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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姆的命令下，我回了一趟洛杉矶向他“汇报工作”。他对北京的情况相当不满意，指责我业务开展不力，而开销又过大。我带去了一大堆材料，证明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联系已经多么广泛，收获的季节即将来到。我告诉他，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国的情况又很特殊，不可能像在美国做生意那样在短时期内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关键是人脉，只要建立起一张广泛的关系网，就能在竞争中获胜。而我在这一年多里所做的，就是建起了这样一张网，这就是我的业绩，这就是我的贡献。至于开销，如果我不用高级轿车，不在租金昂贵的写字楼里办公，不大把大把地花钱请客，谁会信任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怎么与政府部门和大企业打交道呢？
汤姆对我的这套说辞不以为然。他在会议上和单独谈话时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我拿出一个时间表，在什么时间内要取得什么样的进度、达到多少销售额，必须有个明确的指标。有一次甚至暗示我如果业绩不彰，可能会关闭中国的分公司。也就是说，我的饭碗就砸了。
这是一次不愉快的“工作汇报”，我们双方还从来没把话说得这么露骨过。我心情沉重，把汤姆的一些言辞在肚子里反反复复地咀嚼，越想越不是滋味。有一天居然失眠了，整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甚至万一失业了怎么办的问题，都想到了。
“汇报”结束后，我去了一趟购物中心，按照唐玲玲指定的牌子和样式给她买了两双鞋，想想似乎还得由我自己给她选件礼物才好，于是买了一只名贵的路易·威登钱包。我给书丽红买的是最新款的雷达牌坤表和一串印地安人手工制作的精美项链。这几样东西包括给唐玲玲的钱包，都用鲜艳的包装纸包好，外面系上用黄色或粉色的丝带扎成的小花朵。做完这些，我手里提着购物袋又拐进书店里转了转，选了一本PaulAuster的《TheNewYorkTrilogy》，我念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同学极力向我推荐过这本书，但一直没读过。在书店附设的咖啡馆里，我要了一杯咖啡，一边喝着，一边翻看着那本书，恍如回到了令人怀念的留学生时代。
我只在洛杉矶停留了一个星期，就打道回府了。
下了飞机后，车刚一上机场高速公路，我就打开手机，拨通了书丽红的电话。
“喂，你回来啦？”她用惊喜的口吻说道。
“你在哪儿呢？”
“我在北海。”
“干嘛呢？”
“吃饭呢。”
“怎么跑那儿吃饭去了？仿膳啊？”
“仿膳？不是啊。”
“北海里除了仿膳没别的餐厅啦。”
“我在广西的北海市，出差呢。”
“咳，我以为你在北海公园呢。”
书丽红笑了起来。
“我明天就回去。”然后她又放低了声音说，“我想你！”
我没说话。
“你呢？”她问。
“什么？”
“想我吗？”
“嗯。”
“嗯什么，你说呀！”
我又嗯了一声。
她又笑了，说∶“你在车上吧？怕司机听见是不是？好了好了，不逼你了。明天能见你吗？”
“可以。”
到家时是晚上六点多，刚进门，唐玲玲就打来了电话。她知道我今天到北京，说已经提前处理完工作，马上就回来。
“你在家吗？”她问。
“在呀。”
“表现还不错。我以为你直接奔饭局了呢。”
“怎么可能？”
真惊险哪，书丽红要是没去北海，我可能真就“直奔饭局”了。
我到厨房打开冰箱看了看，冻室里堆满了体积不等的肉类，有牛肉、猪肘子、五花肉、猪肉馅，还有两条黄花鱼。保鲜柜里的蔬菜也是应有尽有。我把鱼和肉馅放进微波炉里解冻，洗了青菜、西红柿和鲜蘑菇，切好，又拿了一些粉丝用开水泡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点火炒菜。先做的是清炒油菜，然后做红烧黄花鱼，用微火在烧着鱼时，又煮上一锅西红柿鲜蘑汤。听到唐玲玲开门的声音后，立刻把粉丝下锅，炒“蚂蚁上树”。
唐玲玲喊了我一声，我答应了。听到她去了卫生间，然后又进了卧室，等到她换了一身便服来到厨房时，“蚂蚁上树”已经盛到盘子里，我正往上面洒胡椒粉。
“哇！”她兴奋地叫了一声，走过来亲热地胡掳着我的脑袋，“一级厨师！”
“别闹别闹！胡椒洒不准了。”我说。
唐玲玲吃得很香，她最爱吃我做的红烧黄花鱼，没一会，一条鱼就吃光了，鱼骨头被剃得干干净净。
“史辉，”她开始吃第二条鱼时，一面用筷子剖开鱼身一面对我说，“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你第一次主动给我做一顿象样的饭。”
“太言过其实了吧。不多是真的，可绝不是第一回，那次……”
“好了好了，别当真嘛。您老人家辛苦啦，一下飞机就给老婆做饭，我能不感动吗？”
“时差的关系。如果不干点儿什么，就要睡着了。”
“嘿，还真谦虚呀！怎么回了趟美国就变这么好了？”
吃完饭后，唐玲玲让我去歇着，一个人在厨房里刷碗收拾起来。我在客厅里抽着烟，听到她一边干活儿一边哼起了流行歌曲《心太软》∶
不是我心太软，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我坐在沙发上已经打起磕睡来时，唐玲玲端着一套咖啡具过来了。
“困啦？”她问。
“有点儿。”
“喝杯咖啡提提神。太早睡觉时差倒不过来。”
她往杯子里倒了香喷喷的咖啡，又起身去打开音响，放了一张布兰德尔弹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
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着。她问我这回和老板谈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于是把情况大致讲了一下。
“你怎么能这么跟他说呀！”她说。
“那我又怎么说啊？”
“什么关系网、请客吃饭之类的，他根本就不懂。”
“什么不懂！他去年来的时候，王胖子弄的卡迪拉克加长车接他，前边警车闪着灯开道，国宾似的，美死他了！在美国哪儿有这待遇啊？”
“这是两回事儿。汤姆不是政府里爱占便宜的贪官，他是资本家，他眼里盯着的是利润，你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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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姆的命令下，我回了一趟洛杉矶向他“汇报工作”。他对北京的情况相当不满意，指责我业务开展不力，而开销又过大。我带去了一大堆材料，证明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联系已经多么广泛，收获的季节即将来到。我告诉他，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国的情况又很特殊，不可能像在美国做生意那样在短时期内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关键是人脉，只要建立起一张广泛的关系网，就能在竞争中获胜。而我在这一年多里所做的，就是建起了这样一张网，这就是我的业绩，这就是我的贡献。至于开销，如果我不用高级轿车，不在租金昂贵的写字楼里办公，不大把大把地花钱请客，谁会信任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怎么与政府部门和大企业打交道呢？
汤姆对我的这套说辞不以为然。他在会议上和单独谈话时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我拿出一个时间表，在什么时间内要取得什么样的进度、达到多少销售额，必须有个明确的指标。有一次甚至暗示我如果业绩不彰，可能会关闭中国的分公司。也就是说，我的饭碗就砸了。
这是一次不愉快的“工作汇报”，我们双方还从来没把话说得这么露骨过。我心情沉重，把汤姆的一些言辞在肚子里反反复复地咀嚼，越想越不是滋味。有一天居然失眠了，整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甚至万一失业了怎么办的问题，都想到了。
“汇报”结束后，我去了一趟购物中心，按照唐玲玲指定的牌子和样式给她买了两双鞋，想想似乎还得由我自己给她选件礼物才好，于是买了一只名贵的路易·威登钱包。我给书丽红买的是最新款的雷达牌坤表和一串印地安人手工制作的精美项链。这几样东西包括给唐玲玲的钱包，都用鲜艳的包装纸包好，外面系上用黄色或粉色的丝带扎成的小花朵。做完这些，我手里提着购物袋又拐进书店里转了转，选了一本PaulAuster的《TheNewYorkTrilogy》，我念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同学极力向我推荐过这本书，但一直没读过。在书店附设的咖啡馆里，我要了一杯咖啡，一边喝着，一边翻看着那本书，恍如回到了令人怀念的留学生时代。
我只在洛杉矶停留了一个星期，就打道回府了。
下了飞机后，车刚一上机场高速公路，我就打开手机，拨通了书丽红的电话。
“喂，你回来啦？”她用惊喜的口吻说道。
“你在哪儿呢？”
“我在北海。”
“干嘛呢？”
“吃饭呢。”
“怎么跑那儿吃饭去了？仿膳啊？”
“仿膳？不是啊。”
“北海里除了仿膳没别的餐厅啦。”
“我在广西的北海市，出差呢。”
“咳，我以为你在北海公园呢。”
书丽红笑了起来。
“我明天就回去。”然后她又放低了声音说，“我想你！”
我没说话。
“你呢？”她问。
“什么？”
“想我吗？”
“嗯。”
“嗯什么，你说呀！”
我又嗯了一声。
她又笑了，说∶“你在车上吧？怕司机听见是不是？好了好了，不逼你了。明天能见你吗？”
“可以。”
到家时是晚上六点多，刚进门，唐玲玲就打来了电话。她知道我今天到北京，说已经提前处理完工作，马上就回来。
“你在家吗？”她问。
“在呀。”
“表现还不错。我以为你直接奔饭局了呢。”
“怎么可能？”
真惊险哪，书丽红要是没去北海，我可能真就“直奔饭局”了。
我到厨房打开冰箱看了看，冻室里堆满了体积不等的肉类，有牛肉、猪肘子、五花肉、猪肉馅，还有两条黄花鱼。保鲜柜里的蔬菜也是应有尽有。我把鱼和肉馅放进微波炉里解冻，洗了青菜、西红柿和鲜蘑菇，切好，又拿了一些粉丝用开水泡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点火炒菜。先做的是清炒油菜，然后做红烧黄花鱼，用微火在烧着鱼时，又煮上一锅西红柿鲜蘑汤。听到唐玲玲开门的声音后，立刻把粉丝下锅，炒“蚂蚁上树”。
唐玲玲喊了我一声，我答应了。听到她去了卫生间，然后又进了卧室，等到她换了一身便服来到厨房时，“蚂蚁上树”已经盛到盘子里，我正往上面洒胡椒粉。
“哇！”她兴奋地叫了一声，走过来亲热地胡掳着我的脑袋，“一级厨师！”
“别闹别闹！胡椒洒不准了。”我说。
唐玲玲吃得很香，她最爱吃我做的红烧黄花鱼，没一会，一条鱼就吃光了，鱼骨头被剃得干干净净。
“史辉，”她开始吃第二条鱼时，一面用筷子剖开鱼身一面对我说，“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你第一次主动给我做一顿象样的饭。”
“太言过其实了吧。不多是真的，可绝不是第一回，那次……”
“好了好了，别当真嘛。您老人家辛苦啦，一下飞机就给老婆做饭，我能不感动吗？”
“时差的关系。如果不干点儿什么，就要睡着了。”
“嘿，还真谦虚呀！怎么回了趟美国就变这么好了？”
吃完饭后，唐玲玲让我去歇着，一个人在厨房里刷碗收拾起来。我在客厅里抽着烟，听到她一边干活儿一边哼起了流行歌曲《心太软》∶
不是我心太软，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我坐在沙发上已经打起磕睡来时，唐玲玲端着一套咖啡具过来了。
“困啦？”她问。
“有点儿。”
“喝杯咖啡提提神。太早睡觉时差倒不过来。”
她往杯子里倒了香喷喷的咖啡，又起身去打开音响，放了一张布兰德尔弹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
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着。她问我这回和老板谈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于是把情况大致讲了一下。
“你怎么能这么跟他说呀！”她说。
“那我又怎么说啊？”
“什么关系网、请客吃饭之类的，他根本就不懂。”
“什么不懂！他去年来的时候，王胖子弄的卡迪拉克加长车接他，前边警车闪着灯开道，国宾似的，美死他了！在美国哪儿有这待遇啊？”
“这是两回事儿。汤姆不是政府里爱占便宜的贪官，他是资本家，他眼里盯着的是利润，你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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