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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蜜月一样，逍遥自在，悠哉游哉，携情人登上一个个码头，瞻仰名胜古迹，赏尽两岸风光，玩腻了回船舱饮茶聊天，打麻将玩牌，享尽欢乐。10天过去之后，他才慢悠悠地到达汉口。从南京逃来的部下，从前方跑来的战地特种工作团员，到了武汉，无人管理，不受任何约束，放肆地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胡作非为，一时间在武汉制造了很多丑闻和坏事。徐恩曾对这些，或者不闻不问，或者应付一下，忙着筹备他与费侠的婚礼。
徐恩曾对抗战，如此冷淡，在反共问题上却特别敏感。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治中在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徐恩曾得到信息后，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赶快派他的高级特务刘桂、范振中、田昆生等，奔赴陕甘宁边区周围部署力量，并拨出专门经费供他们使用，还派遣特务黄九成等冒充进步青年混入延安进行侦察。在上海“八一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众抗日组织蓬勃兴起，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青年救国会、救亡演剧团等等，纷纷成立。徐恩曾特工总部在上海的组织，不是积极支持这些抗日组织巩固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将特务派到这些抗日组织内进行控制和破坏。他们通过CC派头目潘公展，介绍特务骨干顾建中与当地的中共领导人见面，说什么他们决定派特派员陈宝骅与共产党的上海组织建立经常联系，帮助解决困难问题，交换对付敌人的情报……同时还提出，要派特务分子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组织里担任调查部长。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然，“联系”、“帮助”是另有目的的。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增强抗战力量、整饬领导机构的幌子下，确立了国民党的领袖制，以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为全党的领袖。大会根据所谓领袖与“细胞”呼应要灵敏的原则，抗战中要加强防谍、防汉奸、巩固后方治安的任务，决定成立两个特务机关，一个是以中央组织部调查处为基础，把特工总部包括进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一个是以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加以扩大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蒋介石认为徐恩曾和戴笠资望不足，分任两个局的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和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分别兼任两个局的局长。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虽然是片面抗战的路线，毕竟反映了抗战的愿望；当时国家的现实又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现实，因此，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关于自身任务的规定中，就把日伪调查、党政调查、党派调查并列了。徐恩曾这个顽固地坚持反共的特务头子，生怕特务们因此而不再卖力反对共产党，他在中统局成立后，一有机会就向喽啰们讲解：“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抗日是我们临时的次要的任务，反共是我们长期的基本的第一位的任务”。“为着我们的发展前途，只有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到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时，徐恩曾和中统局的几个骨干分子濮孟九、梁辅丞、王思诚等共同炮制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就出笼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一系列文件陆陆续续秘密地发了下去。这些文件提出；要在军事、党政和行政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严禁第十八集团军的发展；取缔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及其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许共产党办的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继续存在；派遣“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加强国民党各级党部，“策动全体党员，从事共产党活动防范之调查监视等工作”；利用中统局在各地的情报网和特工人员，运用保甲组织，“使各阶层民众，皆在本党领导之下”，“以杜绝共产党活动之机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做贼心虚，在抗战中不敢明目张胆地搞分裂活动，在它的秘密文件中还指出：“制裁共产党，要运用民众方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注意技巧，避免正面冲突”；“地方务求严紧，中央可示宽大”；“政府秘密策动，借资缓冲”。这些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反共事件屡屡发生，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全国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徐恩曾他们首先炮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国民党反动派说来是有重大功勋的。
在国民党中央搬往重庆以后，在徐恩曾的直接指导之下，中统局在重庆设立了实验区，专在重庆市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在周恩来同志的住地曾家岩50号附近和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地和化龙桥《新华日报》社附近，设立了长期的、日夜不间断的监视哨。对《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抗战期间，中统对积极抗战的共产党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破坏。徐恩曾一直认为不解气。他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对共产党的组织做彻底的破坏，对中共南方工委的破坏，就是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当时中统在江西的特务组织有两个：一个是以章智仁为主任的调查统计室；一个是以冯琦为处长的特种工作办事处。特种工作办事处，建制属于省政府，活动同样属于中统局，在徐恩曾指导下，1941年初，江西中统特务组织逮捕了中共江西省委电台的一个报务员，他们不肯就此停手，继续深入追查，扩大线索，又破坏了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他们还不停手，又通过叛徒，以江西省委电台与中共南方工委的电台联系，逐渐地摸到了南方工委电台的线索。这时，中统特务章智仁和冯琦发生了争论：章要求立即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电台，再进一步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免得中间出问题；冯主张继续深入，暂时不动，待中共南方工委情况弄清后再彻底破坏。官司打到中统局，徐恩曾决定：继续隐忍，继续深入，务求掌握整个情况，要做到一网打尽，彻底破坏，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动手。他还指定经验丰富的庄尚之具体负责这件事，在徐恩曾的指导下，冯琦还伪造了中共中央有人到来等假情况，与中共南方工委联系。一直拖到1942年春夏间，由于中共江西省委被捕的两个人突然逃跑，中统怕机密泄漏，才急急忙忙派遣特务在乐昌逮捕了廖承志和张文彬等。
特务们秘密把廖承志等关到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想迫使他叛变，让叛徒郭潜(后改名郭乾辉)前往劝降。廖承志同志知道郭潜叛变后，痛骂郭潜说：“叛徒，可耻的叛徒！你不配跟我讲话！滚！滚！滚！滚出去！”他们劝降失败，就用非常恶劣的手段折磨他。廖承志在极端严酷的监禁生活中，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他将“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写出挂起来，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徐恩曾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后，利用叛徒郭潜和涂振农等，继续扩大线索，在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进行了一系列的逮捕和搜查，前后逮捕了近千人。蒋介石因此而对徐恩曾大加表扬，还发给特务们一大笔奖金。
与朱家骅争权而被撤职
自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让朱家骅兼任中统局局长，让徐恩曾任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以后，徐恩曾既高兴，又有些不自在。高兴的是特工总部这个私生子有了着落，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免去手下那群喽啰整天叫唤“我们像小老婆养的一样”了。不自在的是，从特工总部成立以后，基本上一直是他当家做主，现在头上又来了个婆婆朱家骅。朱家骅虽然也属CC系，却素以戴季陶、张静江为靠山，从而得宠于蒋介石。朱对二陈虚与委蛇，实际上貌合神离，骨子里不买陈的账。特别是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以后，是蒋介石为了牵制汪精卫才安排朱家骅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并且在文件中明确规定，秘书长为专任职，承总裁命令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之决议，掌握一切事务，是国民党内很有权势的人物。徐恩曾真怕朱家骅傲视一切，抓取中统的实权。
朱家骅和国民党的其他官僚有所不同，上任以后劲头颇足，喜欢揽事找事。此人在上层虽然关系不少，但下面缺少实力，所以一旦有了中统局长这个职务，就很想借机会把这个有雄厚基础力量的全国性庞大特务组织抓将过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使自己也能够组成一个独立的派系。因此，一上台就行使他的权力。
国民党中央决定把首都搬往重庆以后，徐恩曾一时来不能到重庆来，朱家骅在重庆就连电催徐，跳着脚骂人。徐恩曾解释说原特工总部的人大部分还在武汉、衡阳，路途遥远，交通困难，来到重庆颇费时日，中统机关不宜马上建立。朱家骅则不管三七二十一，独自做主，陆陆续续安排了干部。在他安排的干部中，有的是从外边拉来的亲信，有的是原来即在中统但不为徐重用的人，有的是已经成了军统骨干分子的朱的学生，弄得徐恩曾非常恼火。特工总部原主任秘书濮孟九前边被调走，朱家骅后边就安排他的亲信刘次箫接任这个要职。何培荣曾是朱家骅任浙江民政厅长兼杭州警官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当时以政治特派员身份在校负责的是军统头子戴笠，何在校时即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抗战后又任戴笠系统的重庆警察局督察长，因此得到朱的赏识。朱便安排他为四川省调查室主任，使他掌握了中统在一个重要省份里的事务。此外，陈介生做特经处长，郑尧柈做统计处长，也都是朱家骅安排的。局内专员室，安排有大批职位较高的专员，朱的人差不多占多一半。徐恩曾在特工总部时期，为赶走叶秀峰的心腹，培育自己的势力，花了很大的气力，现在朱要对他下手，他哪里肯善罢甘休？
但是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大权在握，特别是经费，必须经过朱的批准才能拿到手。因此，徐恩曾虽然很生气，却不敢和朱闹翻。他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是，公开场合尽量应付朱家骅，背地里搞一些大大小小的名堂。朱的人做特经处长、统计处长，徐就安排他的亲信做副处长。徐的人不搞业务，专门监视朱的人的活动，打小报告。在中统局内部，徐还多方制造对朱的不满空气。当时徐派的人经常相互间唠叨：“我们出生入死辛辛苦苦地打天下，你们坐享其成，一来就是高位、高薪、高待遇！”有时还指名道姓地嘀咕。在实际工作中，徐的人经常对朱的人采取不合作主义。朱的人多是新来乍到，对一些事情不明究竟，问到徐的人时，有的不理睬，有的反问对方：“你是领导，为什么问我们？”有几位原来的科长，还消极怠工，请假不上班。朱家骅为了笼络人心，缓和同徐派人的矛盾，取得国民党中央的同意，于1939年冬、1940年春给全体中统人员发委任状，明确实职。开始，徐派的人串通一气，来了个“不予接受”，弄得朱家骅颇为难堪。朱家骅无奈，拖着徐恩曾给大家做工作。后来，经过一番周折，对委任办法做了若干修改，比如，总干事以下一律给予调查员名义等，事情才算了结。
最使朱家骅恼火的一件事是，一次，朱家骅想和中统局的全体人员见见面，准备做一次训话。在徐向大家介绍朱局长时，台下竟有人故意起哄，有的呼叫：“喂，站在上边的是谁呀，怎么不认识啊！”朱家骅为此满面怒容悻悻而去。从此以后，很长时间他不到局里办公。但是，朱并不肯就此给徐恩曾顺气丸吃，他吩咐主任秘书刘次箫，代他处理局内一切事务，重要问题直接向他请示。他把私人图章交给亲信高越天，必要时代他盖章，有意把徐恩曾晾在一边。过了一个时期，刘次箫觉得处在朱、徐斗争的漩涡里，很难办事，便离开了中统局。刘走后，朱把私章取回来，但是他向徐说明，他是局长，局内的事情必须由他签字才能生效。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朱安排的特种经济处长陈介生，自以为有靠山，为给朱出气，故意不听徐的指示，弄得徐恩曾下不了台，徐呼叫要派行动员扣押陈介生，陈不得已而辞职。
在这个时期，徐、朱矛盾达到顶点。徐提出的文件、报告，朱或故意刁难，或阅而不办；徐推荐的人，朱不予同意，或者干脆改为自己的人。徐恩曾无奈，又改变策略，主动提议把与朱有私人关系的李超英调任特经处长，知道朱爱打网球，便投其所好，把中统局住地川东师范的网球场加以修理，旁边摆上茶几、藤椅、汽水、三炮台香烟等，约朱前来打球。并且有意安排自己的亲信陶蔚然等陪朱打球。朱很虚荣，即使打球，也是胜则兴高采烈，败则多方责难。徐因此而吩咐陶等故意输球，以换取朱的高兴；并且吩咐下属，乘朱高兴时把需要请朱批核的文件送上去，请朱核批。徐恩曾一边布置人这样做，一边在办事人员真的送文件要朱核批时，又装做生气的样子说什么：“局长在休息，以后专门送去审批么，为什么拿到这！”朱则说：“不要紧，拿来吧！”打开文件夹，并不细看就签字。朱并不是不知道徐在耍手段，他认为徐既然表示低头，也就有意地使矛盾缓和了。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人的权势之争，特别是徐的背后还有二陈，如果朱将中统据为己有，中统将成为朱另树一帜的重要资本，这对二陈说来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所以在朱、徐斗争中，二陈早就向蒋介石奏了一本，要求调开朱家骅了。
据说，1939年11月20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朱家骅改任组织部长，秘书长由叶楚伧继任，背后就有二陈的动作。但是朱家骅接任组织部长后，赖着中统局长的职务不辞，叶也不好伸手要。1941年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由吴铁城任秘书长后，朱仍不辞中统局长之职。但这时朱已没有了财权，中统局的经费无须朱来批准，徐对朱的态度，就不像以前那么顺从了。这时徐恩曾为了窃取经济部长的职务，把他的亲信顾建中从广东盐务部门调来中统局，并通过二陈保荐顾充任副局长的职务。在顾的委任还没有下来时，徐已授权顾建中代理了他的工作，徐的人也就以副局长称呼顾建中了。朱家骅在这种情况下，为给徐、顾制造难堪，故意称顾为“秘书”。差不多发生这些事情的同时，中统局来了一个曾经在陕西担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的人，名叫郭紫峻。郭诡计多端且有野心，他到中统局的目的就是要窃取实权。他一来就发现朱、徐之间的矛盾，想加以利用。他得知徐恩曾想提拔顾建中任副局长而不提他时，为徐的行为不能容忍，便秘密地投到朱的门下，献计献策，说东道西，尽量拆徐的台，一时间颇得朱的赏识。后来，朱既不同徐商议，也不向徐通消息，径自向蒋介石保荐郭紫峻出任中统局副局长，并且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这一来，使一向视中统局为个人囊中物的徐恩曾成了三个副局长中的一个。朱家骅对这一招非常得意。
徐恩曾虽然是三个副局长中的一个，由于他在中统局里亲信多，势力雄厚，特务们还是听从他的。顾建中是徐的人，是老中统，在中统局内也有基础。郭紫峻虽然当了副局长，和徐、顾相比，在中统内实力要差一些。郭紫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曾表示过向徐靠拢，徐却视郭为异己。
在1941年底，蒋介石安排徐恩曾做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后，他进一步挤入行政院阁僚之列的野心就迅速地膨胀起来。尽管蒋介石在提出升他时召见过他一次，向他讲得很明白，派他做交通次长是希望他在全国范围的交通方面也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并且警告他：中统是基本，交通是中统思想的发展，任何时候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统方面，不要因为当了次长放松了中统方面的工作。徐恩曾当时虽然也诺诺连声，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认为，既然蒋介石提拔他，就是看中了他，他应该趁此机会更加效忠于蒋介石，干出一点名堂来，以飞黄腾达。
当时，徐恩曾曾经分析过国民党统治者圈内的形势，认为军事方面有势力的人物各霸一方，他自己无权无势没有插足的条件，经济财政方面当时的情势很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简直无法控制，蒋介石束手无策。因此，在1941年3月24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在他的开幕词中讲：“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无论文武同志，无论在前方后方，大家都可以尽力。”当时的经济部长翁文灏不是得势人物，也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如果自己有所贡献，显示出了才能，取而代之是完全可能的。于是他把自己最亲信又觉得最有才能的大将顾建中，从广东盐务局调回中统局，让顾代他处理一切，稳住阵脚，他就腾出手来，打着为领袖分忧解愁的幌子，朝着已经瞄准的目标——经济部长大干起来。
1944年底，不知道是郭紫竣听到什么风声还是为什么，他面对面地向徐恩曾提出：“我为着你，为着整个团体，请求你主动向总裁辞职，由我来过渡一个时期，以后再交权给你，行不行？”徐恩曾不同意，并对郭紫竣表示不信任的态度，郭紫竣生气地向他叫喊：“你把别人（指顾建中）当亲儿子，我想当你的干儿子还不要！”说着掉头而去。
徐恩曾则愤怒地骂郭紫竣出卖了他，想篡夺他打下的江山，表示决不屈服。可是，没有多久，蒋介石真的下了撤销徐恩曾本兼各职的手令。据说，朱家骅在这上边起了作用。
郭紫竣得知徐恩曾被撤职的消息后，兴高采烈，满以为中统局长的大权这次非他莫属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着徐上台的不是他，而是曾经搞过CC的小组织“FF”、“逸社”等，后来经管冷门“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边疆问题研究会”的叶秀峰。叶是交权给徐恩曾的老中统，二陈的亲信。显然，这实际上是二陈同朱家骅背后斗争的结局。
办事不力，蒋介石对其亲下“永不录用”手令
徐恩曾是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的特务头子。1945年1月底，蒋介石竟下令将徐恩曾“撤销本兼各职，永不录用”，这是为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军统方面的人说：是由于他们拿到了徐恩曾制造假钞票大做走私买卖的把柄，向蒋介石告了御状。
中统内部有人说：朱家骅指使郭紫峻向蒋介石汇报中统内部和徐恩曾本人一团糟的种种情况，使蒋介石失去了对徐的信任。也有人说：军统和美特的勾结搞得热火朝天，而中统和英特几次勾结都不太成功，英方把他们的不满透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对英美奉若神明，认为中统做事有失体面，有辱国体。还有人说：由于徐恩曾几年来不务其特务正业，一个劲地为当经济部长而奔波，为二陈所不容，否则，即使蒋介石要撤徐的职，二陈也会出来保驾的。
从各方的意见分析，军统方面说的可能是事情爆发的导火线，二陈对徐的不支持无疑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事情有它的发展过程，徐恩曾在他被撤职的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说明蒋介石下决心把这个为他效劳15年的特务头子撤掉，是由日积月累的不满逐渐形成的。
前边曾经提到，徐恩曾派特务到经济部抓共产党，结果人没抓到反而引起人们的不满，翁文灏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不得不下手令：中统是党务机关，不得捕人，并要徐查处有关人员。这虽然是蒋介石做给人们看的，起码也如徐恩曾说的，它反映了蒋介石对中统特务技术水平低下，捕人笨拙是不满意的。而且由于有了这条限制中统捕人的“手令”，在军统与中统、戴笠与徐恩曾互相争宠邀功中，军统、戴笠就越来越占上风，中统、徐恩曾的劣群越来越表现得明显。
中统与英特打交道，重要的是三次。第一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英国当局担心它在缅甸的殖民利益被日本夺走，又害怕缅甸人起来摧毁它的殖民统治，想借中统特务的力量进入缅甸，为它稳定其殖民统治，保护其既得利益。他们通过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的吴铁城和徐恩曾挂上钩，双方议定，中统出人，英方负担经费、供应通讯器材，组成缅甸工作队赴缅活动。工作队行至昆明，正副队长发生内讧，队伍无法开动。待到问题解决，日军已逼近腊戌和密支那，接着就侵入我国云南。虽然徐恩曾和英方再三催促，到1942年10月，工作队还没有踏入缅甸一步。英方大失所望，非常不满，提出抗议，停发了经费，工作队从而撤销。第二次是由于日军占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等地，英轮被迫停航，华籍海员五六千人被滞留在加尔各答。海员生活极为困难，英方不负责安排，要求中统协助遣散。1942年秋，中统组织一个工作队到印度。经过对华籍海员实行军事管制，分化，瓦解，使海员或另谋职业，或回归祖国，逐渐被解散。事情办完以后，工作队想多得赏钱，英方十分吝啬，为薪水、办公费、服装费等等双方多次发生争执。临回国时，有人购买了印度禁止出口的黄金，在飞机上被英方查获，又来了一阵不愉快的交涉。第三次是向英方选送输往日占区的情报人员，因具备条件的人太少，无大成绩。三件事虽然徐恩曾竭尽其力，但英方颇有怨言，通过不同途径不可避免地传到蒋介石耳朵里。
1943年和1944年，徐恩曾多次受到蒋介石斥责，也是事出有因的。
一次，又是因军统向蒋介石告御状，蒋介石责问徐恩曾，你家里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人命，有无其事？徐吞吞吐吐，避重就轻地汇报了一点他老婆王书青放高利贷，做投机买卖的事情，并撒谎说王已离开成都搬往重庆乡下。当时，王书青在成都打着交通部次长徐恩曾的招牌，在中统特务的保护下，大肆投机倒把、走私贩私、胡作非为，什么买卖黄金、美钞、贩运黑货，只要能赚钱的她都干，还仗势欺人，使很多人深受其害。军统为整徐恩曾，搜集情况捅给了蒋介石。
再一次，蒋介石询问山东、河北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的情况。戴笠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王艽生都提供不少情况。徐恩曾则因事前缺少准备，提供不出多少，蒋介石斥责他“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1944年，国民党举行一次会议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现了一条标语，写的是“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徐恩曾把情况汇报上去，蒋介石要徐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徐命令中统局的第三组，即重庆实验区的有关特务和中央党部的党网侦察破案，结果侦察很久都没有结果。蒋介石申斥徐。在我们心腹重地出现这种事，既未事先防止，又不能事后查出究竟，实在是笑话。
同年，美国人拉铁摩尔访问解放区后，写了篇《解放区见闻》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批给徐恩曾看，内有“如再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之句。
同年秋的一次汇报中，徐恩曾、戴笠、郑介民等均在座。蒋介石严厉地责问徐恩曾(大意)：共产党造谣说我和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什么不报告？《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国民党的言论，你为什么不负责任，听其发行、传播？这充分反映了你们的腐败无能！
徐恩曾这次受批评以后，觉得问题很严重。他心想，蒋介石需要一个女英文秘书，陈家弟兄把年轻美貌、留学美国的侄女送进“宫”去，日夜侍候，被人称为“陈小姐”。气得宋美龄大吵大闹，一怒而飞昆明，再怒而飞美洲，这是很多人都议论的事。蒋介石喜欢姚琮(曾任首都警察厅长)之女，常偕姚女到市郊山洞官邸游逛，这在蒋介石侍卫中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又和美国回来的陈洁如和好，陈到蒋介石官邸话旧，引起宋美龄一番折腾……这些怎么能扯到共产党身上？《新华日报》批评国民党的言论的确不少，但都是公开发表的，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一点不让它发表能行吗？新闻检查机关对《新华日报》的报道、言论一再检扣，还是阻止不住它出版发行，这能完全怪中统吗？中统、军统、三青团都有破坏《新华日报》的责任，都毫无办法，而蒋介石只点中统的名，内中必有文章。当然，他也知道，他所领导的中统局，在很多方面，内部人、外部人都在骂，但这决不是个人解决得了的。
尽管如此，徐恩曾还是不愿意破罐子破摔。他为了恢复自己在蒋介石跟前的宠信，为了表示一下他的“振作”，当时他想出了一套办法。一、在中统局提出“争取时间，追求效果”的口号；二、他要中统的人做到“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三、增加工作时间，由每日工作八小时改为十小时。最初几天，口号喊得震天响，徐恩曾本人也煞有介事的每天早六点到局，并亲自往各办公室巡视一周。但为时不过一星期，一切又成了老样子。徐恩曾无可奈何地慨叹道：“积重难返啊！”
就这样，到1945年1月30日，蒋介石把撤销徐恩曾本兼各职的手令，提给了吴铁城、陈果夫、陈立夫。二陈认为徐恩曾离心倾向很重，没有替他说话，提议让叶秀峰继任，吴铁成只好表示赞同。2月1日上午，在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信谊堂，徐、叶举行交接仪式。徐和他的亲信，在会上还情不自禁地压抑着呜咽了一阵。
从此，风云一时，用明杀暗害等各种手段使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徐姓刽子手离开了中统局。不到半月，他的交通次长职务也被撤。3月份，吴铁城为安慰这位被遗弃了的前中统局代局长兼交通部政务次长，派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前往贵州指导所谓发动青年从军活动等事宜。徐到贵州后，在省党部纪念周的会上，和过去一样，还是大放厥词，胡吹一气。事后为蒋介石得知，吴铁城受到了申斥，蒋介石说：“今后不准徐恩曾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蒋介石又圈掉了徐恩曾作为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的名字。至此，徐恩曾除去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头衔以外，其他职务都被撤光了，为蒋介石效犬马之劳的徐恩曾，十多年当特务头目的罪恶生涯了结了，但是，他的反动历史，并没有就此了结。
蒋介石虽然给徐恩曾下了“永不录用”的手令，但是徐恩曾并不相信真会如此，他认为，只要自己继续为蒋介石忠实地效劳，“永”字是可以改变为“暂”字的。因为曾扩情被蒋介石批过“永不录用”，过了一时期，又用了起来。西安事变时，西安广播电台台长王劲被宣布过“永不录用”，后来，徐恩曾委王为中统局总工程师，以后又任用王为交通处副处长、处长，蒋介石都默认了。所以，1945年3月徐恩曾下台以后，才敢于接受吴铁城的指派，到贵州工作，并且在贵阳大放厥词。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竟为此把他从贵阳召回来，并且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把他从中央执监委候选人名单中勾掉。当时，徐恩曾使尽浑身解数，到处“求神拜佛”，进行活动，以求转圜，没有成效。这时他才相信蒋介石真对自己“永不录用”了。
在很短一段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垂头丧气，最亲近的知己看望他，他深有感慨地发牢骚：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两个人为武则天出过死力，当时名声显赫，武氏多次赏赐过他们，连宰相狄仁杰都惧怕他们。但是到最后，来俊臣奉武则天之命，杀掉了周兴，来俊臣自己也为武氏所杀。武则天要杀周兴和来俊臣，是因为他们对武则天的隐私知道得太多了。自古以来，大特务都不得好死，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我仅仅被撤职而未丧命，应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为时不久，日本投降，徐恩曾原来的亲信，在上海大劫收中，拣了幢相当漂亮的西式洋房给他。洋房位于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徐得意非常。
中统局特务季源溥，在徐恩曾主宰中统局时不受重用。后来，在叶秀峰的安排下，以中统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上海，负责上海区的特务活动。季为了报复徐恩曾，唆使部下逼迫徐恩曾搬家，说徐是凭借私人关系，擅自代替管理局暂管这所房产的，是不合法的。徐恩曾磨蹭着不搬，并且多方进行活动。季源溥怂恿他的喽啰，硬是搬进了徐的房子里，把徐恩曾和费侠挤到了一个小房间，弄得徐恩曾非常狼狈。以后，等到陈立夫来到上海，排解了徐、季间的纠纷，才了结了此案。
贪财好色，除有三房夫人尚有无数姘头，为赚钱费尽心机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好色之徒，他的姘头无数，被他玩弄的女性更多。在中统局的女特务，只要他看上眼的，都要凭借他的权势拉来蹂躏，至少得陪他游逛。朋友同事的妻子，只要有些姿色，他就想染指；某些有漂亮妻子的无耻之徒送夫人上门与徐鬼混，从而谋得好职位的大有人在。这里只介绍他的三个正式夫人。
徐恩曾的元配叫梅子瑛（幼琴）。浙江吴兴人，启明女校肄业，原来两人感情还可以，生过一个女孩，自从徐恩曾有了地位，牵扯的女人多起来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徐先是不与同居，后便根本不再理她。但是梅氏一直住在徐恩曾家里，陪伴婆母生活。
徐恩曾的第二个夫人叫王书青，又名淑清，号砚溪，辽宁人。开始，王书青有个妹妹在南京，叫王书元，徐和她姘居。徐恩曾当时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崇敬，对王书元的喜爱，把他办公的地址便定名为“正元实业社”。一次，王书青去看望王书元，被徐恩曾看中，扭住不放，便发生了关系。这时，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姓田，在美国留学。在田回国以后，徐恩曾凭借权势与田“谈判”，迫使田写字据将王书青送给了他。
徐恩曾的第三个夫人是费侠，字达韫，湖北钟祥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叛变。起初，她住在特工总部附设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内。一次，徐恩曾到招待所给人们讲话，费侠代表所内的留俄学生致答词，徐对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姘居。当时二陈担心徐恩曾驾驭不住费侠，因而影响特务活动，劝徐不要和费结合，因为徐恩曾对费过于迷恋，没有从命。1937年11月，徐恩曾借特工总部疏散之机，将王书青和她生的子女送往成都，偕费侠来到武汉，于1938年春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和随使玩弄女人很反感，前往祝贺的人很少，连二陈也没有去。
1938年冬，在日寇即将侵占武汉时，徐恩曾偕费侠逃往重庆。这时，被安排在成都的王书青得知一切，赶到重庆和徐恩曾理论，矛盾不得解决。一天，王书青藏在中统局附近的储奇门药材公会内，趁费侠从中统局出来的机会，迎将上去，大打出手。当时费侠正在怀孕，大腹便便，被王按倒在地，痛打一顿。徐恩曾被弄得手足无措大伤脑筋。后来经过转圜，徐恩曾以黄金、美钞若干，大卡车两辆、轿车一辆送王，并且安排与王要好的徐的司机李子康和王一起前去“经商”，事情才算告一段落。此后，一直到王书青在成都搞得臭名远扬，逼出人命，军统向蒋介石告了徐的状，徐才把王书青接到重庆。
费侠在重庆，不是中统局的正式成员，但也参加了不少特务活动。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的时候，蒋介石为免于被动，总想在会议之前摸到非国民党参政员准备提什么提案，发表什么意见。这时费侠有意识地接触女参政员，帮中统做侦察工作。此外，她为助徐恩曾一臂之力，在中统局的家属宿舍唐家沱，还当过—个时期集体生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办过一阵“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厂等所谓福利事业，却均以失败告终。
徐恩曾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受过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美国留过学，干的是为国民党反动派保镖。这种经历，特别是他的职业，就使他成了一个多种颜色的变色龙。在蒋介石高唱尊孔读经、二陈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时候，他发表讲话，经常引用《四书》、《五经》，鼓吹四维八德。有些不明底细又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听他的讲话后，竟认为他是中国固有伦理的道德的化身。他日常呼妻子费侠“Darling”，有机会就举行私人舞会，星期日经常拉少数朋友到野外举行“Picnic”(野宴)。他喜欢吃麦片粥、牛尾汤、火腿蛋之类。他有漂亮的餐具，会驾驶汽车，还会小修……他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他喜欢议论世界大势，他不仅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且主张“最好把我们中国，从政治、经济、财政以至文化教育，统统交给美国给管上五十年，然后再交给中国人自己管”。他自认是个了不起的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物，可是正派的国民党人，甚至连CC的某些上层人物，也骂他是不学无术、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之徒。
很多人知道徐恩曾迷信，这并不假。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整天忐忑不安，生怕“老天”给他点报应，所以，在重庆时，他经常自己偷偷地开车到一个大相士处算命看相。怕人看见，他总是把车停在距大相士百多米以外，自己步行走过去。后来，在中统特务中发现有一个江湖相士，名叫朱景熙。朱自己吹嘘，曾得江西龙虎山、湖南××山异人的传授，精通麻衣之术。朱在中统局经常给人看相。因为他颇能揣摩人们的心理，经常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不少人还真的信服了他。徐恩曾把他请来看相，朱很捧了徐恩曾一阵，说他是大福大贵、出将入相之相；鼻运最好，将来一定可以做部长。从此，朱成了徐的亲信。1942年，徐到广西指挥大屠杀大逮捕时带着他，转道湖南、江西、浙江历时数月还带着他，并且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徐与别人谈话时，让朱坐在旁边为谈话人“看相”，向徐汇报这些人的情况。显然，这是徐控制特务的一种权术，意在使特务在相士面前不敢怀有二心，不得对徐不老实。这就不是徐恩曾的真迷信了。
调查贪污是中统的正式任务之一，而且是赚钱的生意，负责这项工作的特务都愿意多干这些事，多抓些贪污犯。徐恩曾则不然，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贪污是不治之症，贪污犯俯拾即是，如果要抓，工作没完没了，势必分散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而且整的都是自己人。因此，徐恩曾对整治贪污的方针是不告不理，非特殊需要不费那个劲。什么是特殊需要呢？仅举一例。在蒋介石命令中统、军统、三青团共同组织盐务检查队，分别进驻某些要害地区时，以中统为主的一个队决定驻四川最大的盐产区自贡市。原自贡市盐务局长不买中统的账，处处刁难抵制，徐恩曾一时抓不到这位局长的把柄，便命令时任自贡市中统调查室主任的齐耀荣，以贪污犯的罪名把他逮捕起来解往重庆。因为“贪污犯”这顶帽子，对这类人物没有戴着不合适的，不会有错。显然目的在于扫除障碍，夺取权势，扩展中统的势力。那徐恩曾是否不想在打击贪污犯中捞一把呢？不是。徐的办法往往是：把贪污犯的情况调查清楚、拿到证据以后，并不逮捕贪污犯，而是有意放风通知贪污犯本人，让案犯不请自来，要黄金，还是送“人情”，主动权全在徐的手里，可谓高明之至。人们称这种办法是“无本大利的卖放生意”。
徐恩曾不仅喜欢拿大钱，会拿大钱，小钱他也从不放过。因此，大买卖他做，小买卖他也做。王书青为抓大钱胡作非为，费侠同样是个贪财好货之徒。徐恩曾为了给费侠往回拿钱，在重庆时，派遣特务罗剑雄、沙大馨等，跑印度，奔缅甸，走私贩毒、买卖黄金。又让一些人，开作坊，办工厂，贩卖粮棉。一次，有个特务龚曼华给他们买了万余斤黄豆，本想待价而沽，无奈价格下跌不好出手，折本不肯干，便把它存在重庆国府路282号徐恩曾家中。在一时没有好价钱时，便雇人在家里磨豆子做起了湖南豆腐。每天雇工出出进进，挑豆腐跑市场，市场卖不完，便送到中统局伙食团请他们留下。于是，“徐公馆开豆腐坊”就成了人们谈话中的笑料。刘介鲁发觉了这种情况，便向徐恩曾、费侠进言：“这样搞下去会影响徐先生的声誉的，外人看来有伤体面。”费侠说：“没关系，黄豆不能蚀本卖出去！”刘介鲁解释：“万斤黄豆短时间是磨不完的，生起虫来将更麻烦。”两人这才同意找个熟识的杂粮店把黄豆买去。
徐恩曾在重庆还办过一个流动碾米厂。起因是费侠听说重庆办碾米厂有利可图，便怂恿徐恩曾办了起来。之所以要办流动碾米厂，一是因为厂址一时不好找，急于抓赚钱的机会；二是害怕日本飞机轰炸，连本带利一锅端，便独出心裁，买了一条大木船，船内装上碾米机器，沿江流动，招揽生意。本钱不大，颇能赚钱。可以说徐恩曾为赚钱而费尽心机。
后来，徐恩曾弄到了一部电影放映机，便自任放映师，不时地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进行社交活动，与他的狐群狗党继续联系。同时在黄浦滩边，向麦加利银行租了一间写字间作为办公处，创办了一个“中国机械农垦公司”。
据说，徐恩曾要挂这样一块招牌，并不是真的搞什么机械化农垦，而是因为：第一，当时的一些美国显要人物，很希望把中国变成永远依赖美国的一个机械化大农场，他有了这块招牌就可以获得美援；第二，当时陈果夫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吴任伧是总经理，他有“农”字头的企业便于得到他们的支持，取得一定数目的贷款。所以，直到徐恩曾1949年逃往台湾，他这个机械农垦公司，没有一部农业机械，更没有垦过一亩土地。正因为他办公司毫不费力。
“中国机械农垦公司”的招牌挂起来不久，就又挂出了第二块招牌——“中国打捞公司”。他为了快速发财，招募了一批日本潜水员，在吴淞口和江阴一带，打捞战争中沉没的各种轮船。这个公司还没有捞出名堂，他又以8亿法币(当时值黄金三四千两)买了一艘海轮，成立了台安轮船公司，以上海为中心，航行于天津、基隆、广州之间。这时蒋介石已挑起内战，其他私营船只多被征做军用，徐通过各种关系求得保护，大发横财。在他经营航运的同时，还通过他的旧部——在江西浮梁行政区做专员的冯琦，廉价购得大批木材，转手卖给上海枕木公司，自己什么劲没费，又赚了一大笔钱。徐恩曾就是利用这类办法，很快就挤进了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发财虽发财了，但徐恩曾并不满足于发财，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立即发布了单独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徐恩曾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在选举国大代表时，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到一个名额，徐恩曾为了再次为蒋介石效劳，当“当仁不让”，死皮赖脸地要以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占有这个名额，这个学会有选举权的会员有150人，绝大多数分散在全国各地，在上海、南京的甚少。徐恩曾知道，在外地的人，谁也不会为投这一票而专程到南京走一趟，而且很多人对召开国大并不感兴趣，甚至持抵制的态度。于是，他自己做主，以会长的资格，通过人事关系，向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领取选举证120张，在投票前一天，他招来原中统的亲信张国栋，要他找些可靠的人，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投票。投票那天，二三十人分乘大小汽车来到中央大学投票场，少则一人代一二人投票，多者代四五人反复投四五次。正式会员本人来投票的，寥寥无几。投票结束，徐恩曾在中央大学附近成贤街某饭店内，请冒名顶替工程师投票的人们，大嚼一顿作为报偿。就这样，徐恩曾成了国民大会中电机工程师的代表。
几个月后，徐恩曾第三个老婆费侠，又“当选”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中统局的人都知道，这是中统华中区的总督导熊东皋一手操纵着办成的。当时各地区产生的立法委员，基本上都是由各派系用分赃的方式决定的。熊东皋当时分得两个席位，一个自用，一个送给了费侠。用熊东皋的话说，这是为报答徐先生多年培育提拔之恩。不过，钱还是让费侠花一些。在汉口选举立法委员的前几天，费侠就来到了汉口，在熊东皋的陪同下，在汉口陈其美路新生联谊社(中统开设的歌舞厅)大摆宴席，招待中统鄂、汉两地的特务及有关人员。费侠边热情地照料大家吃喝，边重复那句说不完的话：“请大家帮忙！”如是三天三夜，大家赶填了选票，成叠成包地投入票箱内。就这样，费侠成了立法委员。
徐恩曾当上国大代表以后，很高兴了一阵，认为这是他时来运转东山再起的大转机。但是，到1948年秋，他的高兴劲又过去了。因为形势并不容他乐观，国民党军队顶不住解放军的反攻，一败再败，一退再退；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因循苟且，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到1949年1月，徐恩曾意识到蒋介石家王朝末日的来临，找他的亲信多次议论出路问题，最后还是决定，和国民党的命运死死地拴在一起，继续为国民党奔走呼号。这年春天，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民众紧急动员委员会的时候，徐恩曾挤进去当了一名委员，并且大喊大叫了一阵“要与上海共存亡！”但是，在声嘶力竭地叫过以后，他悄悄地偕费侠逃到了台湾。
去了台湾后，徐恩曾再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郁郁寡欢地过着日子。他在台湾作过贸易和运输生意，还办过农场和海洋打捞公司。1985年秋天病死在台北的家中。
度蜜月一样，逍遥自在，悠哉游哉，携情人登上一个个码头，瞻仰名胜古迹，赏尽两岸风光，玩腻了回船舱饮茶聊天，打麻将玩牌，享尽欢乐。10天过去之后，他才慢悠悠地到达汉口。从南京逃来的部下，从前方跑来的战地特种工作团员，到了武汉，无人管理，不受任何约束，放肆地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胡作非为，一时间在武汉制造了很多丑闻和坏事。徐恩曾对这些，或者不闻不问，或者应付一下，忙着筹备他与费侠的婚礼。
徐恩曾对抗战，如此冷淡，在反共问题上却特别敏感。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治中在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徐恩曾得到信息后，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赶快派他的高级特务刘桂、范振中、田昆生等，奔赴陕甘宁边区周围部署力量，并拨出专门经费供他们使用，还派遣特务黄九成等冒充进步青年混入延安进行侦察。在上海“八一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众抗日组织蓬勃兴起，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青年救国会、救亡演剧团等等，纷纷成立。徐恩曾特工总部在上海的组织，不是积极支持这些抗日组织巩固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将特务派到这些抗日组织内进行控制和破坏。他们通过CC派头目潘公展，介绍特务骨干顾建中与当地的中共领导人见面，说什么他们决定派特派员陈宝骅与共产党的上海组织建立经常联系，帮助解决困难问题，交换对付敌人的情报……同时还提出，要派特务分子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组织里担任调查部长。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然，“联系”、“帮助”是另有目的的。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增强抗战力量、整饬领导机构的幌子下，确立了国民党的领袖制，以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为全党的领袖。大会根据所谓领袖与“细胞”呼应要灵敏的原则，抗战中要加强防谍、防汉奸、巩固后方治安的任务，决定成立两个特务机关，一个是以中央组织部调查处为基础，把特工总部包括进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一个是以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加以扩大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蒋介石认为徐恩曾和戴笠资望不足，分任两个局的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和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分别兼任两个局的局长。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虽然是片面抗战的路线，毕竟反映了抗战的愿望；当时国家的现实又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现实，因此，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关于自身任务的规定中，就把日伪调查、党政调查、党派调查并列了。徐恩曾这个顽固地坚持反共的特务头子，生怕特务们因此而不再卖力反对共产党，他在中统局成立后，一有机会就向喽啰们讲解：“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抗日是我们临时的次要的任务，反共是我们长期的基本的第一位的任务”。“为着我们的发展前途，只有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到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时，徐恩曾和中统局的几个骨干分子濮孟九、梁辅丞、王思诚等共同炮制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就出笼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一系列文件陆陆续续秘密地发了下去。这些文件提出；要在军事、党政和行政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严禁第十八集团军的发展；取缔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及其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许共产党办的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继续存在；派遣“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加强国民党各级党部，“策动全体党员，从事共产党活动防范之调查监视等工作”；利用中统局在各地的情报网和特工人员，运用保甲组织，“使各阶层民众，皆在本党领导之下”，“以杜绝共产党活动之机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做贼心虚，在抗战中不敢明目张胆地搞分裂活动，在它的秘密文件中还指出：“制裁共产党，要运用民众方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注意技巧，避免正面冲突”；“地方务求严紧，中央可示宽大”；“政府秘密策动，借资缓冲”。这些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反共事件屡屡发生，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全国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徐恩曾他们首先炮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国民党反动派说来是有重大功勋的。
在国民党中央搬往重庆以后，在徐恩曾的直接指导之下，中统局在重庆设立了实验区，专在重庆市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在周恩来同志的住地曾家岩50号附近和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地和化龙桥《新华日报》社附近，设立了长期的、日夜不间断的监视哨。对《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抗战期间，中统对积极抗战的共产党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破坏。徐恩曾一直认为不解气。他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对共产党的组织做彻底的破坏，对中共南方工委的破坏，就是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当时中统在江西的特务组织有两个：一个是以章智仁为主任的调查统计室；一个是以冯琦为处长的特种工作办事处。特种工作办事处，建制属于省政府，活动同样属于中统局，在徐恩曾指导下，1941年初，江西中统特务组织逮捕了中共江西省委电台的一个报务员，他们不肯就此停手，继续深入追查，扩大线索，又破坏了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他们还不停手，又通过叛徒，以江西省委电台与中共南方工委的电台联系，逐渐地摸到了南方工委电台的线索。这时，中统特务章智仁和冯琦发生了争论：章要求立即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电台，再进一步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免得中间出问题；冯主张继续深入，暂时不动，待中共南方工委情况弄清后再彻底破坏。官司打到中统局，徐恩曾决定：继续隐忍，继续深入，务求掌握整个情况，要做到一网打尽，彻底破坏，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动手。他还指定经验丰富的庄尚之具体负责这件事，在徐恩曾的指导下，冯琦还伪造了中共中央有人到来等假情况，与中共南方工委联系。一直拖到1942年春夏间，由于中共江西省委被捕的两个人突然逃跑，中统怕机密泄漏，才急急忙忙派遣特务在乐昌逮捕了廖承志和张文彬等。
特务们秘密把廖承志等关到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想迫使他叛变，让叛徒郭潜(后改名郭乾辉)前往劝降。廖承志同志知道郭潜叛变后，痛骂郭潜说：“叛徒，可耻的叛徒！你不配跟我讲话！滚！滚！滚！滚出去！”他们劝降失败，就用非常恶劣的手段折磨他。廖承志在极端严酷的监禁生活中，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他将“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写出挂起来，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徐恩曾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后，利用叛徒郭潜和涂振农等，继续扩大线索，在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进行了一系列的逮捕和搜查，前后逮捕了近千人。蒋介石因此而对徐恩曾大加表扬，还发给特务们一大笔奖金。
与朱家骅争权而被撤职
自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让朱家骅兼任中统局局长，让徐恩曾任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以后，徐恩曾既高兴，又有些不自在。高兴的是特工总部这个私生子有了着落，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免去手下那群喽啰整天叫唤“我们像小老婆养的一样”了。不自在的是，从特工总部成立以后，基本上一直是他当家做主，现在头上又来了个婆婆朱家骅。朱家骅虽然也属CC系，却素以戴季陶、张静江为靠山，从而得宠于蒋介石。朱对二陈虚与委蛇，实际上貌合神离，骨子里不买陈的账。特别是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以后，是蒋介石为了牵制汪精卫才安排朱家骅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并且在文件中明确规定，秘书长为专任职，承总裁命令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之决议，掌握一切事务，是国民党内很有权势的人物。徐恩曾真怕朱家骅傲视一切，抓取中统的实权。
朱家骅和国民党的其他官僚有所不同，上任以后劲头颇足，喜欢揽事找事。此人在上层虽然关系不少，但下面缺少实力，所以一旦有了中统局长这个职务，就很想借机会把这个有雄厚基础力量的全国性庞大特务组织抓将过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使自己也能够组成一个独立的派系。因此，一上台就行使他的权力。
国民党中央决定把首都搬往重庆以后，徐恩曾一时来不能到重庆来，朱家骅在重庆就连电催徐，跳着脚骂人。徐恩曾解释说原特工总部的人大部分还在武汉、衡阳，路途遥远，交通困难，来到重庆颇费时日，中统机关不宜马上建立。朱家骅则不管三七二十一，独自做主，陆陆续续安排了干部。在他安排的干部中，有的是从外边拉来的亲信，有的是原来即在中统但不为徐重用的人，有的是已经成了军统骨干分子的朱的学生，弄得徐恩曾非常恼火。特工总部原主任秘书濮孟九前边被调走，朱家骅后边就安排他的亲信刘次箫接任这个要职。何培荣曾是朱家骅任浙江民政厅长兼杭州警官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当时以政治特派员身份在校负责的是军统头子戴笠，何在校时即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抗战后又任戴笠系统的重庆警察局督察长，因此得到朱的赏识。朱便安排他为四川省调查室主任，使他掌握了中统在一个重要省份里的事务。此外，陈介生做特经处长，郑尧柈做统计处长，也都是朱家骅安排的。局内专员室，安排有大批职位较高的专员，朱的人差不多占多一半。徐恩曾在特工总部时期，为赶走叶秀峰的心腹，培育自己的势力，花了很大的气力，现在朱要对他下手，他哪里肯善罢甘休？
但是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大权在握，特别是经费，必须经过朱的批准才能拿到手。因此，徐恩曾虽然很生气，却不敢和朱闹翻。他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是，公开场合尽量应付朱家骅，背地里搞一些大大小小的名堂。朱的人做特经处长、统计处长，徐就安排他的亲信做副处长。徐的人不搞业务，专门监视朱的人的活动，打小报告。在中统局内部，徐还多方制造对朱的不满空气。当时徐派的人经常相互间唠叨：“我们出生入死辛辛苦苦地打天下，你们坐享其成，一来就是高位、高薪、高待遇！”有时还指名道姓地嘀咕。在实际工作中，徐的人经常对朱的人采取不合作主义。朱的人多是新来乍到，对一些事情不明究竟，问到徐的人时，有的不理睬，有的反问对方：“你是领导，为什么问我们？”有几位原来的科长，还消极怠工，请假不上班。朱家骅为了笼络人心，缓和同徐派人的矛盾，取得国民党中央的同意，于1939年冬、1940年春给全体中统人员发委任状，明确实职。开始，徐派的人串通一气，来了个“不予接受”，弄得朱家骅颇为难堪。朱家骅无奈，拖着徐恩曾给大家做工作。后来，经过一番周折，对委任办法做了若干修改，比如，总干事以下一律给予调查员名义等，事情才算了结。
最使朱家骅恼火的一件事是，一次，朱家骅想和中统局的全体人员见见面，准备做一次训话。在徐向大家介绍朱局长时，台下竟有人故意起哄，有的呼叫：“喂，站在上边的是谁呀，怎么不认识啊！”朱家骅为此满面怒容悻悻而去。从此以后，很长时间他不到局里办公。但是，朱并不肯就此给徐恩曾顺气丸吃，他吩咐主任秘书刘次箫，代他处理局内一切事务，重要问题直接向他请示。他把私人图章交给亲信高越天，必要时代他盖章，有意把徐恩曾晾在一边。过了一个时期，刘次箫觉得处在朱、徐斗争的漩涡里，很难办事，便离开了中统局。刘走后，朱把私章取回来，但是他向徐说明，他是局长，局内的事情必须由他签字才能生效。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朱安排的特种经济处长陈介生，自以为有靠山，为给朱出气，故意不听徐的指示，弄得徐恩曾下不了台，徐呼叫要派行动员扣押陈介生，陈不得已而辞职。
在这个时期，徐、朱矛盾达到顶点。徐提出的文件、报告，朱或故意刁难，或阅而不办；徐推荐的人，朱不予同意，或者干脆改为自己的人。徐恩曾无奈，又改变策略，主动提议把与朱有私人关系的李超英调任特经处长，知道朱爱打网球，便投其所好，把中统局住地川东师范的网球场加以修理，旁边摆上茶几、藤椅、汽水、三炮台香烟等，约朱前来打球。并且有意安排自己的亲信陶蔚然等陪朱打球。朱很虚荣，即使打球，也是胜则兴高采烈，败则多方责难。徐因此而吩咐陶等故意输球，以换取朱的高兴；并且吩咐下属，乘朱高兴时把需要请朱批核的文件送上去，请朱核批。徐恩曾一边布置人这样做，一边在办事人员真的送文件要朱核批时，又装做生气的样子说什么：“局长在休息，以后专门送去审批么，为什么拿到这！”朱则说：“不要紧，拿来吧！”打开文件夹，并不细看就签字。朱并不是不知道徐在耍手段，他认为徐既然表示低头，也就有意地使矛盾缓和了。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人的权势之争，特别是徐的背后还有二陈，如果朱将中统据为己有，中统将成为朱另树一帜的重要资本，这对二陈说来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所以在朱、徐斗争中，二陈早就向蒋介石奏了一本，要求调开朱家骅了。
据说，1939年11月20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朱家骅改任组织部长，秘书长由叶楚伧继任，背后就有二陈的动作。但是朱家骅接任组织部长后，赖着中统局长的职务不辞，叶也不好伸手要。1941年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由吴铁城任秘书长后，朱仍不辞中统局长之职。但这时朱已没有了财权，中统局的经费无须朱来批准，徐对朱的态度，就不像以前那么顺从了。这时徐恩曾为了窃取经济部长的职务，把他的亲信顾建中从广东盐务部门调来中统局，并通过二陈保荐顾充任副局长的职务。在顾的委任还没有下来时，徐已授权顾建中代理了他的工作，徐的人也就以副局长称呼顾建中了。朱家骅在这种情况下，为给徐、顾制造难堪，故意称顾为“秘书”。差不多发生这些事情的同时，中统局来了一个曾经在陕西担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的人，名叫郭紫峻。郭诡计多端且有野心，他到中统局的目的就是要窃取实权。他一来就发现朱、徐之间的矛盾，想加以利用。他得知徐恩曾想提拔顾建中任副局长而不提他时，为徐的行为不能容忍，便秘密地投到朱的门下，献计献策，说东道西，尽量拆徐的台，一时间颇得朱的赏识。后来，朱既不同徐商议，也不向徐通消息，径自向蒋介石保荐郭紫峻出任中统局副局长，并且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这一来，使一向视中统局为个人囊中物的徐恩曾成了三个副局长中的一个。朱家骅对这一招非常得意。
徐恩曾虽然是三个副局长中的一个，由于他在中统局里亲信多，势力雄厚，特务们还是听从他的。顾建中是徐的人，是老中统，在中统局内也有基础。郭紫峻虽然当了副局长，和徐、顾相比，在中统内实力要差一些。郭紫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曾表示过向徐靠拢，徐却视郭为异己。
在1941年底，蒋介石安排徐恩曾做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后，他进一步挤入行政院阁僚之列的野心就迅速地膨胀起来。尽管蒋介石在提出升他时召见过他一次，向他讲得很明白，派他做交通次长是希望他在全国范围的交通方面也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并且警告他：中统是基本，交通是中统思想的发展，任何时候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统方面，不要因为当了次长放松了中统方面的工作。徐恩曾当时虽然也诺诺连声，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认为，既然蒋介石提拔他，就是看中了他，他应该趁此机会更加效忠于蒋介石，干出一点名堂来，以飞黄腾达。
当时，徐恩曾曾经分析过国民党统治者圈内的形势，认为军事方面有势力的人物各霸一方，他自己无权无势没有插足的条件，经济财政方面当时的情势很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简直无法控制，蒋介石束手无策。因此，在1941年3月24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在他的开幕词中讲：“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无论文武同志，无论在前方后方，大家都可以尽力。”当时的经济部长翁文灏不是得势人物，也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如果自己有所贡献，显示出了才能，取而代之是完全可能的。于是他把自己最亲信又觉得最有才能的大将顾建中，从广东盐务局调回中统局，让顾代他处理一切，稳住阵脚，他就腾出手来，打着为领袖分忧解愁的幌子，朝着已经瞄准的目标——经济部长大干起来。
1944年底，不知道是郭紫竣听到什么风声还是为什么，他面对面地向徐恩曾提出：“我为着你，为着整个团体，请求你主动向总裁辞职，由我来过渡一个时期，以后再交权给你，行不行？”徐恩曾不同意，并对郭紫竣表示不信任的态度，郭紫竣生气地向他叫喊：“你把别人（指顾建中）当亲儿子，我想当你的干儿子还不要！”说着掉头而去。
徐恩曾则愤怒地骂郭紫竣出卖了他，想篡夺他打下的江山，表示决不屈服。可是，没有多久，蒋介石真的下了撤销徐恩曾本兼各职的手令。据说，朱家骅在这上边起了作用。
郭紫竣得知徐恩曾被撤职的消息后，兴高采烈，满以为中统局长的大权这次非他莫属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着徐上台的不是他，而是曾经搞过CC的小组织“FF”、“逸社”等，后来经管冷门“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边疆问题研究会”的叶秀峰。叶是交权给徐恩曾的老中统，二陈的亲信。显然，这实际上是二陈同朱家骅背后斗争的结局。
办事不力，蒋介石对其亲下“永不录用”手令
徐恩曾是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的特务头子。1945年1月底，蒋介石竟下令将徐恩曾“撤销本兼各职，永不录用”，这是为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军统方面的人说：是由于他们拿到了徐恩曾制造假钞票大做走私买卖的把柄，向蒋介石告了御状。
中统内部有人说：朱家骅指使郭紫峻向蒋介石汇报中统内部和徐恩曾本人一团糟的种种情况，使蒋介石失去了对徐的信任。也有人说：军统和美特的勾结搞得热火朝天，而中统和英特几次勾结都不太成功，英方把他们的不满透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对英美奉若神明，认为中统做事有失体面，有辱国体。还有人说：由于徐恩曾几年来不务其特务正业，一个劲地为当经济部长而奔波，为二陈所不容，否则，即使蒋介石要撤徐的职，二陈也会出来保驾的。
从各方的意见分析，军统方面说的可能是事情爆发的导火线，二陈对徐的不支持无疑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事情有它的发展过程，徐恩曾在他被撤职的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说明蒋介石下决心把这个为他效劳15年的特务头子撤掉，是由日积月累的不满逐渐形成的。
前边曾经提到，徐恩曾派特务到经济部抓共产党，结果人没抓到反而引起人们的不满，翁文灏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不得不下手令：中统是党务机关，不得捕人，并要徐查处有关人员。这虽然是蒋介石做给人们看的，起码也如徐恩曾说的，它反映了蒋介石对中统特务技术水平低下，捕人笨拙是不满意的。而且由于有了这条限制中统捕人的“手令”，在军统与中统、戴笠与徐恩曾互相争宠邀功中，军统、戴笠就越来越占上风，中统、徐恩曾的劣群越来越表现得明显。
中统与英特打交道，重要的是三次。第一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英国当局担心它在缅甸的殖民利益被日本夺走，又害怕缅甸人起来摧毁它的殖民统治，想借中统特务的力量进入缅甸，为它稳定其殖民统治，保护其既得利益。他们通过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的吴铁城和徐恩曾挂上钩，双方议定，中统出人，英方负担经费、供应通讯器材，组成缅甸工作队赴缅活动。工作队行至昆明，正副队长发生内讧，队伍无法开动。待到问题解决，日军已逼近腊戌和密支那，接着就侵入我国云南。虽然徐恩曾和英方再三催促，到1942年10月，工作队还没有踏入缅甸一步。英方大失所望，非常不满，提出抗议，停发了经费，工作队从而撤销。第二次是由于日军占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等地，英轮被迫停航，华籍海员五六千人被滞留在加尔各答。海员生活极为困难，英方不负责安排，要求中统协助遣散。1942年秋，中统组织一个工作队到印度。经过对华籍海员实行军事管制，分化，瓦解，使海员或另谋职业，或回归祖国，逐渐被解散。事情办完以后，工作队想多得赏钱，英方十分吝啬，为薪水、办公费、服装费等等双方多次发生争执。临回国时，有人购买了印度禁止出口的黄金，在飞机上被英方查获，又来了一阵不愉快的交涉。第三次是向英方选送输往日占区的情报人员，因具备条件的人太少，无大成绩。三件事虽然徐恩曾竭尽其力，但英方颇有怨言，通过不同途径不可避免地传到蒋介石耳朵里。
1943年和1944年，徐恩曾多次受到蒋介石斥责，也是事出有因的。
一次，又是因军统向蒋介石告御状，蒋介石责问徐恩曾，你家里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人命，有无其事？徐吞吞吐吐，避重就轻地汇报了一点他老婆王书青放高利贷，做投机买卖的事情，并撒谎说王已离开成都搬往重庆乡下。当时，王书青在成都打着交通部次长徐恩曾的招牌，在中统特务的保护下，大肆投机倒把、走私贩私、胡作非为，什么买卖黄金、美钞、贩运黑货，只要能赚钱的她都干，还仗势欺人，使很多人深受其害。军统为整徐恩曾，搜集情况捅给了蒋介石。
再一次，蒋介石询问山东、河北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的情况。戴笠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王艽生都提供不少情况。徐恩曾则因事前缺少准备，提供不出多少，蒋介石斥责他“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1944年，国民党举行一次会议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现了一条标语，写的是“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徐恩曾把情况汇报上去，蒋介石要徐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徐命令中统局的第三组，即重庆实验区的有关特务和中央党部的党网侦察破案，结果侦察很久都没有结果。蒋介石申斥徐。在我们心腹重地出现这种事，既未事先防止，又不能事后查出究竟，实在是笑话。
同年，美国人拉铁摩尔访问解放区后，写了篇《解放区见闻》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批给徐恩曾看，内有“如再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之句。
同年秋的一次汇报中，徐恩曾、戴笠、郑介民等均在座。蒋介石严厉地责问徐恩曾(大意)：共产党造谣说我和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什么不报告？《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国民党的言论，你为什么不负责任，听其发行、传播？这充分反映了你们的腐败无能！
徐恩曾这次受批评以后，觉得问题很严重。他心想，蒋介石需要一个女英文秘书，陈家弟兄把年轻美貌、留学美国的侄女送进“宫”去，日夜侍候，被人称为“陈小姐”。气得宋美龄大吵大闹，一怒而飞昆明，再怒而飞美洲，这是很多人都议论的事。蒋介石喜欢姚琮(曾任首都警察厅长)之女，常偕姚女到市郊山洞官邸游逛，这在蒋介石侍卫中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又和美国回来的陈洁如和好，陈到蒋介石官邸话旧，引起宋美龄一番折腾……这些怎么能扯到共产党身上？《新华日报》批评国民党的言论的确不少，但都是公开发表的，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一点不让它发表能行吗？新闻检查机关对《新华日报》的报道、言论一再检扣，还是阻止不住它出版发行，这能完全怪中统吗？中统、军统、三青团都有破坏《新华日报》的责任，都毫无办法，而蒋介石只点中统的名，内中必有文章。当然，他也知道，他所领导的中统局，在很多方面，内部人、外部人都在骂，但这决不是个人解决得了的。
尽管如此，徐恩曾还是不愿意破罐子破摔。他为了恢复自己在蒋介石跟前的宠信，为了表示一下他的“振作”，当时他想出了一套办法。一、在中统局提出“争取时间，追求效果”的口号；二、他要中统的人做到“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三、增加工作时间，由每日工作八小时改为十小时。最初几天，口号喊得震天响，徐恩曾本人也煞有介事的每天早六点到局，并亲自往各办公室巡视一周。但为时不过一星期，一切又成了老样子。徐恩曾无可奈何地慨叹道：“积重难返啊！”
就这样，到1945年1月30日，蒋介石把撤销徐恩曾本兼各职的手令，提给了吴铁城、陈果夫、陈立夫。二陈认为徐恩曾离心倾向很重，没有替他说话，提议让叶秀峰继任，吴铁成只好表示赞同。2月1日上午，在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信谊堂，徐、叶举行交接仪式。徐和他的亲信，在会上还情不自禁地压抑着呜咽了一阵。
从此，风云一时，用明杀暗害等各种手段使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徐姓刽子手离开了中统局。不到半月，他的交通次长职务也被撤。3月份，吴铁城为安慰这位被遗弃了的前中统局代局长兼交通部政务次长，派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前往贵州指导所谓发动青年从军活动等事宜。徐到贵州后，在省党部纪念周的会上，和过去一样，还是大放厥词，胡吹一气。事后为蒋介石得知，吴铁城受到了申斥，蒋介石说：“今后不准徐恩曾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蒋介石又圈掉了徐恩曾作为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的名字。至此，徐恩曾除去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头衔以外，其他职务都被撤光了，为蒋介石效犬马之劳的徐恩曾，十多年当特务头目的罪恶生涯了结了，但是，他的反动历史，并没有就此了结。
蒋介石虽然给徐恩曾下了“永不录用”的手令，但是徐恩曾并不相信真会如此，他认为，只要自己继续为蒋介石忠实地效劳，“永”字是可以改变为“暂”字的。因为曾扩情被蒋介石批过“永不录用”，过了一时期，又用了起来。西安事变时，西安广播电台台长王劲被宣布过“永不录用”，后来，徐恩曾委王为中统局总工程师，以后又任用王为交通处副处长、处长，蒋介石都默认了。所以，1945年3月徐恩曾下台以后，才敢于接受吴铁城的指派，到贵州工作，并且在贵阳大放厥词。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竟为此把他从贵阳召回来，并且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把他从中央执监委候选人名单中勾掉。当时，徐恩曾使尽浑身解数，到处“求神拜佛”，进行活动，以求转圜，没有成效。这时他才相信蒋介石真对自己“永不录用”了。
在很短一段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垂头丧气，最亲近的知己看望他，他深有感慨地发牢骚：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两个人为武则天出过死力，当时名声显赫，武氏多次赏赐过他们，连宰相狄仁杰都惧怕他们。但是到最后，来俊臣奉武则天之命，杀掉了周兴，来俊臣自己也为武氏所杀。武则天要杀周兴和来俊臣，是因为他们对武则天的隐私知道得太多了。自古以来，大特务都不得好死，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我仅仅被撤职而未丧命，应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为时不久，日本投降，徐恩曾原来的亲信，在上海大劫收中，拣了幢相当漂亮的西式洋房给他。洋房位于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徐得意非常。
中统局特务季源溥，在徐恩曾主宰中统局时不受重用。后来，在叶秀峰的安排下，以中统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上海，负责上海区的特务活动。季为了报复徐恩曾，唆使部下逼迫徐恩曾搬家，说徐是凭借私人关系，擅自代替管理局暂管这所房产的，是不合法的。徐恩曾磨蹭着不搬，并且多方进行活动。季源溥怂恿他的喽啰，硬是搬进了徐的房子里，把徐恩曾和费侠挤到了一个小房间，弄得徐恩曾非常狼狈。以后，等到陈立夫来到上海，排解了徐、季间的纠纷，才了结了此案。
贪财好色，除有三房夫人尚有无数姘头，为赚钱费尽心机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好色之徒，他的姘头无数，被他玩弄的女性更多。在中统局的女特务，只要他看上眼的，都要凭借他的权势拉来蹂躏，至少得陪他游逛。朋友同事的妻子，只要有些姿色，他就想染指；某些有漂亮妻子的无耻之徒送夫人上门与徐鬼混，从而谋得好职位的大有人在。这里只介绍他的三个正式夫人。
徐恩曾的元配叫梅子瑛（幼琴）。浙江吴兴人，启明女校肄业，原来两人感情还可以，生过一个女孩，自从徐恩曾有了地位，牵扯的女人多起来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徐先是不与同居，后便根本不再理她。但是梅氏一直住在徐恩曾家里，陪伴婆母生活。
徐恩曾的第二个夫人叫王书青，又名淑清，号砚溪，辽宁人。开始，王书青有个妹妹在南京，叫王书元，徐和她姘居。徐恩曾当时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崇敬，对王书元的喜爱，把他办公的地址便定名为“正元实业社”。一次，王书青去看望王书元，被徐恩曾看中，扭住不放，便发生了关系。这时，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姓田，在美国留学。在田回国以后，徐恩曾凭借权势与田“谈判”，迫使田写字据将王书青送给了他。
徐恩曾的第三个夫人是费侠，字达韫，湖北钟祥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叛变。起初，她住在特工总部附设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内。一次，徐恩曾到招待所给人们讲话，费侠代表所内的留俄学生致答词，徐对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姘居。当时二陈担心徐恩曾驾驭不住费侠，因而影响特务活动，劝徐不要和费结合，因为徐恩曾对费过于迷恋，没有从命。1937年11月，徐恩曾借特工总部疏散之机，将王书青和她生的子女送往成都，偕费侠来到武汉，于1938年春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和随使玩弄女人很反感，前往祝贺的人很少，连二陈也没有去。
1938年冬，在日寇即将侵占武汉时，徐恩曾偕费侠逃往重庆。这时，被安排在成都的王书青得知一切，赶到重庆和徐恩曾理论，矛盾不得解决。一天，王书青藏在中统局附近的储奇门药材公会内，趁费侠从中统局出来的机会，迎将上去，大打出手。当时费侠正在怀孕，大腹便便，被王按倒在地，痛打一顿。徐恩曾被弄得手足无措大伤脑筋。后来经过转圜，徐恩曾以黄金、美钞若干，大卡车两辆、轿车一辆送王，并且安排与王要好的徐的司机李子康和王一起前去“经商”，事情才算告一段落。此后，一直到王书青在成都搞得臭名远扬，逼出人命，军统向蒋介石告了徐的状，徐才把王书青接到重庆。
费侠在重庆，不是中统局的正式成员，但也参加了不少特务活动。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的时候，蒋介石为免于被动，总想在会议之前摸到非国民党参政员准备提什么提案，发表什么意见。这时费侠有意识地接触女参政员，帮中统做侦察工作。此外，她为助徐恩曾一臂之力，在中统局的家属宿舍唐家沱，还当过—个时期集体生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办过一阵“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厂等所谓福利事业，却均以失败告终。
徐恩曾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受过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美国留过学，干的是为国民党反动派保镖。这种经历，特别是他的职业，就使他成了一个多种颜色的变色龙。在蒋介石高唱尊孔读经、二陈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时候，他发表讲话，经常引用《四书》、《五经》，鼓吹四维八德。有些不明底细又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听他的讲话后，竟认为他是中国固有伦理的道德的化身。他日常呼妻子费侠“Darling”，有机会就举行私人舞会，星期日经常拉少数朋友到野外举行“Picnic”(野宴)。他喜欢吃麦片粥、牛尾汤、火腿蛋之类。他有漂亮的餐具，会驾驶汽车，还会小修……他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他喜欢议论世界大势，他不仅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且主张“最好把我们中国，从政治、经济、财政以至文化教育，统统交给美国给管上五十年，然后再交给中国人自己管”。他自认是个了不起的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物，可是正派的国民党人，甚至连CC的某些上层人物，也骂他是不学无术、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之徒。
很多人知道徐恩曾迷信，这并不假。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整天忐忑不安，生怕“老天”给他点报应，所以，在重庆时，他经常自己偷偷地开车到一个大相士处算命看相。怕人看见，他总是把车停在距大相士百多米以外，自己步行走过去。后来，在中统特务中发现有一个江湖相士，名叫朱景熙。朱自己吹嘘，曾得江西龙虎山、湖南××山异人的传授，精通麻衣之术。朱在中统局经常给人看相。因为他颇能揣摩人们的心理，经常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不少人还真的信服了他。徐恩曾把他请来看相，朱很捧了徐恩曾一阵，说他是大福大贵、出将入相之相；鼻运最好，将来一定可以做部长。从此，朱成了徐的亲信。1942年，徐到广西指挥大屠杀大逮捕时带着他，转道湖南、江西、浙江历时数月还带着他，并且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徐与别人谈话时，让朱坐在旁边为谈话人“看相”，向徐汇报这些人的情况。显然，这是徐控制特务的一种权术，意在使特务在相士面前不敢怀有二心，不得对徐不老实。这就不是徐恩曾的真迷信了。
调查贪污是中统的正式任务之一，而且是赚钱的生意，负责这项工作的特务都愿意多干这些事，多抓些贪污犯。徐恩曾则不然，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贪污是不治之症，贪污犯俯拾即是，如果要抓，工作没完没了，势必分散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而且整的都是自己人。因此，徐恩曾对整治贪污的方针是不告不理，非特殊需要不费那个劲。什么是特殊需要呢？仅举一例。在蒋介石命令中统、军统、三青团共同组织盐务检查队，分别进驻某些要害地区时，以中统为主的一个队决定驻四川最大的盐产区自贡市。原自贡市盐务局长不买中统的账，处处刁难抵制，徐恩曾一时抓不到这位局长的把柄，便命令时任自贡市中统调查室主任的齐耀荣，以贪污犯的罪名把他逮捕起来解往重庆。因为“贪污犯”这顶帽子，对这类人物没有戴着不合适的，不会有错。显然目的在于扫除障碍，夺取权势，扩展中统的势力。那徐恩曾是否不想在打击贪污犯中捞一把呢？不是。徐的办法往往是：把贪污犯的情况调查清楚、拿到证据以后，并不逮捕贪污犯，而是有意放风通知贪污犯本人，让案犯不请自来，要黄金，还是送“人情”，主动权全在徐的手里，可谓高明之至。人们称这种办法是“无本大利的卖放生意”。
徐恩曾不仅喜欢拿大钱，会拿大钱，小钱他也从不放过。因此，大买卖他做，小买卖他也做。王书青为抓大钱胡作非为，费侠同样是个贪财好货之徒。徐恩曾为了给费侠往回拿钱，在重庆时，派遣特务罗剑雄、沙大馨等，跑印度，奔缅甸，走私贩毒、买卖黄金。又让一些人，开作坊，办工厂，贩卖粮棉。一次，有个特务龚曼华给他们买了万余斤黄豆，本想待价而沽，无奈价格下跌不好出手，折本不肯干，便把它存在重庆国府路282号徐恩曾家中。在一时没有好价钱时，便雇人在家里磨豆子做起了湖南豆腐。每天雇工出出进进，挑豆腐跑市场，市场卖不完，便送到中统局伙食团请他们留下。于是，“徐公馆开豆腐坊”就成了人们谈话中的笑料。刘介鲁发觉了这种情况，便向徐恩曾、费侠进言：“这样搞下去会影响徐先生的声誉的，外人看来有伤体面。”费侠说：“没关系，黄豆不能蚀本卖出去！”刘介鲁解释：“万斤黄豆短时间是磨不完的，生起虫来将更麻烦。”两人这才同意找个熟识的杂粮店把黄豆买去。
徐恩曾在重庆还办过一个流动碾米厂。起因是费侠听说重庆办碾米厂有利可图，便怂恿徐恩曾办了起来。之所以要办流动碾米厂，一是因为厂址一时不好找，急于抓赚钱的机会；二是害怕日本飞机轰炸，连本带利一锅端，便独出心裁，买了一条大木船，船内装上碾米机器，沿江流动，招揽生意。本钱不大，颇能赚钱。可以说徐恩曾为赚钱而费尽心机。
后来，徐恩曾弄到了一部电影放映机，便自任放映师，不时地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进行社交活动，与他的狐群狗党继续联系。同时在黄浦滩边，向麦加利银行租了一间写字间作为办公处，创办了一个“中国机械农垦公司”。
据说，徐恩曾要挂这样一块招牌，并不是真的搞什么机械化农垦，而是因为：第一，当时的一些美国显要人物，很希望把中国变成永远依赖美国的一个机械化大农场，他有了这块招牌就可以获得美援；第二，当时陈果夫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吴任伧是总经理，他有“农”字头的企业便于得到他们的支持，取得一定数目的贷款。所以，直到徐恩曾1949年逃往台湾，他这个机械农垦公司，没有一部农业机械，更没有垦过一亩土地。正因为他办公司毫不费力。
“中国机械农垦公司”的招牌挂起来不久，就又挂出了第二块招牌——“中国打捞公司”。他为了快速发财，招募了一批日本潜水员，在吴淞口和江阴一带，打捞战争中沉没的各种轮船。这个公司还没有捞出名堂，他又以8亿法币(当时值黄金三四千两)买了一艘海轮，成立了台安轮船公司，以上海为中心，航行于天津、基隆、广州之间。这时蒋介石已挑起内战，其他私营船只多被征做军用，徐通过各种关系求得保护，大发横财。在他经营航运的同时，还通过他的旧部——在江西浮梁行政区做专员的冯琦，廉价购得大批木材，转手卖给上海枕木公司，自己什么劲没费，又赚了一大笔钱。徐恩曾就是利用这类办法，很快就挤进了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发财虽发财了，但徐恩曾并不满足于发财，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立即发布了单独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徐恩曾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在选举国大代表时，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到一个名额，徐恩曾为了再次为蒋介石效劳，当“当仁不让”，死皮赖脸地要以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占有这个名额，这个学会有选举权的会员有150人，绝大多数分散在全国各地，在上海、南京的甚少。徐恩曾知道，在外地的人，谁也不会为投这一票而专程到南京走一趟，而且很多人对召开国大并不感兴趣，甚至持抵制的态度。于是，他自己做主，以会长的资格，通过人事关系，向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领取选举证120张，在投票前一天，他招来原中统的亲信张国栋，要他找些可靠的人，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投票。投票那天，二三十人分乘大小汽车来到中央大学投票场，少则一人代一二人投票，多者代四五人反复投四五次。正式会员本人来投票的，寥寥无几。投票结束，徐恩曾在中央大学附近成贤街某饭店内，请冒名顶替工程师投票的人们，大嚼一顿作为报偿。就这样，徐恩曾成了国民大会中电机工程师的代表。
几个月后，徐恩曾第三个老婆费侠，又“当选”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中统局的人都知道，这是中统华中区的总督导熊东皋一手操纵着办成的。当时各地区产生的立法委员，基本上都是由各派系用分赃的方式决定的。熊东皋当时分得两个席位，一个自用，一个送给了费侠。用熊东皋的话说，这是为报答徐先生多年培育提拔之恩。不过，钱还是让费侠花一些。在汉口选举立法委员的前几天，费侠就来到了汉口，在熊东皋的陪同下，在汉口陈其美路新生联谊社(中统开设的歌舞厅)大摆宴席，招待中统鄂、汉两地的特务及有关人员。费侠边热情地照料大家吃喝，边重复那句说不完的话：“请大家帮忙！”如是三天三夜，大家赶填了选票，成叠成包地投入票箱内。就这样，费侠成了立法委员。
徐恩曾当上国大代表以后，很高兴了一阵，认为这是他时来运转东山再起的大转机。但是，到1948年秋，他的高兴劲又过去了。因为形势并不容他乐观，国民党军队顶不住解放军的反攻，一败再败，一退再退；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因循苟且，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到1949年1月，徐恩曾意识到蒋介石家王朝末日的来临，找他的亲信多次议论出路问题，最后还是决定，和国民党的命运死死地拴在一起，继续为国民党奔走呼号。这年春天，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民众紧急动员委员会的时候，徐恩曾挤进去当了一名委员，并且大喊大叫了一阵“要与上海共存亡！”但是，在声嘶力竭地叫过以后，他悄悄地偕费侠逃到了台湾。
去了台湾后，徐恩曾再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郁郁寡欢地过着日子。他在台湾作过贸易和运输生意，还办过农场和海洋打捞公司。1985年秋天病死在台北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