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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之前提出开办这些劳保类的工坊，并让自己的几位没啥事干的夫人去负责，为的就是要在大唐弘扬劳动者必须要防护的观念，不论是盖楼的工匠，还是铺路的工匠，或者别的苦力工匠，都一定要做好最基本的防护，不能毫无防护的参与劳动，以尽可能的减少劳动所造成的伤亡。
通过不断的宣传，现在已经有不少劳动者和工头已经认可了李安的理论，相信些许劳保投资是划算的，是可以增加劳动效率的，当然，也有一些是为了讨好李安，照顾李安家的生意，达成比贿赂还要好的效果。
此时距离春耕已经很近了，京城周边的地主与自耕农都在忙着准备春耕的事情，而由于很多自耕农都卖地进入工坊了，所以，京城周边的自耕农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是拥有千亩土地以上的大小地主，李安也算是一个地主，至少拥有几千亩土地，拥有上万亩土地的官员多得是。
虽然土地兼并不是什么好事儿，自古以来都是引起天下动乱的根源，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大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的收成已经大大超出全国百姓的需求，盈余的粮食连国库都装不下了，各地的粮仓全都爆满，种地老百姓的家里，也不得不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用于囤积粮食，而粮食太多，就必然会导致不值钱，市面上的主粮价格是连年下降，几年时间已经降低一半了。
尽管粮食的产量同样增加一倍有余，这补足了降价带来的损失，可对于普通的自耕农来说，只要进入工坊干活，每个月的收入都能买下辛辛苦苦半年得到的粮食，两个月的收入就足以超过种地一年的收入了，种地显得非常的不划算，再加上他们都是十几亩左右的少量土地，使用先进的机器不划算，使用耕牛又很辛苦，越算越吃亏。
为此，好多农民一生气都跑去京城的工坊内打工了，刚开始还能兼顾家中的土地，每年收点粮食自给自足，可工坊的制度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规范，到了春耕秋收的农忙季节，并不会放假，若是强行请假就扣工钱，而扣掉的工钱比十亩地的收成还多，如此，傻子才会去收家里的粮食，都只能把这个活儿交给家中的老弱妇孺，可没了主劳力，光靠老弱妇孺如何能够支撑十几亩的自耕田，根本就忙不过来，万般无奈之下，就只能将多余的土地给卖掉了，留个靠家近的一亩菜地就差不多了，家里妇孺孩子劳力尚可的，或许能留下两三亩的土地，再多就真的忙不过来了，也没啥意义。
而有钱的大地主就不同了，他们动辄几千上万亩的土地，可以使用机器进行规模化的种植，成本大大降低，利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非常乐于收购普通自耕农的土地，而朝廷这几年根据实际情况也同意了这种土地的买卖。
除了大量购买土地之外，这些地主还非常热衷于交换土地，所谓的交换土地，就是用自己手里的一亩地，交换别人的一亩地，当然也可以几亩地几亩地的交换，可以与普通自耕农交换，也可以与别的地主交换。
至于为何要交换土地，自然是因为机械化种植庄稼，需要土地尽可能的集中，若是一个地主拥有的几千亩土地，分布在很多地方，这儿三亩，那儿五亩的，那就很难形成规模了，使用机器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将土地进行几种，而土地没法移动，唯一能做的就是交换土地了，条件差不多的土地是一亩换一亩，而条件不好的甚至要好几亩才能换一亩，总之，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谁也不会强迫谁，谈妥了就交易，谈不妥就不交易呗！
通过一番繁琐的交换土地，京城周边地主的土地，几乎都是尽可能集中在一起的，或者在几个较大的区域内，不会太零散，而自耕农的少量自留地，也基本都集中在一起，且靠近自己居住的住宅不远，这样方便照顾菜肴，可以更好的节省下地的体力，不至于下地一次就要跑很远。
这种模式是大家都获利的办法，执行起来的阻力自然很小了，没有发生一次对抗性的事件。
粮食多就是有好处，因为粮食多的国库都容不下了，好多老百姓和贵族的家里都囤了足够使用一年半载的粮食，少一些的也至少囤积了一个月的粮食，至于吃不上饭的百姓，则毕竟是少数而已。
而贵族粮食多了之后，也会有人站出来做善事，比如去城外的乞丐聚集地，或者寺庙的附近支几个大铁锅，里面煮上一些稀粥，来往的穷人和乞丐都可以喝上几碗，对于一些都快要活不下去的穷人和乞丐来说，有了这些施舍的饭食便可以活下去，这对于稳定大唐江山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粮食的增加越来越多，在各地的粮仓全部满仓之后，朝廷不得不调集部分人力物力，去修建新的大型粮仓，毕竟，粮食的储存只有越多越好的，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会嫌弃自己所拥有的粮食太多的。
而在新的粮仓建设完成之前，多余的粮食好多都只能临时堆放在一些露天的场所，防护非常的简陋，一旦遇到过大的暴雨，那是肯定要完蛋的。
为了避免损失，也因为粮食确实太多了，所以，关于粮食的附属加工品就渐渐的多了起来，比如，酿酒的作坊越来越多了，在粮食充足且廉价的此时此刻，酿酒的成本变得非常的低廉，而老百姓都有饮酒的刚性需求，如此，酿酒业是必然要壮大的，各地都蜂拥使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大街小巷到处都能闻到醉人的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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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之前提出开办这些劳保类的工坊，并让自己的几位没啥事干的夫人去负责，为的就是要在大唐弘扬劳动者必须要防护的观念，不论是盖楼的工匠，还是铺路的工匠，或者别的苦力工匠，都一定要做好最基本的防护，不能毫无防护的参与劳动，以尽可能的减少劳动所造成的伤亡。
通过不断的宣传，现在已经有不少劳动者和工头已经认可了李安的理论，相信些许劳保投资是划算的，是可以增加劳动效率的，当然，也有一些是为了讨好李安，照顾李安家的生意，达成比贿赂还要好的效果。
此时距离春耕已经很近了，京城周边的地主与自耕农都在忙着准备春耕的事情，而由于很多自耕农都卖地进入工坊了，所以，京城周边的自耕农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是拥有千亩土地以上的大小地主，李安也算是一个地主，至少拥有几千亩土地，拥有上万亩土地的官员多得是。
虽然土地兼并不是什么好事儿，自古以来都是引起天下动乱的根源，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大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的收成已经大大超出全国百姓的需求，盈余的粮食连国库都装不下了，各地的粮仓全都爆满，种地老百姓的家里，也不得不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用于囤积粮食，而粮食太多，就必然会导致不值钱，市面上的主粮价格是连年下降，几年时间已经降低一半了。
尽管粮食的产量同样增加一倍有余，这补足了降价带来的损失，可对于普通的自耕农来说，只要进入工坊干活，每个月的收入都能买下辛辛苦苦半年得到的粮食，两个月的收入就足以超过种地一年的收入了，种地显得非常的不划算，再加上他们都是十几亩左右的少量土地，使用先进的机器不划算，使用耕牛又很辛苦，越算越吃亏。
为此，好多农民一生气都跑去京城的工坊内打工了，刚开始还能兼顾家中的土地，每年收点粮食自给自足，可工坊的制度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规范，到了春耕秋收的农忙季节，并不会放假，若是强行请假就扣工钱，而扣掉的工钱比十亩地的收成还多，如此，傻子才会去收家里的粮食，都只能把这个活儿交给家中的老弱妇孺，可没了主劳力，光靠老弱妇孺如何能够支撑十几亩的自耕田，根本就忙不过来，万般无奈之下，就只能将多余的土地给卖掉了，留个靠家近的一亩菜地就差不多了，家里妇孺孩子劳力尚可的，或许能留下两三亩的土地，再多就真的忙不过来了，也没啥意义。
而有钱的大地主就不同了，他们动辄几千上万亩的土地，可以使用机器进行规模化的种植，成本大大降低，利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非常乐于收购普通自耕农的土地，而朝廷这几年根据实际情况也同意了这种土地的买卖。
除了大量购买土地之外，这些地主还非常热衷于交换土地，所谓的交换土地，就是用自己手里的一亩地，交换别人的一亩地，当然也可以几亩地几亩地的交换，可以与普通自耕农交换，也可以与别的地主交换。
至于为何要交换土地，自然是因为机械化种植庄稼，需要土地尽可能的集中，若是一个地主拥有的几千亩土地，分布在很多地方，这儿三亩，那儿五亩的，那就很难形成规模了，使用机器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将土地进行几种，而土地没法移动，唯一能做的就是交换土地了，条件差不多的土地是一亩换一亩，而条件不好的甚至要好几亩才能换一亩，总之，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谁也不会强迫谁，谈妥了就交易，谈不妥就不交易呗！
通过一番繁琐的交换土地，京城周边地主的土地，几乎都是尽可能集中在一起的，或者在几个较大的区域内，不会太零散，而自耕农的少量自留地，也基本都集中在一起，且靠近自己居住的住宅不远，这样方便照顾菜肴，可以更好的节省下地的体力，不至于下地一次就要跑很远。
这种模式是大家都获利的办法，执行起来的阻力自然很小了，没有发生一次对抗性的事件。
粮食多就是有好处，因为粮食多的国库都容不下了，好多老百姓和贵族的家里都囤了足够使用一年半载的粮食，少一些的也至少囤积了一个月的粮食，至于吃不上饭的百姓，则毕竟是少数而已。
而贵族粮食多了之后，也会有人站出来做善事，比如去城外的乞丐聚集地，或者寺庙的附近支几个大铁锅，里面煮上一些稀粥，来往的穷人和乞丐都可以喝上几碗，对于一些都快要活不下去的穷人和乞丐来说，有了这些施舍的饭食便可以活下去，这对于稳定大唐江山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粮食的增加越来越多，在各地的粮仓全部满仓之后，朝廷不得不调集部分人力物力，去修建新的大型粮仓，毕竟，粮食的储存只有越多越好的，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会嫌弃自己所拥有的粮食太多的。
而在新的粮仓建设完成之前，多余的粮食好多都只能临时堆放在一些露天的场所，防护非常的简陋，一旦遇到过大的暴雨，那是肯定要完蛋的。
为了避免损失，也因为粮食确实太多了，所以，关于粮食的附属加工品就渐渐的多了起来，比如，酿酒的作坊越来越多了，在粮食充足且廉价的此时此刻，酿酒的成本变得非常的低廉，而老百姓都有饮酒的刚性需求，如此，酿酒业是必然要壮大的，各地都蜂拥使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大街小巷到处都能闻到醉人的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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