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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稳当，随即从车上跳下的不少穿着军大衣，戴着钢盔，端着冲锋枪的德军士兵，他们下车后，迅速地跑步到车前站成了一排。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卢金在我的耳边轻轻地问。
看到德军排队的这种阵势，我也是一头雾水，搞不清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只是紧紧地握住手中的冲锋枪，一声不吭地盯着前方的这些德国兵。
就在这时，从车后走出五个衣衫褴褛的人，由于隔得远，光线又暗，只能勉强看出是我军的战士，至于是些什么人就无法看清楚了。他们有的头上缠着绷带，有的柱着拐杖，被德国兵用枪逼着，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地往前走，走得很吃力很缓慢。
“啊！他们要杀人，我们怎么办？”耳边又传来卢金低而焦急的声音。
我只是盯着前方，依然是一言不发。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自己担负着什么任务，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面前的德军至少超过五十人，凭我们六个人能打得过他们吗？如果听任感情行事，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看到眼前的一切，还是忍不住心跳加快，握住冲锋枪的手，也因为紧张而抖个不停。
五个人背对着我们，在德军的卡车前面站成了一排。这个时候从右边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车门打开，从上面下来一个戴大檐帽的军官，向着被俘的我军战士走过来。我目测了一下距离，不超过四十米，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开火，都可以轻松地把他撂倒。看着他朝我们这边越走越近，我几乎就要忍不住冲隐蔽在旁边的阿古明特下达开火的命令了。但是我最终还是忍住了，我低声地向周围的战士们复述我刚才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德军军官走到了被俘战士的前面看了看，然后转身走到了一旁，高举起右手，向他的士兵们大声地发号施令。随着他的号令，德军士兵纷纷抬高了冲锋枪的枪口。
“敌人要开枪了，我们怎么办？”卢金焦急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我有气无力地重复这空洞的命令，这些即将倒在敌人枪口下的人，都是自己人，都是我们的同志。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敌人残酷地杀害，却不能加以援救，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痛苦的事情吗？……
随着德军军官的右手猛地劈下来，士兵们手中的冲锋枪猛烈地开火了。五名战士剧烈地抽搐着无力地瘫软下去，一头栽倒在了雪地上。
“该死的德国鬼子。”我听见身边卢金低声地骂了一句，扭头一看，正好看见他把冲锋枪架在了雪地上，闭上一只眼睛瞄准前方的敌人正准备开火。我一把抓住他的枪管，低声地呵斥他：“我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吗？你想违抗命令吗？”听到我这样说，他无力地松开了手中的冲锋枪，狠狠地一拳砸在了雪地上，把头埋进雪堆无声地抽泣起来。
德军行刑完毕，那个军官又走上前，拔出手枪冲着倒在地上的几名战士每人补了一枪。确定没有人能活下来以后，他才转身招呼士兵们上车。等德军全部上车后，卡车掉过头又顺着原路开走了。
我看着卡车上了公路，开出大概有两三百米远的距离，便立即从隐蔽的地方跃起身来，提着冲锋枪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率先扑向被枪杀的几名战士的遗体。
几名战士躺在微微发光的雪地上，身下的血迹正在慢慢地扩大。卢金上前把第一个战士的遗体扶起又放下，把第二个战士的遗体扶起又放下，……等翻遍了五名战士的遗体后，他跌坐在雪地上，带着哭腔说：“他们都牺牲了。中校同志，您为什么不让我开枪啊？”他说这话时，我瞥见周围几名战士的脸上也露出不满的神情，纷纷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中校同志做得对，”没等我说话，旁边有人先开始为我辩解：“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军比我们多好几倍，我们就算开枪，也不一定能救下他们，还白白地把我们这支小分队搭了进去。”我向说话的人一看，原来是萨波丘克。
“中校同志，如果不是您一再下令不准开枪，我至少能打死好几个该死的德国鬼子！”也许是看见战友在自己面前牺牲，愤怒、悲伤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的情绪才会变得如此的失控冲动，居然敢当面顶撞军衔比他高出许多的我。
“你是老战士了，别像新兵一样那么容易冲动。”我低声地批评着他。
他站起身来，用恶狠狠地目光盯着我，吼叫着：“你没看见该死的德国鬼子刚才都干了些什么吗？”
“拿上我的冲锋枪，”我把手中打开保险的冲锋枪扔给了他，冷笑着说：“德国鬼子的卡车还没有开出多远，你可以追上前杀个痛快，我带全体战士们掩护你！去啊，去杀光他们，为这些遇害的同志们报仇。”
卢金握紧冲锋枪的双手颤抖起来，我接着说道：“去吧，不用考虑我们以后要执行的任务，也不必考虑小分队的其他人，他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卢金向四周望了望，原本支持他的那些战士看到他的目光望向自己，纷纷地向他摇摇头。最后他无助地望向了我，突然把枪往雪地上一扔，抱着头蹲在地上低喊道：“他们不是人，他们简直是一帮畜生！”
萨波丘克弯身捡起了冲锋枪，同时拍拍卢金的肩膀，轻声地说：“起来，朋友！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不会白白地牺牲，我们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明白！”卢金咬牙切齿地站了起来，抹去脸上的泪水，走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向我道歉说：“对不起，中校同志！刚才我太冲动了，以后我一定会坚决地服从您的命令的。”从萨波丘克手中接过我的冲锋枪，在递给我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我是绝不会放过刚才那帮德国畜生的。”
“阿古明特，牺牲的都是些什么人？”看见卢金已经安抚好了，我便问蹲在地上查看牺牲战士身份的狙击手。
“中校同志，从他们的领章看，都是些政工人员，其中还有一位团政委呢。”阿古明特抬头回答我。
听到说是政工人员，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我明白大家突然沉默的原因，在整个苏德战争中，政工人员始终是一个不讨好的角色，他们对军事一窍不通，但却拥有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有些战役之所以会输得那么惨，和一些政工人员在战场上的瞎指挥也分不开。
记得我当初还在列宁格勒的军医院里养伤时，曾在餐厅里认识了一名坦克兵少尉。他曾向我谈到过有关政工人员瞎指挥的事情。当时他们团奉命向德军进行反击，但因为燃料和弹药的不足，部队集结后迟迟无法发动进攻。就在这时，一名政治委员来到了部队里，不由分说地把团长叫去臭骂了一顿并开枪打死了他，然后让副团长接替了团的指挥，立刻向德军阵地发动进攻。副团长没有办法，只能率领全部的坦克发起了自杀冲锋。很多坦克开到一半的路程，就因为没有燃料被迫停在了战场中间，成为德军飞机和反坦克火力的靶子。少尉所驾驶的坦克也被德军的反坦克手炸毁，除了他以外，其余的乘员都牺牲了。给我讲完这个故事的第二天，这名坦克手少尉就失踪了，直到我出院都没有再听到他的半点消息。
“我们该怎么办？”卢金问道，可能是发现刚才牺牲的都是不讨人喜欢的政工人员，所以他也变得犹豫起来。
“毕竟都是我们的同志，”我虽然心里也很讨厌这些政工人员，但是身为一名校级军官，很多该说的场面话还是要说：“挖个坑把他们安葬了吧。”
我先安排阿古明特和萨波丘克去公路边警戒，然后才让剩下的人挖坑。雷斯达耶夫和斯戈里亚两人一起动手，先用工兵铲挖开厚厚的积雪，再使劲地凿开冻得坚硬的土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挖出一个能容下五个人的浅坑。卢金上前搭手，把五名政工人员的遗体逐一放进了坑里。
掩埋好他们的遗体，并在坟上做上了记号，以便将来可以辨别。办完这一切，我把小分队集合了起来。我站在坟墓前，带头向这些牺牲们的同志们默默地行了个庄严的军礼，等其他的人也敬完礼后，才率领小分队继续向着那不可知的目的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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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稳当，随即从车上跳下的不少穿着军大衣，戴着钢盔，端着冲锋枪的德军士兵，他们下车后，迅速地跑步到车前站成了一排。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卢金在我的耳边轻轻地问。
看到德军排队的这种阵势，我也是一头雾水，搞不清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只是紧紧地握住手中的冲锋枪，一声不吭地盯着前方的这些德国兵。
就在这时，从车后走出五个衣衫褴褛的人，由于隔得远，光线又暗，只能勉强看出是我军的战士，至于是些什么人就无法看清楚了。他们有的头上缠着绷带，有的柱着拐杖，被德国兵用枪逼着，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地往前走，走得很吃力很缓慢。
“啊！他们要杀人，我们怎么办？”耳边又传来卢金低而焦急的声音。
我只是盯着前方，依然是一言不发。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自己担负着什么任务，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面前的德军至少超过五十人，凭我们六个人能打得过他们吗？如果听任感情行事，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看到眼前的一切，还是忍不住心跳加快，握住冲锋枪的手，也因为紧张而抖个不停。
五个人背对着我们，在德军的卡车前面站成了一排。这个时候从右边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车门打开，从上面下来一个戴大檐帽的军官，向着被俘的我军战士走过来。我目测了一下距离，不超过四十米，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开火，都可以轻松地把他撂倒。看着他朝我们这边越走越近，我几乎就要忍不住冲隐蔽在旁边的阿古明特下达开火的命令了。但是我最终还是忍住了，我低声地向周围的战士们复述我刚才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德军军官走到了被俘战士的前面看了看，然后转身走到了一旁，高举起右手，向他的士兵们大声地发号施令。随着他的号令，德军士兵纷纷抬高了冲锋枪的枪口。
“敌人要开枪了，我们怎么办？”卢金焦急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我有气无力地重复这空洞的命令，这些即将倒在敌人枪口下的人，都是自己人，都是我们的同志。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敌人残酷地杀害，却不能加以援救，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痛苦的事情吗？……
随着德军军官的右手猛地劈下来，士兵们手中的冲锋枪猛烈地开火了。五名战士剧烈地抽搐着无力地瘫软下去，一头栽倒在了雪地上。
“该死的德国鬼子。”我听见身边卢金低声地骂了一句，扭头一看，正好看见他把冲锋枪架在了雪地上，闭上一只眼睛瞄准前方的敌人正准备开火。我一把抓住他的枪管，低声地呵斥他：“我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吗？你想违抗命令吗？”听到我这样说，他无力地松开了手中的冲锋枪，狠狠地一拳砸在了雪地上，把头埋进雪堆无声地抽泣起来。
德军行刑完毕，那个军官又走上前，拔出手枪冲着倒在地上的几名战士每人补了一枪。确定没有人能活下来以后，他才转身招呼士兵们上车。等德军全部上车后，卡车掉过头又顺着原路开走了。
我看着卡车上了公路，开出大概有两三百米远的距离，便立即从隐蔽的地方跃起身来，提着冲锋枪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率先扑向被枪杀的几名战士的遗体。
几名战士躺在微微发光的雪地上，身下的血迹正在慢慢地扩大。卢金上前把第一个战士的遗体扶起又放下，把第二个战士的遗体扶起又放下，……等翻遍了五名战士的遗体后，他跌坐在雪地上，带着哭腔说：“他们都牺牲了。中校同志，您为什么不让我开枪啊？”他说这话时，我瞥见周围几名战士的脸上也露出不满的神情，纷纷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中校同志做得对，”没等我说话，旁边有人先开始为我辩解：“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军比我们多好几倍，我们就算开枪，也不一定能救下他们，还白白地把我们这支小分队搭了进去。”我向说话的人一看，原来是萨波丘克。
“中校同志，如果不是您一再下令不准开枪，我至少能打死好几个该死的德国鬼子！”也许是看见战友在自己面前牺牲，愤怒、悲伤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的情绪才会变得如此的失控冲动，居然敢当面顶撞军衔比他高出许多的我。
“你是老战士了，别像新兵一样那么容易冲动。”我低声地批评着他。
他站起身来，用恶狠狠地目光盯着我，吼叫着：“你没看见该死的德国鬼子刚才都干了些什么吗？”
“拿上我的冲锋枪，”我把手中打开保险的冲锋枪扔给了他，冷笑着说：“德国鬼子的卡车还没有开出多远，你可以追上前杀个痛快，我带全体战士们掩护你！去啊，去杀光他们，为这些遇害的同志们报仇。”
卢金握紧冲锋枪的双手颤抖起来，我接着说道：“去吧，不用考虑我们以后要执行的任务，也不必考虑小分队的其他人，他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卢金向四周望了望，原本支持他的那些战士看到他的目光望向自己，纷纷地向他摇摇头。最后他无助地望向了我，突然把枪往雪地上一扔，抱着头蹲在地上低喊道：“他们不是人，他们简直是一帮畜生！”
萨波丘克弯身捡起了冲锋枪，同时拍拍卢金的肩膀，轻声地说：“起来，朋友！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不会白白地牺牲，我们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明白！”卢金咬牙切齿地站了起来，抹去脸上的泪水，走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向我道歉说：“对不起，中校同志！刚才我太冲动了，以后我一定会坚决地服从您的命令的。”从萨波丘克手中接过我的冲锋枪，在递给我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我是绝不会放过刚才那帮德国畜生的。”
“阿古明特，牺牲的都是些什么人？”看见卢金已经安抚好了，我便问蹲在地上查看牺牲战士身份的狙击手。
“中校同志，从他们的领章看，都是些政工人员，其中还有一位团政委呢。”阿古明特抬头回答我。
听到说是政工人员，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我明白大家突然沉默的原因，在整个苏德战争中，政工人员始终是一个不讨好的角色，他们对军事一窍不通，但却拥有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有些战役之所以会输得那么惨，和一些政工人员在战场上的瞎指挥也分不开。
记得我当初还在列宁格勒的军医院里养伤时，曾在餐厅里认识了一名坦克兵少尉。他曾向我谈到过有关政工人员瞎指挥的事情。当时他们团奉命向德军进行反击，但因为燃料和弹药的不足，部队集结后迟迟无法发动进攻。就在这时，一名政治委员来到了部队里，不由分说地把团长叫去臭骂了一顿并开枪打死了他，然后让副团长接替了团的指挥，立刻向德军阵地发动进攻。副团长没有办法，只能率领全部的坦克发起了自杀冲锋。很多坦克开到一半的路程，就因为没有燃料被迫停在了战场中间，成为德军飞机和反坦克火力的靶子。少尉所驾驶的坦克也被德军的反坦克手炸毁，除了他以外，其余的乘员都牺牲了。给我讲完这个故事的第二天，这名坦克手少尉就失踪了，直到我出院都没有再听到他的半点消息。
“我们该怎么办？”卢金问道，可能是发现刚才牺牲的都是不讨人喜欢的政工人员，所以他也变得犹豫起来。
“毕竟都是我们的同志，”我虽然心里也很讨厌这些政工人员，但是身为一名校级军官，很多该说的场面话还是要说：“挖个坑把他们安葬了吧。”
我先安排阿古明特和萨波丘克去公路边警戒，然后才让剩下的人挖坑。雷斯达耶夫和斯戈里亚两人一起动手，先用工兵铲挖开厚厚的积雪，再使劲地凿开冻得坚硬的土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挖出一个能容下五个人的浅坑。卢金上前搭手，把五名政工人员的遗体逐一放进了坑里。
掩埋好他们的遗体，并在坟上做上了记号，以便将来可以辨别。办完这一切，我把小分队集合了起来。我站在坟墓前，带头向这些牺牲们的同志们默默地行了个庄严的军礼，等其他的人也敬完礼后，才率领小分队继续向着那不可知的目的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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