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网 www.23wx.cx,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sp; 另外,他所著《抱朴子》一书中,对于养生问题还有一些讨论,大体上跟《养生论》中意思差不多,只是对更多的养生禁忌进行强调。下面一段摘自《极言》,文字比较浅显,就不解释了: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
显然,在养生方法上葛洪主张把握中庸之道。他在这段话的前面引《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不伤生就是养生。把握中庸之道,就是为了不伤生。这个道理对我们现代人的保健养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些人为了追求强身而大量运动、强力锻炼、挑战极限,或过分追求营养、不必要地进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葛洪之后,著名的养生家还有齐梁时代的陶弘景(456—536年)。陶弘景和梁武帝萧衍颇有交情,他虽然三十六岁之后就隐居句容的茅山不做官,但梁武帝每遇军国大事常常咨询他的意见,所以时人给了他一个“山中宰相”的外号。陶弘景读书甚广,尤其精通医药学,撰有《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等著作,尤以《本草经集注》最为著名,对隋唐以后药物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陶弘景幼读《抱朴子》,对葛洪很佩服。葛洪提倡服药、炼丹,陶弘景也长期从事药饵、炼丹的研究。在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太清诸丹集要》《合丹药诸法式节度》《服饵方》《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炼化杂术》《集金丹黄白方》等炼丹服饵著作。
中国传统的养生术,最重要的有导引(如五禽戏、八段锦等)、行气(如各种气功)、炼丹服食(如五石散之类)、房中(如男女双修之类)四派。这四派的研究在魏晋时期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细讲。我只想特别指出,炼丹一派本是为了养生、延寿,却意外地变成了后世化学的鼻祖,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此有充分的肯定,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界的共识。
比陶弘景略晚的颜之推(531—约590年以后)在《颜氏家训》中专门有一章谈养生。琅邪颜氏是当时的门阀士族之一,在家训中谈养生,正可证明养生文化在当时士族中的流行。颜之推对养生的看法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代表性看法。他的基本观点其实跟嵇康差不多,认为神仙或许有,但不鼓励子弟去修炼,他认为那是徒劳无功的:“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不愿汝曹专精于此。”但爱护身体,讲究养生,则是可行的:“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
颜之推对养生文化的贡献,在于他特别注意到养生与环境的关系。古时求仙的人往往想与世隔绝,躲到深山里去修炼,这其实是一种幻想,人不可能离开生长的环境,也不能离开社会。养生必须在环境中养,必须在社会中养,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养,人总会受到环境或者社会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养生的问题就不能不联系环境和社会一起来考虑。
环境对人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整个地球环境恶化,已经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如果不能改善我们所处的环境而让它继续恶化,人类再怎么讲究养生也是徒然。关于这个问题,在颜之推的时代自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深刻的认识,但是对于社会跟养生的关系,他们已经认识到了。颜之推在《养生》中告诫子孙:“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养生要先考虑避开祸患,保全生命,有了生命,才能养生,生命保不住,谈养生就是白谈。这里提出“虑祸”的问题,就跟环境和社会有关,而侧重于社会。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斗争激烈、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充满动乱的时代,一个人的生命更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考虑养生问题,就要格外注意避开社会尤其是政治对人的伤害。颜之推特别提到嵇康和石崇的例子,他们两个都很注意养生,讲究服食,但两人都在中年即死于政治斗争:嵇康被司马氏所杀,死时才三十九岁;石崇死于八王之乱,死时也不过五十一岁。这两个人都注意养生,却都没有注意“虑祸”,尤其是政治斗争之祸,结果养生就白养了。
颜之推对养生文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坚持儒家思想中追求生命意义的积极一面。人和动植物都有生命,但人有灵魂,人需要意义和价值才活得下去,动植物则不需要。所以人的养生就不可能跟动植物一样,一只乌龟能活几百年,一棵树能活几千年,这样无知无识无灵魂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并不是人所追求的。人的养生在根本上是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让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更长一些,更充分一些。所以养生是要养有意义有价值之生,不是养无意义无价值之生,养生是要在追求品质的前提下去追求长度,如果两者不能得兼,则宁可取品质而不是取长度,生命的品质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不讲究生命的品质而只是活着,这叫苟活,如果养生只是注意长度而不注意品质,这叫苟养。生不可不养,但也不可以苟养。
颜之推讲:“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苟惜”就是没有原则的爱惜。爱惜要有原则,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生命都可惜。怎样失去生命是可惜的呢?颜之推说:“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这里讲了四种情况,第一,“涉险畏之途”,就是没有必要而走危险的道路,这样死掉是可惜的。举个例子,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为了抢一秒两秒,冒险穿过马路,结果被车轧死,这是不值得的。有人故意开快车,所谓“飙车”,与同伙争胜,抖威风,结果撞死,这也是不值得的。长江涨大水,还有人故意去游泳,表示自己很勇敢,结果淹死,这也是不值得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实中死于这种没必要的冒险之事时有所闻,尤其是在青少年中。第二,“干祸难之事”,就是做一些不好的尤其是犯法的事,这样死掉也是可惜的。例如拉帮结派干坏事,争风吃醋,聚众斗殴,贩卖毒品,因而被打死或判罪而死,这样的死显然是不值得的。第三,“贪欲以伤生”,因为贪财或纵欲而伤害身体,这样也是可惜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在尤其普遍,贪污腐化、卖官行贿、包养情妇、纵欲伤身,几乎每天报纸上都可以读到这样的故事,如果因此而伤害身体甚至丢掉性命,自然也是不值得的。第四,“谗慝而致死”,被人陷害,被人说坏话,或自己说别人的坏话,陷害别人,因而致死。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争权夺利、争风吃醋的过程中,显然也是不值得的。
什么样的死是值得而无须惋惜的呢?颜之推说:“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行诚孝而见贼”,因为做忠臣孝子(这里“诚孝”就是“忠孝”,“忠”改为“诚”是为了避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的讳)该做的事,而受到坏人的陷害;“履仁义而得罪”,坚持走仁义的道路而得罪了当权者;“丧身以全家”,牺牲自己保全家族;“泯躯而济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挽救国家。因以上四种情况而死,这是值得的,“君子不咎也”,“不咎”就是不批评,不责备,认为应该,认为值得,无须惋惜。
惜生不能苟惜,养生不是苟养,这是讲到养生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从来不把生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东西,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东西。孔子认为仁、信都是比生命更高的价值,他说:“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也认为仁义道德是比生命更高的价值,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所以后世文天祥临死前在《绝命辞》中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归根结底是有限的,活得好就多活几年,自然是好事,值得追求。但是,如果丧失了生命的意义,丧失了人所崇尚的道德价值,只是偷生苟活,那么多活几年只是增加了羞耻,有何意义呢?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呢?所以文天祥又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可惜很多人就是想不透这个道理,“自古艰难唯一死”,多少人在死亡面前不能坚持节操,临难求生,不惜做变节叛国之徒,最后还是不免一死。颜之推感叹说:“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颜之推的上述观点对我们今天谈养生仍然有积极意义。
sp; 另外,他所著《抱朴子》一书中,对于养生问题还有一些讨论,大体上跟《养生论》中意思差不多,只是对更多的养生禁忌进行强调。下面一段摘自《极言》,文字比较浅显,就不解释了: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
显然,在养生方法上葛洪主张把握中庸之道。他在这段话的前面引《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不伤生就是养生。把握中庸之道,就是为了不伤生。这个道理对我们现代人的保健养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些人为了追求强身而大量运动、强力锻炼、挑战极限,或过分追求营养、不必要地进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葛洪之后,著名的养生家还有齐梁时代的陶弘景(456—536年)。陶弘景和梁武帝萧衍颇有交情,他虽然三十六岁之后就隐居句容的茅山不做官,但梁武帝每遇军国大事常常咨询他的意见,所以时人给了他一个“山中宰相”的外号。陶弘景读书甚广,尤其精通医药学,撰有《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等著作,尤以《本草经集注》最为著名,对隋唐以后药物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陶弘景幼读《抱朴子》,对葛洪很佩服。葛洪提倡服药、炼丹,陶弘景也长期从事药饵、炼丹的研究。在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太清诸丹集要》《合丹药诸法式节度》《服饵方》《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炼化杂术》《集金丹黄白方》等炼丹服饵著作。
中国传统的养生术,最重要的有导引(如五禽戏、八段锦等)、行气(如各种气功)、炼丹服食(如五石散之类)、房中(如男女双修之类)四派。这四派的研究在魏晋时期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细讲。我只想特别指出,炼丹一派本是为了养生、延寿,却意外地变成了后世化学的鼻祖,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此有充分的肯定,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界的共识。
比陶弘景略晚的颜之推(531—约590年以后)在《颜氏家训》中专门有一章谈养生。琅邪颜氏是当时的门阀士族之一,在家训中谈养生,正可证明养生文化在当时士族中的流行。颜之推对养生的看法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代表性看法。他的基本观点其实跟嵇康差不多,认为神仙或许有,但不鼓励子弟去修炼,他认为那是徒劳无功的:“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不愿汝曹专精于此。”但爱护身体,讲究养生,则是可行的:“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
颜之推对养生文化的贡献,在于他特别注意到养生与环境的关系。古时求仙的人往往想与世隔绝,躲到深山里去修炼,这其实是一种幻想,人不可能离开生长的环境,也不能离开社会。养生必须在环境中养,必须在社会中养,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养,人总会受到环境或者社会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养生的问题就不能不联系环境和社会一起来考虑。
环境对人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整个地球环境恶化,已经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如果不能改善我们所处的环境而让它继续恶化,人类再怎么讲究养生也是徒然。关于这个问题,在颜之推的时代自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深刻的认识,但是对于社会跟养生的关系,他们已经认识到了。颜之推在《养生》中告诫子孙:“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养生要先考虑避开祸患,保全生命,有了生命,才能养生,生命保不住,谈养生就是白谈。这里提出“虑祸”的问题,就跟环境和社会有关,而侧重于社会。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斗争激烈、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充满动乱的时代,一个人的生命更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考虑养生问题,就要格外注意避开社会尤其是政治对人的伤害。颜之推特别提到嵇康和石崇的例子,他们两个都很注意养生,讲究服食,但两人都在中年即死于政治斗争:嵇康被司马氏所杀,死时才三十九岁;石崇死于八王之乱,死时也不过五十一岁。这两个人都注意养生,却都没有注意“虑祸”,尤其是政治斗争之祸,结果养生就白养了。
颜之推对养生文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坚持儒家思想中追求生命意义的积极一面。人和动植物都有生命,但人有灵魂,人需要意义和价值才活得下去,动植物则不需要。所以人的养生就不可能跟动植物一样,一只乌龟能活几百年,一棵树能活几千年,这样无知无识无灵魂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并不是人所追求的。人的养生在根本上是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让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更长一些,更充分一些。所以养生是要养有意义有价值之生,不是养无意义无价值之生,养生是要在追求品质的前提下去追求长度,如果两者不能得兼,则宁可取品质而不是取长度,生命的品质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不讲究生命的品质而只是活着,这叫苟活,如果养生只是注意长度而不注意品质,这叫苟养。生不可不养,但也不可以苟养。
颜之推讲:“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苟惜”就是没有原则的爱惜。爱惜要有原则,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生命都可惜。怎样失去生命是可惜的呢?颜之推说:“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这里讲了四种情况,第一,“涉险畏之途”,就是没有必要而走危险的道路,这样死掉是可惜的。举个例子,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为了抢一秒两秒,冒险穿过马路,结果被车轧死,这是不值得的。有人故意开快车,所谓“飙车”,与同伙争胜,抖威风,结果撞死,这也是不值得的。长江涨大水,还有人故意去游泳,表示自己很勇敢,结果淹死,这也是不值得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实中死于这种没必要的冒险之事时有所闻,尤其是在青少年中。第二,“干祸难之事”,就是做一些不好的尤其是犯法的事,这样死掉也是可惜的。例如拉帮结派干坏事,争风吃醋,聚众斗殴,贩卖毒品,因而被打死或判罪而死,这样的死显然是不值得的。第三,“贪欲以伤生”,因为贪财或纵欲而伤害身体,这样也是可惜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在尤其普遍,贪污腐化、卖官行贿、包养情妇、纵欲伤身,几乎每天报纸上都可以读到这样的故事,如果因此而伤害身体甚至丢掉性命,自然也是不值得的。第四,“谗慝而致死”,被人陷害,被人说坏话,或自己说别人的坏话,陷害别人,因而致死。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争权夺利、争风吃醋的过程中,显然也是不值得的。
什么样的死是值得而无须惋惜的呢?颜之推说:“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行诚孝而见贼”,因为做忠臣孝子(这里“诚孝”就是“忠孝”,“忠”改为“诚”是为了避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的讳)该做的事,而受到坏人的陷害;“履仁义而得罪”,坚持走仁义的道路而得罪了当权者;“丧身以全家”,牺牲自己保全家族;“泯躯而济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挽救国家。因以上四种情况而死,这是值得的,“君子不咎也”,“不咎”就是不批评,不责备,认为应该,认为值得,无须惋惜。
惜生不能苟惜,养生不是苟养,这是讲到养生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从来不把生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东西,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东西。孔子认为仁、信都是比生命更高的价值,他说:“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也认为仁义道德是比生命更高的价值,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所以后世文天祥临死前在《绝命辞》中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归根结底是有限的,活得好就多活几年,自然是好事,值得追求。但是,如果丧失了生命的意义,丧失了人所崇尚的道德价值,只是偷生苟活,那么多活几年只是增加了羞耻,有何意义呢?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呢?所以文天祥又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可惜很多人就是想不透这个道理,“自古艰难唯一死”,多少人在死亡面前不能坚持节操,临难求生,不惜做变节叛国之徒,最后还是不免一死。颜之推感叹说:“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颜之推的上述观点对我们今天谈养生仍然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