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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撑着一把洋伞，慢慢地从车上下来，走进了诊所。这个女人穿着上海女人夏天常穿的无袖碎花旗袍，她走路很慢，很小心。
黎世杰看了看表，还不到三点，今天来得很早，也许是诊所没人，陈约翰让她提前过来。不过黎世杰也注意到，黄包车没有走，而是就近找了个背阴的地方歇起来。
十多分钟后，这个女人走出了诊所，当黎世杰再次看见这个女人时，他的精神猛地一振，头脑瞬间恢复了清醒。他的一切疲劳都烟消云散，仿佛突然间拥有了一个深受大烟瘾煎熬的人看见鸦片时的那种活力。
这个女人黎世杰很陌生，但也很熟悉，这是他第三次见到她。第一次是张放被杀的一晚和张放在一起，第二次是在特高科的办公楼门口，今天是第三次。黎世杰注视着她，他终于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个女人。比起普通的江南女子，她身材略有些偏高，穿着很讲究，手腕上挎着一个金色的小皮包，皮肤一如江南女人一般白而腻，她在出门前就小心地打起伞以避免阳光的照射。黄包车夫看见她立刻拉着车跑过来，她很快坐上车。
黎世杰在窗口注视着她离开，他并没有动，他明白此时并不具备跟踪的条件，虽然他确实有很强烈的冲动这么去做。
黎世杰盯着这辆黄包车直至它消失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他又回头看了看陈约翰的诊所。他很难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又隐隐觉得这其中确实有一种奇怪的联系，比如张放死的那天晚上陈约翰和她同时出现同一地点，这是很难用通常的逻辑进行解释的。
黎世杰从来没有喜欢过日本人，但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日本人的能力，今天的事情似乎又一次验证来了这一点。他不知道日本人究竟掌握了陈约翰的什么情况，还是仅仅是一种常规的怀疑，无论如何，黎世杰突然对眼前这份工作感到空前的热情，并且他很庆幸这件事落到他手里。
黎世杰没有在报告里写这个女人的事，尽管来找陈约翰的女人很多，但他不愿意冒任何一点风险，他也不愿意低估任何一个看过报告的人的分析能力，尤其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接下来的日子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对陈约翰进了全方位的观察，不过陈约翰没有任何异常，那个女人也没有再出现。让黎世杰意外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陈约翰从此再也没去过张放被杀的地方。不过，假定他和这件事有一定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多么的勉强和微弱，他的行为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黎世杰并不着急，他现在有足够的耐心。
当黎世杰开始对这项工作感兴趣时，几天后曾石通知他暂停了对陈约翰的调查，因为日本人没有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暂时放弃了。对于这个结果，黎世杰稍微有些遗憾，他认为再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得出一些确定的结论，当然他对此不能表现出任何的异常，并且还要表达出一种好心情。黎世杰继续租用了诊所斜对面的小旅馆的房间，他不想放弃，不仅仅是满足好奇心，而是认为这是一种责任。
随着欧战盟军的战败和法国的投降，每个人似乎都感觉到日本人占领租界是早晚的事。大家对此都无能为力，只是在等待事情的发生，差不多每隔几天就有传言说日军要来了，但总是没有成为现实。
黎世杰期待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原本认为很快就会有重庆那边的人来和他联系，或者，他认为76号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对于这一点，黎世杰是很确定的。但时间已经过去接近半年，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人和他联系。当然，不联系有很多种可能，也许组织认为不到时候，也许组织目前对他并不信任，或者组织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因为那个被他救的人很可能没有跑掉或者重伤不治，或者他也和自己一样，与组织失去联系。
黎世杰越来越感到焦虑，他常常有不祥的预感，在夜里被噩梦惊醒。76号地下刑讯室里的各种惨叫声使他心惊肉跳，他怀疑正在被逼供的某个人知道他的秘密，甚至电话铃和敲门声都使他不安。他害怕和人交往，烟瘾越来越大。他的枪伤并没有完全好，每到阴雨天气就痛苦不堪，为了消除这种痛苦，他开始喝酒，时不时一个人跑到租界的酒馆里喝得迷迷糊糊。
女人撑着一把洋伞，慢慢地从车上下来，走进了诊所。这个女人穿着上海女人夏天常穿的无袖碎花旗袍，她走路很慢，很小心。
黎世杰看了看表，还不到三点，今天来得很早，也许是诊所没人，陈约翰让她提前过来。不过黎世杰也注意到，黄包车没有走，而是就近找了个背阴的地方歇起来。
十多分钟后，这个女人走出了诊所，当黎世杰再次看见这个女人时，他的精神猛地一振，头脑瞬间恢复了清醒。他的一切疲劳都烟消云散，仿佛突然间拥有了一个深受大烟瘾煎熬的人看见鸦片时的那种活力。
这个女人黎世杰很陌生，但也很熟悉，这是他第三次见到她。第一次是张放被杀的一晚和张放在一起，第二次是在特高科的办公楼门口，今天是第三次。黎世杰注视着她，他终于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个女人。比起普通的江南女子，她身材略有些偏高，穿着很讲究，手腕上挎着一个金色的小皮包，皮肤一如江南女人一般白而腻，她在出门前就小心地打起伞以避免阳光的照射。黄包车夫看见她立刻拉着车跑过来，她很快坐上车。
黎世杰在窗口注视着她离开，他并没有动，他明白此时并不具备跟踪的条件，虽然他确实有很强烈的冲动这么去做。
黎世杰盯着这辆黄包车直至它消失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他又回头看了看陈约翰的诊所。他很难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又隐隐觉得这其中确实有一种奇怪的联系，比如张放死的那天晚上陈约翰和她同时出现同一地点，这是很难用通常的逻辑进行解释的。
黎世杰从来没有喜欢过日本人，但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日本人的能力，今天的事情似乎又一次验证来了这一点。他不知道日本人究竟掌握了陈约翰的什么情况，还是仅仅是一种常规的怀疑，无论如何，黎世杰突然对眼前这份工作感到空前的热情，并且他很庆幸这件事落到他手里。
黎世杰没有在报告里写这个女人的事，尽管来找陈约翰的女人很多，但他不愿意冒任何一点风险，他也不愿意低估任何一个看过报告的人的分析能力，尤其这些人可能是日本人。接下来的日子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对陈约翰进了全方位的观察，不过陈约翰没有任何异常，那个女人也没有再出现。让黎世杰意外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陈约翰从此再也没去过张放被杀的地方。不过，假定他和这件事有一定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多么的勉强和微弱，他的行为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黎世杰并不着急，他现在有足够的耐心。
当黎世杰开始对这项工作感兴趣时，几天后曾石通知他暂停了对陈约翰的调查，因为日本人没有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暂时放弃了。对于这个结果，黎世杰稍微有些遗憾，他认为再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得出一些确定的结论，当然他对此不能表现出任何的异常，并且还要表达出一种好心情。黎世杰继续租用了诊所斜对面的小旅馆的房间，他不想放弃，不仅仅是满足好奇心，而是认为这是一种责任。
随着欧战盟军的战败和法国的投降，每个人似乎都感觉到日本人占领租界是早晚的事。大家对此都无能为力，只是在等待事情的发生，差不多每隔几天就有传言说日军要来了，但总是没有成为现实。
黎世杰期待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原本认为很快就会有重庆那边的人来和他联系，或者，他认为76号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对于这一点，黎世杰是很确定的。但时间已经过去接近半年，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人和他联系。当然，不联系有很多种可能，也许组织认为不到时候，也许组织目前对他并不信任，或者组织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因为那个被他救的人很可能没有跑掉或者重伤不治，或者他也和自己一样，与组织失去联系。
黎世杰越来越感到焦虑，他常常有不祥的预感，在夜里被噩梦惊醒。76号地下刑讯室里的各种惨叫声使他心惊肉跳，他怀疑正在被逼供的某个人知道他的秘密，甚至电话铃和敲门声都使他不安。他害怕和人交往，烟瘾越来越大。他的枪伤并没有完全好，每到阴雨天气就痛苦不堪，为了消除这种痛苦，他开始喝酒，时不时一个人跑到租界的酒馆里喝得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