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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狂奔，伟东与徐副市长的合作堪称一派红火，正应了他那条“做生意还得靠政府”的磅礴信念。而私下里，两人的关系也密切到了不分彼此的境地。
但伟东对徐涛的为官水准其实不无微词，这就要对东山的官场加以简要说明。
在东山市的领导班子中，徐涛只是众多副市长之一，尽管他自我感觉挺不错，好像谁都没他水平高似的。
班子里的老大，就是那个对伟东直接下达过指示的于书记。他这人其实不坏，包括伟东都一直这么评价他，说他起码是个很正派的人，也很有发展构想。
徐涛同样很喜欢于书记，尤其于书记从来都有话直说，基本不会讲那种圆滑的官话套话，这一点当然很对徐涛这种学生官的胃口。后来在徐涛与伟东一起到处跑项目的时候，一有什么事，不管是半夜几点，徐涛都会毫不犹豫地拨通于书记电话，而于书记也从未表现出丝毫的厌倦或推托情绪。徐涛有时甚至对伟东叹息说，从于书记身上，自己多少有些理解了古人所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在我国这种个人发展通道相对单一的社会里，若能摊上一位通情达理的上司，实在太能鼓舞士气。
市长姓陈，在伟东看来，则是个老滑头。
当然从体制上讲，由于市长在几乎所有敏感的问题上都要听书记的，倘若摊上个爱计较的书记，更是只能处处忍让，所以，做市长的滑头一点似乎也可以理解。但陈市长给下属的印象，却不是那种从大局出发，为维护书记的权威而甘做配合者的角色，何况于书记也不是那种爱抢风头的人。陈市长在跟你沟通起来时，总会给你这样一种感觉：这事我知道了，你要做，可以；有困难就到最高班子会上去谈，只要有利于本地发展的事，我当然支持你；但支持归支持，其中的所有问题可都要你自己来解决；然而你解决归你解决，事情的全部进程你还是要随时让我知道。
结果就会让下属想，什么事都往上或往下推走了，那还要你干什么？
说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体制造庸官。说不定他的这种工作艺术，正是无数人拼命效仿的典范呢。
其他领导中，同样带有点徐涛上司意味的，就是一位郑副书记了。他在党委内分管的工作正好覆盖徐涛的职责范围。
一般说来，副市长是高层班子里权限最小的，他就是想让下面一个局长给办件事，局长也会能拖便拖。为什么？因为局长不是太怕你，你副市长不能决定人事任免。当然可能会有人说，副市长起码也高他一头，他就不怕副市长在评定他业绩时说点什么吗？当然也有点怕，所以他在面子方面还是会给足你。但现实问题是，无论谁的资源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领导那么多，个个都伺候好绝不可能，所以作为局长这样的下属，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将上司们分出个三六九等，有的满足到120分，有的满足100分，有的80分，副市长这样的，能确保60分以上就不错了。
假如碰到这种时候，偏巧徐涛这种副市长又急着需要把那件事完成，就该请郑副书记出面帮忙了。这是两种副职在分工及配合上微妙的地方。而副书记若想帮你呢，过程便很简单——多添上一张面子，哪个局长敢再轻视！但他若想为难你也很容易——我们都是副职，你既然指示过了，我就不便出面了吧。要不然，请示一下市长或书记？瞧这官腔打的，让你一点脾气没有。但你要是随便一点什么事都去麻烦一把手出面协调，那你这工作水平也太值得打个问号了吧？
好在郑副书记看上去还挺好说话。一起吃饭的时候，只要没有外来的上级领导在场，他总爱讲些乡村题材的笑话，尽管其中不乏让人胃口不舒服的内容，但在场的人肯定都会比听到了赵本山的段子还开心。
有一次他讲过这么一个，说从前有个裁缝，赶集买布回来的路上，就蹲在地头拉了泡屎。起身走出不远，发现将一把随身带着的尺子落在那地头上了，赶忙跑回去找，却见一个捡粪的老头正低头在那里铲那泡屎，裁缝怕他连尺子也一同划拉走，就喊道，我的尺啊，我的尺！老头一听，什么，你还得吃？
当时饭桌上就有人将含在嘴里的茶水喷了一地。然后在直到饭局结束前的时间里，一直不时有人想想就笑，独自怎么也憋不住的样子。另有人轻声对身边的客人道，我们郑书记实在是太幽默了。客人便也随和着说，是啊是啊，跟着这样的领导工作，心情真是太舒畅了！
而在此过程中，徐涛却听得直反胃。不过他心里倒也觉得这正显得郑书记淳朴，农民一点怕什么，总比那种阴森森的家伙强。
后来又一次吃饭时，陈市长也在场。酒过三巡，陈市长便提议道，老郑再给我们讲个庄户笑话吧？
自然一片赞同。但郑副书记却指着徐涛说：“我那些都太老太土气了，还是让徐市长给我们讲个有文化气息的吧。”
陈市长点头道：“也好也好，我们确实太农民意识了，哈哈。”
徐涛连忙做出惶惑的样子，推辞一番后，只好勉为其难。讲哪个好呢？心想反正市长书记们也是人，私下里都挺随和的，就说个比他们更出格的吧，便道：“话说有个南方兵来到北方... -->>
时光狂奔，伟东与徐副市长的合作堪称一派红火，正应了他那条“做生意还得靠政府”的磅礴信念。而私下里，两人的关系也密切到了不分彼此的境地。
但伟东对徐涛的为官水准其实不无微词，这就要对东山的官场加以简要说明。
在东山市的领导班子中，徐涛只是众多副市长之一，尽管他自我感觉挺不错，好像谁都没他水平高似的。
班子里的老大，就是那个对伟东直接下达过指示的于书记。他这人其实不坏，包括伟东都一直这么评价他，说他起码是个很正派的人，也很有发展构想。
徐涛同样很喜欢于书记，尤其于书记从来都有话直说，基本不会讲那种圆滑的官话套话，这一点当然很对徐涛这种学生官的胃口。后来在徐涛与伟东一起到处跑项目的时候，一有什么事，不管是半夜几点，徐涛都会毫不犹豫地拨通于书记电话，而于书记也从未表现出丝毫的厌倦或推托情绪。徐涛有时甚至对伟东叹息说，从于书记身上，自己多少有些理解了古人所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在我国这种个人发展通道相对单一的社会里，若能摊上一位通情达理的上司，实在太能鼓舞士气。
市长姓陈，在伟东看来，则是个老滑头。
当然从体制上讲，由于市长在几乎所有敏感的问题上都要听书记的，倘若摊上个爱计较的书记，更是只能处处忍让，所以，做市长的滑头一点似乎也可以理解。但陈市长给下属的印象，却不是那种从大局出发，为维护书记的权威而甘做配合者的角色，何况于书记也不是那种爱抢风头的人。陈市长在跟你沟通起来时，总会给你这样一种感觉：这事我知道了，你要做，可以；有困难就到最高班子会上去谈，只要有利于本地发展的事，我当然支持你；但支持归支持，其中的所有问题可都要你自己来解决；然而你解决归你解决，事情的全部进程你还是要随时让我知道。
结果就会让下属想，什么事都往上或往下推走了，那还要你干什么？
说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体制造庸官。说不定他的这种工作艺术，正是无数人拼命效仿的典范呢。
其他领导中，同样带有点徐涛上司意味的，就是一位郑副书记了。他在党委内分管的工作正好覆盖徐涛的职责范围。
一般说来，副市长是高层班子里权限最小的，他就是想让下面一个局长给办件事，局长也会能拖便拖。为什么？因为局长不是太怕你，你副市长不能决定人事任免。当然可能会有人说，副市长起码也高他一头，他就不怕副市长在评定他业绩时说点什么吗？当然也有点怕，所以他在面子方面还是会给足你。但现实问题是，无论谁的资源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领导那么多，个个都伺候好绝不可能，所以作为局长这样的下属，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将上司们分出个三六九等，有的满足到120分，有的满足100分，有的80分，副市长这样的，能确保60分以上就不错了。
假如碰到这种时候，偏巧徐涛这种副市长又急着需要把那件事完成，就该请郑副书记出面帮忙了。这是两种副职在分工及配合上微妙的地方。而副书记若想帮你呢，过程便很简单——多添上一张面子，哪个局长敢再轻视！但他若想为难你也很容易——我们都是副职，你既然指示过了，我就不便出面了吧。要不然，请示一下市长或书记？瞧这官腔打的，让你一点脾气没有。但你要是随便一点什么事都去麻烦一把手出面协调，那你这工作水平也太值得打个问号了吧？
好在郑副书记看上去还挺好说话。一起吃饭的时候，只要没有外来的上级领导在场，他总爱讲些乡村题材的笑话，尽管其中不乏让人胃口不舒服的内容，但在场的人肯定都会比听到了赵本山的段子还开心。
有一次他讲过这么一个，说从前有个裁缝，赶集买布回来的路上，就蹲在地头拉了泡屎。起身走出不远，发现将一把随身带着的尺子落在那地头上了，赶忙跑回去找，却见一个捡粪的老头正低头在那里铲那泡屎，裁缝怕他连尺子也一同划拉走，就喊道，我的尺啊，我的尺！老头一听，什么，你还得吃？
当时饭桌上就有人将含在嘴里的茶水喷了一地。然后在直到饭局结束前的时间里，一直不时有人想想就笑，独自怎么也憋不住的样子。另有人轻声对身边的客人道，我们郑书记实在是太幽默了。客人便也随和着说，是啊是啊，跟着这样的领导工作，心情真是太舒畅了！
而在此过程中，徐涛却听得直反胃。不过他心里倒也觉得这正显得郑书记淳朴，农民一点怕什么，总比那种阴森森的家伙强。
后来又一次吃饭时，陈市长也在场。酒过三巡，陈市长便提议道，老郑再给我们讲个庄户笑话吧？
自然一片赞同。但郑副书记却指着徐涛说：“我那些都太老太土气了，还是让徐市长给我们讲个有文化气息的吧。”
陈市长点头道：“也好也好，我们确实太农民意识了，哈哈。”
徐涛连忙做出惶惑的样子，推辞一番后，只好勉为其难。讲哪个好呢？心想反正市长书记们也是人，私下里都挺随和的，就说个比他们更出格的吧，便道：“话说有个南方兵来到北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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