十后,母亲是天天掐指头算谁哪一天回来谁哪一天回来。可是,我知道今年我们没年过了。
其实,二哥在出事前曾回家过一次,是他调任副市长以后回老家时间最长的一次,头尾三天。现在回想起来,知道二哥是有意安排回家探望父母。他肯定预感到自己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他从内部获得了某些于他不利的消息。不知道是城市的拥挤不堪让二哥压抑,还是压抑的二哥觉得他的城市越来越糟糕,我和母亲都发现那次回家二哥的心情不是太好。母亲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了一下头笑了笑,但笑得很勉强。
我有个爱好,喜欢看报。这个爱好是二哥当上副市长后萌生出来。因为我们的市报常有二哥的名字和活动新闻。本来,我这个农村教师是不太关心美国次贷危机、冰岛国家破产、中央政治局开会、城市房价又升的,但二哥是我们家的重量级人物,家人包括没有文化的母亲都十分关注他,于是,我把单位迟到的人们翻过的日报带回去,和家里人一起看,特别是有报道二哥的,必带无疑。可是,有一天,市报报道说,全市重点项目工作会议召开,市长作重要讲话。按理说,有二哥的名字呀,可是我看来看去,全篇都细读过了,只字不提二哥,二哥是分管市重点项目工作,这个会议他怎么会没参加、讨论一个字呢?我当时甚是疑惑,后来想,一定是他有其他什么重要公务。这样想,也就不再在意了。现在想起来,这事还真与二哥出事有关。原来那也是一种不详的信号。
(三)
二哥出事,我心里很沉重。虽然他当官,从来不给过我任何的好处,有时甚至有事找他更难办,因为他怕影响他的声誉。可是,我没有办法不为他忧愁,我想这就是血缘关系,血缘是唯一的理由。我心情沉重的原因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二哥出事后,母亲比任何人都悲痛,我真担心二哥没倒,她会倒下去。她单薄如柴骨的身躯,是经不住折腾的。
母亲的头发一半是为我而白,就是那年我生大病的缘故,一半是这次二哥出事又愁又急白的。都说当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我们拿什么去孝敬呢?父母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金钱、名誉、地位,而是我们的平安。我想起卡耐基的一句话,思想决定快乐,也决定痛苦。一个意念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嗨!天堂与地狱真是一步之遥。
听说我二哥出事,平常整天骂贪官的一些同事居然同情甚至还为二哥打抱不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们都说我二哥运气不好,贪官那么多,你二哥那点事算什么?那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当大官的,有几个不贪,他们照样做报告,现在反腐败都是杀鸡给猴看,吓吓官小的,胆小的。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二哥出事肯定有其必然性,这事来的这么突然,是我们对二哥不了解,也可以说是不关心的缘故,或者是他有意隐瞒着我们,不让父母和兄弟姐妹为他担心。我最怕的就是这点,我知道当官有风险。二哥是能扛事的人,但这事他一个人是扛不动的。他的强大,使我们平时产生了他不需要人帮助的错觉。可是,现在他好像一下子从高空跌到深渊,我们才想起,他也是常人,他也会跌失,他肯定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需要温暖、关爱、亲情这些东西。无论如何我得进城一趟,见一下二嫂和正平。我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四)
我进城是在二哥被带走的第四天。
二哥工作的这座城市改革开放后的人口集聚得很快,从原来几十万变成了现在的三百多万。时下什么都提速,城市化、工业化争分夺秒地强占城里城外每一寸绿地和农田。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楼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千篇一律火柴盒式的高楼,一群连一群。盖楼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车速却越来越慢,慢得使人的心气越来越急。城市特点只有一个字:挤!大城市究竟有什么好?别说一般老人过马路困难,就是中青年人也无法从容地穿过一条斑马线,更不用说能够完整看一次日出与日落,呼吸一次带着泥土芳香的清新空气。进了城什么都不方便,用大哥的话说,上街撒泡尿都困难。
时下,中国能看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洋人留下的,一种是古人留下的。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比洋人、现代人比古人来的苯。no!是现代的中国人还不如古代人、洋人(其实也是古洋人)有耐性,都追求高效率、高速度,喜欢用机器设备来提速,结果质量与品质就成了问题。不信?你看,现在大到建筑物,小到吃的什么粉干,人们都喜欢手工做的。精品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精雕细琢。
“大院的士不能进!”骤停了下来的出租车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回到现实。我赶紧付了钱往二哥家赶去
见到二嫂已是傍晚,她此前肯定是去求人了,见到她拖着疲惫的腿进门,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我问一些情况,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对她说道,我去找正平。她说不用了,我已经找他了,这事没办法!
我知道钱这个东西有时是很有用的。二嫂现在很需要钱,而且数额要大。我听说如果主动把所有人家送的钱交上去,而且要越早越好,这样会减轻惩罚的。再说,如今人际关系像国际形势一样特复杂,要请人帮忙,是需要打理的,这也需要花钱。我来前赶去标了一个会,取出存折上的5万,凑了8万,虽然解决不了大事,但也是一点心意。
我临走时把钱交给二嫂,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五)
回家的途中,我一直想着二哥的事和他的好。
我知道二哥想在城里混出个出人头地,底心愿是为了替老母亲争口气。在二哥的印象里,母亲总是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干活,日子实在清苦、艰辛,在老家总熬不出好日子,因为贫苦,父母总不和,为要不要继续让儿女们上学,为青菜煮得太少经常吵架,看到父母吵架,儿女们总是躲得远远的,心里非常害怕。每当这个时候,二哥就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跑城里去,混出人模狗样,给父母很多很多的钱,让他们不再为生活的小事吵架。
自从二哥当上副市长以后,全家人自然十分高兴。但我有时想起父母那次眼神,心里还是毛毛的,有点莫名的担忧。因为我从网上看,今天某某局长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调查,明天又是某某书记、市长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多少多少年,甚至还有死刑的。现在当官是有风险的,准确地说是当贪官有风险。二哥虽然从小本分,但那些被判官员在案发前官声很好的也不在少数。有的锐意改革、有的亲民爱民、有的率先垂范各种形象都有。遗憾的是,一旦案发,什么都不是,所有专职、兼职官衔都没有了,就剩一个头衔——贪官。
二哥是那种有眼光的领导,他是念历史的,对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前几年,在改造旧街工作上,他坚持主张恢复古迹,恢复不来就搞仿古建筑,可主官坚持要用现代建筑拓宽那条半旧不新的古街。二哥在论证会上引用了梁思诚当年保护北京前门大街的例子,梁思诚当年坚持北京的前门大街一定要完好地加以保护,但官方坚持一定拆掉古建筑,建设新前门。梁思诚说,总有一天,北京大前门还要恢复成原来的风格,但古迹是不可复制的,重建只是仿制品,不是古迹。事实证明,梁思诚的观点是正确的。令二哥高兴的那次的坚持最终以他的观点取胜。
二哥人很好、很聪明,但我现在却认为他很傻,高雅的说法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什么会去贪那几块钱,家里生活现在比以前不是好多了吗?想想以前那叫什么日子,不要说住套房、去旅游了,连饭都吃不饱。1977年,家里断炊,大哥和我就到邻村的表姑家去借地瓜米,记得表姑的公公,在地瓜米装好后,又捧了一捧装进了大哥的布袋里。回家路上遇见了同村人,问你们挑的是什么,我一下子就喉咙哽噎了,心理一阵苦痛,泪水从里面往外涌,但还是给我忍住了,不让它流下来给熟人看见。我想,那种场面,二哥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日子都能度,还有什么日子不能度了。
二哥涉案金额总共30万,其中行贿10万,他从别人手里收了10万,又把这10万送给他的领导,这10万在他的手里还没有捂热。但在法律上是“双算”受贿10万、行贿10万,他真正“得到”的钱就是10万。10万块钱能做什么呢?他所在的城市房子当时算便宜了,每平米5千多,10万还买不了20平米,买套单身公寓还不够。他要是不出事,他的工资两年就挣回来了。但他出事了,也许,二哥也被苦怕了。
金额搞清楚了,二哥从纪委设立的审讯处被转到另一座城市的一个看守所。二哥完全失去了自由。对于二哥来说,失去人生自由比受到肉体的惩罚要苦得多。
二哥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树林和公园。因为那里的绿色特别多,可以自由自在地满足眼目和精神的需要。
在看守所里,头几天他还“享受”单间,第五天的傍晚,一个肥头厚耳、满脸凶像的中年大汉被推进来,与他为伍。开始,他们谁也不理谁,倒也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就闹了起来。没有别的,就因为看高窗外面看守所围墙顶上的那株小草。
在这间低矮、潮湿毫无生气的囚室里,二哥被憋得实在难受,他用眼睛和想象力尽一切努力去搜寻可以让自己透气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因为他知道,自己牵涉的案件复杂,他不会很快从这间囚室里出去的。终于有一天,他透过高窗发现窗外远处的围墙上歪歪扭扭地长着一株小草。他感到一阵惊喜。从那一刻起,他每天花很多时间来观察、欣赏那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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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经很深了,四周一片寂静,月亮挂在浩渺的空中,发出冰凉的清辉,冷漠地掷到地上。母亲卧室昏黄的灯光依然静静地亮着。
消息最早是正平打电话给我的。正平是二哥的同学,他告诉我,二哥被省纪检委的人带走了!
二哥出事了!这是全家人无法接受事实。二哥在外界公认度是很高的,认识他的人都称赞他是个好人、好官、孝子。不幸的是,这事却竟然临到了我的家。
母亲第三天头发就全白了,神情呆滞。父亲不说话,老抽烟。原本和美的家顿时布满了阴云,极沉闷。走进家里,使人憋得透不过起来。在生活最艰难的年代,家不会这样。大家都想不通,好生活才刚刚开始,大人、小孩都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二哥却出事了。
(二)
我的家同中国南方山区所有的普遍人家一样,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几间土屋,几亩田地,不知繁衍了多少苦乐与艰辛。到了我们这一代,赶上的好时代。除了大哥,我们三个兄弟姐妹都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二哥当干部,我在镇上当老师,小妹在县医院当医生,大哥是养鸡专业户,他收入并不比我们差。这样的日子祖辈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但却真真切切地临到我们。全家人脸上和内心被知足填满。以致有一次父母把我们四个做儿女的叫在一块,语气严肃神情急切地嘱咐我们:不求繁华富贵、飞黄腾达,只求活得踏实,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平安安。他们的眼神几近惊恐,好像我们如果还有什么非分之想,灾难就会马上来临似的!
我们家很有向心力。虽然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先后都成立了小家庭,但我们没有分家,也没有什么可分,况且父母也不喜欢我们搞“分裂”因此,我们家的观念是“大家”每年春节,我们都不远千里百里,拖儿带女、大包小包地赶回家过年。过年是我们全家人都快乐最幸福的事。二哥出事那天离春节只有三天。腊月二十后,母亲是天天掐指头算谁哪一天回来谁哪一天回来。可是,我知道今年我们没年过了。
其实,二哥在出事前曾回家过一次,是他调任副市长以后回老家时间最长的一次,头尾三天。现在回想起来,知道二哥是有意安排回家探望父母。他肯定预感到自己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他从内部获得了某些于他不利的消息。不知道是城市的拥挤不堪让二哥压抑,还是压抑的二哥觉得他的城市越来越糟糕,我和母亲都发现那次回家二哥的心情不是太好。母亲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了一下头笑了笑,但笑得很勉强。
我有个爱好,喜欢看报。这个爱好是二哥当上副市长后萌生出来。因为我们的市报常有二哥的名字和活动新闻。本来,我这个农村教师是不太关心美国次贷危机、冰岛国家破产、中央政治局开会、城市房价又升的,但二哥是我们家的重量级人物,家人包括没有文化的母亲都十分关注他,于是,我把单位迟到的人们翻过的日报带回去,和家里人一起看,特别是有报道二哥的,必带无疑。可是,有一天,市报报道说,全市重点项目工作会议召开,市长作重要讲话。按理说,有二哥的名字呀,可是我看来看去,全篇都细读过了,只字不提二哥,二哥是分管市重点项目工作,这个会议他怎么会没参加、讨论一个字呢?我当时甚是疑惑,后来想,一定是他有其他什么重要公务。这样想,也就不再在意了。现在想起来,这事还真与二哥出事有关。原来那也是一种不详的信号。
(三)
二哥出事,我心里很沉重。虽然他当官,从来不给过我任何的好处,有时甚至有事找他更难办,因为他怕影响他的声誉。可是,我没有办法不为他忧愁,我想这就是血缘关系,血缘是唯一的理由。我心情沉重的原因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二哥出事后,母亲比任何人都悲痛,我真担心二哥没倒,她会倒下去。她单薄如柴骨的身躯,是经不住折腾的。
母亲的头发一半是为我而白,就是那年我生大病的缘故,一半是这次二哥出事又愁又急白的。都说当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我们拿什么去孝敬呢?父母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金钱、名誉、地位,而是我们的平安。我想起卡耐基的一句话,思想决定快乐,也决定痛苦。一个意念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嗨!天堂与地狱真是一步之遥。
听说我二哥出事,平常整天骂贪官的一些同事居然同情甚至还为二哥打抱不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们都说我二哥运气不好,贪官那么多,你二哥那点事算什么?那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当大官的,有几个不贪,他们照样做报告,现在反腐败都是杀鸡给猴看,吓吓官小的,胆小的。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二哥出事肯定有其必然性,这事来的这么突然,是我们对二哥不了解,也可以说是不关心的缘故,或者是他有意隐瞒着我们,不让父母和兄弟姐妹为他担心。我最怕的就是这点,我知道当官有风险。二哥是能扛事的人,但这事他一个人是扛不动的。他的强大,使我们平时产生了他不需要人帮助的错觉。可是,现在他好像一下子从高空跌到深渊,我们才想起,他也是常人,他也会跌失,他肯定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需要温暖、关爱、亲情这些东西。无论如何我得进城一趟,见一下二嫂和正平。我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四)
我进城是在二哥被带走的第四天。
二哥工作的这座城市改革开放后的人口集聚得很快,从原来几十万变成了现在的三百多万。时下什么都提速,城市化、工业化争分夺秒地强占城里城外每一寸绿地和农田。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楼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千篇一律火柴盒式的高楼,一群连一群。盖楼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车速却越来越慢,慢得使人的心气越来越急。城市特点只有一个字:挤!大城市究竟有什么好?别说一般老人过马路困难,就是中青年人也无法从容地穿过一条斑马线,更不用说能够完整看一次日出与日落,呼吸一次带着泥土芳香的清新空气。进了城什么都不方便,用大哥的话说,上街撒泡尿都困难。
时下,中国能看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洋人留下的,一种是古人留下的。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比洋人、现代人比古人来的苯。no!是现代的中国人还不如古代人、洋人(其实也是古洋人)有耐性,都追求高效率、高速度,喜欢用机器设备来提速,结果质量与品质就成了问题。不信?你看,现在大到建筑物,小到吃的什么粉干,人们都喜欢手工做的。精品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精雕细琢。
“大院的士不能进!”骤停了下来的出租车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回到现实。我赶紧付了钱往二哥家赶去
见到二嫂已是傍晚,她此前肯定是去求人了,见到她拖着疲惫的腿进门,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我问一些情况,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对她说道,我去找正平。她说不用了,我已经找他了,这事没办法!
我知道钱这个东西有时是很有用的。二嫂现在很需要钱,而且数额要大。我听说如果主动把所有人家送的钱交上去,而且要越早越好,这样会减轻惩罚的。再说,如今人际关系像国际形势一样特复杂,要请人帮忙,是需要打理的,这也需要花钱。我来前赶去标了一个会,取出存折上的5万,凑了8万,虽然解决不了大事,但也是一点心意。
我临走时把钱交给二嫂,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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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途中,我一直想着二哥的事和他的好。
我知道二哥想在城里混出个出人头地,底心愿是为了替老母亲争口气。在二哥的印象里,母亲总是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干活,日子实在清苦、艰辛,在老家总熬不出好日子,因为贫苦,父母总不和,为要不要继续让儿女们上学,为青菜煮得太少经常吵架,看到父母吵架,儿女们总是躲得远远的,心里非常害怕。每当这个时候,二哥就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跑城里去,混出人模狗样,给父母很多很多的钱,让他们不再为生活的小事吵架。
自从二哥当上副市长以后,全家人自然十分高兴。但我有时想起父母那次眼神,心里还是毛毛的,有点莫名的担忧。因为我从网上看,今天某某局长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调查,明天又是某某书记、市长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多少多少年,甚至还有死刑的。现在当官是有风险的,准确地说是当贪官有风险。二哥虽然从小本分,但那些被判官员在案发前官声很好的也不在少数。有的锐意改革、有的亲民爱民、有的率先垂范各种形象都有。遗憾的是,一旦案发,什么都不是,所有专职、兼职官衔都没有了,就剩一个头衔——贪官。
二哥是那种有眼光的领导,他是念历史的,对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前几年,在改造旧街工作上,他坚持主张恢复古迹,恢复不来就搞仿古建筑,可主官坚持要用现代建筑拓宽那条半旧不新的古街。二哥在论证会上引用了梁思诚当年保护北京前门大街的例子,梁思诚当年坚持北京的前门大街一定要完好地加以保护,但官方坚持一定拆掉古建筑,建设新前门。梁思诚说,总有一天,北京大前门还要恢复成原来的风格,但古迹是不可复制的,重建只是仿制品,不是古迹。事实证明,梁思诚的观点是正确的。令二哥高兴的那次的坚持最终以他的观点取胜。
二哥人很好、很聪明,但我现在却认为他很傻,高雅的说法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什么会去贪那几块钱,家里生活现在比以前不是好多了吗?想想以前那叫什么日子,不要说住套房、去旅游了,连饭都吃不饱。1977年,家里断炊,大哥和我就到邻村的表姑家去借地瓜米,记得表姑的公公,在地瓜米装好后,又捧了一捧装进了大哥的布袋里。回家路上遇见了同村人,问你们挑的是什么,我一下子就喉咙哽噎了,心理一阵苦痛,泪水从里面往外涌,但还是给我忍住了,不让它流下来给熟人看见。我想,那种场面,二哥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日子都能度,还有什么日子不能度了。
二哥涉案金额总共30万,其中行贿10万,他从别人手里收了10万,又把这10万送给他的领导,这10万在他的手里还没有捂热。但在法律上是“双算”受贿10万、行贿10万,他真正“得到”的钱就是10万。10万块钱能做什么呢?他所在的城市房子当时算便宜了,每平米5千多,10万还买不了20平米,买套单身公寓还不够。他要是不出事,他的工资两年就挣回来了。但他出事了,也许,二哥也被苦怕了。
金额搞清楚了,二哥从纪委设立的审讯处被转到另一座城市的一个看守所。二哥完全失去了自由。对于二哥来说,失去人生自由比受到肉体的惩罚要苦得多。
二哥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树林和公园。因为那里的绿色特别多,可以自由自在地满足眼目和精神的需要。
在看守所里,头几天他还“享受”单间,第五天的傍晚,一个肥头厚耳、满脸凶像的中年大汉被推进来,与他为伍。开始,他们谁也不理谁,倒也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就闹了起来。没有别的,就因为看高窗外面看守所围墙顶上的那株小草。
在这间低矮、潮湿毫无生气的囚室里,二哥被憋得实在难受,他用眼睛和想象力尽一切努力去搜寻可以让自己透气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因为他知道,自己牵涉的案件复杂,他不会很快从这间囚室里出去的。终于有一天,他透过高窗发现窗外远处的围墙上歪歪扭扭地长着一株小草。他感到一阵惊喜。从那一刻起,他每天花很多时间来观察、欣赏那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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