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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那是实实在在的。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老是说自己做着做着就没方向了,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你会发现,那些有正确价值观的公司从来不会迷失方向,它们总是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它们能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我讲一个故事。有个朋友收购一家上市公司,买这家公司的股份要多付5000万元,但他不想付这5000万元,怎么办?他拿了400万元去行贿一个领导的儿媳妇,这个领导的儿媳妇就帮他把这事摆平了,于是他就少付了5000万元。当下来看,这轮交易是很合适的,很多民营企业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认为这样就是挣钱了。但是,很多交易都是了犹未了的事情。这个儿媳妇拿了这笔钱能干什么?她肯定要显摆,要浓妆艳抹,要穿名牌衣服、开名牌车,然后要出国。再加上她是干部家属,于是周围的人就会看她不顺眼。你不站起来自己不舒服,站起来别人就不舒服;你吃肉别人闻香,别人心里就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告她。告了以后,有关部门就来查,于是这个哥们儿就得拿更多的钱去摆平。这样没完没了,直到这个领导干部出事为止,最后他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他的这种价值观导致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只算第一笔账,后面的账就不算了。于是他每天都在应付调查和告状信这种事,企业没好好管,产品也没好好管,股价一直在掉,结果损失的钱比这5000万元还多。最后,自己坐了牢,企业也被别人拿走了。官场上有种现象,叫作马桶效应,就是领导一抬屁股就臭。你坐在那儿没事,你一调走,背后的事情都出来了。那么,如果他是另一种价值观,比如他坚决不行贿,那他会做什么样的决策呢?他可能就认了这5000万元,也可能跟政府说,我稍微慢一点儿,分几次付,但是我付。另外,多付的这部分钱怎么找补回来呢?那就把产品做好,争取多卖出点儿产品。这样,他把钱付了以后,就会把精力用在产品上,用在公司管理上,用在销售上。最后产品赚钱了,股价也涨了,这5000万元就赚回来了,而且公司也没有麻烦。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他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所以他就不会出事。万科其实就是这样的逻辑,他们经常说,我们拿地贵,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产品做好,希望客户能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做好人。这个哥们儿现在之所以坐牢,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很简单,就是一次搞定,多挣点儿钱就完了。很多伟大的公司-比如乔布斯的苹果,目前市值已经超过了微软-都有很伟大的理想,包括技术理想、社会理想、宗教理想,这些都是理想。
因此,正确的价值观能帮你触摸历史发展的趋势,帮你看清真实的未来。
第二,价值观能帮你算那些算不清的账。很多账,你不能用会计的方法来算,只能用价值观来算。比如,假定你有一个项目需要一笔投资,投资人有四个:一个是老外,一个是好的民营企业,一个是国企,还有一个是来路很复杂的民营企业。就像女人找老公一样,嫁给不同的人,最后的命运是不同的。这四种钱,你用哪一种不用哪一种,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的是来路复杂的民营企业的钱,它出事了,就可能把你牵扯进去,你的公司就要天天被审查。如果你用的是老外的钱,那你的公司可能很规矩,但有些事做起来可能慢一点儿。如果你用的是国企的钱,那你可能就要被迫在机制上跟他们扯皮。这都是算不清的账。那么,如何选择这四种钱呢?
在我们引进泰达的时候,我找王石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第一,必须找国企;第二,不能找传统的制造业的国企,要找市场化的国企。他们找的是华润,我们后来就和泰达合作了。因为泰达是国企,但不是市场化的国企,所以我们变成了混合经济,仅六七年的时间,我们在天津的业务就发展得很好了。这笔账是我来算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能算清的账是经理算的,算不清的账都归我算,我来算跟什么人做、在哪儿做,等等。那么,我根据什么来算这些算不清的账呢?就是根据价值观。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滨海新区的市场份额是第一,纳税也是第一,在整个天津的市场份额是第二。这就是我当初的一个决策带来的结果。这个决策和价值观有关,如果我是为了自己自在,那我就不会去找泰达,我找个私人老板商量一下,最后大家一起卷点儿钱走就完了。但我找的是国企,找了国企,财务当然就要高度透明,监事长是泰达的,所有的账目都清清楚楚。另外,我对自己的约束更多。有的人认为,你是民营企业,怎么能把自己约束到几乎什么事都要和别人商量的程度?我的价值观是,反正我是做好事,又不是做坏事,我不怕商量,商量就商量,监督就监督。监督得好,国有资产不流失,我这民营资产也不流失。另外,有了监督,责任就不是我一个人扛,是大家一起扛。所以,我愿意找人来监督。
第三,价值观就是信仰。很多去西藏朝圣的人,一路上不断地磕头,从四川一直磕到布达拉宫。2009年9月,我在台湾骑自行车环岛旅行,九天骑了1100公里。在路上,我碰到有人环岛磕头,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我自己带了水-要磕一个多月呢。
后来我就想,这种毅力是从哪儿来的?绝对不是从体力上来的。2009年我50岁,以我的体力来说,这么折腾有点儿过,但王石60岁还爬珠峰,他比我还过。其实,这种毅力来自你的理想。理想是什么?是黑暗隧道尽头的光明,那尽头只要有点儿亮光,你就敢往前走,就不会放弃。如果这亮光没了,也就是你心里的理想没了,光明没了,那你立刻就会感到恐惧,就会停下来,就会死亡。所以,凡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胆子都超大。古人说过,人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才有坚韧不拔之力。也就是说,你得有理想,有志向,才会有毅力。
有一年我去体检,大夫问我以前打过什么针。我之前打过一年干扰素,这一年的干扰素打下来,我一共有130多天都在发烧,恰恰那年我去纽约的次数最多。十几年前,中国的医疗体制确实比较落后。有一次我去体检,抽血的时候,护士没有用一次性针头,而是拿那种铁的针头扎了我一下,结果我感染了丙肝病毒。我也没法儿跟人投诉,唯一的办法就是平时自己多注意,经常去体检,好在现在是健康带菌,问题不大。当时,有个医生说有一种新药能把这病给收拾了,我说那就试试吧。结果,打一针一周发三天烧。我就这样扛了一年多,最后医生都感动了,说没想到你这么能扛,按时打针,按时发烧,按时折腾。为什么我能坚持下来?因为我当时就想,纽约这边的事,我非要把它折腾成不可,就算我在路上回不来了,我也要把它折腾成。
第一那是实实在在的。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老是说自己做着做着就没方向了,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你会发现,那些有正确价值观的公司从来不会迷失方向,它们总是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它们能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我讲一个故事。有个朋友收购一家上市公司,买这家公司的股份要多付5000万元,但他不想付这5000万元,怎么办?他拿了400万元去行贿一个领导的儿媳妇,这个领导的儿媳妇就帮他把这事摆平了,于是他就少付了5000万元。当下来看,这轮交易是很合适的,很多民营企业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认为这样就是挣钱了。但是,很多交易都是了犹未了的事情。这个儿媳妇拿了这笔钱能干什么?她肯定要显摆,要浓妆艳抹,要穿名牌衣服、开名牌车,然后要出国。再加上她是干部家属,于是周围的人就会看她不顺眼。你不站起来自己不舒服,站起来别人就不舒服;你吃肉别人闻香,别人心里就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告她。告了以后,有关部门就来查,于是这个哥们儿就得拿更多的钱去摆平。这样没完没了,直到这个领导干部出事为止,最后他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他的这种价值观导致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只算第一笔账,后面的账就不算了。于是他每天都在应付调查和告状信这种事,企业没好好管,产品也没好好管,股价一直在掉,结果损失的钱比这5000万元还多。最后,自己坐了牢,企业也被别人拿走了。官场上有种现象,叫作马桶效应,就是领导一抬屁股就臭。你坐在那儿没事,你一调走,背后的事情都出来了。那么,如果他是另一种价值观,比如他坚决不行贿,那他会做什么样的决策呢?他可能就认了这5000万元,也可能跟政府说,我稍微慢一点儿,分几次付,但是我付。另外,多付的这部分钱怎么找补回来呢?那就把产品做好,争取多卖出点儿产品。这样,他把钱付了以后,就会把精力用在产品上,用在公司管理上,用在销售上。最后产品赚钱了,股价也涨了,这5000万元就赚回来了,而且公司也没有麻烦。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他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所以他就不会出事。万科其实就是这样的逻辑,他们经常说,我们拿地贵,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产品做好,希望客户能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做好人。这个哥们儿现在之所以坐牢,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很简单,就是一次搞定,多挣点儿钱就完了。很多伟大的公司-比如乔布斯的苹果,目前市值已经超过了微软-都有很伟大的理想,包括技术理想、社会理想、宗教理想,这些都是理想。
因此,正确的价值观能帮你触摸历史发展的趋势,帮你看清真实的未来。
第二,价值观能帮你算那些算不清的账。很多账,你不能用会计的方法来算,只能用价值观来算。比如,假定你有一个项目需要一笔投资,投资人有四个:一个是老外,一个是好的民营企业,一个是国企,还有一个是来路很复杂的民营企业。就像女人找老公一样,嫁给不同的人,最后的命运是不同的。这四种钱,你用哪一种不用哪一种,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的是来路复杂的民营企业的钱,它出事了,就可能把你牵扯进去,你的公司就要天天被审查。如果你用的是老外的钱,那你的公司可能很规矩,但有些事做起来可能慢一点儿。如果你用的是国企的钱,那你可能就要被迫在机制上跟他们扯皮。这都是算不清的账。那么,如何选择这四种钱呢?
在我们引进泰达的时候,我找王石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第一,必须找国企;第二,不能找传统的制造业的国企,要找市场化的国企。他们找的是华润,我们后来就和泰达合作了。因为泰达是国企,但不是市场化的国企,所以我们变成了混合经济,仅六七年的时间,我们在天津的业务就发展得很好了。这笔账是我来算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能算清的账是经理算的,算不清的账都归我算,我来算跟什么人做、在哪儿做,等等。那么,我根据什么来算这些算不清的账呢?就是根据价值观。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滨海新区的市场份额是第一,纳税也是第一,在整个天津的市场份额是第二。这就是我当初的一个决策带来的结果。这个决策和价值观有关,如果我是为了自己自在,那我就不会去找泰达,我找个私人老板商量一下,最后大家一起卷点儿钱走就完了。但我找的是国企,找了国企,财务当然就要高度透明,监事长是泰达的,所有的账目都清清楚楚。另外,我对自己的约束更多。有的人认为,你是民营企业,怎么能把自己约束到几乎什么事都要和别人商量的程度?我的价值观是,反正我是做好事,又不是做坏事,我不怕商量,商量就商量,监督就监督。监督得好,国有资产不流失,我这民营资产也不流失。另外,有了监督,责任就不是我一个人扛,是大家一起扛。所以,我愿意找人来监督。
第三,价值观就是信仰。很多去西藏朝圣的人,一路上不断地磕头,从四川一直磕到布达拉宫。2009年9月,我在台湾骑自行车环岛旅行,九天骑了1100公里。在路上,我碰到有人环岛磕头,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我自己带了水-要磕一个多月呢。
后来我就想,这种毅力是从哪儿来的?绝对不是从体力上来的。2009年我50岁,以我的体力来说,这么折腾有点儿过,但王石60岁还爬珠峰,他比我还过。其实,这种毅力来自你的理想。理想是什么?是黑暗隧道尽头的光明,那尽头只要有点儿亮光,你就敢往前走,就不会放弃。如果这亮光没了,也就是你心里的理想没了,光明没了,那你立刻就会感到恐惧,就会停下来,就会死亡。所以,凡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胆子都超大。古人说过,人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才有坚韧不拔之力。也就是说,你得有理想,有志向,才会有毅力。
有一年我去体检,大夫问我以前打过什么针。我之前打过一年干扰素,这一年的干扰素打下来,我一共有130多天都在发烧,恰恰那年我去纽约的次数最多。十几年前,中国的医疗体制确实比较落后。有一次我去体检,抽血的时候,护士没有用一次性针头,而是拿那种铁的针头扎了我一下,结果我感染了丙肝病毒。我也没法儿跟人投诉,唯一的办法就是平时自己多注意,经常去体检,好在现在是健康带菌,问题不大。当时,有个医生说有一种新药能把这病给收拾了,我说那就试试吧。结果,打一针一周发三天烧。我就这样扛了一年多,最后医生都感动了,说没想到你这么能扛,按时打针,按时发烧,按时折腾。为什么我能坚持下来?因为我当时就想,纽约这边的事,我非要把它折腾成不可,就算我在路上回不来了,我也要把它折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