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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矿山，长在矿山的我，在孩提时代有三大乐事：第一件是利用上澡堂洗澡的机会，在必经之路上捡一些废铁碎铜，光脚踏着青石板铺成的山径，到木根桥集市上去卖了，拿着废品店里阿姨递出来的崭新钞票，找一个炊烟缭绕的小卖部买上三五个白胖胖的包子，狼吞虎咽解馋后，便是抹着嘴巴逛新华书店，买图书。第二件是用捡来的铁丝，七弯八扭做成手枪模样，再用红、绿、黄、白等各种颜色的井下炮丝线精心搭配细心缠绕，然后再扎上牛筋皮，装上烟盒纸做成的“子弹”约上伙伴，展开对垒战，常常打得头上长包，脸上发青，喊声震天，其乐融融。第三件是每逢南风习习，便邀上伙伴，埋伏在青石上，山林间，高墙上，灌木里，用眼死死的盯着瓦蓝瓦蓝的天空，看由南端飘来的氢气球，在一片惊呼声中炸裂开来，接着满天便飘飞着群鸟一般的空投传单。
这些年来，我带着几份痴气行走在时光隧道之中，我用一种不变的姿势朝着既定的方向一路向前，虽然收获甚少，但也未曾连连回望，尤其是关于童年的往事。挣脱现实的琐事，泅入记忆的深水，然后有序秩整理，分层罗列全是因了一个电话的索引。
深冬的雨水总是让人生出无尽的缠绵。这是一个周末的清晨，我其实是早早的就醒了，我的心懒懒的停留在床上枕间，窗外的朦胧将现实的喧嚣隔离在另一个层面，我转动蒙尘的双眼，避开了与它的对视，时光静静的，仿佛是一滴蒸馏水，还未滴入江河湖泊、沧海桑田。这时床头的电话铃声有力地振响了，是母亲打来的，说二哥的住房即将拆迁，屋内的家具需要处理，他一个人在外谋求生计不能回来，要我立即赶到，不能耽搁。我跳下床来，拨通了大哥的电话，要他在家等着，我开车来接他，一同去处理二哥的事情。二哥十年前就离了婚，直到现在还未重新组合家庭，他是带着婚姻失败的沮丧心情去浪迹天涯的。他的那间不足14个平米的房间里装满了他的伤心与无奈。
当我与我的大哥还有我的一位同学驱车赶到时，爸爸和妈妈已早早的站立在二哥这间破旧不堪的房间里。这栋始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五层工棚，是青砖砌就的薄壳结构建筑。它曾经是矿区文明的象征，是吸引农村青年来矿扎根，献身煤海的物质诱惑。这里曾经人山人海，生机勃勃，是年产量达50多万吨的矿山主要居住区。如今因超过使用年限，整栋工棚地基塌陷，房屋开裂，已被列为拆迁危房，到处张贴着拆迁公告。走廊过道里穿梭着在废旧家具与物品里的“淘宝人”我久久的站立在二哥的这间房屋里，不知从何下手。二哥的这间屋里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已评估不出什么“残值”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个“送”字了：旧床，送人，于是被妈妈的一个老乡搬走了，老乡要象征性的数钱，妈不要。旧书桌，送人，于是被一个独眼老太婆叫来的人抬去了铁门“还是新的，去年，为了防盗，定做的！”妈妈这样说，于是，又被人低价定去了。竹席“还能用！”爸爸将它收捡了。我从电视柜的底下，搜出一个木箱，木箱沉沉的，上着锁。于是，找来榔头，将锁撬了，一个成长“博物馆”尽收眼底，除保存的教科书外，全是电影图书、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像章、邮票、各式弹弓枪、养蚕用的铁盒、入团申请表、生活记账单、人情记录本、恋爱情书、信件、贺年片等等。我对大哥说：“恋爱情书我替他保存，等他回来，再转交”于是，我抽出一封情书，不想，却是两张台湾空投的宣传单，一张是“反共青年王美清在台北倾吐心声”的图片，文字内容为：
反共女青年王美清，二十五岁，河北景县人，成都三十九中初中毕业，就被强制下放到农村劳动。她说：“这是大陆上男女青年绝不甘愿走的路，有很多青年，忍受不了这种迫害而逃回城市，过着黑人黑户的生活；有的消极怠工，混一天算一天，农民也不欢迎他们，青年们感到前途茫茫，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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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为“学者专家提供智慧贡献国家”的图片，文字内容为：
中华民国七十二年（1983）国家建设研究会，从7月18日起在台北召开。参加的有来自国内国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他们分为五组进行研究。参加食品科技组的学者专家们，非常认真地研究、参观、讨论，从食品加工的品质、包装、卫生等等提供意见，使食品品质更为提升。由于台湾地区农业发达，农产品过剩，食品工业品质的提高，将更受世界各国欢迎，对尔后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助益，国人也将欣尝到更美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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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台湾空投宣传传单都曾印入过我儿时的记忆。不同的是，我与儿时的伙伴们埋伏在青石上，山林间，高墙上，灌木里，蜂拥而上捡到这些传单后都毫无保留地上交了，我们都发挥了“红孩儿”、“红小兵”特有的作用。我从二哥的废旧物品里“淘宝”回来，一面钦佩他的收藏意识，一面又感叹时过境迁，社会发展。于是，掏出相机，将这两张台湾空投传单一并拍了下来，存入了电脑资料库。
巧的是，就在当晚的一个饭局应酬中，一位曾任一家大型煤炭企业的宣传部长的老同志在回忆自已的大学生活时说：“我现在想起我们的校长说的那句话就想笑，他说，同学们，我们一定要遵守校纪校规，在校期间严禁谈情说爱，但是，先把感情建立起来也是可以的试问，建立感情与谈情说爱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之前，我曾就新时期的维护稳定工作到四川的遂宁与万州进行考察，有两个亮点令我兴奋不已：一是维稳工作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与推广；二是维稳工作责任企业法人化。这使我想起一句名言：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他自己，如果管不好自己，做不到严于律已，那么最终是自己毁了自己。
生在矿山，长在矿山的我，在孩提时代有三大乐事：第一件是利用上澡堂洗澡的机会，在必经之路上捡一些废铁碎铜，光脚踏着青石板铺成的山径，到木根桥集市上去卖了，拿着废品店里阿姨递出来的崭新钞票，找一个炊烟缭绕的小卖部买上三五个白胖胖的包子，狼吞虎咽解馋后，便是抹着嘴巴逛新华书店，买图书。第二件是用捡来的铁丝，七弯八扭做成手枪模样，再用红、绿、黄、白等各种颜色的井下炮丝线精心搭配细心缠绕，然后再扎上牛筋皮，装上烟盒纸做成的“子弹”约上伙伴，展开对垒战，常常打得头上长包，脸上发青，喊声震天，其乐融融。第三件是每逢南风习习，便邀上伙伴，埋伏在青石上，山林间，高墙上，灌木里，用眼死死的盯着瓦蓝瓦蓝的天空，看由南端飘来的氢气球，在一片惊呼声中炸裂开来，接着满天便飘飞着群鸟一般的空投传单。
这些年来，我带着几份痴气行走在时光隧道之中，我用一种不变的姿势朝着既定的方向一路向前，虽然收获甚少，但也未曾连连回望，尤其是关于童年的往事。挣脱现实的琐事，泅入记忆的深水，然后有序秩整理，分层罗列全是因了一个电话的索引。
深冬的雨水总是让人生出无尽的缠绵。这是一个周末的清晨，我其实是早早的就醒了，我的心懒懒的停留在床上枕间，窗外的朦胧将现实的喧嚣隔离在另一个层面，我转动蒙尘的双眼，避开了与它的对视，时光静静的，仿佛是一滴蒸馏水，还未滴入江河湖泊、沧海桑田。这时床头的电话铃声有力地振响了，是母亲打来的，说二哥的住房即将拆迁，屋内的家具需要处理，他一个人在外谋求生计不能回来，要我立即赶到，不能耽搁。我跳下床来，拨通了大哥的电话，要他在家等着，我开车来接他，一同去处理二哥的事情。二哥十年前就离了婚，直到现在还未重新组合家庭，他是带着婚姻失败的沮丧心情去浪迹天涯的。他的那间不足14个平米的房间里装满了他的伤心与无奈。
当我与我的大哥还有我的一位同学驱车赶到时，爸爸和妈妈已早早的站立在二哥这间破旧不堪的房间里。这栋始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五层工棚，是青砖砌就的薄壳结构建筑。它曾经是矿区文明的象征，是吸引农村青年来矿扎根，献身煤海的物质诱惑。这里曾经人山人海，生机勃勃，是年产量达50多万吨的矿山主要居住区。如今因超过使用年限，整栋工棚地基塌陷，房屋开裂，已被列为拆迁危房，到处张贴着拆迁公告。走廊过道里穿梭着在废旧家具与物品里的“淘宝人”我久久的站立在二哥的这间房屋里，不知从何下手。二哥的这间屋里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已评估不出什么“残值”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个“送”字了：旧床，送人，于是被妈妈的一个老乡搬走了，老乡要象征性的数钱，妈不要。旧书桌，送人，于是被一个独眼老太婆叫来的人抬去了铁门“还是新的，去年，为了防盗，定做的！”妈妈这样说，于是，又被人低价定去了。竹席“还能用！”爸爸将它收捡了。我从电视柜的底下，搜出一个木箱，木箱沉沉的，上着锁。于是，找来榔头，将锁撬了，一个成长“博物馆”尽收眼底，除保存的教科书外，全是电影图书、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像章、邮票、各式弹弓枪、养蚕用的铁盒、入团申请表、生活记账单、人情记录本、恋爱情书、信件、贺年片等等。我对大哥说：“恋爱情书我替他保存，等他回来，再转交”于是，我抽出一封情书，不想，却是两张台湾空投的宣传单，一张是“反共青年王美清在台北倾吐心声”的图片，文字内容为：
反共女青年王美清，二十五岁，河北景县人，成都三十九中初中毕业，就被强制下放到农村劳动。她说：“这是大陆上男女青年绝不甘愿走的路，有很多青年，忍受不了这种迫害而逃回城市，过着黑人黑户的生活；有的消极怠工，混一天算一天，农民也不欢迎他们，青年们感到前途茫茫，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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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七十二年（1983）国家建设研究会，从7月18日起在台北召开。参加的有来自国内国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他们分为五组进行研究。参加食品科技组的学者专家们，非常认真地研究、参观、讨论，从食品加工的品质、包装、卫生等等提供意见，使食品品质更为提升。由于台湾地区农业发达，农产品过剩，食品工业品质的提高，将更受世界各国欢迎，对尔后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助益，国人也将欣尝到更美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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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台湾空投宣传传单都曾印入过我儿时的记忆。不同的是，我与儿时的伙伴们埋伏在青石上，山林间，高墙上，灌木里，蜂拥而上捡到这些传单后都毫无保留地上交了，我们都发挥了“红孩儿”、“红小兵”特有的作用。我从二哥的废旧物品里“淘宝”回来，一面钦佩他的收藏意识，一面又感叹时过境迁，社会发展。于是，掏出相机，将这两张台湾空投传单一并拍了下来，存入了电脑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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