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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回了一趟老家去看妈妈。那天，接到了一位初中同学加好友的电话，他听说我在西安，就马上问是我去找他还是他来找我，考虑到他一个人开着一个土产小店，走开了就要关门，就要损失，我连忙说我去店里找他。
老实说，我的这个同学性格很好，但命运很坎坷，现在的境遇也不是很理想。但从另一方面说，他能活到现在也算幸运。因为他曾经是个被判过死刑的杀人犯。但正是因为他平时的老实本分，人缘很好，才让他在全国“严打”时杀了人没有被立即枪决；也是同样的原因，当然要加上家里的破财送礼，才使他服了14年刑就抵了“死缓”的罪行。我83年考上大学，他那一年走进了监狱。97年香港回归，他劳教释放。两年前找到我，我借给他一万元钱，他开始做土产生意。尽管他每隔两三个月打一次电话问候我一次，但我很少主动联系他，也从没有去他的商店看过。这决不是因为他是农民我是老师，而是因为他一直欠我的钱，我怕联系他给他负担，以为我要催债。老实说，有一段时间家乡有传言说他得了不好的病，亲朋好友劝我趁早要回点钱，我也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他的病，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打算不要他还钱了。但我不能说出来，因为怕伤他的自尊——他也有自尊啊。
论起我们的交情，与其说是初中同学，还不如说是同灯。因为那时学校教室还没有电灯，我们上晚自习还要从家里拿煤油灯，两个学生共用一盏，轮换从家里拿煤油，那时的农村很贫穷，即使煤油都要节省着用。。由于学校就在他们村子，当时他还有个哥哥在那个学校当老师，所以他坚决不让我从家里带，与他一起用他哥哥的罩子灯（比煤油灯费油，但光要亮一些）。也许是因为他的无私，使我从心里对他有一种感激之情，这也成了我们友谊加深的催化剂，使我们的关系变得特别密切。一直延续到高中，由于学校分重点班，他的成绩相对差一些，我们就成为同校同级不同班的同学了。好在当时住宿不分班，使我们能在学校的通铺上还能作为邻居。但高一上了不到一学期，他就不上学了，接父亲的班成了一名百货公司的售货员。
虽然以后我们交往不多，但我们的缘分并没有因为各奔东西而结束。一是他回老家时还会来家里看我，告诉我他工作中的一些新鲜事；二是他所在的百货公司恰好属于我父亲所在的商业局管理。尤其是后一点非常重要，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他的一生。因为我父亲在纪委工作，虽然权不大，但经常和各单位的书记打交道。那时侯，书记还是各国营单位的真正一把手。我的同学当时年青力壮，又是农村出身，有的是气力，还有一股傻劲。人家都想找轻松的活干，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要求放弃柜台售货员的岗位，而去干大家嫌累的搬运工的工作。理由很简单，就是搬运工可以跟着车到处跑，可以去各种地方。单位领导当然支持了他的要求，因为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巴不得下属都是傻冒。领导虽然允许他干重活，但却不久久不愿给他付相应的工资（那时搬运工比售货员工资要高一点）。他为此找过领导无数次，但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我父亲知道干预此事后，他才拿到了他应得的工资。几年后的1993年，正值全国“严打”时，他跟人打架致人死亡，人人都说他必死无疑。因为据他自己告诉我，判他“死缓”连当时的监狱管理者都感到惊讶，因为当年就连很多判过刑的罪犯也因为形势的变化，被从监狱提回重判，结果都有去无回。而他犯事恰遇“风头浪尖”他自己也知道随时有被提回重判，立即执行的可能。但他终于活了下来，这其中有很多原因：被杀的那个人本身不是好鸟，他平时的工作表现，单位领导的力保，他家庭的奔走，当然也有我父亲的尽力帮助。
他为他的卤莽付出了应付的代价，人生最美好的14年时光在监狱中慢慢消磨。等到刑满释放时，该错过的东西都错过了。他娶了第一个妻子也得了精神病。随后的短短几年离了三次婚，现在仍然是单身一人。但他仍要照顾患了精神病的前妻，还要养活一个7岁的孩子。尽管离婚时并没有判他要照顾前妻，但他说她很可怜，曾经和自己是夫妻啊。他把这些归结为“命”他说，他和人打架是因为别人弄坏了他的照相机，还不愿给他修理。他用刀是因为当时正在和朋友吃西瓜手里本身有刀。他说他捅人家还用手护着怕捅深了人家，而且就一刀，就1。5厘米深的一个刀口，他说被逮捕半个月也没有想到那人就死了。他对自己的失手非常悔恨，他说早知这样，宁愿不要那个照相机了。他说“吃亏是福”他以后会牢记这个。怕勾起他痛苦的回忆，我几乎很少主动问关于他的过去，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也是他主动说给我的，因为那终于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段青春经历。
好在他老实勤劳的本性还在，好在他面对很多无奈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好在他的生意也慢慢走上了轨道，好在他对自己的儿子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些让他艰难而乐观地活着、奋斗着。
我有时也蛮相信命运的。我常想，二十几年前我上学要“借他的光”读书学习，今天我学成了轮到他“借我的光”度过生活的难关，这是不是也是上帝安排的给我们的缘分呢？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无怨无悔地帮他，直到他不需要我的帮助为止。
最近，回了一趟老家去看妈妈。那天，接到了一位初中同学加好友的电话，他听说我在西安，就马上问是我去找他还是他来找我，考虑到他一个人开着一个土产小店，走开了就要关门，就要损失，我连忙说我去店里找他。
老实说，我的这个同学性格很好，但命运很坎坷，现在的境遇也不是很理想。但从另一方面说，他能活到现在也算幸运。因为他曾经是个被判过死刑的杀人犯。但正是因为他平时的老实本分，人缘很好，才让他在全国“严打”时杀了人没有被立即枪决；也是同样的原因，当然要加上家里的破财送礼，才使他服了14年刑就抵了“死缓”的罪行。我83年考上大学，他那一年走进了监狱。97年香港回归，他劳教释放。两年前找到我，我借给他一万元钱，他开始做土产生意。尽管他每隔两三个月打一次电话问候我一次，但我很少主动联系他，也从没有去他的商店看过。这决不是因为他是农民我是老师，而是因为他一直欠我的钱，我怕联系他给他负担，以为我要催债。老实说，有一段时间家乡有传言说他得了不好的病，亲朋好友劝我趁早要回点钱，我也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他的病，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打算不要他还钱了。但我不能说出来，因为怕伤他的自尊——他也有自尊啊。
论起我们的交情，与其说是初中同学，还不如说是同灯。因为那时学校教室还没有电灯，我们上晚自习还要从家里拿煤油灯，两个学生共用一盏，轮换从家里拿煤油，那时的农村很贫穷，即使煤油都要节省着用。。由于学校就在他们村子，当时他还有个哥哥在那个学校当老师，所以他坚决不让我从家里带，与他一起用他哥哥的罩子灯（比煤油灯费油，但光要亮一些）。也许是因为他的无私，使我从心里对他有一种感激之情，这也成了我们友谊加深的催化剂，使我们的关系变得特别密切。一直延续到高中，由于学校分重点班，他的成绩相对差一些，我们就成为同校同级不同班的同学了。好在当时住宿不分班，使我们能在学校的通铺上还能作为邻居。但高一上了不到一学期，他就不上学了，接父亲的班成了一名百货公司的售货员。
虽然以后我们交往不多，但我们的缘分并没有因为各奔东西而结束。一是他回老家时还会来家里看我，告诉我他工作中的一些新鲜事；二是他所在的百货公司恰好属于我父亲所在的商业局管理。尤其是后一点非常重要，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他的一生。因为我父亲在纪委工作，虽然权不大，但经常和各单位的书记打交道。那时侯，书记还是各国营单位的真正一把手。我的同学当时年青力壮，又是农村出身，有的是气力，还有一股傻劲。人家都想找轻松的活干，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要求放弃柜台售货员的岗位，而去干大家嫌累的搬运工的工作。理由很简单，就是搬运工可以跟着车到处跑，可以去各种地方。单位领导当然支持了他的要求，因为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巴不得下属都是傻冒。领导虽然允许他干重活，但却不久久不愿给他付相应的工资（那时搬运工比售货员工资要高一点）。他为此找过领导无数次，但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我父亲知道干预此事后，他才拿到了他应得的工资。几年后的1993年，正值全国“严打”时，他跟人打架致人死亡，人人都说他必死无疑。因为据他自己告诉我，判他“死缓”连当时的监狱管理者都感到惊讶，因为当年就连很多判过刑的罪犯也因为形势的变化，被从监狱提回重判，结果都有去无回。而他犯事恰遇“风头浪尖”他自己也知道随时有被提回重判，立即执行的可能。但他终于活了下来，这其中有很多原因：被杀的那个人本身不是好鸟，他平时的工作表现，单位领导的力保，他家庭的奔走，当然也有我父亲的尽力帮助。
他为他的卤莽付出了应付的代价，人生最美好的14年时光在监狱中慢慢消磨。等到刑满释放时，该错过的东西都错过了。他娶了第一个妻子也得了精神病。随后的短短几年离了三次婚，现在仍然是单身一人。但他仍要照顾患了精神病的前妻，还要养活一个7岁的孩子。尽管离婚时并没有判他要照顾前妻，但他说她很可怜，曾经和自己是夫妻啊。他把这些归结为“命”他说，他和人打架是因为别人弄坏了他的照相机，还不愿给他修理。他用刀是因为当时正在和朋友吃西瓜手里本身有刀。他说他捅人家还用手护着怕捅深了人家，而且就一刀，就1。5厘米深的一个刀口，他说被逮捕半个月也没有想到那人就死了。他对自己的失手非常悔恨，他说早知这样，宁愿不要那个照相机了。他说“吃亏是福”他以后会牢记这个。怕勾起他痛苦的回忆，我几乎很少主动问关于他的过去，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也是他主动说给我的，因为那终于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段青春经历。
好在他老实勤劳的本性还在，好在他面对很多无奈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好在他的生意也慢慢走上了轨道，好在他对自己的儿子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些让他艰难而乐观地活着、奋斗着。
我有时也蛮相信命运的。我常想，二十几年前我上学要“借他的光”读书学习，今天我学成了轮到他“借我的光”度过生活的难关，这是不是也是上帝安排的给我们的缘分呢？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无怨无悔地帮他，直到他不需要我的帮助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