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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的作用。每天晚上，我偷偷地把结了痂的嘴巴抠破，让它长久地血肉模糊。
我还故意咬伤自己的舌头，让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肿着、大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回答问题。果然公安又提审了我一次，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摇摇头，张开嘴巴。那是一张百孔千疮的嘴，嘴唇和嘴角全是脓泡，一边嘴角高一边嘴角低，上唇下唇只有少量没肿没破的地方，那也是亮晶晶的，撑得像透熟的葡萄，轻轻一碰就会流出点内容来。舌头大得顶住了上颚和牙齿，想分担鼻孔的出气都不可能。这么色彩丰富、形状怪异的器官，若是有人骂它“歪嘴、烂货”一点也不冤枉。在过去，这可是一张吐字清晰反应灵敏惹是生非的嘴，现在它总算得到了报应。公安一看就知道，要提问这样的嘴巴，恐怕连个标点符号都问不出来。他们一挥手，把我押回监室。
李家庭又提着药箱来给我治嘴巴，我终于想起了那位医生的名字。他给我上药，贴纱布，轻言细语地：“广贤，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有撞墙的，有吞药瓶的，有想上吊的，有咬舌头的，结果没一个有好下场。要想有好一点的结果，就老老实实地交代错误，尽管有人歪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我可以证明它还是基本准确的。你按我说的去做，相信会有公正的判决。”他的话像毛毛雨，每次给我换药总要下一阵，我抵触的情绪被他慢慢地泡软。刚好同室的一个强奸犯因为摆事实讲道理，被放了出去，这让我见证了嘴巴的好处。我开始配合治疗，不到一个月，嘴巴就痊愈了。
但是、可是，万万没想到再也没人提审我。我这个笨伯每天对着窗外喊“冤枉呀冤枉”，却没有任何人理睬我。他们都忙着贴大字报、揭批反动派去了，像我这样的偏房再也没有人宠幸。我喊了一个月、一年、两年，从60年代末年喊到70年代初年，都没有人提审我。我想当初也许不应该搞烂嘴巴，要是配合他们提审，没准早就无罪释放了。这是何苦呢？自己把自己弄得白白关了两年多时间。
关了两年零三个月，法院开庭审理我的案子。我交代完全部事实之后，法官认为我不老实，因为我的交代和张闹提供的材料相距十万八千里。法官当场声情并茂地朗读张闹提供的材料，材料上说我撕烂了她的裙子，并强行进入她的体内。读完材料，法官把那件撕破的蓝色连衣裙举起来，裙子的下摆已经撕成四瓣，它要是再回到风里也只能跳草裙舞了。我说：“撕破了裙子不是还有衬裤吗？”旁听的人们哈哈大笑。法官说：“张闹说了，那天晚上她没穿衬裤。”又是一阵笑声。凭什么他们只相信张闹而不相信我？张闹为什么要提供假证据？于百家说女人都爱面子，张闹为什么不爱？她那么漂亮那么有名那么前途无量，怎么就不要名声了？我的脑袋像被张闹亲手操起的木棍狠狠地敲了几下，顿时满地都是闪光的金子。
接下来我听到法官宣读张闹已经不是处女的证明。天哪！我连她的裙子都没打开，连她的衬裤都没脱，处女膜怎么可能隔着两层布就没有了呢？更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了，在近七百天的日子里，每一天都是她处女膜的天敌，都有可能让她不是处女，这张纸怎么能证明两年前的事件呢？法官说这张纸是当时开的，也就是我“强奸”张闹的第二天医院检查的结论。有人把那张纸递到我眼前，让我看清楚上面的日期。我低下头，不想再争辩，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争辩。法官问我：“曾广贤，你记得你的生日吗？”我说：“九月二十六号。”法官说：“那么你进入张闹的房间是哪一天？”我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说：“你能确认吗？”我说：“确认。”
最后我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你不要惊讶，也不要不理解，当时强奸罪是重罪，情节严重的还会挨枪毙，就是强奸未遂也会被判个五年六年的，哪像现在这么宽容、自由，哪像现在这样不在乎处不处女。你能戴这么粗的项链，穿这么薄的衣服，开这么低的领口，挺这么高的胸膛，穿这么短的裙子，得感谢社会的进步。我真羡慕你！你是不是听困了？困了就喝点饮料。很好听是吗？那我就继续讲。被判八年我认了，我没埋怨法官，甚至也没埋怨张闹，虽然我生过气。我发誓我没有强奸张闹，不要说强奸，就是连她大腿的皮肤我也没碰过，充其量隔着裙子用身体压了那么一下。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有了强奸她的念头和强奸前的动作，我想这也应该是犯罪，不能不坐牢！所以，我没埋怨法官，甚至也没埋怨张闹，只埋怨自己知识贫乏，当时我竟然不知道处女膜是可以自己撕破的，只要做剧烈的运动就有可能撕破，更何况张闹是一个芭蕾舞演员，一个经常要劈叉的演员。不知道这个常识我还心安理得，当我知道后就悔得用头去撞墙。
而这还不是我最后悔的，后来我去了杯山拖拉机厂劳动改造，脑子里一直在想法官为什么要问我生日？有一天我忽然掰起指头算清楚了，九月二十六日前我才十七岁，而九月二十六日之后我就满十八岁了。十八岁之前犯法是可以减刑的。我这个癫仔这个傻瓜这个笨伯，竟然不懂得提前四天去找张闹，假若提前四天，哪怕是真正去强奸她，也有可能不会被判这么久。十年里，我天天问自己为什么会忘记生日？我连敬东的生日都没忘记，怎么会忘记自己的生日？
了积极的作用。每天晚上，我偷偷地把结了痂的嘴巴抠破，让它长久地血肉模糊。
我还故意咬伤自己的舌头，让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肿着、大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回答问题。果然公安又提审了我一次，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摇摇头，张开嘴巴。那是一张百孔千疮的嘴，嘴唇和嘴角全是脓泡，一边嘴角高一边嘴角低，上唇下唇只有少量没肿没破的地方，那也是亮晶晶的，撑得像透熟的葡萄，轻轻一碰就会流出点内容来。舌头大得顶住了上颚和牙齿，想分担鼻孔的出气都不可能。这么色彩丰富、形状怪异的器官，若是有人骂它“歪嘴、烂货”一点也不冤枉。在过去，这可是一张吐字清晰反应灵敏惹是生非的嘴，现在它总算得到了报应。公安一看就知道，要提问这样的嘴巴，恐怕连个标点符号都问不出来。他们一挥手，把我押回监室。
李家庭又提着药箱来给我治嘴巴，我终于想起了那位医生的名字。他给我上药，贴纱布，轻言细语地：“广贤，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有撞墙的，有吞药瓶的，有想上吊的，有咬舌头的，结果没一个有好下场。要想有好一点的结果，就老老实实地交代错误，尽管有人歪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我可以证明它还是基本准确的。你按我说的去做，相信会有公正的判决。”他的话像毛毛雨，每次给我换药总要下一阵，我抵触的情绪被他慢慢地泡软。刚好同室的一个强奸犯因为摆事实讲道理，被放了出去，这让我见证了嘴巴的好处。我开始配合治疗，不到一个月，嘴巴就痊愈了。
但是、可是，万万没想到再也没人提审我。我这个笨伯每天对着窗外喊“冤枉呀冤枉”，却没有任何人理睬我。他们都忙着贴大字报、揭批反动派去了，像我这样的偏房再也没有人宠幸。我喊了一个月、一年、两年，从60年代末年喊到70年代初年，都没有人提审我。我想当初也许不应该搞烂嘴巴，要是配合他们提审，没准早就无罪释放了。这是何苦呢？自己把自己弄得白白关了两年多时间。
关了两年零三个月，法院开庭审理我的案子。我交代完全部事实之后，法官认为我不老实，因为我的交代和张闹提供的材料相距十万八千里。法官当场声情并茂地朗读张闹提供的材料，材料上说我撕烂了她的裙子，并强行进入她的体内。读完材料，法官把那件撕破的蓝色连衣裙举起来，裙子的下摆已经撕成四瓣，它要是再回到风里也只能跳草裙舞了。我说：“撕破了裙子不是还有衬裤吗？”旁听的人们哈哈大笑。法官说：“张闹说了，那天晚上她没穿衬裤。”又是一阵笑声。凭什么他们只相信张闹而不相信我？张闹为什么要提供假证据？于百家说女人都爱面子，张闹为什么不爱？她那么漂亮那么有名那么前途无量，怎么就不要名声了？我的脑袋像被张闹亲手操起的木棍狠狠地敲了几下，顿时满地都是闪光的金子。
接下来我听到法官宣读张闹已经不是处女的证明。天哪！我连她的裙子都没打开，连她的衬裤都没脱，处女膜怎么可能隔着两层布就没有了呢？更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了，在近七百天的日子里，每一天都是她处女膜的天敌，都有可能让她不是处女，这张纸怎么能证明两年前的事件呢？法官说这张纸是当时开的，也就是我“强奸”张闹的第二天医院检查的结论。有人把那张纸递到我眼前，让我看清楚上面的日期。我低下头，不想再争辩，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争辩。法官问我：“曾广贤，你记得你的生日吗？”我说：“九月二十六号。”法官说：“那么你进入张闹的房间是哪一天？”我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说：“你能确认吗？”我说：“确认。”
最后我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你不要惊讶，也不要不理解，当时强奸罪是重罪，情节严重的还会挨枪毙，就是强奸未遂也会被判个五年六年的，哪像现在这么宽容、自由，哪像现在这样不在乎处不处女。你能戴这么粗的项链，穿这么薄的衣服，开这么低的领口，挺这么高的胸膛，穿这么短的裙子，得感谢社会的进步。我真羡慕你！你是不是听困了？困了就喝点饮料。很好听是吗？那我就继续讲。被判八年我认了，我没埋怨法官，甚至也没埋怨张闹，虽然我生过气。我发誓我没有强奸张闹，不要说强奸，就是连她大腿的皮肤我也没碰过，充其量隔着裙子用身体压了那么一下。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有了强奸她的念头和强奸前的动作，我想这也应该是犯罪，不能不坐牢！所以，我没埋怨法官，甚至也没埋怨张闹，只埋怨自己知识贫乏，当时我竟然不知道处女膜是可以自己撕破的，只要做剧烈的运动就有可能撕破，更何况张闹是一个芭蕾舞演员，一个经常要劈叉的演员。不知道这个常识我还心安理得，当我知道后就悔得用头去撞墙。
而这还不是我最后悔的，后来我去了杯山拖拉机厂劳动改造，脑子里一直在想法官为什么要问我生日？有一天我忽然掰起指头算清楚了，九月二十六日前我才十七岁，而九月二十六日之后我就满十八岁了。十八岁之前犯法是可以减刑的。我这个癫仔这个傻瓜这个笨伯，竟然不懂得提前四天去找张闹，假若提前四天，哪怕是真正去强奸她，也有可能不会被判这么久。十年里，我天天问自己为什么会忘记生日？我连敬东的生日都没忘记，怎么会忘记自己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