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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位高权重，
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
然而他的待遇，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
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展现出梦幻般的景象。
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凌空展翅秀插云霄。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1]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事实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囗或)”，是最早的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实际上，、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域和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囗或)”。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所以，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最后，才表示我们的国家。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都是有道理，也是有原因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
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比如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polis）这个词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的意思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
为此，斯巴达付出的代价，是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以攻为守。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无形的城墙。
同样，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根本就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2]
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有余有不足，则可以进城交换。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3]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首先图的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门户开放。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欧美人、印度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总而言之，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4]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热血沸腾的革命党，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在这里出出进进。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把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5]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 -->>
伯里克利位高权重，
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
然而他的待遇，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
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展现出梦幻般的景象。
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凌空展翅秀插云霄。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1]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事实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囗或)”，是最早的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实际上，、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域和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囗或)”。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所以，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最后，才表示我们的国家。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都是有道理，也是有原因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
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比如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polis）这个词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的意思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
为此，斯巴达付出的代价，是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以攻为守。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无形的城墙。
同样，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根本就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2]
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有余有不足，则可以进城交换。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3]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首先图的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门户开放。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欧美人、印度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总而言之，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4]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热血沸腾的革命党，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在这里出出进进。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把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5]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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