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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俊。他叫田云玉，说话带有淡淡的东北腔一一一
那次，主席去湖南。专列驶入空旷山野，他忽然命令停车。
主席外出巡视，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他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冈上。冈上有松，可以听到碉秋鸟鸣。他向小小石冈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他走得很快。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冈。他没有走那条路，提前平凡未下了路基，踏着青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冈走去。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尾随着主席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我们发现，主席走的路越来越难走，开始只是多些坎坷。渐渐地，出现了带刺的灌木丛和没膝的蒿草，便有人心疼自己的好裤子，犹豫着迈不出步。再看看那些走小路的人，已经快到冈腰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的路吧？摄影组的胡秀云住脚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主席在灌木丛和蒿草丛中艰难地迂回，兴致勃勃。可是，他的面前横了一条沟堑。
“主席，回去吧，还是绕那条路上吧。你看他们都快到顶了。”胡秀云指着冈上喊。
主席站住脚喘气，望望冈上的人，摇摇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明智地绕回那条小路去，朝着冈上地。主席望着她婀娜轻盈的身影，笑着问我：“你是追她去呀还是跟着我走？”
我脸红了。那时，我和胡秀云虽不曾开始谈恋爱，但已经有些“敏感”我说：“我跟主席走。”
主席又望住大家：“你们呢？”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主席说着将太平那么斜着划了一道，仿佛概括了一切不易表达的含义。我们几个卫士挽扶着他，寻觅，探索，过沟堑，绕陡壁，用十几双脚踩倒蒿草，膛开灌木丛，终于上了冈顶。我们出汗了，大口大口喘气。然而，我们马上忘记了辛苦。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大片大片的田野伸入朦胧雾气笼罩的天地尽头，河流湖塘像银线串起的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竹丛掩映的村庄，点缀在绿色的世界里，轻柔的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游荡。我们聆听着诱人为风声和树叶喧哗的簌簌声，心房快乐得扑扑乱跳。有人伍忍不住朝着遥远的地平线喊：噢呵呵早上来的人已经兴趣索然，说：“我们比你们先上来，快了一倍多。”
主席问我：“你说这次谁的收获大？
我说：“咱们的收获大。”
主席环指早已上岗的人们说：“你们呀，不懂得享受。”
这件事过去了二十八年，对我来说却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田云玉带了回忆思索的表情，深深吸口气。又说：我说觉得这件小事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甚至反映了更多更深刻的无法一下子说完的内容
我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1952年7月，我十二岁，高小毕业了，不愿去当会计。听说沈阳来人招工，去给苏联专家当招待员。那时，我们把沈阳叫奉天。以为全国再没有那么大那么好的城市了，便跑去报名。挤在报名人中不曾到前面，招工的人便先发现了我：“这个小鬼好。你过来，过来呀！”
我挤到前面，他简单问几句便说：“赶快回去准备行李吧，今天就送你走。
家里负担重，父母已不得我早些出去挣钱。打起一个小行李卷我就上火车了。
在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专家处工作一年，中央办公厅又来东北选服务员，把我选中了。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时，曾在东北交际处停留休息，说东北的小伙儿朴实聪明。所以叶子龙、汪东兴、李银桥便从东北调了一批小青年去中南海服务。
我们在香山集训一个月，便步入红墙，走进中南海。不少同志分配到各位首长身边，我却留在中南海招待科当招待员。我不服气。我为什么不能到首长身边？悄悄打听，原来领导有话：田云玉那个小鬼。活泼有余。扎实不足，还是个毛孩子呢。锻炼锻炼再说吧。
我便学习稳重。对着镜子练表情，力求像个大人样儿。可惜，我那时还没有发育起来，身体单薄，再装老成也不像个大人。
不过。我见首长的机会并不少。那时。毛泽东召集会议多数在颐年堂，刘少奇和朱德召集会议多数在西楼大厅，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开会经常在怀仁堂，负责招待工作的都有我。看来领导列、我还是信任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最先对我产生兴趣的是彭德怀。一次会议休息中，他忽然走到我面前，两腿一叉，双手插腰，我面前立刻像树起半截塔，不由人不肃然。我紧收双脚，立正了。同时听到很大的声音在问：“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首长，我叫田云玉。
“多大了？”
“十六。”
“十六不小了。那时候我有几百个小鬼，十一二岁就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心里很热，他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的首长。我向领导郑重声明：“十六不小了。这是彭老总说的！
我要能到彭德怀身边去工作该多好？我很羡慕那位老乡何玉贵，他就分配到了彭德怀身边。不过，命运已经悄悄为我做了另一种安排。
江青常在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看电影，领导派我去服务。我给她送茶，感觉到她注视我的目光。当我轻轻退下时，我凭直觉知道她还在注意我，并且向旁边的人了解我。后来我发现，当我做服务工作时，江青带着卫士张仙鹏从一旁观察过我。于是，我意识到命运要有变化。我的直觉很少欺骗我。
果然，就在1953年底，科长同我谈话，准备调我去毛泽东身边工作。我自然高兴激动。谈话之后，张仙鹏便领我会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又同我谈话：“欢迎你来我们一组工作。先值副班，熟悉熟悉情况，由老同志带带，以后再值正班。”
那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叫正班，在江青那里听招呼的叫副班。副班主要是协助正班做工作，协调毛泽东与江青的活动。比如毛泽东要找江青和孩子们一道吃饭或了解她们生活学习情况，副班便须如实汇报。
江青的事主要是由她的护士照顾，卫士只负责她的吃饭及外出活动，并随时向她汇报毛泽东的起居行动。
我值班前，汪东兴又同我谈一次话。主要是强调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嘱咐我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谈话后，我开始值班，并由老卫士李家翼带班。
早晨，李家翼叫我端着饭盒，随他走进江青卧室。江青没有起床，穿一身睡衣。她那时还年轻，头发乌黑浓密，皮肤白哲光洁，慵懒地依了靠枕，一种郁郁的端庄神气弥漫着她的整个姿态。
“江青同志，饭好了。”李家翼小声说，轻步走到床尾。那里有个摇柄。他熟练地摇动。床头缓缓升高。江青上身随着床头一道升高，坐起来。李家翼又将一张特制的木桌拿过来，朝床上插去，嵌在床上，桌面正好在江青胸前。她将右臂支了桌面，望住我。于是，我便莫名地战栗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呀？她的声音像是跟小孩子问话，但声调有些尖细，像被谁卡住了脖颈。
“我叫田云玉。”我声音发沙，有些透不过气。
“多大了？”
“十。十六岁。我抖得厉害，碗盘在饭盒里响，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我想过去替她摆饭，又无沦如何迈不动步。我简直要晕倒了，求援一般去望李家翼。
李家翼接走饭盒，把饭菜摆到江青面前。
“你不要紧张，小鬼。”江青笑了笑，拿起筷子，说：“你先在我这里工作几天，熟悉熟悉情况。”
我点点头，好像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江青注意到我的狼狈样，把筷子挥一样：“好了，你先去吧。以后慢慢会熟悉，熟悉了就不会再紧张。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退出屋的，恢复常态后才发现，内衣全被汗湿了。
不过，三天后这种紧张感便全消失了。我也可以熟练地为她摇床、插桌子、摆饭菜了。
江青早饭都是在床上吃，像某些外国电影里演的那样。她生活讲究规律，一日三餐。不像毛泽东，吃饭没有一个准点，随心所欲。他的早饭是面包、黄油，有时也吃半个小馒头。喝稀粥。拌几样小菜：雪里红、咸豆、腕黄瓜。酱豆腐。中、晚西餐要有些像样的菜。她爱吃盖菜、空心菜。宽菜、芹菜、油菜和白菜。菜的纤维切得很短，用肉丝或肉未来炒。有时也加些木耳蘑菇，菜要炒得清淡。如果身体不舒服，她就把青菜捣成菜泥吃，每天不能少了青菜。
她喜欢吃烧排骨，尤其喜欢吃鱼。午饭若没有鱼，晚饭就一定要有。她喜欢吃鲫鱼、鲢鱼。胖头鱼等刺多肉嫩的鱼，不大吃鲤鱼。马哈鱼腌了当咸菜吃。偶尔搞到鲥鱼，她自然吃得更香。中晚两餐都有砂锅汤，一般是排骨汤或鱼汤。
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做成红悯，比鸽子大不了多少，一只小碗便装下，吃的时候细嚼慢咽.认真品味。她的饮食与她的身份相比，不算过分。只是口味苛刻，有点“美食家”的样子，一般厨师伺候不了。毛泽东的厨师便伺候不了她，只有廖炳福师傅能做她的菜。
江青吃饭是在自己办公室或卧室。毛泽东吃饭也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或卧室。偶尔到一个桌上吃饭，也各是各的菜。毛泽东的菜粗糙简单，只要辣只要咸就行。菜经常是整棵整棵炒来吃。他的好菜无非就是油大点，比如来碗红烧肉。大家都说他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惯，他自己也承认。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毛泽东几乎没动过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倒是常夹一筷子毛泽东的菜尝尝。因为毛泽东喜欢把辣子与革命性联想系在一起。江青在他面前必要辣一辣嘴。她曾试图改变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始终没成功，还闹出许多风波。毛泽东是不容别人束缚他限制他的。
事实证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不容易。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的干不长，适应江青不适应毛泽东的也干不长。而他们两人的脾气。禀性和生活方式又是那么不同，工作的难度自然要大些。比如医生徐涛、卫士李连成就是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后来不得不离开。又比如钟顺通，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胜任，在毛泽东那里就行不通。毛泽东总是说：“年纪大了，年纪太大了。”我纳闷，年纪大了能算什么问题？后来才渐渐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他的睡眠起居都是由卫士负责，若卫士年纪大了，他身边的有些事就不好意思让卫士干。他只喜欢小鬼。无论按摩、擦澡还是灌肠，叫小鬼帮忙他心里不感觉别扭。
我那时天真活泼，头脑简单，一身孩子气，但是工作起来还算机灵勤快。江青对我还满意，便让李银桥引我去见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正在卧室，靠在床上看报纸。听到动静，他抬起头。也许是因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几天，胆子大了，我竟一点没有紧张，站到毛泽东面前，还敢笑眯眯地望住他。
于是，毛泽东不曾开口，脸上有了笑。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他一见便喜欢我。
“小鬼，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云玉。”
“怎么写的？”
“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你这个名字不错么。有天有地，玉石又那么宝贵。天地之间人为贵。你是什么地方人？”
“黑龙江双城县。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爸爸妈妈，有爷爷，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噢，是个大家庭了。”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在我这儿工作愿意不愿意呀？”
“愿意。我用力点一下头。”
“那好吧，你就在这里工作。”毛泽东重新拿起报纸看，李银桥便带我退出来。
我仍然由李家翼带班。他值正班，我跟在旁边，看他怎样给毛泽东端饭。擦澡。按摩、灌肠。在班上看过，下来就练习。端饭、擦澡一看就会，按摩就要学习了。毛泽东夏天盖一条单子或盖一条毛巾被，冬天要盖三条毛巾被。我到他身边时，他是盖两条毛巾被。按摩时将手伸人毛巾被，主要是按摩两腿。手贴紧。五指张开，用手掌心的握力促进血液流通。以此为主，配合揉、搓、按、捏。拿等等手法，一般都是从脚到大腿根的顺序，循环往复。
真正难学，使我下了番功夫的是灌肠。
毛泽东有习惯性便秘。可是他消化吸收能力大强，常几天不大便。大使时量也很少。听老同志讲，长征时毛泽东经常一星期才大使一次，到了延安也是如此。我到毛泽东身边的前几年，他一直灌肠，直到大跃进前后，灌肠数次才降下来。”
我第一次独立值正班时，工作很顺利。特别是灌肠，一次便将连接胶皮管子的木塞送到位置。毛泽东准备睡觉时，我照顾他服下第一份安眠药，便开始为他按摩。这时，毛泽东望着我，把几天前刚问过的问题又问一遍：“你今年多大？”
“十六快满十六周岁了。”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
“爸爸妈妈，还有爷爷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打铁的铁匠。
“哦，你是铁匠的儿子啊。你会打铁吗？”
“不会。
“那你不能继承父业了，到我这里来干啥？”
“还是给主席服务好。”
“不见得吧？”毛泽东望着我的时候，目光有些异样。直到后来他反复要送我上学去时，我才明白那目光中包含的全部心思和感情。他对一些小事记忆不是很好，又问他间过的话：“你家是什么地方？
“黑龙江省双城县。”
“双城县，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哪？
“我也不清楚。”
“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
“没有，没听说过。”
“不对，肯定有。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是近邻，不信你回去问问。
我听了一怔，以为毛泽东是瞎猜。可也当了回事。后来探家问了老人，父亲和爷爷都说只有双城县，没有单城县。我把这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连连摇头，固执己见：“有，肯定有单城县，你爸爸爷爷都说得不对。”我说：“他们生下来就是那里人，还能不知道？”毛泽东特别自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双城县建了几百年？你爷爷才活了几十年，他孤陋寡闻。”我不敢跟主席争，只在心里认为他是自以为是。然而，到了70年代，我到家乡的县广播局，无意间跟局长问一句：“过去主席问我一句话我始终答复不了，是不是历史上这一带还有个单城县？”局长说：“大有了。现在单城公社过去就是单城县，后来合并入双城县。”他说着，还找来县志。果然如此！我当时感叹不已：毛泽东确实善于分析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经过半年，我跟毛泽东及江青已经很熟悉，言谈举止也随便了，本性也暴露无余：孩子脾气，单纯幼稚，怎么想怎么说，毫无精神负担。能吃能干，敢哭敢笑，会顶嘴也会认错。毛泽东有一次忍不住拍着我的头说：“小田，我跟你合得来，我很喜欢你。
大局已定。汪东兴和李银桥来征求毛泽东和江青对我的意见，毛泽东和江青都说：“不错，小鬼在这里干得不错。
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身边的人”都很关心，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又不一样。比如对老同志，政治上关心多些，说话也是正面内容多些。对李银桥要求尤其严格，有时批评也多些，有一种“同志式”关系。对徐涛那样的知识分子，态度又不一样。说话时讨论的口气多，争辩某一问题时带着干等的气氛，并且从未不曾向徐涛发脾气。对少言寡语老实勤谨的卫士，他说话便也跟着变少，三言两语说明意思就行，多余的话不讲。跟我话就多了。几乎每次给他按摩时都要聊天半小时，并且无话不说，没什么顾忌。我能体会到，毛泽东对我近似一种溺爱。这使我后来变得骄傲，常跟别人耍态度。有一次我想尝尝炊事员给毛泽东炒的菜；炊事员拦住我不许我下手，争吵起来。我将西红柿劈面掷去，击中他脸孔，红汤顺脸直淌到衣服上，为此挨了严厉批评。这类事不少发生，江青多次说过：“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
确实，毛泽东和江青对我有些“宠”就连别的卫士和医护人员也有这种感觉。同样的事情，别人办错了要挨批评，我办错了格格一笑便过去。别人听批评，话不多，却严肃得难以承受。我挨批评，听声音很大，但里面分明缺少了严肃，便露出一种亲昵，不去让人紧张。有时，毛泽东同我谈话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轻松随便。
那天，我为毛泽东按摩，他又盯住我打量，忽然问：“小田，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了。”
“哎，我这记性！”他拍了拍饱满的额头，又说：“你这么小就在这里，那不把你耽误了？我送你上学校好不好？”
“不好。”我摇摇头“还是在您这里好。”
“没出息！”毛泽东皱起眉头“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你就没点志气？”
“我年纪大了。”
“你还小，才十六岁么。
“十六岁上大学还小，上小学就太大了。”
“你已经小学毕业了么，可以上速成中学。
“再等两年吧”我含糊其辞。
“你呀。”毛泽东指点着我摇头叹气“你就不能向张宝金学习？他就有志气有出息。你就是像李银桥一样，不愿意上学！”
张宝金曾经是毛泽东的卫士，工作一般。在香山时，劈木柴吵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发脾气训他，罚他的站。但是他爱学文化，毛泽东对他这一条非常喜欢，罚站之后便送他上了大学。毛泽东常对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夸张主金，几乎一聊天就要提起他，让我们向他学习。张宝全体息时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每次必见，再忙也要同他聊一会儿。他过去的卫士来很少有人能享受这种优待。
过了没几天，毛泽东旧话重提，显然是经过了考虑：“这样吧，你不愿意离开我，那咱们签个协议，你去上学，星期天和假期都回我这里。
我哼哼着不表态。
毛泽东皱起眉头，口气有些不满：“你也大没出息了！你现在年龄还小，正是上学的好时候，学了文化多为人民做些工作。连这点道理也想不明白？”
我低头不语，我是真不想去上学。
“不要你弄了！毛泽东生气了，就像父亲跟儿子生气一样，把腿一蹬，我便停止按摩溜下床。他大声说：“你回去想想，想好了再来见我！
过两天，又轮我值正班。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看书，准备睡觉。我一进门，他便放了书，两眼盯紧我。那目光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既厉害又慈爱，气恼中深藏了期待。
我难为情地笑笑，试探着去为他按摩。他没有拒绝。但是不说话，就那么望着我。
按摩时我时而坐，时而跪，因为总保持一种姿势容易累。今天无话，又在毛泽东的注视下，尤其累得快。我不时变换姿势，手脚总觉得不自在。”
“想好了没有？”毛泽东终于张口了，我身上稍轻松一些。他说：“我还是要送你上学校去。张宝金这个同志是很有上进心的，学习后，知识有了，眼界宽了，会思考了，社会经验也多了。你要下决心向他学习。”
“我都快十八了”
“借口”毛泽东深深喘着气，放缓音调：“李世民你知道不知道？李世民是古代一个青年将领，十八岁领兵打仗，后来当了唐朝皇帝。你也十八岁，连大学也不敢上？”
我不敢再坚持，小声说：“主席你这么讲，那我就去吧我听你的话。”
“这就对了。”毛泽东脸上流出笑意“那好，我起床以后你就把汪东兴叫来，我跟他作交代。”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笑眯眯对我点头，然后便拿起书看。他是真高兴了，动弹了一下腿说：“好，很好。使点劲，小腿那里多捏捏。”
我一直按摩到毛泽东入睡。我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为主席服务了。
我退出毛泽东卧室，马上向汪东兴、李银桥作了汇报。汪东兴皱起眉头问：“你很想去上学吗？”我摇摇头，哼卿着说：“我也没主意了。上小学我就贪玩。语文还凑合，算术不及格”汪东兴主意已定，但是没明说，绕出绕水提醒：“培养一个人在主席身边服务也不容易啊。我说：“不是我要走，是毛主席一再让我去上学。”汪东兴点点头：“那好吧，我知道了。
我和汪东兴一道在值班室守候。四小时后，电铃响了。我匆匆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正在看报，一见我便问：“告诉汪东兴了吗？”
“告诉了。
“你叫他来。”
“先不忙。”我去涮一条毛巾请他擦脸，然后再照顾他漱口。毛泽东每次醒来都是在床上擦脸漱口，并不马上穿衣下地，他习惯在床上读各地报纸。我沏好茶水，浓浓的，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再去叫汪东兴。
汪东兴来到屋里，毛泽东放下报纸说：“我和小田讲了，他已经同意，送他去学校学习。你具体办一下。”
汪东兴不像往常那样回答“是”他摇着头态度很坚决：“不行。主席，我不同意。”毛泽东有些诧异地望住汪东兴。汪东兴有坚持个人意见的时候，但是从来不曾用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讲话，特别是在毛泽东面前！他翁声翁气话：“培养一个人在这里服务不容易。他刚熟悉了，而且干得不错，马上走怎么行？再说，临时找人培养顶替也不可能。
“叫他去。”毛泽东显出不悦“就缺他一个人吗？不能为我耽误他一辈子！
“他不只是为主席一个人服务，也是为党做工作，我不同意他走。”汪东兴固执起来也真够可以。他又把我抬出来挡驾：“再说，小田也跟我说希望在主席身边继续工作几年。”
“怎么回事？”毛泽东一下子望住我。我立刻低下头。其实我什么主见也没有，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还在责问：“怎么睡一党的工夫就变卦了？我瞟一眼汪东兴，既不好承认变卦，又不好说没变卦，索性不吱声。
“你这个人哪，”毛泽东扔下报纸，点燃一支烟，头朝一边侧转，不再看我们。叹了一口气“唉，你这个同志！”
汪东兴又汇报两件事便退出去。我看看表，该下班了。不敢马上走，想探明主席是不是还生气？待他吸完烟，我便拿来衣服请他穿。他扫我一眼.停了停，还是把胳膊伸进袖筒里。于是，我松了一口气。
“咱们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推翻？”毛泽东下地之后，用埋怨的口气说：“搞得我也被动！”
我知道他火气已过，便不再多说，一笑了之，退出房间去向小封交班。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毛泽东把李银桥叫去，说：“你们这些人缺少文化知识，缺少社会经验，不学习不行。你要带个头，把学习搞起来。不久，他又把汪东兴叫去，商量组织了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让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全体及我们这些卫士都去上学。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办了这个学，由李银桥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钱，为我们请教师，购买一套书本和学习用具。课堂就在毛泽东居住的西院或一中队驻地。经过几年学习，我们分别达到了初中和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的同志还学了大学课程。
毛泽东始终没忘记要送我进正式学校学习。到1960年他送我进入人民大学预科班，那是后话了。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只要想干的事，不论听到多少个“不”.最后总是要干，而且非千成不可。
1956年，国家调整工资，我是憋了很大劲，抱了很大希望。
在一组里，我的工资最低。三十六元五。李连成和我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比我高三级。封耀松比我晚进中南海，也比我高一级。不比不生气，越比气越大。一组讨论调级时，卫士长李银桥和全组卫士都同意给我长两级，并且上报到警卫局。
我满心欢喜，组里的同志够意思！又惴惴不安——钱不到手不算完么，可千万别节外生枝。
越怕出鬼越出鬼。上级领导不同意给我长两级。李银桥给我做工作，说领导经过调查，其他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我情况相同的还有不少。上级掌握平衡，只同意给我长一级。
我听完第一句就开始掉泪，喘粗气。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便嚎啕起来，大吵大闹。领导说得很凶，闹到最后也没能多长一级，反而留下了大麻烦。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我一张。大标题：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小标题：田云玉哭哭啼啼要两级。
糟糕的是毛泽东来看大字报了！
我跟在毛泽东身后，提心吊胆，暗暗祈祷：阿弥陀佛，千万别叫毛主席看见那张缺德的现眼的大字报
然而，冥冥之中像有什么幽灵同我作对。毛泽东边看边走。时停时动，左不拐右不弯，径直朝着批判我的大字报走过去。我的心就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主席，看那边，那边大字报多。我的声音有些颤抖，真想一把将毛泽东拉回来。
“看完这边再看那边。”毛泽东正看得认真；根本不晓得我在受罪。二步。三步嗡一声响，我全身骨节散架了一般瘫软。毛泽东站到了批我的那张大字报前。幸亏他表情毫无变化，也不曾扭头看我，就那么一声不响读大字报，读过一遍又读第二遍。大概是过了“临界点”.我反而不像最初那么紧张狼狈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厚起脸皮面对现实吧！
“嗯，”毛泽东双肩一沉，哼出一声。头缓缓转过来，并无恼怒，甚至还挺和蔼。望着我拖长声音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啊！
就说了这么一句，便继续往前移动着看大字报。我脸上仍火辣辣发烧。身上已经卸去重负。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群众传抄的毛泽东文章中也出现过这句话。
不久，在一次值班时，毛泽东吸着香烟打量我，若有所思。忽然说道：“小田，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好不好？
我望住他，茫然点头。
“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我开始有些憎，随即脸烧起来，心也怦怦跳。什么话也讲不出，脑子里只是转悠那张大字报，感觉极度难堪。
“你现在拿多少工资？”
我喉咙抽搐着干咽一下，嗫糯：“四十三元。”
“你兄弟姐妹七个？”
“嗯。”“你是老大。
“嗯。
“生活要困难些了？
我默默点头。
毛泽东把头伸近我，放低声音：“我给你六十元钱可以不可以？”
一颗小火苗突地燃起在心房，迅速弥漫全身。六十元！这比调两级还高啊！我身上开始燥热，喘息变粗，嘴唇动了动，那个“行”字差点蹦出来。可是，火焰转瞬又熄灭。怎么能让主席拿钱呢？
“你是不是还觉得少？”
“不，不不！”我突然醒过来，嘴巴不曾受头脑支配，完全是遵循着一种本能的驱使，急促道：“这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您的工资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您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一怔，显出始料不及的表情。沉吟一下，点点头：“嗯一一你讲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吧。”
这时，我又怅然若失，深深懊悔起来——机会失去了！二十年后，懊悔更大。当初若拿了毛泽东的工资，我调离他身边时。必然不会降薪。这是共产党的政策。那么，我的工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
这种懊悔心情是很折磨人的，我开始失眠。幸亏两天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冲淡懊悔；使我能重新入睡。
那天上午，毛泽东准备睡觉。
正值盛夏。天气闷热，蝉声烦人。每逢这个季节，毛泽东那张补了补丁的枕席便不够清凉，他的办法是在枕席上放几张看过的报纸。那时我们不懂铅字油墨对人体有害。
毛泽东服过一次安眠药，我便开始替他按摩两腿。他懒懒地挥一下手：“天太热，不要搞了。跟我聊会话吧。”
我坐到他的床头，发现他枕着的报纸已湿，便替他撤换几张。
十小田哪，四十二元更少了些。不过，比我过去要强多了。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薪水只有八元钱。我到街上吃过一次包子，那包干好吃极了”他回忆着吮吮下唇，又说：“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位子了吧？”
我难为情地点点头。
毛泽东西眼朝着天花板眨了几眨，又说：“有一次我借了人家的钱坐火车去上海，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
“鞋子穿在脚上还能丢？
“不是说了鞋子，光脚丫子缩到椅子上坐么。”毛泽东笑起来。
于是，我脑海里便出现一个满怀抱负的农村知识青年，坐在甫下的火车里，双手抱膝，光脚丫子蹲坐在长条椅上。他太疲倦了，身体随着车身摇晃，渐渐合上双眼入睡。自然是鼾声如雷。便有一个小偷或邻座的旅客，小心翼翼拾起椅子下那双黑布鞋，悄没声地溜走了
“那么，后来呢？
“到浦口下车，我才知道鞋子丢了。赤脚进上海是不合适的。城市不比乡村。幸好碰上熟人，又借来钱，买了鞋子买了票，就这么才到了上海。”
我照顾毛泽东眼下第二份安眠药，他便不再回忆往事，随口说一些闲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的孩子李敏李钠，将来肯定不如你们.她们不如你们吃苦多。”
于是，我便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对孩子要求那么严。李敏李讪自小就在西楼大厅的大食堂里吃饭。稍大些后，又被弄到条件更艰苦些的东八所大食堂就餐。再大一些，便住校吃学生食堂。李敏结婚后，搬出中南海，就住在我们一般公务人员的家属楼。我结婚后，同她住隔壁，住房条件都一样。毛泽东曾多次问我：“你们感觉李敏好啊李钠好啊？”我总是回答：“李敏李钠都很好。对我们都很尊重。”毛泽东便点点头：“能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她们夹着尾巴做人。我就放心。”
1956年夏，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一个小岛上。进门就是桥，过桥之后有两个院子。毛泽东住一个院子，其他首长及工作人员住另一个院子。
天气闷热，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思想特别活跃，喜欢冲动，常常突然冒出一些使人吃惊的念头。他叫来卫士长率银桥，吩咐：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这声吩咐不啻雷响，震动了所有随行人员。游长江？这怎么行啊！出点事可不得了，无法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作交代的！当时，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以及保健医生都坚决反对，用毛泽东的话讲：阻力很大。
罗瑞卿经常对我们讲，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他负责毛泽东的安全，真可以说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每当毛泽东被群众包围，他总是和我们卫士一道手挽手前面开路，左右护持，将毛泽东“保”出重围。
罗瑞卿匆匆来劝毛泽东。毛泽东不听，坚持要游。罗瑞卿不答应，说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毛泽东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吓一跳，显得有些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难堪地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责任。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毛泽东真发火了，便退出来。退出来也不放行。某些场合，他不松口毛泽东就无法行动。于是，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又轮番劝。事实证明，一旦真形成顶牛的形势，毛泽东便决不会让步了。只要有对立，他就一定赢，不赢不罢休。他发脾气了。毛泽东发起脾气，喜欢说：“你蠢！”“你知道个屁！
相持不下，毛泽东便采取策略，命令一中队韩队长去实地考查，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他去长江调查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大多。他有了证明，便匆匆赶回来汇报，将沿江群众的话学舌一遍。
毛泽东早已沉下脸，皱起眉头问：“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一怔，脸刷地红了，嗫糯：“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别说了。不要解释了！”
韩队长张一张嘴还想解释。
“不要你说了，你去吧！”毛泽东转身吩咐我：“你把孙勇给我叫来。
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是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自然一去便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完全没问题，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毛泽东有了实证，形势明显变得无法阻挡。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
出发前，毛泽东对我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他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要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于是，韩队长便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过一段时间，毛泽东消了气，又对我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就这件事办得不对”他似乎有些后悔赶走韩队长。但是，韩队长已经调离。毛泽东一旦做过的事，即使有些后悔，也不会轻易再改。
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吧。又乘飞机飞到武汉。“阻力“排除，毛泽东显出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谈笑风生登上一般客轮。过去他视察长江三峡，就曾乘坐这通客轮由重庆顺流而下。
王任重脸孔晒得油黑，嗓子有些沙哑，这些天忙坏了他。他站在甲板上指挥调度人马：四只小木船围绕过来，船上水中都有人，预备了救生圈。客轮上，工作人员将软梯放下水去。孙勇晃动着结实的身体，走在毛泽东前边，回顾毛泽东下水等候，孙勇顺软梯爬下，一边帮助毛泽东在软梯上抓牢蹬稳。
“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毛泽东指着围绕过来的小木船下令。
有关负责人不敢再惹毛泽东生气，那样游泳的乐趣就没了。商量一下，让小船划走，只留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尾随。
孙勇已经下水，一边蹬腿踩水，一边伸出双臂，接毛泽东下到江水中。地点就在准备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
那天，我因为长了一身痱子，沾水杀得疼，所以没下水，留在客轮上看毛泽东游。毛泽东游泳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自如，一边和身旁的警卫人员及负责护泳的运动员谈笑，顺流而下游了十六七里。客轮缓缓跟进，当毛泽东游得心满意足时，便靠近过去，接他上船。
我赶紧拿一条毛巾迎上去。
毛泽东顺软梯一爬上船，便满面笑容朝我喊：“谁说长江不能游泳？啊，你怎么不下？”
我替他擦身，一边解释：“我是想游的，可我长痱子了，下次再游吧。
“那好，那好。这可是长江啊！”毛泽东披上浴衣，走进船舱。我帮助他擦脸，换好衣服。他显得容光焕发，走出船舱。
王任重等候在客厅里。毛泽东与他谈话，我把茶水送过去。毛泽东指着我对王任重说：“他叫小田。此人是赞成我游的。”
我冲王任重笑笑，王在重伸出手同我握一握。
毛泽东走上甲板，上面人很多，湖北省委的领导们争着和毛泽东握手。我看他们挤得厉害，其中一名干部拼命想从人丛中挤道缝，能握一下毛泽东的手。我皱起眉头。一把拉住他，猛一拽，将他甩个趔趄，甩到了一边。那位领导干部很尴尬，悄悄瞟我，又朝毛泽东望。他渴望握一下毛泽东的手，又怕我挡在那里。我便有些心软。问问别人，才知那是湖北省委秘书长。他毕竟没敢再过来，搓着手在后面徘徊。
回到驻地东湖客馆，毛泽东召集柯庆施。王任重、曾希圣等部分省委书记在一楼会议室开会，会后便赶回北京接见外宾。接见前，毛泽东就像任性的少年一般兴奋自得他说：“罗部长不叫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十六、七里！明年六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去。”这种兴奋得意之态，一直延续到接见开始。当外宾出现在面前时，他才恢复了平常公开场合所表现的那种庄严神态。
1957年8月上旬，毛泽东去青岛视察，住青岛交际处。交际处位于市区，门前是个广场。毛泽东休息时便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他酷爱到大自然中去游泳。据说，年轻时，他一直坚持四项：水浴，即到江河湖塘里去游泳，或者让暴雨沐浴；风俗，须脱光衣服让冷风吹身；日光浴，经常让皮肉暴露在阳光下；霜浴，深秋下霜的夜里在野地睡觉。这就是“野蛮其体魄”靠此，毛泽东后来历尽艰险而身体健康无恙。年老后，他仍坚持每天擦一次澡，从未间断。
当时，毛岸青正在青岛医院疗养。听说医院有名女护士和毛岸青关系不错，准备结婚。毛泽东派警卫员徐永福去医院了解一下儿子的全部情况。徐永福了解后写来一份汇报材料，毛泽东阅后表示满意，叫我转告徐永福：“谢谢他。”
这期间，毛泽东见了毛岸青一面。我给送茶时，见毛岸青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他长得很像毛泽东，父子俩小声交谈着，气氛亲切轻松。
退出来，服务员送给我一份电报：母病重速归。我立刻大惊。心里憧有些急。我兄弟姐妹六人。自小家里生活艰苦。母亲操劳一生。拉扯我们长大不容易。现在家里拍来电报，母亲一定病得不轻。我十二岁离家，不曾尽到孝心，母亲病重再不回去于理于情都不该。
可是，这次毛泽东来青岛。卫士只带了我和封耀松两个人。每人每天值十二小时班。我若走了，剩封耀松一个人，这里的工作怎么办？
心里一急，我忘了向卫士长请示报告，加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久，平常有什么疑难事都爱民他聊，请他帮忙出主意，我便拿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看。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毛泽东看过电报，望住我问。
“我也没想好。”我为难地皱紧眉头。
“你母亲平时身体怎么样？”
“平日很好。”
“尽孝心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你还是回去看看吧，你去准备一下。”
“可是主席身边就没人了。”
“这里总是有办法的，你就安心回去看看老人。你叫秘书来。”
我退出房间，叫罗秘书去见毛泽东，片刻，罗秘书喊我进去。
毛泽东声音柔和他说：“你就回去，听说有北京送文件的飞机，可以坐飞机回北京，然后再转乘火车回家。给你带回去二百元钱，作路费，也可以给母亲治病。
我的心一热，怦怦直跳。二百元钱！50年代，这可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
毛泽东转脸望住罗秘书：“嗯？”
“一百元钱已经不少了，再多带没必要，主席身边的人注意些好。
我直恨罗秘书多嘴，可又不能张嘴要钱。只见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既然这样，你就带一百元钱回去。如果再有困难还可以写信来。”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朝封耀松发牢骚：“妈的，罗秘书真不够意思，扣了我一百元钱！
罗秘书听到了，有些不高兴，说：“一百元差不多了，你也别太贪心。
我乘飞机到北京，又买火车票坐日双城县，没舍得买卧铺。
到家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儿干得正欢，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惊讶地问：“妈，你病好了？”母亲本来抓着我上下打量，听了我的发问，毫不在意说：“没病，妈没病。妈就是想你。我皱起眉头抱怨：“看你，人家工作正忙，你就拍假电报。母亲说：“怎么了？你爷爷身体不好，他怕见不上你了。”我无话可说，忙去看爷爷。
我父亲结婚后，便与爷爷分家另过。父亲孩子多，生活苦，爷爷的生活要比父亲好得多。爷爷有房子，有铁匠铺，我生下不久，还没学会站，爷爷便把我要去，以后一直在他身边长大，感情相当深，甚至比对父亲的感情深。爷爷一见我便哭出声，抱住我上上下下看个没够，摸个不停。他身体很糟，心情也不好。当时成立互助组，政策上讲的是自愿参加，实际上等于强迫。爷爷不自愿，生产工具都被街道收走了，不参加也得参加。
那时，我正年轻。穿的是中南海发的柞茧丝中山装，小伙儿抖抖擞擞挺精神，在大街上尤其显眼。街坊邻居和旧日同学听说我从北京回来，议论纷纷，都赶来看望。我有毛泽东给的一百元钱壮胆，去市场随手甩出一元钱，买回一挑香瓜，给家里一筐，给邻居一筐。这举动很使勤俭度日的邻居们吃惊、羡慕和感谢。大家议论更殷勤，更多奉承。
大娘说：“从小我就着这孩子不一般，有出息。是要去大地方做官的。”
大爷说：“我早说过，云玉这孩子是丑两酒的命，顶冠柬带盛威名。
同学们说：“云玉是属鼠的，不是一般老鼠，是红老鼠，要有不平凡的命运。”
我听着很开心，好容易忍住没说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为说了就违反纪律，不平凡的命运便会结束。不过，我自觉不自觉地还是露了踌蹰满志的神色。那一段探亲的日子，我始终处于一种优越地位，是乡亲们注目的中心。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将家里情况如实作汇报。毛泽东听说我母亲没病，是拍了假电报，便感慨道：“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当我讲到乡亲们对我的议论时，毛泽东笑了，逗趣说：“是啊，红老鼠，你的官不大地位可不低呢。
接着，我讲了互助组的情况。我说，我父亲除了一双打铁的手，什么也没有，所以搞互助组很积极。我爷爷有作坊，自己干得挺好。他不愿意参加互助组，就把他的工具拿走了，不参加就没活路。
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望住我问：“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还是站在你爹的立场？”
我低下头小声说：“反正不经本人同意就收走我爷爷的工... -->>
英俊。他叫田云玉，说话带有淡淡的东北腔一一一
那次，主席去湖南。专列驶入空旷山野，他忽然命令停车。
主席外出巡视，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他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冈上。冈上有松，可以听到碉秋鸟鸣。他向小小石冈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他走得很快。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冈。他没有走那条路，提前平凡未下了路基，踏着青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冈走去。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尾随着主席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我们发现，主席走的路越来越难走，开始只是多些坎坷。渐渐地，出现了带刺的灌木丛和没膝的蒿草，便有人心疼自己的好裤子，犹豫着迈不出步。再看看那些走小路的人，已经快到冈腰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的路吧？摄影组的胡秀云住脚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主席在灌木丛和蒿草丛中艰难地迂回，兴致勃勃。可是，他的面前横了一条沟堑。
“主席，回去吧，还是绕那条路上吧。你看他们都快到顶了。”胡秀云指着冈上喊。
主席站住脚喘气，望望冈上的人，摇摇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明智地绕回那条小路去，朝着冈上地。主席望着她婀娜轻盈的身影，笑着问我：“你是追她去呀还是跟着我走？”
我脸红了。那时，我和胡秀云虽不曾开始谈恋爱，但已经有些“敏感”我说：“我跟主席走。”
主席又望住大家：“你们呢？”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主席说着将太平那么斜着划了一道，仿佛概括了一切不易表达的含义。我们几个卫士挽扶着他，寻觅，探索，过沟堑，绕陡壁，用十几双脚踩倒蒿草，膛开灌木丛，终于上了冈顶。我们出汗了，大口大口喘气。然而，我们马上忘记了辛苦。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大片大片的田野伸入朦胧雾气笼罩的天地尽头，河流湖塘像银线串起的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竹丛掩映的村庄，点缀在绿色的世界里，轻柔的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游荡。我们聆听着诱人为风声和树叶喧哗的簌簌声，心房快乐得扑扑乱跳。有人伍忍不住朝着遥远的地平线喊：噢呵呵早上来的人已经兴趣索然，说：“我们比你们先上来，快了一倍多。”
主席问我：“你说这次谁的收获大？
我说：“咱们的收获大。”
主席环指早已上岗的人们说：“你们呀，不懂得享受。”
这件事过去了二十八年，对我来说却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田云玉带了回忆思索的表情，深深吸口气。又说：我说觉得这件小事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甚至反映了更多更深刻的无法一下子说完的内容
我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1952年7月，我十二岁，高小毕业了，不愿去当会计。听说沈阳来人招工，去给苏联专家当招待员。那时，我们把沈阳叫奉天。以为全国再没有那么大那么好的城市了，便跑去报名。挤在报名人中不曾到前面，招工的人便先发现了我：“这个小鬼好。你过来，过来呀！”
我挤到前面，他简单问几句便说：“赶快回去准备行李吧，今天就送你走。
家里负担重，父母已不得我早些出去挣钱。打起一个小行李卷我就上火车了。
在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专家处工作一年，中央办公厅又来东北选服务员，把我选中了。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时，曾在东北交际处停留休息，说东北的小伙儿朴实聪明。所以叶子龙、汪东兴、李银桥便从东北调了一批小青年去中南海服务。
我们在香山集训一个月，便步入红墙，走进中南海。不少同志分配到各位首长身边，我却留在中南海招待科当招待员。我不服气。我为什么不能到首长身边？悄悄打听，原来领导有话：田云玉那个小鬼。活泼有余。扎实不足，还是个毛孩子呢。锻炼锻炼再说吧。
我便学习稳重。对着镜子练表情，力求像个大人样儿。可惜，我那时还没有发育起来，身体单薄，再装老成也不像个大人。
不过。我见首长的机会并不少。那时。毛泽东召集会议多数在颐年堂，刘少奇和朱德召集会议多数在西楼大厅，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开会经常在怀仁堂，负责招待工作的都有我。看来领导列、我还是信任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最先对我产生兴趣的是彭德怀。一次会议休息中，他忽然走到我面前，两腿一叉，双手插腰，我面前立刻像树起半截塔，不由人不肃然。我紧收双脚，立正了。同时听到很大的声音在问：“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首长，我叫田云玉。
“多大了？”
“十六。”
“十六不小了。那时候我有几百个小鬼，十一二岁就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心里很热，他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的首长。我向领导郑重声明：“十六不小了。这是彭老总说的！
我要能到彭德怀身边去工作该多好？我很羡慕那位老乡何玉贵，他就分配到了彭德怀身边。不过，命运已经悄悄为我做了另一种安排。
江青常在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看电影，领导派我去服务。我给她送茶，感觉到她注视我的目光。当我轻轻退下时，我凭直觉知道她还在注意我，并且向旁边的人了解我。后来我发现，当我做服务工作时，江青带着卫士张仙鹏从一旁观察过我。于是，我意识到命运要有变化。我的直觉很少欺骗我。
果然，就在1953年底，科长同我谈话，准备调我去毛泽东身边工作。我自然高兴激动。谈话之后，张仙鹏便领我会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又同我谈话：“欢迎你来我们一组工作。先值副班，熟悉熟悉情况，由老同志带带，以后再值正班。”
那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叫正班，在江青那里听招呼的叫副班。副班主要是协助正班做工作，协调毛泽东与江青的活动。比如毛泽东要找江青和孩子们一道吃饭或了解她们生活学习情况，副班便须如实汇报。
江青的事主要是由她的护士照顾，卫士只负责她的吃饭及外出活动，并随时向她汇报毛泽东的起居行动。
我值班前，汪东兴又同我谈一次话。主要是强调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嘱咐我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谈话后，我开始值班，并由老卫士李家翼带班。
早晨，李家翼叫我端着饭盒，随他走进江青卧室。江青没有起床，穿一身睡衣。她那时还年轻，头发乌黑浓密，皮肤白哲光洁，慵懒地依了靠枕，一种郁郁的端庄神气弥漫着她的整个姿态。
“江青同志，饭好了。”李家翼小声说，轻步走到床尾。那里有个摇柄。他熟练地摇动。床头缓缓升高。江青上身随着床头一道升高，坐起来。李家翼又将一张特制的木桌拿过来，朝床上插去，嵌在床上，桌面正好在江青胸前。她将右臂支了桌面，望住我。于是，我便莫名地战栗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呀？她的声音像是跟小孩子问话，但声调有些尖细，像被谁卡住了脖颈。
“我叫田云玉。”我声音发沙，有些透不过气。
“多大了？”
“十。十六岁。我抖得厉害，碗盘在饭盒里响，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我想过去替她摆饭，又无沦如何迈不动步。我简直要晕倒了，求援一般去望李家翼。
李家翼接走饭盒，把饭菜摆到江青面前。
“你不要紧张，小鬼。”江青笑了笑，拿起筷子，说：“你先在我这里工作几天，熟悉熟悉情况。”
我点点头，好像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江青注意到我的狼狈样，把筷子挥一样：“好了，你先去吧。以后慢慢会熟悉，熟悉了就不会再紧张。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退出屋的，恢复常态后才发现，内衣全被汗湿了。
不过，三天后这种紧张感便全消失了。我也可以熟练地为她摇床、插桌子、摆饭菜了。
江青早饭都是在床上吃，像某些外国电影里演的那样。她生活讲究规律，一日三餐。不像毛泽东，吃饭没有一个准点，随心所欲。他的早饭是面包、黄油，有时也吃半个小馒头。喝稀粥。拌几样小菜：雪里红、咸豆、腕黄瓜。酱豆腐。中、晚西餐要有些像样的菜。她爱吃盖菜、空心菜。宽菜、芹菜、油菜和白菜。菜的纤维切得很短，用肉丝或肉未来炒。有时也加些木耳蘑菇，菜要炒得清淡。如果身体不舒服，她就把青菜捣成菜泥吃，每天不能少了青菜。
她喜欢吃烧排骨，尤其喜欢吃鱼。午饭若没有鱼，晚饭就一定要有。她喜欢吃鲫鱼、鲢鱼。胖头鱼等刺多肉嫩的鱼，不大吃鲤鱼。马哈鱼腌了当咸菜吃。偶尔搞到鲥鱼，她自然吃得更香。中晚两餐都有砂锅汤，一般是排骨汤或鱼汤。
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做成红悯，比鸽子大不了多少，一只小碗便装下，吃的时候细嚼慢咽.认真品味。她的饮食与她的身份相比，不算过分。只是口味苛刻，有点“美食家”的样子，一般厨师伺候不了。毛泽东的厨师便伺候不了她，只有廖炳福师傅能做她的菜。
江青吃饭是在自己办公室或卧室。毛泽东吃饭也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或卧室。偶尔到一个桌上吃饭，也各是各的菜。毛泽东的菜粗糙简单，只要辣只要咸就行。菜经常是整棵整棵炒来吃。他的好菜无非就是油大点，比如来碗红烧肉。大家都说他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惯，他自己也承认。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毛泽东几乎没动过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倒是常夹一筷子毛泽东的菜尝尝。因为毛泽东喜欢把辣子与革命性联想系在一起。江青在他面前必要辣一辣嘴。她曾试图改变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始终没成功，还闹出许多风波。毛泽东是不容别人束缚他限制他的。
事实证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不容易。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的干不长，适应江青不适应毛泽东的也干不长。而他们两人的脾气。禀性和生活方式又是那么不同，工作的难度自然要大些。比如医生徐涛、卫士李连成就是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后来不得不离开。又比如钟顺通，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胜任，在毛泽东那里就行不通。毛泽东总是说：“年纪大了，年纪太大了。”我纳闷，年纪大了能算什么问题？后来才渐渐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他的睡眠起居都是由卫士负责，若卫士年纪大了，他身边的有些事就不好意思让卫士干。他只喜欢小鬼。无论按摩、擦澡还是灌肠，叫小鬼帮忙他心里不感觉别扭。
我那时天真活泼，头脑简单，一身孩子气，但是工作起来还算机灵勤快。江青对我还满意，便让李银桥引我去见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正在卧室，靠在床上看报纸。听到动静，他抬起头。也许是因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几天，胆子大了，我竟一点没有紧张，站到毛泽东面前，还敢笑眯眯地望住他。
于是，毛泽东不曾开口，脸上有了笑。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他一见便喜欢我。
“小鬼，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云玉。”
“怎么写的？”
“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你这个名字不错么。有天有地，玉石又那么宝贵。天地之间人为贵。你是什么地方人？”
“黑龙江双城县。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爸爸妈妈，有爷爷，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噢，是个大家庭了。”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在我这儿工作愿意不愿意呀？”
“愿意。我用力点一下头。”
“那好吧，你就在这里工作。”毛泽东重新拿起报纸看，李银桥便带我退出来。
我仍然由李家翼带班。他值正班，我跟在旁边，看他怎样给毛泽东端饭。擦澡。按摩、灌肠。在班上看过，下来就练习。端饭、擦澡一看就会，按摩就要学习了。毛泽东夏天盖一条单子或盖一条毛巾被，冬天要盖三条毛巾被。我到他身边时，他是盖两条毛巾被。按摩时将手伸人毛巾被，主要是按摩两腿。手贴紧。五指张开，用手掌心的握力促进血液流通。以此为主，配合揉、搓、按、捏。拿等等手法，一般都是从脚到大腿根的顺序，循环往复。
真正难学，使我下了番功夫的是灌肠。
毛泽东有习惯性便秘。可是他消化吸收能力大强，常几天不大便。大使时量也很少。听老同志讲，长征时毛泽东经常一星期才大使一次，到了延安也是如此。我到毛泽东身边的前几年，他一直灌肠，直到大跃进前后，灌肠数次才降下来。”
我第一次独立值正班时，工作很顺利。特别是灌肠，一次便将连接胶皮管子的木塞送到位置。毛泽东准备睡觉时，我照顾他服下第一份安眠药，便开始为他按摩。这时，毛泽东望着我，把几天前刚问过的问题又问一遍：“你今年多大？”
“十六快满十六周岁了。”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
“爸爸妈妈，还有爷爷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打铁的铁匠。
“哦，你是铁匠的儿子啊。你会打铁吗？”
“不会。
“那你不能继承父业了，到我这里来干啥？”
“还是给主席服务好。”
“不见得吧？”毛泽东望着我的时候，目光有些异样。直到后来他反复要送我上学去时，我才明白那目光中包含的全部心思和感情。他对一些小事记忆不是很好，又问他间过的话：“你家是什么地方？
“黑龙江省双城县。”
“双城县，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哪？
“我也不清楚。”
“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
“没有，没听说过。”
“不对，肯定有。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是近邻，不信你回去问问。
我听了一怔，以为毛泽东是瞎猜。可也当了回事。后来探家问了老人，父亲和爷爷都说只有双城县，没有单城县。我把这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连连摇头，固执己见：“有，肯定有单城县，你爸爸爷爷都说得不对。”我说：“他们生下来就是那里人，还能不知道？”毛泽东特别自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双城县建了几百年？你爷爷才活了几十年，他孤陋寡闻。”我不敢跟主席争，只在心里认为他是自以为是。然而，到了70年代，我到家乡的县广播局，无意间跟局长问一句：“过去主席问我一句话我始终答复不了，是不是历史上这一带还有个单城县？”局长说：“大有了。现在单城公社过去就是单城县，后来合并入双城县。”他说着，还找来县志。果然如此！我当时感叹不已：毛泽东确实善于分析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经过半年，我跟毛泽东及江青已经很熟悉，言谈举止也随便了，本性也暴露无余：孩子脾气，单纯幼稚，怎么想怎么说，毫无精神负担。能吃能干，敢哭敢笑，会顶嘴也会认错。毛泽东有一次忍不住拍着我的头说：“小田，我跟你合得来，我很喜欢你。
大局已定。汪东兴和李银桥来征求毛泽东和江青对我的意见，毛泽东和江青都说：“不错，小鬼在这里干得不错。
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身边的人”都很关心，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又不一样。比如对老同志，政治上关心多些，说话也是正面内容多些。对李银桥要求尤其严格，有时批评也多些，有一种“同志式”关系。对徐涛那样的知识分子，态度又不一样。说话时讨论的口气多，争辩某一问题时带着干等的气氛，并且从未不曾向徐涛发脾气。对少言寡语老实勤谨的卫士，他说话便也跟着变少，三言两语说明意思就行，多余的话不讲。跟我话就多了。几乎每次给他按摩时都要聊天半小时，并且无话不说，没什么顾忌。我能体会到，毛泽东对我近似一种溺爱。这使我后来变得骄傲，常跟别人耍态度。有一次我想尝尝炊事员给毛泽东炒的菜；炊事员拦住我不许我下手，争吵起来。我将西红柿劈面掷去，击中他脸孔，红汤顺脸直淌到衣服上，为此挨了严厉批评。这类事不少发生，江青多次说过：“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
确实，毛泽东和江青对我有些“宠”就连别的卫士和医护人员也有这种感觉。同样的事情，别人办错了要挨批评，我办错了格格一笑便过去。别人听批评，话不多，却严肃得难以承受。我挨批评，听声音很大，但里面分明缺少了严肃，便露出一种亲昵，不去让人紧张。有时，毛泽东同我谈话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轻松随便。
那天，我为毛泽东按摩，他又盯住我打量，忽然问：“小田，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了。”
“哎，我这记性！”他拍了拍饱满的额头，又说：“你这么小就在这里，那不把你耽误了？我送你上学校好不好？”
“不好。”我摇摇头“还是在您这里好。”
“没出息！”毛泽东皱起眉头“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你就没点志气？”
“我年纪大了。”
“你还小，才十六岁么。
“十六岁上大学还小，上小学就太大了。”
“你已经小学毕业了么，可以上速成中学。
“再等两年吧”我含糊其辞。
“你呀。”毛泽东指点着我摇头叹气“你就不能向张宝金学习？他就有志气有出息。你就是像李银桥一样，不愿意上学！”
张宝金曾经是毛泽东的卫士，工作一般。在香山时，劈木柴吵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发脾气训他，罚他的站。但是他爱学文化，毛泽东对他这一条非常喜欢，罚站之后便送他上了大学。毛泽东常对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夸张主金，几乎一聊天就要提起他，让我们向他学习。张宝全体息时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每次必见，再忙也要同他聊一会儿。他过去的卫士来很少有人能享受这种优待。
过了没几天，毛泽东旧话重提，显然是经过了考虑：“这样吧，你不愿意离开我，那咱们签个协议，你去上学，星期天和假期都回我这里。
我哼哼着不表态。
毛泽东皱起眉头，口气有些不满：“你也大没出息了！你现在年龄还小，正是上学的好时候，学了文化多为人民做些工作。连这点道理也想不明白？”
我低头不语，我是真不想去上学。
“不要你弄了！毛泽东生气了，就像父亲跟儿子生气一样，把腿一蹬，我便停止按摩溜下床。他大声说：“你回去想想，想好了再来见我！
过两天，又轮我值正班。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看书，准备睡觉。我一进门，他便放了书，两眼盯紧我。那目光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既厉害又慈爱，气恼中深藏了期待。
我难为情地笑笑，试探着去为他按摩。他没有拒绝。但是不说话，就那么望着我。
按摩时我时而坐，时而跪，因为总保持一种姿势容易累。今天无话，又在毛泽东的注视下，尤其累得快。我不时变换姿势，手脚总觉得不自在。”
“想好了没有？”毛泽东终于张口了，我身上稍轻松一些。他说：“我还是要送你上学校去。张宝金这个同志是很有上进心的，学习后，知识有了，眼界宽了，会思考了，社会经验也多了。你要下决心向他学习。”
“我都快十八了”
“借口”毛泽东深深喘着气，放缓音调：“李世民你知道不知道？李世民是古代一个青年将领，十八岁领兵打仗，后来当了唐朝皇帝。你也十八岁，连大学也不敢上？”
我不敢再坚持，小声说：“主席你这么讲，那我就去吧我听你的话。”
“这就对了。”毛泽东脸上流出笑意“那好，我起床以后你就把汪东兴叫来，我跟他作交代。”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笑眯眯对我点头，然后便拿起书看。他是真高兴了，动弹了一下腿说：“好，很好。使点劲，小腿那里多捏捏。”
我一直按摩到毛泽东入睡。我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为主席服务了。
我退出毛泽东卧室，马上向汪东兴、李银桥作了汇报。汪东兴皱起眉头问：“你很想去上学吗？”我摇摇头，哼卿着说：“我也没主意了。上小学我就贪玩。语文还凑合，算术不及格”汪东兴主意已定，但是没明说，绕出绕水提醒：“培养一个人在主席身边服务也不容易啊。我说：“不是我要走，是毛主席一再让我去上学。”汪东兴点点头：“那好吧，我知道了。
我和汪东兴一道在值班室守候。四小时后，电铃响了。我匆匆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正在看报，一见我便问：“告诉汪东兴了吗？”
“告诉了。
“你叫他来。”
“先不忙。”我去涮一条毛巾请他擦脸，然后再照顾他漱口。毛泽东每次醒来都是在床上擦脸漱口，并不马上穿衣下地，他习惯在床上读各地报纸。我沏好茶水，浓浓的，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再去叫汪东兴。
汪东兴来到屋里，毛泽东放下报纸说：“我和小田讲了，他已经同意，送他去学校学习。你具体办一下。”
汪东兴不像往常那样回答“是”他摇着头态度很坚决：“不行。主席，我不同意。”毛泽东有些诧异地望住汪东兴。汪东兴有坚持个人意见的时候，但是从来不曾用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讲话，特别是在毛泽东面前！他翁声翁气话：“培养一个人在这里服务不容易。他刚熟悉了，而且干得不错，马上走怎么行？再说，临时找人培养顶替也不可能。
“叫他去。”毛泽东显出不悦“就缺他一个人吗？不能为我耽误他一辈子！
“他不只是为主席一个人服务，也是为党做工作，我不同意他走。”汪东兴固执起来也真够可以。他又把我抬出来挡驾：“再说，小田也跟我说希望在主席身边继续工作几年。”
“怎么回事？”毛泽东一下子望住我。我立刻低下头。其实我什么主见也没有，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还在责问：“怎么睡一党的工夫就变卦了？我瞟一眼汪东兴，既不好承认变卦，又不好说没变卦，索性不吱声。
“你这个人哪，”毛泽东扔下报纸，点燃一支烟，头朝一边侧转，不再看我们。叹了一口气“唉，你这个同志！”
汪东兴又汇报两件事便退出去。我看看表，该下班了。不敢马上走，想探明主席是不是还生气？待他吸完烟，我便拿来衣服请他穿。他扫我一眼.停了停，还是把胳膊伸进袖筒里。于是，我松了一口气。
“咱们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推翻？”毛泽东下地之后，用埋怨的口气说：“搞得我也被动！”
我知道他火气已过，便不再多说，一笑了之，退出房间去向小封交班。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毛泽东把李银桥叫去，说：“你们这些人缺少文化知识，缺少社会经验，不学习不行。你要带个头，把学习搞起来。不久，他又把汪东兴叫去，商量组织了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让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全体及我们这些卫士都去上学。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办了这个学，由李银桥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钱，为我们请教师，购买一套书本和学习用具。课堂就在毛泽东居住的西院或一中队驻地。经过几年学习，我们分别达到了初中和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的同志还学了大学课程。
毛泽东始终没忘记要送我进正式学校学习。到1960年他送我进入人民大学预科班，那是后话了。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只要想干的事，不论听到多少个“不”.最后总是要干，而且非千成不可。
1956年，国家调整工资，我是憋了很大劲，抱了很大希望。
在一组里，我的工资最低。三十六元五。李连成和我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比我高三级。封耀松比我晚进中南海，也比我高一级。不比不生气，越比气越大。一组讨论调级时，卫士长李银桥和全组卫士都同意给我长两级，并且上报到警卫局。
我满心欢喜，组里的同志够意思！又惴惴不安——钱不到手不算完么，可千万别节外生枝。
越怕出鬼越出鬼。上级领导不同意给我长两级。李银桥给我做工作，说领导经过调查，其他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我情况相同的还有不少。上级掌握平衡，只同意给我长一级。
我听完第一句就开始掉泪，喘粗气。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便嚎啕起来，大吵大闹。领导说得很凶，闹到最后也没能多长一级，反而留下了大麻烦。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我一张。大标题：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小标题：田云玉哭哭啼啼要两级。
糟糕的是毛泽东来看大字报了！
我跟在毛泽东身后，提心吊胆，暗暗祈祷：阿弥陀佛，千万别叫毛主席看见那张缺德的现眼的大字报
然而，冥冥之中像有什么幽灵同我作对。毛泽东边看边走。时停时动，左不拐右不弯，径直朝着批判我的大字报走过去。我的心就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主席，看那边，那边大字报多。我的声音有些颤抖，真想一把将毛泽东拉回来。
“看完这边再看那边。”毛泽东正看得认真；根本不晓得我在受罪。二步。三步嗡一声响，我全身骨节散架了一般瘫软。毛泽东站到了批我的那张大字报前。幸亏他表情毫无变化，也不曾扭头看我，就那么一声不响读大字报，读过一遍又读第二遍。大概是过了“临界点”.我反而不像最初那么紧张狼狈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厚起脸皮面对现实吧！
“嗯，”毛泽东双肩一沉，哼出一声。头缓缓转过来，并无恼怒，甚至还挺和蔼。望着我拖长声音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啊！
就说了这么一句，便继续往前移动着看大字报。我脸上仍火辣辣发烧。身上已经卸去重负。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群众传抄的毛泽东文章中也出现过这句话。
不久，在一次值班时，毛泽东吸着香烟打量我，若有所思。忽然说道：“小田，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好不好？
我望住他，茫然点头。
“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我开始有些憎，随即脸烧起来，心也怦怦跳。什么话也讲不出，脑子里只是转悠那张大字报，感觉极度难堪。
“你现在拿多少工资？”
我喉咙抽搐着干咽一下，嗫糯：“四十三元。”
“你兄弟姐妹七个？”
“嗯。”“你是老大。
“嗯。
“生活要困难些了？
我默默点头。
毛泽东把头伸近我，放低声音：“我给你六十元钱可以不可以？”
一颗小火苗突地燃起在心房，迅速弥漫全身。六十元！这比调两级还高啊！我身上开始燥热，喘息变粗，嘴唇动了动，那个“行”字差点蹦出来。可是，火焰转瞬又熄灭。怎么能让主席拿钱呢？
“你是不是还觉得少？”
“不，不不！”我突然醒过来，嘴巴不曾受头脑支配，完全是遵循着一种本能的驱使，急促道：“这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您的工资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您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一怔，显出始料不及的表情。沉吟一下，点点头：“嗯一一你讲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吧。”
这时，我又怅然若失，深深懊悔起来——机会失去了！二十年后，懊悔更大。当初若拿了毛泽东的工资，我调离他身边时。必然不会降薪。这是共产党的政策。那么，我的工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
这种懊悔心情是很折磨人的，我开始失眠。幸亏两天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冲淡懊悔；使我能重新入睡。
那天上午，毛泽东准备睡觉。
正值盛夏。天气闷热，蝉声烦人。每逢这个季节，毛泽东那张补了补丁的枕席便不够清凉，他的办法是在枕席上放几张看过的报纸。那时我们不懂铅字油墨对人体有害。
毛泽东服过一次安眠药，我便开始替他按摩两腿。他懒懒地挥一下手：“天太热，不要搞了。跟我聊会话吧。”
我坐到他的床头，发现他枕着的报纸已湿，便替他撤换几张。
十小田哪，四十二元更少了些。不过，比我过去要强多了。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薪水只有八元钱。我到街上吃过一次包子，那包干好吃极了”他回忆着吮吮下唇，又说：“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位子了吧？”
我难为情地点点头。
毛泽东西眼朝着天花板眨了几眨，又说：“有一次我借了人家的钱坐火车去上海，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
“鞋子穿在脚上还能丢？
“不是说了鞋子，光脚丫子缩到椅子上坐么。”毛泽东笑起来。
于是，我脑海里便出现一个满怀抱负的农村知识青年，坐在甫下的火车里，双手抱膝，光脚丫子蹲坐在长条椅上。他太疲倦了，身体随着车身摇晃，渐渐合上双眼入睡。自然是鼾声如雷。便有一个小偷或邻座的旅客，小心翼翼拾起椅子下那双黑布鞋，悄没声地溜走了
“那么，后来呢？
“到浦口下车，我才知道鞋子丢了。赤脚进上海是不合适的。城市不比乡村。幸好碰上熟人，又借来钱，买了鞋子买了票，就这么才到了上海。”
我照顾毛泽东眼下第二份安眠药，他便不再回忆往事，随口说一些闲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的孩子李敏李钠，将来肯定不如你们.她们不如你们吃苦多。”
于是，我便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对孩子要求那么严。李敏李讪自小就在西楼大厅的大食堂里吃饭。稍大些后，又被弄到条件更艰苦些的东八所大食堂就餐。再大一些，便住校吃学生食堂。李敏结婚后，搬出中南海，就住在我们一般公务人员的家属楼。我结婚后，同她住隔壁，住房条件都一样。毛泽东曾多次问我：“你们感觉李敏好啊李钠好啊？”我总是回答：“李敏李钠都很好。对我们都很尊重。”毛泽东便点点头：“能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她们夹着尾巴做人。我就放心。”
1956年夏，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一个小岛上。进门就是桥，过桥之后有两个院子。毛泽东住一个院子，其他首长及工作人员住另一个院子。
天气闷热，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思想特别活跃，喜欢冲动，常常突然冒出一些使人吃惊的念头。他叫来卫士长率银桥，吩咐：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这声吩咐不啻雷响，震动了所有随行人员。游长江？这怎么行啊！出点事可不得了，无法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作交代的！当时，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以及保健医生都坚决反对，用毛泽东的话讲：阻力很大。
罗瑞卿经常对我们讲，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他负责毛泽东的安全，真可以说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每当毛泽东被群众包围，他总是和我们卫士一道手挽手前面开路，左右护持，将毛泽东“保”出重围。
罗瑞卿匆匆来劝毛泽东。毛泽东不听，坚持要游。罗瑞卿不答应，说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毛泽东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吓一跳，显得有些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难堪地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责任。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毛泽东真发火了，便退出来。退出来也不放行。某些场合，他不松口毛泽东就无法行动。于是，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又轮番劝。事实证明，一旦真形成顶牛的形势，毛泽东便决不会让步了。只要有对立，他就一定赢，不赢不罢休。他发脾气了。毛泽东发起脾气，喜欢说：“你蠢！”“你知道个屁！
相持不下，毛泽东便采取策略，命令一中队韩队长去实地考查，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他去长江调查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大多。他有了证明，便匆匆赶回来汇报，将沿江群众的话学舌一遍。
毛泽东早已沉下脸，皱起眉头问：“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一怔，脸刷地红了，嗫糯：“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别说了。不要解释了！”
韩队长张一张嘴还想解释。
“不要你说了，你去吧！”毛泽东转身吩咐我：“你把孙勇给我叫来。
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是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自然一去便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完全没问题，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毛泽东有了实证，形势明显变得无法阻挡。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
出发前，毛泽东对我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他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要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于是，韩队长便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过一段时间，毛泽东消了气，又对我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就这件事办得不对”他似乎有些后悔赶走韩队长。但是，韩队长已经调离。毛泽东一旦做过的事，即使有些后悔，也不会轻易再改。
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吧。又乘飞机飞到武汉。“阻力“排除，毛泽东显出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谈笑风生登上一般客轮。过去他视察长江三峡，就曾乘坐这通客轮由重庆顺流而下。
王任重脸孔晒得油黑，嗓子有些沙哑，这些天忙坏了他。他站在甲板上指挥调度人马：四只小木船围绕过来，船上水中都有人，预备了救生圈。客轮上，工作人员将软梯放下水去。孙勇晃动着结实的身体，走在毛泽东前边，回顾毛泽东下水等候，孙勇顺软梯爬下，一边帮助毛泽东在软梯上抓牢蹬稳。
“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毛泽东指着围绕过来的小木船下令。
有关负责人不敢再惹毛泽东生气，那样游泳的乐趣就没了。商量一下，让小船划走，只留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尾随。
孙勇已经下水，一边蹬腿踩水，一边伸出双臂，接毛泽东下到江水中。地点就在准备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
那天，我因为长了一身痱子，沾水杀得疼，所以没下水，留在客轮上看毛泽东游。毛泽东游泳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自如，一边和身旁的警卫人员及负责护泳的运动员谈笑，顺流而下游了十六七里。客轮缓缓跟进，当毛泽东游得心满意足时，便靠近过去，接他上船。
我赶紧拿一条毛巾迎上去。
毛泽东顺软梯一爬上船，便满面笑容朝我喊：“谁说长江不能游泳？啊，你怎么不下？”
我替他擦身，一边解释：“我是想游的，可我长痱子了，下次再游吧。
“那好，那好。这可是长江啊！”毛泽东披上浴衣，走进船舱。我帮助他擦脸，换好衣服。他显得容光焕发，走出船舱。
王任重等候在客厅里。毛泽东与他谈话，我把茶水送过去。毛泽东指着我对王任重说：“他叫小田。此人是赞成我游的。”
我冲王任重笑笑，王在重伸出手同我握一握。
毛泽东走上甲板，上面人很多，湖北省委的领导们争着和毛泽东握手。我看他们挤得厉害，其中一名干部拼命想从人丛中挤道缝，能握一下毛泽东的手。我皱起眉头。一把拉住他，猛一拽，将他甩个趔趄，甩到了一边。那位领导干部很尴尬，悄悄瞟我，又朝毛泽东望。他渴望握一下毛泽东的手，又怕我挡在那里。我便有些心软。问问别人，才知那是湖北省委秘书长。他毕竟没敢再过来，搓着手在后面徘徊。
回到驻地东湖客馆，毛泽东召集柯庆施。王任重、曾希圣等部分省委书记在一楼会议室开会，会后便赶回北京接见外宾。接见前，毛泽东就像任性的少年一般兴奋自得他说：“罗部长不叫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十六、七里！明年六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去。”这种兴奋得意之态，一直延续到接见开始。当外宾出现在面前时，他才恢复了平常公开场合所表现的那种庄严神态。
1957年8月上旬，毛泽东去青岛视察，住青岛交际处。交际处位于市区，门前是个广场。毛泽东休息时便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他酷爱到大自然中去游泳。据说，年轻时，他一直坚持四项：水浴，即到江河湖塘里去游泳，或者让暴雨沐浴；风俗，须脱光衣服让冷风吹身；日光浴，经常让皮肉暴露在阳光下；霜浴，深秋下霜的夜里在野地睡觉。这就是“野蛮其体魄”靠此，毛泽东后来历尽艰险而身体健康无恙。年老后，他仍坚持每天擦一次澡，从未间断。
当时，毛岸青正在青岛医院疗养。听说医院有名女护士和毛岸青关系不错，准备结婚。毛泽东派警卫员徐永福去医院了解一下儿子的全部情况。徐永福了解后写来一份汇报材料，毛泽东阅后表示满意，叫我转告徐永福：“谢谢他。”
这期间，毛泽东见了毛岸青一面。我给送茶时，见毛岸青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他长得很像毛泽东，父子俩小声交谈着，气氛亲切轻松。
退出来，服务员送给我一份电报：母病重速归。我立刻大惊。心里憧有些急。我兄弟姐妹六人。自小家里生活艰苦。母亲操劳一生。拉扯我们长大不容易。现在家里拍来电报，母亲一定病得不轻。我十二岁离家，不曾尽到孝心，母亲病重再不回去于理于情都不该。
可是，这次毛泽东来青岛。卫士只带了我和封耀松两个人。每人每天值十二小时班。我若走了，剩封耀松一个人，这里的工作怎么办？
心里一急，我忘了向卫士长请示报告，加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久，平常有什么疑难事都爱民他聊，请他帮忙出主意，我便拿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看。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毛泽东看过电报，望住我问。
“我也没想好。”我为难地皱紧眉头。
“你母亲平时身体怎么样？”
“平日很好。”
“尽孝心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你还是回去看看吧，你去准备一下。”
“可是主席身边就没人了。”
“这里总是有办法的，你就安心回去看看老人。你叫秘书来。”
我退出房间，叫罗秘书去见毛泽东，片刻，罗秘书喊我进去。
毛泽东声音柔和他说：“你就回去，听说有北京送文件的飞机，可以坐飞机回北京，然后再转乘火车回家。给你带回去二百元钱，作路费，也可以给母亲治病。
我的心一热，怦怦直跳。二百元钱！50年代，这可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
毛泽东转脸望住罗秘书：“嗯？”
“一百元钱已经不少了，再多带没必要，主席身边的人注意些好。
我直恨罗秘书多嘴，可又不能张嘴要钱。只见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既然这样，你就带一百元钱回去。如果再有困难还可以写信来。”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朝封耀松发牢骚：“妈的，罗秘书真不够意思，扣了我一百元钱！
罗秘书听到了，有些不高兴，说：“一百元差不多了，你也别太贪心。
我乘飞机到北京，又买火车票坐日双城县，没舍得买卧铺。
到家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儿干得正欢，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惊讶地问：“妈，你病好了？”母亲本来抓着我上下打量，听了我的发问，毫不在意说：“没病，妈没病。妈就是想你。我皱起眉头抱怨：“看你，人家工作正忙，你就拍假电报。母亲说：“怎么了？你爷爷身体不好，他怕见不上你了。”我无话可说，忙去看爷爷。
我父亲结婚后，便与爷爷分家另过。父亲孩子多，生活苦，爷爷的生活要比父亲好得多。爷爷有房子，有铁匠铺，我生下不久，还没学会站，爷爷便把我要去，以后一直在他身边长大，感情相当深，甚至比对父亲的感情深。爷爷一见我便哭出声，抱住我上上下下看个没够，摸个不停。他身体很糟，心情也不好。当时成立互助组，政策上讲的是自愿参加，实际上等于强迫。爷爷不自愿，生产工具都被街道收走了，不参加也得参加。
那时，我正年轻。穿的是中南海发的柞茧丝中山装，小伙儿抖抖擞擞挺精神，在大街上尤其显眼。街坊邻居和旧日同学听说我从北京回来，议论纷纷，都赶来看望。我有毛泽东给的一百元钱壮胆，去市场随手甩出一元钱，买回一挑香瓜，给家里一筐，给邻居一筐。这举动很使勤俭度日的邻居们吃惊、羡慕和感谢。大家议论更殷勤，更多奉承。
大娘说：“从小我就着这孩子不一般，有出息。是要去大地方做官的。”
大爷说：“我早说过，云玉这孩子是丑两酒的命，顶冠柬带盛威名。
同学们说：“云玉是属鼠的，不是一般老鼠，是红老鼠，要有不平凡的命运。”
我听着很开心，好容易忍住没说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为说了就违反纪律，不平凡的命运便会结束。不过，我自觉不自觉地还是露了踌蹰满志的神色。那一段探亲的日子，我始终处于一种优越地位，是乡亲们注目的中心。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将家里情况如实作汇报。毛泽东听说我母亲没病，是拍了假电报，便感慨道：“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当我讲到乡亲们对我的议论时，毛泽东笑了，逗趣说：“是啊，红老鼠，你的官不大地位可不低呢。
接着，我讲了互助组的情况。我说，我父亲除了一双打铁的手，什么也没有，所以搞互助组很积极。我爷爷有作坊，自己干得挺好。他不愿意参加互助组，就把他的工具拿走了，不参加就没活路。
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望住我问：“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还是站在你爹的立场？”
我低下头小声说：“反正不经本人同意就收走我爷爷的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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