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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我听到有男人在楼下喊“斯大林”，接着又喊了希特勒、毛泽东、丘吉尔，每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喊得特别重，听起来有点滑稽，可是又一本正经，循环不停，好像中学班委选举时的唱票。
接着天花板被愤怒的脚步震动，我家窗帘外一道影子滑过，我一念间以为楼上的泼妇把她家的猫扔下来了，紧接着听到的却是水落地的声音，数量约摸一盆。好一会的沉默。我又听到远处传来喊声：“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
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上午7点，枕着一只手臂。我听着各种各样的声音，车轮声、说话声、女人笑声、砧板切菜声、拉屎用力声、床吱嘎声……带着各自的音频和酱醋油烟味加屎臭混合在一起。
房子毕竟老了。刚解放的房子，楼道里没有灯，信箱没有锁，铁门没有保安，就好像一个来者不拒的女人，疯子进入了，穷人进入了，强奸犯、杀人犯进入了。我真喜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快感。可惜生活平淡无奇，这年头不要说目睹车祸，就是要遇到疯子也是件概率很低的事。想着我就迅速起床，为了能追上看一眼疯子长啥样。不过等我洗漱完毕、穿好衣服，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估计疯子已经去了另一个小区。
生活就这样散失在索然无味的细节之中。
我从家走到车站要花10分钟，排队买包子吃，等车，在高架上塞车，在地铁里换车，步行，等电梯，开门，等老态龙钟的Windows98启动，顺便上趟厕所……等到我终于可以坐在办公桌前松一口气时，距离我躺在床上又有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样每天24小时里只剩下6个小时是真正做事的精品时间，如此算来我们其实只能利用寿命的1/4。这可真是个悲观主义者的计算方式。
如果换作乐观主义者，他也许会认为每天吃喝玩乐睡觉才是人生的精品时间，而工作学习只是被浪费的、受奴役的时间。以他的计算方式，我们利用到了寿命的3/4。乐观和悲观之间竟差了一半的人生呀！
正在我思考这个算术题的时候，H结束了一小节的心理辅导，从玛丽办公室走了出来。他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我听到一把硬币发出的叮叮当当声。他还在搜集五毛硬币，我想。
他走过来问：“晚上有空一起吃饭吗？”
我冷淡地说：“除非是全鱼宴。”
他听出了我的挑衅，不高兴地说：“治疗还没到这一步。”
我等他解释上次为什么溜走，不过他没有提。他说：“你能帮我约下周四吗？”
我打开日程簿，这才意识到吴天心正好有一个星期没有音讯了。我离开她家那天，害怕她会到诊所来找我，在门后留了张记着手机号码的字条。我谎称这星期休假，有事只能电话联系。可她再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玛丽给我布置了回家作业，让我把这些鱼的图片贴在房间墙上。她还让我记录每天做的梦，你觉得这对我吃鱼会有帮助吗？”H握着一小卷像挂历的画纸。
“她是专家，”我说。
“你们员工每天也记录梦吗？”他似乎打算就这样站在前台和我闲聊，这时候华生经过我们身边，走向洗手间。虽然他并没有转头看我们，我还是一阵慌乱：“你快走吧，我在上班呢。”H欲言又止，怏怏地走了。
在我和H一起的六年中，我们分手的时间比相安无事的时间更长。对我来说，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两个奇怪的癖好，第一个是搜集五毛钱硬币。
他不喜欢五毛纸币，不喜欢滚圆光洁的银色一元硬币，只喜欢那种黄铜色的五毛硬币。他也不喜欢那些崭新发亮的，只喜欢油腻发黑的，因为后者的年代通常更久远。每次逛完街回家，他的两个裤袋里就会沉甸甸的，他把硬币掏出来装在糖果罐头里。他家书架上的五只大罐子里都装满了黑乎乎的硬币，他已经准备好了第六只罐子。
H向我算了一笔帐，94年的五毛硬币已经可以在钱币市场换到50到100块钱了，保守假设，不同年代的五毛硬币平均可以兑换到5块钱，那么，他就可以轻而易举使那5个罐子的价值翻了10倍。等他有了10个罐子，并且传给孙子，那就是一笔巨额资产啦。
有一段时间，在罐头越来越多时，我甚至觉得在街上已经罕见五毛硬币流通了，也许造币厂发行的速度远远赶不上H等众多硬币搜集者吸纳的速度。
终于有一天，房间内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原来，那几个玻璃罐头压垮了玻璃搁板，摔落在地，房间里四处散落着玻璃碴和硬币，映照得满屋都是沉闷的金色光芒。
我和H另一个分歧是在吃鱼上。
在我20岁以后，我经历了人生中吃鱼的最高峰。我对各种鱼的喜爱无法言语，鲫鱼、鲤鱼、带鱼、鳗鱼、鲑鱼、黑鱼、鲢鱼、沙丁鱼、鲳鱼、草鱼、金枪鱼、秋刀鱼……只要是鱼，我都喜欢。而H坚称，从他能记事起再没吃过鱼。在他小时候，大人们用两毛钱诱惑他，他毫不动摇。长大后，当我企图色诱他时，他依然不输一点气节。每次我们去超市，如果看到有鱼的柜台，不管是养在鱼缸里的还是冰冻的，都得远远地绕开。他说他对鱼的气味和形象有种说不出的厌恶。我没有揭穿他：其实那不是厌恶，而是恐惧。
恋爱就像把两个人的腿捆在一起走路。和H分手后，我觉得无比舒畅和快活，想要在马路上狂奔欢呼。但总有一些人替我担忧，觉得我对自由的过度需求最终会让我成为一个孤独的人，比如我的父母。
在父母婶婶叔叔伯伯的远程遥控和极力撮合下，我和一名听起来相当合适的男孩约在街心公园的天桥上见面。那天我迟到了几分钟，跑得气喘吁吁，斜挎包拍打着我的屁股，头发也散了。上了天桥，我放慢脚步，搜寻正在等人的单身男青年。前方扶栏而立一个西装男人，中等身材，拎着公文包，不时地在看表。
我们坐到了附近的咖啡店里，互相做了介绍，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看是某建材公司的市场副经理。接着他又送给我一份礼物，我推辞，他说：“你收着吧，我这工作就是这好，买什么礼物或者请客吃饭都可以报销，因为平时就要给客户送一些小礼物。”我摸着这个方形的纸盒想，不是化妆品就是香水。他怂恿我拆开包装纸，果真是一瓶香水。
“我从来不用香水，”我不太好意思地说。
“你还是留着吧，女孩用点香水才更有女人味，”他说。
在咖啡馆里，他先使用开拓市场前的摸底能力全面打探了我的家庭背景、学历、工作和男朋友的数目。接着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又用推销建材时的口才和毅力滔滔不绝地介绍他的家庭、工作，以及上一任女友。
他费了很多唇舌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分手，努力寻找一个冠冕堂皇、不是他的错又不使他丢脸的理由，就像对新老板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上家公司一样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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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我听到有男人在楼下喊“斯大林”，接着又喊了希特勒、毛泽东、丘吉尔，每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喊得特别重，听起来有点滑稽，可是又一本正经，循环不停，好像中学班委选举时的唱票。
接着天花板被愤怒的脚步震动，我家窗帘外一道影子滑过，我一念间以为楼上的泼妇把她家的猫扔下来了，紧接着听到的却是水落地的声音，数量约摸一盆。好一会的沉默。我又听到远处传来喊声：“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
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上午7点，枕着一只手臂。我听着各种各样的声音，车轮声、说话声、女人笑声、砧板切菜声、拉屎用力声、床吱嘎声……带着各自的音频和酱醋油烟味加屎臭混合在一起。
房子毕竟老了。刚解放的房子，楼道里没有灯，信箱没有锁，铁门没有保安，就好像一个来者不拒的女人，疯子进入了，穷人进入了，强奸犯、杀人犯进入了。我真喜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快感。可惜生活平淡无奇，这年头不要说目睹车祸，就是要遇到疯子也是件概率很低的事。想着我就迅速起床，为了能追上看一眼疯子长啥样。不过等我洗漱完毕、穿好衣服，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估计疯子已经去了另一个小区。
生活就这样散失在索然无味的细节之中。
我从家走到车站要花10分钟，排队买包子吃，等车，在高架上塞车，在地铁里换车，步行，等电梯，开门，等老态龙钟的Windows98启动，顺便上趟厕所……等到我终于可以坐在办公桌前松一口气时，距离我躺在床上又有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样每天24小时里只剩下6个小时是真正做事的精品时间，如此算来我们其实只能利用寿命的1/4。这可真是个悲观主义者的计算方式。
如果换作乐观主义者，他也许会认为每天吃喝玩乐睡觉才是人生的精品时间，而工作学习只是被浪费的、受奴役的时间。以他的计算方式，我们利用到了寿命的3/4。乐观和悲观之间竟差了一半的人生呀！
正在我思考这个算术题的时候，H结束了一小节的心理辅导，从玛丽办公室走了出来。他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我听到一把硬币发出的叮叮当当声。他还在搜集五毛硬币，我想。
他走过来问：“晚上有空一起吃饭吗？”
我冷淡地说：“除非是全鱼宴。”
他听出了我的挑衅，不高兴地说：“治疗还没到这一步。”
我等他解释上次为什么溜走，不过他没有提。他说：“你能帮我约下周四吗？”
我打开日程簿，这才意识到吴天心正好有一个星期没有音讯了。我离开她家那天，害怕她会到诊所来找我，在门后留了张记着手机号码的字条。我谎称这星期休假，有事只能电话联系。可她再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玛丽给我布置了回家作业，让我把这些鱼的图片贴在房间墙上。她还让我记录每天做的梦，你觉得这对我吃鱼会有帮助吗？”H握着一小卷像挂历的画纸。
“她是专家，”我说。
“你们员工每天也记录梦吗？”他似乎打算就这样站在前台和我闲聊，这时候华生经过我们身边，走向洗手间。虽然他并没有转头看我们，我还是一阵慌乱：“你快走吧，我在上班呢。”H欲言又止，怏怏地走了。
在我和H一起的六年中，我们分手的时间比相安无事的时间更长。对我来说，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两个奇怪的癖好，第一个是搜集五毛钱硬币。
他不喜欢五毛纸币，不喜欢滚圆光洁的银色一元硬币，只喜欢那种黄铜色的五毛硬币。他也不喜欢那些崭新发亮的，只喜欢油腻发黑的，因为后者的年代通常更久远。每次逛完街回家，他的两个裤袋里就会沉甸甸的，他把硬币掏出来装在糖果罐头里。他家书架上的五只大罐子里都装满了黑乎乎的硬币，他已经准备好了第六只罐子。
H向我算了一笔帐，94年的五毛硬币已经可以在钱币市场换到50到100块钱了，保守假设，不同年代的五毛硬币平均可以兑换到5块钱，那么，他就可以轻而易举使那5个罐子的价值翻了10倍。等他有了10个罐子，并且传给孙子，那就是一笔巨额资产啦。
有一段时间，在罐头越来越多时，我甚至觉得在街上已经罕见五毛硬币流通了，也许造币厂发行的速度远远赶不上H等众多硬币搜集者吸纳的速度。
终于有一天，房间内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原来，那几个玻璃罐头压垮了玻璃搁板，摔落在地，房间里四处散落着玻璃碴和硬币，映照得满屋都是沉闷的金色光芒。
我和H另一个分歧是在吃鱼上。
在我20岁以后，我经历了人生中吃鱼的最高峰。我对各种鱼的喜爱无法言语，鲫鱼、鲤鱼、带鱼、鳗鱼、鲑鱼、黑鱼、鲢鱼、沙丁鱼、鲳鱼、草鱼、金枪鱼、秋刀鱼……只要是鱼，我都喜欢。而H坚称，从他能记事起再没吃过鱼。在他小时候，大人们用两毛钱诱惑他，他毫不动摇。长大后，当我企图色诱他时，他依然不输一点气节。每次我们去超市，如果看到有鱼的柜台，不管是养在鱼缸里的还是冰冻的，都得远远地绕开。他说他对鱼的气味和形象有种说不出的厌恶。我没有揭穿他：其实那不是厌恶，而是恐惧。
恋爱就像把两个人的腿捆在一起走路。和H分手后，我觉得无比舒畅和快活，想要在马路上狂奔欢呼。但总有一些人替我担忧，觉得我对自由的过度需求最终会让我成为一个孤独的人，比如我的父母。
在父母婶婶叔叔伯伯的远程遥控和极力撮合下，我和一名听起来相当合适的男孩约在街心公园的天桥上见面。那天我迟到了几分钟，跑得气喘吁吁，斜挎包拍打着我的屁股，头发也散了。上了天桥，我放慢脚步，搜寻正在等人的单身男青年。前方扶栏而立一个西装男人，中等身材，拎着公文包，不时地在看表。
我们坐到了附近的咖啡店里，互相做了介绍，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看是某建材公司的市场副经理。接着他又送给我一份礼物，我推辞，他说：“你收着吧，我这工作就是这好，买什么礼物或者请客吃饭都可以报销，因为平时就要给客户送一些小礼物。”我摸着这个方形的纸盒想，不是化妆品就是香水。他怂恿我拆开包装纸，果真是一瓶香水。
“我从来不用香水，”我不太好意思地说。
“你还是留着吧，女孩用点香水才更有女人味，”他说。
在咖啡馆里，他先使用开拓市场前的摸底能力全面打探了我的家庭背景、学历、工作和男朋友的数目。接着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又用推销建材时的口才和毅力滔滔不绝地介绍他的家庭、工作，以及上一任女友。
他费了很多唇舌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分手，努力寻找一个冠冕堂皇、不是他的错又不使他丢脸的理由，就像对新老板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上家公司一样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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