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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整整四十岁。属耗子的,血型A,天蝎座。喜欢的颜色是深蓝色,崇拜的偶像是可可·费尔南德兹。信奉的格言∶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俩口打架不记仇。兴趣∶侃。运动∶床上。
我过了三十岁才结婚,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没孩子。不是我们不能生,而是当初唐玲玲怀孕的时候,我和她还没有正式履行法律手续,并且都在念书,因此经过多轮谈判,当然主要是由于我的坚持,把胎儿打掉了。后来我太太和我吵架的时候,每当达到极度愤慨的程度,就会挥舞着双拳对我大声咆哮道∶“还我孩子——!”。那声音,如同“还我河山”一样雄浑悲壮。
凭良心说,十几年前我刚认识唐玲玲的时候,她可以称得上是个美人儿。那时我在芝加哥大学学比较文学,她小我一岁,比我晚来美国一年,念的是国际金融。当时有很多人追她,我在那帮追求者当中绝对算不上是出类拔萃的,也没有什么高超的手段,我最后能胜利出线夺得头奖,靠的是谁都不具备的恒心。那时候,我就像她的影子粘在她身边不离左右,只要开口说话就说我爱她,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冷遇、嘲笑、打击和羞辱,我都默默地忍受着。当我们好上了的消息传播开以后(我瞒着她将传播速度加快了一百倍),她在中国留学生里身价大跌。我的手下败将、当时靠给富人家后院割草维持生计后来家财万贯成了华尔街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的胡得亮,曾经这么评论我的未婚妻∶“一个下三烂就凭着低三下四死皮赖脸就能把唐玲玲给追上,可见她有多么低俗!”不久以后,当唐玲玲打胎的新闻四处流传时,胡得亮又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叫做“未婚先有子”。蒙他关照,我也成了日本人,名叫“人头太次郎”。
唐玲玲那时年纪轻轻、初来乍到,眼里看到的还都是资本主义光明的一面,怀着无数幻想。因此,我这个把菲兹杰拉德、纳博科夫和詹姆斯·乔伊斯等大师挂在嘴上侃侃而谈,并且能够写出“比黑夜还要黑暗的,是宇宙的尽头;比宇宙的尽头更加黑暗的,是肮脏的人类灵魂”之类名言的心灵探索者,在她看来属于“才子型”人物,前途是相当看好的。当时她还不知道,在资本主义这架复杂精密的大机器里、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上,“文学”这个古老的行当,早就摊不上香饽饽吃喽!像我这样拿着奖学金吊儿郎当混学分儿的“才子”,早晚有一天得流落江湖,沦为袒胸披发的一介“狂士”。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
所以,趁她还没醒过闷儿来的时候,我加强了攻势,一天给她讲一个“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凄美故事。于是,含着晶滢的泪花,她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
唐玲玲拿到硕士以后,鸿运高照,不久就在洛杉矶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年薪相当优渥。我的博士课程还没修完,夫妇二人只好洒泪而别。转过年假期一到,我就飞赴洛杉矶探亲去了。那可真是受苦的穷人翻了身啊——她开着一辆崭新的“宝马”车来接我,进屋一看,金碧辉煌,好象误入了家具商场里的高级样品展示厅,弄得我半天都不敢落座,怕一坐下去就会有人过来谈价钱。那天晚上我们连续不停地做ài,而且不断地变换着做ài的场所——先是在客厅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后来又在卫生间宽大的大理石浴缸里,最后才转移到卧室中的那张柔软波动着的高级水床上。她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热情奔放,那么放得开,高潮与高潮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短,看起来的确是痛快淋漓!过了好多年以后,唐玲玲仍旧念念不忘地一再提起这一夜的狂欢,用来证明我已经不如当时那么爱她了。
我们这样异地分居了两年。只要学校放假,我就飞到洛杉矶去。“久别胜新婚”,相聚一起时,我们的感情和性生活都相当和谐,也可以说,在我们全部的婚姻生活中,那几小段日子是最和谐的了。在这期间,我和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历史系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女孩子伊莎贝拉睡过觉。我们是在一个汉学研讨会上认识的,她身材不高,在白种人里肤色偏黑,眼睛和头发都是褐色的,讲一口流利的台湾国语。她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平城:拓跋鲜卑人的汉化和汉人的鲜卑化》。休息的时候,我走过去说她长得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油画里的美丽姑娘。她听了,两眼熠熠放光,说真的吗?我祖父母就是从意大利来的移民,虽然我的意大利语讲得还不如中国话好,但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意大利人的后代啊!那个周末的晚上,一个百分之百的意大利人的后代与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的后代,一起上了床。
两年以后,我终于读完了全部课程。接下来,只要我写出一篇像《共产党宣言》那么厚的博士论文并且获得通过,就可以戴上梦寐以求的博士帽了!当然,有不少人是写了十年才写完这篇论文的。这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于是,我打点行装,该卖的卖,该扔的扔,告别芝加哥,告别美丽浩淼的密支根湖,来到充满阳光的洛杉矶,与我亲爱的妻子团聚了。
唐玲玲的薪水在稳步地向上翻升,看上去已经有点儿财大气粗的样子了。刚开始我还经常跑图书馆挖掘搜集资料,或者坐在家里构想我的博士论文的宏篇巨制。时间一长,我就坐不住了——照这么下去,我连买盒烟卷都得看人家唐玲玲的脸色呀!于是我痛下决心,关上电脑,打开房门,走上了发财致富的辛酸坎坷的不归路。从此,我脑袋里那些准备写入博士论文的伟大创见,可能永远也不会见诸文字,只好给后人留下无穷的遗憾了。
顶着“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的头衔,要想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好工作,真比登天还难!这当中我干过的那些下三烂的工作、在工作中受过的那些委屈和不平,就不必说了吧。总之,后来我是靠着在念博士时学会的那几句... -->>
我今年整整四十岁。属耗子的,血型A,天蝎座。喜欢的颜色是深蓝色,崇拜的偶像是可可·费尔南德兹。信奉的格言∶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俩口打架不记仇。兴趣∶侃。运动∶床上。
我过了三十岁才结婚,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没孩子。不是我们不能生,而是当初唐玲玲怀孕的时候,我和她还没有正式履行法律手续,并且都在念书,因此经过多轮谈判,当然主要是由于我的坚持,把胎儿打掉了。后来我太太和我吵架的时候,每当达到极度愤慨的程度,就会挥舞着双拳对我大声咆哮道∶“还我孩子——!”。那声音,如同“还我河山”一样雄浑悲壮。
凭良心说,十几年前我刚认识唐玲玲的时候,她可以称得上是个美人儿。那时我在芝加哥大学学比较文学,她小我一岁,比我晚来美国一年,念的是国际金融。当时有很多人追她,我在那帮追求者当中绝对算不上是出类拔萃的,也没有什么高超的手段,我最后能胜利出线夺得头奖,靠的是谁都不具备的恒心。那时候,我就像她的影子粘在她身边不离左右,只要开口说话就说我爱她,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冷遇、嘲笑、打击和羞辱,我都默默地忍受着。当我们好上了的消息传播开以后(我瞒着她将传播速度加快了一百倍),她在中国留学生里身价大跌。我的手下败将、当时靠给富人家后院割草维持生计后来家财万贯成了华尔街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的胡得亮,曾经这么评论我的未婚妻∶“一个下三烂就凭着低三下四死皮赖脸就能把唐玲玲给追上,可见她有多么低俗!”不久以后,当唐玲玲打胎的新闻四处流传时,胡得亮又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叫做“未婚先有子”。蒙他关照,我也成了日本人,名叫“人头太次郎”。
唐玲玲那时年纪轻轻、初来乍到,眼里看到的还都是资本主义光明的一面,怀着无数幻想。因此,我这个把菲兹杰拉德、纳博科夫和詹姆斯·乔伊斯等大师挂在嘴上侃侃而谈,并且能够写出“比黑夜还要黑暗的,是宇宙的尽头;比宇宙的尽头更加黑暗的,是肮脏的人类灵魂”之类名言的心灵探索者,在她看来属于“才子型”人物,前途是相当看好的。当时她还不知道,在资本主义这架复杂精密的大机器里、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上,“文学”这个古老的行当,早就摊不上香饽饽吃喽!像我这样拿着奖学金吊儿郎当混学分儿的“才子”,早晚有一天得流落江湖,沦为袒胸披发的一介“狂士”。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
所以,趁她还没醒过闷儿来的时候,我加强了攻势,一天给她讲一个“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凄美故事。于是,含着晶滢的泪花,她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
唐玲玲拿到硕士以后,鸿运高照,不久就在洛杉矶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年薪相当优渥。我的博士课程还没修完,夫妇二人只好洒泪而别。转过年假期一到,我就飞赴洛杉矶探亲去了。那可真是受苦的穷人翻了身啊——她开着一辆崭新的“宝马”车来接我,进屋一看,金碧辉煌,好象误入了家具商场里的高级样品展示厅,弄得我半天都不敢落座,怕一坐下去就会有人过来谈价钱。那天晚上我们连续不停地做ài,而且不断地变换着做ài的场所——先是在客厅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后来又在卫生间宽大的大理石浴缸里,最后才转移到卧室中的那张柔软波动着的高级水床上。她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热情奔放,那么放得开,高潮与高潮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短,看起来的确是痛快淋漓!过了好多年以后,唐玲玲仍旧念念不忘地一再提起这一夜的狂欢,用来证明我已经不如当时那么爱她了。
我们这样异地分居了两年。只要学校放假,我就飞到洛杉矶去。“久别胜新婚”,相聚一起时,我们的感情和性生活都相当和谐,也可以说,在我们全部的婚姻生活中,那几小段日子是最和谐的了。在这期间,我和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历史系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女孩子伊莎贝拉睡过觉。我们是在一个汉学研讨会上认识的,她身材不高,在白种人里肤色偏黑,眼睛和头发都是褐色的,讲一口流利的台湾国语。她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平城:拓跋鲜卑人的汉化和汉人的鲜卑化》。休息的时候,我走过去说她长得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油画里的美丽姑娘。她听了,两眼熠熠放光,说真的吗?我祖父母就是从意大利来的移民,虽然我的意大利语讲得还不如中国话好,但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意大利人的后代啊!那个周末的晚上,一个百分之百的意大利人的后代与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的后代,一起上了床。
两年以后,我终于读完了全部课程。接下来,只要我写出一篇像《共产党宣言》那么厚的博士论文并且获得通过,就可以戴上梦寐以求的博士帽了!当然,有不少人是写了十年才写完这篇论文的。这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于是,我打点行装,该卖的卖,该扔的扔,告别芝加哥,告别美丽浩淼的密支根湖,来到充满阳光的洛杉矶,与我亲爱的妻子团聚了。
唐玲玲的薪水在稳步地向上翻升,看上去已经有点儿财大气粗的样子了。刚开始我还经常跑图书馆挖掘搜集资料,或者坐在家里构想我的博士论文的宏篇巨制。时间一长,我就坐不住了——照这么下去,我连买盒烟卷都得看人家唐玲玲的脸色呀!于是我痛下决心,关上电脑,打开房门,走上了发财致富的辛酸坎坷的不归路。从此,我脑袋里那些准备写入博士论文的伟大创见,可能永远也不会见诸文字,只好给后人留下无穷的遗憾了。
顶着“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的头衔,要想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好工作,真比登天还难!这当中我干过的那些下三烂的工作、在工作中受过的那些委屈和不平,就不必说了吧。总之,后来我是靠着在念博士时学会的那几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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