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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却响了。他拿起来听了几句，开始有些笑眯眯，并把目光转到我身上。我知道又没好事。
放下电话，他说：“刚才我问过的一个小子，说找到个小女孩，要送过来让咱们看看。我让他在海边等着。”
我瞪着他道：“反正跟我没关系。”
他道：“见面再说呀，走。”
片刻后到了海边，一辆小面包正等在那里。伟东带我下了车，面包车上也下来了两个黑影，朦胧中如同地下团伙接头。走近看，是一男一女。男的跟伟东握手，口称“三哥”，并以下巴往身后一示意，轻声道：“我们东北老家刚出来的，可好了。”
伟东便推我一把：“过去跟小妹妹聊聊。”
我此时当着外人已不便抗拒他，只好朝前走几步。定睛往那个女孩看过去，全身都被棉衣包得严严实实，连眉眼都看不清。身后伟东跟那男的已凑到一旁，开始点烟和嘀咕。我便跟女孩没话找话道：“刚到东山啊？”
“嗯，下午到的。”
她声音有些怯弱，像是没吃饱饭。而且能听出来，这肯定也是个不喜欢讲话的主儿。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在这种冷天，晚上，野外，又是跟个初次见面的人，要说谁还能话多得说不完，那可真除非是有毛病。
“海边挺冷啊，咱回去吧。”我决心赶紧结束这种无聊场面。
“那行。”
那边俩人也马上分开。女孩站到了对方男的那边，伟东把我拉到一旁，问道：“怎么样？打不打算带回去？”
“你这不胡闹吗？赶紧各走各的吧。”
他马上又转身跟那男的客套，大约是非要给人点车马费之类的。对方则连连拒绝，不停地声称“咱们谁跟谁”之类的，最后还是道着“不好意思”把钱揣起来，上车摇下玻璃摆手喊着“三哥再见”，随即便疾驶而去。
回到车上，伟东分明对我很不满意。我这会儿也适应他这种套路了，便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对他分析道：“你看这事啊，咱们客观分析，不涉及我的因素，应该说是组织得有点生硬了，整个弄得比较僵。因为从男方的立场来讲，既然是找小姐嘛，自然该由小姐提供服务了，包括开头的气氛营造，都应该热情点啊，否则你让一个从没有过经验的傻老爷们，怎么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但女方也有自己想法，人家会想，我这都送上门来了，你还不得少玩虚的，多来点硬道理呀。结果，双方都等对方先出牌，可不就僵到一块了。”
伟东摇摇头道：“你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次日，我从东山乘火车返回西山。家里正有一场庄严的会议在等着我。
会议于当晚开幕，主要发言人是我的姐姐罗昆和哥哥罗仑。
我家三姐弟，名字连起来甚是雄伟。罗昆在一家国企做办公室主任，罗仑在一所大专学校做后勤处处长，他们间只差两岁，但却比我大出了七八岁之多，看上去跟我简直不像一个妈生出来的。据说中间还有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但都在上世纪60年代初死于饥荒。所以在我自幼的印象中，他俩从来就不是能陪我玩的同伴，而是随时都会教训我的长辈。眼下居然惊动了他们，专门回家来参加会议，这阵势非同小可。
罗仑先开讲。他尽管岁数没罗昆大，但身上始终有种长子意识，人也长得敦实厚重，说话慢条斯理。一到他面前，我就有种面对老支书的感觉。关键是我俩的经历有天壤之别，他早年下过乡，当过工人，恢复高考后读了两年大专，毕业后先在一所财校教了两个月中文，然后就改做了行政。我有个中学同学，当初曾在那所财校做过罗仑的学生，回头告诉我说：“你哥一进教室，就先给学生们鞠了个躬，说的每句话都实实在在，绝不拖泥带水；态度也挺和气，好像台下坐的全是领导，而不是一些随便怎么训都可以的孩子，真是有水平。”这描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种大智若愚的人要是还当不上官，世上就没人能当官了。
后来财校由中专改大专，他也一步步走着慢慢升迁之路。据说曾有机关打算调他去做科长，作一简单过渡后就可提为副局长，却被他谢绝了。伟东对此评价说，那个机关是清水衙门，权力不大责任不小，哪有学校里舒服！学校事不多，采购的东西却不少，再过两年大专改成本科，你哥起码还能往上挪一下，干到处级没任何问题。我听着这些级别概念简直如聆天书。
眼下，罗仑阐述的主题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浪漫一下、冲动一下，倒算不上什么，但要是都快步入中年了，还容易被幼稚念头所左右，那就太不成熟了。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其实在他还没开口时，我就已微笑着进入了一种反思状态，如同在外疯玩的小孩一见到大人，便马上乖乖低头一样。但他并不轻易罢休，既然开了口，就要将事先准备的语重心长向我进行完整的灌输，于是我就被彻底淹没在了他的滔滔江水之中。
其间罗昆也配合着简单点拨我几句，大意无非是：在中国，除非有绝大的把握，否则一定不要轻易离开国有部门。60年代初，经济困难，物价上涨，百姓间都流行说：三级工，四级工，不如农民一沟葱。国家又顺便一号召，很多城里工厂的职工就回了农村老家，全都种大葱去了。结果呢？今天傻了吧？而今天国家要是再号召大家回农村老家去，还会有人响应吗？
总之，他们全都饱览世事，对年轻人的冒傻气行为洞若观火。
大却响了。他拿起来听了几句，开始有些笑眯眯，并把目光转到我身上。我知道又没好事。
放下电话，他说：“刚才我问过的一个小子，说找到个小女孩，要送过来让咱们看看。我让他在海边等着。”
我瞪着他道：“反正跟我没关系。”
他道：“见面再说呀，走。”
片刻后到了海边，一辆小面包正等在那里。伟东带我下了车，面包车上也下来了两个黑影，朦胧中如同地下团伙接头。走近看，是一男一女。男的跟伟东握手，口称“三哥”，并以下巴往身后一示意，轻声道：“我们东北老家刚出来的，可好了。”
伟东便推我一把：“过去跟小妹妹聊聊。”
我此时当着外人已不便抗拒他，只好朝前走几步。定睛往那个女孩看过去，全身都被棉衣包得严严实实，连眉眼都看不清。身后伟东跟那男的已凑到一旁，开始点烟和嘀咕。我便跟女孩没话找话道：“刚到东山啊？”
“嗯，下午到的。”
她声音有些怯弱，像是没吃饱饭。而且能听出来，这肯定也是个不喜欢讲话的主儿。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在这种冷天，晚上，野外，又是跟个初次见面的人，要说谁还能话多得说不完，那可真除非是有毛病。
“海边挺冷啊，咱回去吧。”我决心赶紧结束这种无聊场面。
“那行。”
那边俩人也马上分开。女孩站到了对方男的那边，伟东把我拉到一旁，问道：“怎么样？打不打算带回去？”
“你这不胡闹吗？赶紧各走各的吧。”
他马上又转身跟那男的客套，大约是非要给人点车马费之类的。对方则连连拒绝，不停地声称“咱们谁跟谁”之类的，最后还是道着“不好意思”把钱揣起来，上车摇下玻璃摆手喊着“三哥再见”，随即便疾驶而去。
回到车上，伟东分明对我很不满意。我这会儿也适应他这种套路了，便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对他分析道：“你看这事啊，咱们客观分析，不涉及我的因素，应该说是组织得有点生硬了，整个弄得比较僵。因为从男方的立场来讲，既然是找小姐嘛，自然该由小姐提供服务了，包括开头的气氛营造，都应该热情点啊，否则你让一个从没有过经验的傻老爷们，怎么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但女方也有自己想法，人家会想，我这都送上门来了，你还不得少玩虚的，多来点硬道理呀。结果，双方都等对方先出牌，可不就僵到一块了。”
伟东摇摇头道：“你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次日，我从东山乘火车返回西山。家里正有一场庄严的会议在等着我。
会议于当晚开幕，主要发言人是我的姐姐罗昆和哥哥罗仑。
我家三姐弟，名字连起来甚是雄伟。罗昆在一家国企做办公室主任，罗仑在一所大专学校做后勤处处长，他们间只差两岁，但却比我大出了七八岁之多，看上去跟我简直不像一个妈生出来的。据说中间还有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但都在上世纪60年代初死于饥荒。所以在我自幼的印象中，他俩从来就不是能陪我玩的同伴，而是随时都会教训我的长辈。眼下居然惊动了他们，专门回家来参加会议，这阵势非同小可。
罗仑先开讲。他尽管岁数没罗昆大，但身上始终有种长子意识，人也长得敦实厚重，说话慢条斯理。一到他面前，我就有种面对老支书的感觉。关键是我俩的经历有天壤之别，他早年下过乡，当过工人，恢复高考后读了两年大专，毕业后先在一所财校教了两个月中文，然后就改做了行政。我有个中学同学，当初曾在那所财校做过罗仑的学生，回头告诉我说：“你哥一进教室，就先给学生们鞠了个躬，说的每句话都实实在在，绝不拖泥带水；态度也挺和气，好像台下坐的全是领导，而不是一些随便怎么训都可以的孩子，真是有水平。”这描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种大智若愚的人要是还当不上官，世上就没人能当官了。
后来财校由中专改大专，他也一步步走着慢慢升迁之路。据说曾有机关打算调他去做科长，作一简单过渡后就可提为副局长，却被他谢绝了。伟东对此评价说，那个机关是清水衙门，权力不大责任不小，哪有学校里舒服！学校事不多，采购的东西却不少，再过两年大专改成本科，你哥起码还能往上挪一下，干到处级没任何问题。我听着这些级别概念简直如聆天书。
眼下，罗仑阐述的主题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浪漫一下、冲动一下，倒算不上什么，但要是都快步入中年了，还容易被幼稚念头所左右，那就太不成熟了。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其实在他还没开口时，我就已微笑着进入了一种反思状态，如同在外疯玩的小孩一见到大人，便马上乖乖低头一样。但他并不轻易罢休，既然开了口，就要将事先准备的语重心长向我进行完整的灌输，于是我就被彻底淹没在了他的滔滔江水之中。
其间罗昆也配合着简单点拨我几句，大意无非是：在中国，除非有绝大的把握，否则一定不要轻易离开国有部门。60年代初，经济困难，物价上涨，百姓间都流行说：三级工，四级工，不如农民一沟葱。国家又顺便一号召，很多城里工厂的职工就回了农村老家，全都种大葱去了。结果呢？今天傻了吧？而今天国家要是再号召大家回农村老家去，还会有人响应吗？
总之，他们全都饱览世事，对年轻人的冒傻气行为洞若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