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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想从中分一杯羹？因此金山早早就指示秘书唐剑提前把在深圳的食宿行等后勤保障工作做好。亿邦动员的那十万民工，有一多半本来就是在深圳关内打工的，倒不用担心，担心的是分布在深圳关外布吉、广东东莞、汕头、珠海、中山的那些民工以及内地云、贵、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民工，算起来也得近五万人，这是多么大一个工程啊。怎样把他们按时输送到深圳关内，唐秘书可没少费脑筋，不提别的，光深圳特区通行证和到深圳的车票就颇费了一番心思。好在动手早，要不然，根本就不可能办到。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看哪一天申购，那么亿邦的十万民工就如同十万大军，就将冲锋陷阵，让世人都看看，只有亿邦有这么大的气魄，只有金董事长有这么大的胆量和手笔，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深圳本来只是个小渔村，可就是这么个毫不起眼的小渔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中央选择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正得益于它与香港仅仅一河之隔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有了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地位，股份制在深圳也行动较早。1987年5月，深圳市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深圳第一股。可笑的是，由于当时中国内地还没有设立证券交易场所，股票没法自由流通，刚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时的一些公司股票根本就卖不出去，深圳市政府甚至动用行政权力，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认购，认购者算是对股份制试点的支持。这是一种政治态度，不认购者就是不支持股份制，那么在今后的提拔任用中是要加以“考虑”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的“中国特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央决定设立两家证券交易所，是明显带有试验性质的。一家设在远东最大的都市，也是历史上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曾经以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著称于世的上海。另一家则选择了深圳，这当然也是得益于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位置。否则，就其他方面条件而论，这种好事绝对不会降临到一个小渔村头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内争取设立交易所的大都市还有不少，其中还包括首都北京，但都未入中央法眼。中央的想法是，既然是试验性质的，就存在失败的可能性，一旦失败，在北京，对政治、经济、民生的影响如果说相当于狂风巨浪的话，那么在深圳，也许就只相当于小小的涟漪。当然，这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令中央也没有想到的是，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这次小小的新股发行改革试验，差点儿葬送了中国整个证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几年来的建设成果。
1992年8月7日，《深圳商报》头版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监察局联合发布的《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公告》。
严冬手上拿着一份《深圳商报》，急不可待地浏览了一遍，发现与马跃进得到的消息和自己事先打听到的消息基本吻合，这才稍稍放了心。可一看到眼下这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局面，严冬心里又多了几分担心。尽管马总已经作了安排，但他希望，能不动用马总的那些关系就能拿到足够的股票，这是上上之策。可现在，看看这里的这么多人，再看看手头的新股认购抽签办法，严冬清楚，这次要压过亿邦，不动用特殊关系，肯定不成。严冬已经打听到了，亿邦几乎倾全力扑来，为了这次申购，亿邦下了血本，竟然动用了十万人，如果按允许的最高数量申购，那么亿邦这次岂不是要拿走100万份认购表，真是个天文数字！
严冬看完《深圳商报》的公告，看了看时间，才6：38，马跃进肯定没有起床。严冬稍稍犹豫了一下，还是拨通了马跃进的手机。
“喂，马总，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了。”
“冬子啊，有什么要紧事情？”
“深圳报纸上今天刊登了认购抽签办法的公告，和您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一致。规定发售新股认购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1000股。一张身份证限购新股抽签表一张，一个人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表。”
“哦。中签率还可以。这么说，这次发行的股份也就五亿股，数额不大啊。申报和抽签日期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定在8月10号。今天是7号，也就是大后天。马总，我昨天告诉您的情况，亿邦这次真动员了十万人呢，有一半是在深圳本地打工的，据说现在从深圳关外进到关内的已经有三万人了，有两万人正在路上，闹得最近这几天往深圳来的火车票都紧张得不得了。亿邦让他们提前三天就到现场排队，一人一天补助50块钱，还管吃饭。咱们的人连两万都不到，单凭傻呵呵地排队申购，咱们肯定没法与他们一争。”
“老金这是要干什么？想一家独吞那五亿股？你啊，别犹豫了，抽签前这两天，你赶紧活动活动，马上按第二套方案行动。千万注意保密，不能声张。你去也别带别人，就你自己去。我已经打完电话，对方肯定全力协助。多的话别说，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马总。”
“行，就这样吧。有事再电话联系。”
，有多少人想从中分一杯羹？因此金山早早就指示秘书唐剑提前把在深圳的食宿行等后勤保障工作做好。亿邦动员的那十万民工，有一多半本来就是在深圳关内打工的，倒不用担心，担心的是分布在深圳关外布吉、广东东莞、汕头、珠海、中山的那些民工以及内地云、贵、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民工，算起来也得近五万人，这是多么大一个工程啊。怎样把他们按时输送到深圳关内，唐秘书可没少费脑筋，不提别的，光深圳特区通行证和到深圳的车票就颇费了一番心思。好在动手早，要不然，根本就不可能办到。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看哪一天申购，那么亿邦的十万民工就如同十万大军，就将冲锋陷阵，让世人都看看，只有亿邦有这么大的气魄，只有金董事长有这么大的胆量和手笔，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深圳本来只是个小渔村，可就是这么个毫不起眼的小渔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中央选择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正得益于它与香港仅仅一河之隔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有了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地位，股份制在深圳也行动较早。1987年5月，深圳市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深圳第一股。可笑的是，由于当时中国内地还没有设立证券交易场所，股票没法自由流通，刚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时的一些公司股票根本就卖不出去，深圳市政府甚至动用行政权力，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认购，认购者算是对股份制试点的支持。这是一种政治态度，不认购者就是不支持股份制，那么在今后的提拔任用中是要加以“考虑”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的“中国特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央决定设立两家证券交易所，是明显带有试验性质的。一家设在远东最大的都市，也是历史上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曾经以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著称于世的上海。另一家则选择了深圳，这当然也是得益于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位置。否则，就其他方面条件而论，这种好事绝对不会降临到一个小渔村头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内争取设立交易所的大都市还有不少，其中还包括首都北京，但都未入中央法眼。中央的想法是，既然是试验性质的，就存在失败的可能性，一旦失败，在北京，对政治、经济、民生的影响如果说相当于狂风巨浪的话，那么在深圳，也许就只相当于小小的涟漪。当然，这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令中央也没有想到的是，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这次小小的新股发行改革试验，差点儿葬送了中国整个证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几年来的建设成果。
1992年8月7日，《深圳商报》头版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监察局联合发布的《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公告》。
严冬手上拿着一份《深圳商报》，急不可待地浏览了一遍，发现与马跃进得到的消息和自己事先打听到的消息基本吻合，这才稍稍放了心。可一看到眼下这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局面，严冬心里又多了几分担心。尽管马总已经作了安排，但他希望，能不动用马总的那些关系就能拿到足够的股票，这是上上之策。可现在，看看这里的这么多人，再看看手头的新股认购抽签办法，严冬清楚，这次要压过亿邦，不动用特殊关系，肯定不成。严冬已经打听到了，亿邦几乎倾全力扑来，为了这次申购，亿邦下了血本，竟然动用了十万人，如果按允许的最高数量申购，那么亿邦这次岂不是要拿走100万份认购表，真是个天文数字！
严冬看完《深圳商报》的公告，看了看时间，才6：38，马跃进肯定没有起床。严冬稍稍犹豫了一下，还是拨通了马跃进的手机。
“喂，马总，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了。”
“冬子啊，有什么要紧事情？”
“深圳报纸上今天刊登了认购抽签办法的公告，和您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一致。规定发售新股认购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1000股。一张身份证限购新股抽签表一张，一个人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表。”
“哦。中签率还可以。这么说，这次发行的股份也就五亿股，数额不大啊。申报和抽签日期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定在8月10号。今天是7号，也就是大后天。马总，我昨天告诉您的情况，亿邦这次真动员了十万人呢，有一半是在深圳本地打工的，据说现在从深圳关外进到关内的已经有三万人了，有两万人正在路上，闹得最近这几天往深圳来的火车票都紧张得不得了。亿邦让他们提前三天就到现场排队，一人一天补助50块钱，还管吃饭。咱们的人连两万都不到，单凭傻呵呵地排队申购，咱们肯定没法与他们一争。”
“老金这是要干什么？想一家独吞那五亿股？你啊，别犹豫了，抽签前这两天，你赶紧活动活动，马上按第二套方案行动。千万注意保密，不能声张。你去也别带别人，就你自己去。我已经打完电话，对方肯定全力协助。多的话别说，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马总。”
“行，就这样吧。有事再电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