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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蛇年生，整个童年时代都被文化大革命覆盖了。
很模糊的记得，在一次乘船中我偷跑去了船尾，看到了泛起的白色浪花溅得老高，自船尾喷薄而出，汹涌着离船而去，我晕了，那时我只有四岁。事后妈妈讲出，那次是我们从台山搬家回罗定的途中，在江门至南江口的客船上。爸妈及二岁的弟弟都在卧铺上睡了，船务员把我抱了回来，告诫父母要照管好自己的小孩，在船上乱跑很危险。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初始的一次朦胧的记忆。
父亲是罗定人，解放那年参加工作，后抽调去台山搞土改，娶了个台山的农村姑娘为妻，这就是我的母亲。六九年，父亲带着母亲及我和弟弟回到了罗定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高垌，这就是我的家乡。那时，父亲的工作单位一直在台山，实际上父母亲自那时起就开始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台山讲四邑话，与罗定白话差距甚大，本来内向不善言谈的我回到高垌后更是不想讲话了，没有了可玩耍的小伙伴。爷爷已不在人世，不是生我父亲的奶奶生有三个姑姑和最小的小叔，小叔比我大七岁，初回来的那一年多，和奶奶他们同吃住，是小叔带着我在陌生的地方玩熟。
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台山不吃粥，贫穷落后的高垌一天两餐吃粥还不够米下锅，还有很多生活上的琐事不合拍，奶奶和母亲终因吵架而分家。爷爷生前建造起的泥砖瓦房不算大，中间一大厅，两边厢房，座西北向东南，偏东北那厢分给我们住。
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又在三年内先后出生，至此，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小孩在高垌艰难的生活着。因为妈妈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赚工分领取粮食，我是大哥，带弟妹及做一些小家务的重任就顺理成章的落在了我的身上，过重的负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那时我还小呀！以至于妈妈叫我拿小弟的屎尿裤去村水道洗涤时我任由它漂走，这是我无声的反抗。
七岁那年的九月，我错过了入学的机会，七三年的春节后，父母发觉我八岁了，都长了那么大还不送我入学好象讲不过去，于是找来了一年级的陈老师，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在竹椅上正襟危坐，陈老师问了我一年级的一些内容，我基本上都能答上来，陈老师对母亲说应该可以跟得上，于是我就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插班读书了，后来证明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差，还可以。
读书后我才有几个可玩耍的小朋友。放学是分片排队的，我所在的那一排有三个自然村同路，有一个自然村在半路分了叉，和那个村的小朋友我始终不熟，新华垠经过我们的垌心村还要去得更远，阿斌是那村的人，同班兼同路，他成了我的好朋友，还有一个高我一年级同村的阿新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高垌小学校门口的对联，文革时期，学校就基本上按此方针指导教育了，要求我们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兵，更要批判资产阶级。
五年的小学生涯，都在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中度过。学校有交木柴的任务，有种水稻的试验田和“大种反修蔗，不吃进口糖”的山坡地；也曾经专门停课二天割草卖给生产队石灰窑的；学校在半山腰，为了建造一个旱厕，专门下达了一个学期要交多少担石头的任务；挖坑、挑土杂肥上山、种蔗虽然课程表标明每周只有一个下午的劳动课及一个下午的大扫除，但学校的随意安排，自由活动课往往变成了劳动课，劳动压得三年级以上正在长身体的童年弯了腰，不过习惯于听老师话的我还是硬撑着完成了所有的劳动任务。
记得在学工方面学校曾带领全体师生翻山越岭，不惜步行十多里的崎岖山道，爬过高山背，参观蒲垌小学的校办算盘厂，一天马不停蹄的来回，超负荷的劳累，童年的我，一个星期的小腿还疼，一生的无法忘怀。
文革提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只要有需要，解放前受过苦、与地主有血海深仇的远来伯伯不时的被邀请到学校忆苦思甜，给我们吃非常难啃的忆苦餐，告诫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大队时常组织批斗会，会场就在学校，那些群情激昂、近乎侮辱与虐待的批斗场面令我们的童年蒙上了一层灰暗。还有目睹着戴高帽敲铜锣游寨的以及看上去并不坏的“黑五类”经常修整大队附近的路，孩童时代所看到难以费解的事情确实是太多了。
四年级，被学校选入“红小兵宣传队”那时生产队社员晚上要集中起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唱革命歌曲，大队干部、老师晚上带我们轮转着去各生产队蹲点，轮到的那晚，生产队会在晒场上挂起汽灯，照得没有通电的山村亮了半边天，吸引全村的大小老嫩在晒场的灯光下乘凉，唱歌在晒场上进行，当然也少不了“红小兵宣传队”的戏，依稀的记得小板“红小兵，来做戏，什么戏，红灯记”没有舞台的表演，童年时代只觉得好玩。
回忆读小学的五年，发觉满脑子装着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课堂可回忆的却少得可怜，依稀只记得交白卷的张铁生及要向她学习的黄帅，决裂的电影倒是看了又看，老教授臭老九在台上讲“马尾巴的功能”台下的学生要求“多讲猪和牛”一脚牛屎一脚泥，打铁匠凭借着起了老茧的手就可以上大学。如此的... -->>
六五蛇年生，整个童年时代都被文化大革命覆盖了。
很模糊的记得，在一次乘船中我偷跑去了船尾，看到了泛起的白色浪花溅得老高，自船尾喷薄而出，汹涌着离船而去，我晕了，那时我只有四岁。事后妈妈讲出，那次是我们从台山搬家回罗定的途中，在江门至南江口的客船上。爸妈及二岁的弟弟都在卧铺上睡了，船务员把我抱了回来，告诫父母要照管好自己的小孩，在船上乱跑很危险。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初始的一次朦胧的记忆。
父亲是罗定人，解放那年参加工作，后抽调去台山搞土改，娶了个台山的农村姑娘为妻，这就是我的母亲。六九年，父亲带着母亲及我和弟弟回到了罗定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高垌，这就是我的家乡。那时，父亲的工作单位一直在台山，实际上父母亲自那时起就开始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台山讲四邑话，与罗定白话差距甚大，本来内向不善言谈的我回到高垌后更是不想讲话了，没有了可玩耍的小伙伴。爷爷已不在人世，不是生我父亲的奶奶生有三个姑姑和最小的小叔，小叔比我大七岁，初回来的那一年多，和奶奶他们同吃住，是小叔带着我在陌生的地方玩熟。
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台山不吃粥，贫穷落后的高垌一天两餐吃粥还不够米下锅，还有很多生活上的琐事不合拍，奶奶和母亲终因吵架而分家。爷爷生前建造起的泥砖瓦房不算大，中间一大厅，两边厢房，座西北向东南，偏东北那厢分给我们住。
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又在三年内先后出生，至此，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小孩在高垌艰难的生活着。因为妈妈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赚工分领取粮食，我是大哥，带弟妹及做一些小家务的重任就顺理成章的落在了我的身上，过重的负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那时我还小呀！以至于妈妈叫我拿小弟的屎尿裤去村水道洗涤时我任由它漂走，这是我无声的反抗。
七岁那年的九月，我错过了入学的机会，七三年的春节后，父母发觉我八岁了，都长了那么大还不送我入学好象讲不过去，于是找来了一年级的陈老师，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在竹椅上正襟危坐，陈老师问了我一年级的一些内容，我基本上都能答上来，陈老师对母亲说应该可以跟得上，于是我就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插班读书了，后来证明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差，还可以。
读书后我才有几个可玩耍的小朋友。放学是分片排队的，我所在的那一排有三个自然村同路，有一个自然村在半路分了叉，和那个村的小朋友我始终不熟，新华垠经过我们的垌心村还要去得更远，阿斌是那村的人，同班兼同路，他成了我的好朋友，还有一个高我一年级同村的阿新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高垌小学校门口的对联，文革时期，学校就基本上按此方针指导教育了，要求我们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兵，更要批判资产阶级。
五年的小学生涯，都在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中度过。学校有交木柴的任务，有种水稻的试验田和“大种反修蔗，不吃进口糖”的山坡地；也曾经专门停课二天割草卖给生产队石灰窑的；学校在半山腰，为了建造一个旱厕，专门下达了一个学期要交多少担石头的任务；挖坑、挑土杂肥上山、种蔗虽然课程表标明每周只有一个下午的劳动课及一个下午的大扫除，但学校的随意安排，自由活动课往往变成了劳动课，劳动压得三年级以上正在长身体的童年弯了腰，不过习惯于听老师话的我还是硬撑着完成了所有的劳动任务。
记得在学工方面学校曾带领全体师生翻山越岭，不惜步行十多里的崎岖山道，爬过高山背，参观蒲垌小学的校办算盘厂，一天马不停蹄的来回，超负荷的劳累，童年的我，一个星期的小腿还疼，一生的无法忘怀。
文革提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只要有需要，解放前受过苦、与地主有血海深仇的远来伯伯不时的被邀请到学校忆苦思甜，给我们吃非常难啃的忆苦餐，告诫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大队时常组织批斗会，会场就在学校，那些群情激昂、近乎侮辱与虐待的批斗场面令我们的童年蒙上了一层灰暗。还有目睹着戴高帽敲铜锣游寨的以及看上去并不坏的“黑五类”经常修整大队附近的路，孩童时代所看到难以费解的事情确实是太多了。
四年级，被学校选入“红小兵宣传队”那时生产队社员晚上要集中起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唱革命歌曲，大队干部、老师晚上带我们轮转着去各生产队蹲点，轮到的那晚，生产队会在晒场上挂起汽灯，照得没有通电的山村亮了半边天，吸引全村的大小老嫩在晒场的灯光下乘凉，唱歌在晒场上进行，当然也少不了“红小兵宣传队”的戏，依稀的记得小板“红小兵，来做戏，什么戏，红灯记”没有舞台的表演，童年时代只觉得好玩。
回忆读小学的五年，发觉满脑子装着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课堂可回忆的却少得可怜，依稀只记得交白卷的张铁生及要向她学习的黄帅，决裂的电影倒是看了又看，老教授臭老九在台上讲“马尾巴的功能”台下的学生要求“多讲猪和牛”一脚牛屎一脚泥，打铁匠凭借着起了老茧的手就可以上大学。如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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