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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乱的时局中只有一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时间。在危险而忙乱的时节里，夏天悄然而逝，秋天的脚步渐渐近了。原本离开家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个短暂的任务，过不了几天就能回去。却没想到在救护团里一呆就是大半个月，这一来，原本带的衣服显然是不够穿了。于是趁着接卫二月回家的机会，匆匆赶到法租界的小洋楼里取了几件保暖的衣服。
祖父照例是不满的，自从日本人打到了上海边上，他就愈发看什么都不顺眼了。原本在家里的时侯，父亲没少挨他的骂。原因无非是父亲向来离经叛道，让自诩正统的他自然是无法理解。
到了法租界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父亲在家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间也越来越短，老爷子反倒对父亲体贴起来。水清偷偷告诉我，好几次看到祖父吩咐跟父亲留晚饭、熬补汤，看得出他是真正关心这个儿子的。不过明面上却不曾发现他的态度转变，偶尔父子俩在一个桌上吃饭也总是说不到一块儿去。在父亲不在的时间段里，喜欢斗鸡走狗的二伯就成了祖父的新目标。他对于这个空长了几十岁仍旧不学无术、不思上进的二儿子常常是捶胸顿足，恨不得他不要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才好。
我提着行李箱准备离开这座法租界的小洋楼的时侯，祖父还在对二伯骂骂咧咧，大意是国家都乱了，真正有骨气的男人都去战场上为国尽忠了，剩下的那些也是摩拳擦掌、同仇敌忾，励志要把小日本打出去。再不济的也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家里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总不见得让女人出去抛头露面。像二伯这样没出息不上进的还真是少见，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成天还只知道嘴一张吃家里的饭，手一伸问家里要钱，一家老小还能指望他些什么！
能说会道的二伯母也只好闭了嘴随便祖父教训，毕竟这种时候她的靠山就是自己的婆家，要指望娘家那是指望不上了。大伯万事不开口，一开口就是一副长兄如父的样子，他义正词严地说了一大段话，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真心实意，又有多少是作秀的成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大伯对自己的定位向来如此，他做不了什么大事，守住家业却是并不难。大家都清楚偌大的家产最终大部分会落到他的口袋里，他唯一顾虑的就是能说会道的二伯和“精于钻营”的父亲会夺走了属于他的部分，所以逮着时机总是不忘显示自己高风亮节，好让祖父对他另眼相看。
在家里的时侯，隔三差五的明争暗斗都是了不起的大事。现在满脑子的国仇家恨、社会大义，这种无谓的争吵就显得小儿科了。
母亲一路把我送到了路口，她捏着我的手简直要把我捏碎一般。反倒是我，现在面对什么事情都越来越镇定从容。我揽着她的肩膀安慰她：“我又没去多远的地方，你要是想我了，就来看看我。再说了，这场仗一打完，我就回来了呀。”
到了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不知不觉间我的身高已经超过她半个头了，站在这个角度看过去，母亲的身形显得愈发瘦削，原本乌黑的头发里也冒出了几缕银丝。印象里永远美得看不出年龄的她竟然也老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时间在人的身上留下的可怕痕迹，回头看看，不论是祖父、父亲还是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难以想象。
过了路口左转就是公交车站，母亲本来想要送我，我却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如今我连死亡都能平静面对，早不是以前那个需要躲在父母羽翼之下的小孩子了。我侧身避开了从身后突然窜出的黄包车，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到了一边。对方怕我大声叫出来引起巡警的注意，先是伸出食指比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又把遮得极低的帽檐微微一掀。
我一个不防果然大叫起来：“时译之，你神出鬼没的到底在谋划什么大事！”
他放开我，把手插在风衣口袋里风度翩翩地笑着：“还不是忙着在乱世里求生存嘛。”
我没好气地想要呛他几句，却想起来现在是在法租界的大马路上。说不好身边走过去的人里就会有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甚至于国民党、共产党派来的暗探。于是就换了一副神气，亲亲热热地问候他：“是嘛，这么久不见真是想死我了。还有顾作言顾同学，当了摄影师就了不起了，整天神出鬼没地见不着人，你不准备带我去见见他？”
时译之没想到我翻脸比翻书还快，一下子愣是没反应过来。于是只好在初秋的冷风里讪讪的地笑着，一张帅脸都成了霜打的茄子：“哦，我倒没听说。”他大概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演技，于是顾左右而言他道：“我们俩也是很久没见了，本来想找你喝杯咖啡叙叙旧，没想到你满脑子就只有顾作言，真是让人伤心啊。”
我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谁说很久不见了，上回在车上你不是见了我装作没看见么！”
时译之又是一愣：“你八成是认错人了吧，我见到你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装作没看到！你一定是认错人啦！”
他同我装傻，我也就同他打太极。横竖他今天现身一定是有求于我，不说实话肯定过不去。果然，不出十分钟，他便败下阵来，午后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实在当得上“唇红齿白”这样的形容。他说：“朱慧然同学，我需要你的帮助。”说这话的时侯，他语气里全没半点做作虚假，显得异常真诚。
我原本存着的“无论如何，先戏弄他一把也好”的心态在他陈恳的攻势之下已灰飞烟灭了：“有什么事你直说就好了，只要我能帮，就一定不会推辞。”
在纷乱的时局中只有一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时间。在危险而忙乱的时节里，夏天悄然而逝，秋天的脚步渐渐近了。原本离开家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个短暂的任务，过不了几天就能回去。却没想到在救护团里一呆就是大半个月，这一来，原本带的衣服显然是不够穿了。于是趁着接卫二月回家的机会，匆匆赶到法租界的小洋楼里取了几件保暖的衣服。
祖父照例是不满的，自从日本人打到了上海边上，他就愈发看什么都不顺眼了。原本在家里的时侯，父亲没少挨他的骂。原因无非是父亲向来离经叛道，让自诩正统的他自然是无法理解。
到了法租界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父亲在家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间也越来越短，老爷子反倒对父亲体贴起来。水清偷偷告诉我，好几次看到祖父吩咐跟父亲留晚饭、熬补汤，看得出他是真正关心这个儿子的。不过明面上却不曾发现他的态度转变，偶尔父子俩在一个桌上吃饭也总是说不到一块儿去。在父亲不在的时间段里，喜欢斗鸡走狗的二伯就成了祖父的新目标。他对于这个空长了几十岁仍旧不学无术、不思上进的二儿子常常是捶胸顿足，恨不得他不要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才好。
我提着行李箱准备离开这座法租界的小洋楼的时侯，祖父还在对二伯骂骂咧咧，大意是国家都乱了，真正有骨气的男人都去战场上为国尽忠了，剩下的那些也是摩拳擦掌、同仇敌忾，励志要把小日本打出去。再不济的也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家里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总不见得让女人出去抛头露面。像二伯这样没出息不上进的还真是少见，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成天还只知道嘴一张吃家里的饭，手一伸问家里要钱，一家老小还能指望他些什么！
能说会道的二伯母也只好闭了嘴随便祖父教训，毕竟这种时候她的靠山就是自己的婆家，要指望娘家那是指望不上了。大伯万事不开口，一开口就是一副长兄如父的样子，他义正词严地说了一大段话，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真心实意，又有多少是作秀的成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大伯对自己的定位向来如此，他做不了什么大事，守住家业却是并不难。大家都清楚偌大的家产最终大部分会落到他的口袋里，他唯一顾虑的就是能说会道的二伯和“精于钻营”的父亲会夺走了属于他的部分，所以逮着时机总是不忘显示自己高风亮节，好让祖父对他另眼相看。
在家里的时侯，隔三差五的明争暗斗都是了不起的大事。现在满脑子的国仇家恨、社会大义，这种无谓的争吵就显得小儿科了。
母亲一路把我送到了路口，她捏着我的手简直要把我捏碎一般。反倒是我，现在面对什么事情都越来越镇定从容。我揽着她的肩膀安慰她：“我又没去多远的地方，你要是想我了，就来看看我。再说了，这场仗一打完，我就回来了呀。”
到了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不知不觉间我的身高已经超过她半个头了，站在这个角度看过去，母亲的身形显得愈发瘦削，原本乌黑的头发里也冒出了几缕银丝。印象里永远美得看不出年龄的她竟然也老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时间在人的身上留下的可怕痕迹，回头看看，不论是祖父、父亲还是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难以想象。
过了路口左转就是公交车站，母亲本来想要送我，我却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如今我连死亡都能平静面对，早不是以前那个需要躲在父母羽翼之下的小孩子了。我侧身避开了从身后突然窜出的黄包车，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到了一边。对方怕我大声叫出来引起巡警的注意，先是伸出食指比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又把遮得极低的帽檐微微一掀。
我一个不防果然大叫起来：“时译之，你神出鬼没的到底在谋划什么大事！”
他放开我，把手插在风衣口袋里风度翩翩地笑着：“还不是忙着在乱世里求生存嘛。”
我没好气地想要呛他几句，却想起来现在是在法租界的大马路上。说不好身边走过去的人里就会有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甚至于国民党、共产党派来的暗探。于是就换了一副神气，亲亲热热地问候他：“是嘛，这么久不见真是想死我了。还有顾作言顾同学，当了摄影师就了不起了，整天神出鬼没地见不着人，你不准备带我去见见他？”
时译之没想到我翻脸比翻书还快，一下子愣是没反应过来。于是只好在初秋的冷风里讪讪的地笑着，一张帅脸都成了霜打的茄子：“哦，我倒没听说。”他大概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演技，于是顾左右而言他道：“我们俩也是很久没见了，本来想找你喝杯咖啡叙叙旧，没想到你满脑子就只有顾作言，真是让人伤心啊。”
我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谁说很久不见了，上回在车上你不是见了我装作没看见么！”
时译之又是一愣：“你八成是认错人了吧，我见到你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装作没看到！你一定是认错人啦！”
他同我装傻，我也就同他打太极。横竖他今天现身一定是有求于我，不说实话肯定过不去。果然，不出十分钟，他便败下阵来，午后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实在当得上“唇红齿白”这样的形容。他说：“朱慧然同学，我需要你的帮助。”说这话的时侯，他语气里全没半点做作虚假，显得异常真诚。
我原本存着的“无论如何，先戏弄他一把也好”的心态在他陈恳的攻势之下已灰飞烟灭了：“有什么事你直说就好了，只要我能帮，就一定不会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