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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出任党魁的吉田茂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鲤鱼一旦到了案板上，即便刀上身也不会畏缩。”以鲤鱼自比，仿佛已经成了日本人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之所以选择鲤鱼，可能是因为它的坚忍与对环境的适应性。大和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中，有许多令世界惊叹的东西，其面对失败，尤其是战败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坚忍便是其中之一，也正是这种异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才使日本民众并非沉溺于战败的阴影无法自拔，反而是在美国设定的“鱼缸”中让自己长到尽可能的强大。
所谓的日本鲤鱼，就是锦鲤，它与普通的鱼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体型是由生长的环境直接决定的。具体地说，如果你在小鱼缸里饲养它，它只会长到两三寸长；如果你把它放入大鱼缸或者小池塘中，它就能长至六寸到一尺长；放进大一点的池塘，它能长到一尺半长；如果把它放进大湖之中，让它不受限制地充分成长，有朝一日它可能会长达三尺。
基于锦鲤的这一特性，日本人经常以鲤鱼自称。每年的5月5日，日本男孩节那天，但凡有男孩的人家都要悬挂用布、绸或纸做的空心“鲤鱼旗”。这其中的含义除了“鲤鱼跃龙门”的美好祝愿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对跃龙门前坚忍的推崇。确实，所有的成就与辉煌都不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此前必定有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甚至还可能是痛苦难耐的。
几乎对所有的国家而言，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战争以失败告终，无疑都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战败之后的恢复工程异常艰巨，此外还极有可能需要面对战胜国的占领。二战后的日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日本人可以接受的占领方式：保留已有的政府，由日本人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美国之所以实施这种管理方式，是出于自身的考虑，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所说：“利用日本国政府这种占领方式所取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日本国政府可资利用，我们势必要有直接运转管理一个7000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全部复杂机构。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不同。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只是提供具体指导。”同时，却也收获了超乎想象的成果。
在美国人眼中，日本向来是一个怒目而视、睚眦必报的民族。面对战败的挫折与美国占领的屈辱，日本民众极有可能会对美国的占领表示出敌对的态度。但结果远远出乎美国人的预料，日本民众坦然地接受了美国的管理，因为他们期望自身的改变。因而，在日本投降之后的第五天，在美军尚未登陆时，东京的《每日新闻》便已刊登了这样的评论：“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
日本之所以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转变，皆源于他们对“尊重”的期望，就像战败后各家报纸的社论反复强调的那样：“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得到尊重。”可见，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这就是日本人的“政策”。美国研究家约翰·脱兰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上）中这样描述日本人：“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似乎是没有道德心的……他的逻辑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
“尊重”的政策，对日本人而言，远胜过“道德”的原则，因此，在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以失败告终时，日本便视其为是“错误”的，他们不会固守“错误”的方针，而是迅速地将其抛弃，以另一种方式换取“尊重”。在他们的观念中，“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而如实地观察事物。过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应通过坦率的分析而予以消除。……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
如此独特的观念，并不独属于少数人，东京、大阪等城市的街头，甚至偏远村落的普通百姓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整个日本民族在战败之后，迅速地进行自我的涤除积垢，民众们开始积极主动地努力改善不受“尊重”的环境。
一旦确立了新的方针，日本人便会用勇于逆流而上的鲤鱼来要求自己，他们隐藏起个人的情绪、舍下自私的利益需求，忍耐新的生活方式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转瞬间，曾经骄横凶残的日军变成了“谦谦君子”，被战胜国安排修路、修机场，他们也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甚至愿意为了无心之失而以自动挨饿的方式表达歉意。
此时，日本的民众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他们像机器人一样精准、刻板，一丝不苟；街上一尘不染，人流整齐有序，公共汽车分秒不差；日本从不停电，也不停水，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啸，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慌乱之态。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勤奋、刻苦，不知疲倦：晚上加班到八九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是到了午夜时分，高耸的写字楼里仍有许多人在加班；他们永远高涨的积极性和超强的责任心，有时执著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
每个日本人都像机器人一样，忠实地履行着自己职责，为了能获得“尊重”而坚忍地为战后的“重生”付出。拥有如此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本身就足以令别国动容，他们创造的奇迹更是令整个世界震惊。日本在战后仅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便从二战的战败国一跃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亚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从1983年开始超过了美国。他们如愿以偿，得到了世界的“尊重”，不单是经济实力上的，更多的是战后恢复过程中的坚忍与努力。
二战后出任党魁的吉田茂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鲤鱼一旦到了案板上，即便刀上身也不会畏缩。”以鲤鱼自比，仿佛已经成了日本人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之所以选择鲤鱼，可能是因为它的坚忍与对环境的适应性。大和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中，有许多令世界惊叹的东西，其面对失败，尤其是战败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坚忍便是其中之一，也正是这种异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才使日本民众并非沉溺于战败的阴影无法自拔，反而是在美国设定的“鱼缸”中让自己长到尽可能的强大。
所谓的日本鲤鱼，就是锦鲤，它与普通的鱼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体型是由生长的环境直接决定的。具体地说，如果你在小鱼缸里饲养它，它只会长到两三寸长；如果你把它放入大鱼缸或者小池塘中，它就能长至六寸到一尺长；放进大一点的池塘，它能长到一尺半长；如果把它放进大湖之中，让它不受限制地充分成长，有朝一日它可能会长达三尺。
基于锦鲤的这一特性，日本人经常以鲤鱼自称。每年的5月5日，日本男孩节那天，但凡有男孩的人家都要悬挂用布、绸或纸做的空心“鲤鱼旗”。这其中的含义除了“鲤鱼跃龙门”的美好祝愿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对跃龙门前坚忍的推崇。确实，所有的成就与辉煌都不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此前必定有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甚至还可能是痛苦难耐的。
几乎对所有的国家而言，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战争以失败告终，无疑都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战败之后的恢复工程异常艰巨，此外还极有可能需要面对战胜国的占领。二战后的日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日本人可以接受的占领方式：保留已有的政府，由日本人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美国之所以实施这种管理方式，是出于自身的考虑，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所说：“利用日本国政府这种占领方式所取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日本国政府可资利用，我们势必要有直接运转管理一个7000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全部复杂机构。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不同。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只是提供具体指导。”同时，却也收获了超乎想象的成果。
在美国人眼中，日本向来是一个怒目而视、睚眦必报的民族。面对战败的挫折与美国占领的屈辱，日本民众极有可能会对美国的占领表示出敌对的态度。但结果远远出乎美国人的预料，日本民众坦然地接受了美国的管理，因为他们期望自身的改变。因而，在日本投降之后的第五天，在美军尚未登陆时，东京的《每日新闻》便已刊登了这样的评论：“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
日本之所以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转变，皆源于他们对“尊重”的期望，就像战败后各家报纸的社论反复强调的那样：“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得到尊重。”可见，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这就是日本人的“政策”。美国研究家约翰·脱兰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上）中这样描述日本人：“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似乎是没有道德心的……他的逻辑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
“尊重”的政策，对日本人而言，远胜过“道德”的原则，因此，在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以失败告终时，日本便视其为是“错误”的，他们不会固守“错误”的方针，而是迅速地将其抛弃，以另一种方式换取“尊重”。在他们的观念中，“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而如实地观察事物。过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应通过坦率的分析而予以消除。……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
如此独特的观念，并不独属于少数人，东京、大阪等城市的街头，甚至偏远村落的普通百姓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整个日本民族在战败之后，迅速地进行自我的涤除积垢，民众们开始积极主动地努力改善不受“尊重”的环境。
一旦确立了新的方针，日本人便会用勇于逆流而上的鲤鱼来要求自己，他们隐藏起个人的情绪、舍下自私的利益需求，忍耐新的生活方式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转瞬间，曾经骄横凶残的日军变成了“谦谦君子”，被战胜国安排修路、修机场，他们也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甚至愿意为了无心之失而以自动挨饿的方式表达歉意。
此时，日本的民众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他们像机器人一样精准、刻板，一丝不苟；街上一尘不染，人流整齐有序，公共汽车分秒不差；日本从不停电，也不停水，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啸，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慌乱之态。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勤奋、刻苦，不知疲倦：晚上加班到八九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是到了午夜时分，高耸的写字楼里仍有许多人在加班；他们永远高涨的积极性和超强的责任心，有时执著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
每个日本人都像机器人一样，忠实地履行着自己职责，为了能获得“尊重”而坚忍地为战后的“重生”付出。拥有如此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本身就足以令别国动容，他们创造的奇迹更是令整个世界震惊。日本在战后仅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便从二战的战败国一跃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亚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从1983年开始超过了美国。他们如愿以偿，得到了世界的“尊重”，不单是经济实力上的，更多的是战后恢复过程中的坚忍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