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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基本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诸如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开始大量出现丝织业市镇。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象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可谓荒凉而普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当地居民,开始大量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就已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则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几可与早期进行工业化的英国相媲美。
这样的转变,从人类的趋利性角度来讲,其实很好理解。
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
而这样的城镇化,则导致明朝江南的粮食逐年上涨,当然,相比种田,江南地区人民的收入,也对应上涨,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危害。
只不过,这粮食涨价的幅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最终达到了民众难以忍受的程度。
在明史研究的全国米价表中,17世纪20年代的平均米价,已达到了17世纪10年代的1.6倍,显示出了急剧的上涨趋势。而人民的收入增长,则是远低于此数。
人是铁,饭是钢,收入不增,这粮食却还是得吃。那么,没有钱,吃不起,怎么办?
那就抢呗。
崇祯时期,仅在苏州和松江府等地,就多次爆发抢米风潮,抑或者抗租,还有人起义造反。
看明史记录,崇祯11年8月,洞庭东山的盗贼谋划起事,被巡抚都御史张国维镇压,后来余党又再次起事,仍然被制伏。
同年11月有奸恶借蝗灾为谣,讹言倡众抗租,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千余人聚集焚庐劫资,终被知府牛若麟镇压。
崇祯13年6月,苏州府城发生抢米暴动。
崇祯14年正月,苏州府城的市民暴动抢米。
……
这样的明史记录,真真让人望之叹息。
那么,1640年苏州的大米有多贵呢?100个铜钱一斤,也就是大约50-100元人民币一斤。
想想吧,一个3口之家,每月要花3000元人民币买米,一个月的食品成本就到4000元以上,那是个什么概念,说是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亦不为过。
所以,粮食危机的本质,是粮食的生产不足,导致粮食过度市场化,以及在市场化作用下,导致的粮价飞涨。
在中国江浙和珠三角地区,无论是明末还是现在,粮食都是高度市场化,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从外购买粮食。江浙地区原本是粮食主产地,现在却因为耕地变化,变为粮食外购区。最终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变成了粮食危机。
而在现代,最近也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这场旨在推翻中东地区各独裁政府的革命,其根源就在于食品价格膨胀。
要知道大多数中东国家,因为地理环境恶劣,他们的食物50%或者以上都要依靠进口,这就使得他们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面前的地位非常脆弱。
比如在埃及,食品价格通货膨胀率,在2011年年初,就达到了惊人的19%,埃及人的生活成本骤然提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国家与社会,立即开始出现大规模动乱,最终导致起义与兵变,让现任总统穆巴拉克,不得不引咎下台。
而在更早前,例子其实也有很多,象法国在1788年和1789年的连续粮食歉收,使得面包价格飞涨。原本就度日维艰,食品开支占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50%的法国人民,日常食品开支却猛增到了88%,整个法国社会迅速地陷入危机,最终,大革命爆发了。
当然,现在李啸治下,因为有了台湾、东南亚以及澳洲的大量粮食生产,特别是有了红薯与马铃薯这样的经济作物存在,哪怕整个江南地区,全部变成桑田与棉田,李啸的粮食供应,亦是充足有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确保粮价平稳,让绝大部分普通人,都能承担得起。
所以,为了防止地主豪绅们,用桑田与棉田的利润来采购粮食,然后充抵田税这条歪路。李啸才决定,用这样大额的田税来吓退他们,让他们不能再打歪主意,从而最终只能乖乖地把富余田,在心甘情愿的前提下,全部赎买给官府。
而李啸之所以下定决心,定要从这些地主豪绅手中夺回这大量的土地,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点,就是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把这些地方势力极大的地主豪绅势力大大压缩,让他们交税纳赋,吐出余田,不能再象以前一样,仗势着土地优势,横行乡里,作威作福。并且以此方式,减少地主家的佃户人数,尽可能地减少人身剥削。
第二点,便是把这赎买回来的田土,以每户两三亩的方式,发放给失地的佃户以及外来的流民,让他们得以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
因为现在的江南,虽然有大批的失业者与流民,得以在工坊中栖身落户。但因为各省皆是战乱,流民数量实在太多,江南一带的工坊,还是难以吸纳全部的人口,这各个州县城镇,大街小巷依然满是流民,故而为了社会稳定,还是需要有大量的土地来安置他们。
第三点,则是李啸把这些富余田掌握之后,可以将这些多余田土,以国家计划的方式,全部改种为桑田与棉田。这样一来,因为物料来源充足,既可以继续扩充工坊的规模,又可以由于自已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土地,故在生丝与棉球方面有绝对的定价权,这样便可防止那些地主豪绅搅乱市场,随意抬高物价。从而以这种方式,对江南的丝绸与棉布市场,加以强有力的管控,力保其稳定而有序。
这项基本田与富余田的政策,终于全面实施之后,一件令李啸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心,基本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诸如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开始大量出现丝织业市镇。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象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可谓荒凉而普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当地居民,开始大量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就已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则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几可与早期进行工业化的英国相媲美。
这样的转变,从人类的趋利性角度来讲,其实很好理解。
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
而这样的城镇化,则导致明朝江南的粮食逐年上涨,当然,相比种田,江南地区人民的收入,也对应上涨,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危害。
只不过,这粮食涨价的幅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最终达到了民众难以忍受的程度。
在明史研究的全国米价表中,17世纪20年代的平均米价,已达到了17世纪10年代的1.6倍,显示出了急剧的上涨趋势。而人民的收入增长,则是远低于此数。
人是铁,饭是钢,收入不增,这粮食却还是得吃。那么,没有钱,吃不起,怎么办?
那就抢呗。
崇祯时期,仅在苏州和松江府等地,就多次爆发抢米风潮,抑或者抗租,还有人起义造反。
看明史记录,崇祯11年8月,洞庭东山的盗贼谋划起事,被巡抚都御史张国维镇压,后来余党又再次起事,仍然被制伏。
同年11月有奸恶借蝗灾为谣,讹言倡众抗租,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千余人聚集焚庐劫资,终被知府牛若麟镇压。
崇祯13年6月,苏州府城发生抢米暴动。
崇祯14年正月,苏州府城的市民暴动抢米。
……
这样的明史记录,真真让人望之叹息。
那么,1640年苏州的大米有多贵呢?100个铜钱一斤,也就是大约50-100元人民币一斤。
想想吧,一个3口之家,每月要花3000元人民币买米,一个月的食品成本就到4000元以上,那是个什么概念,说是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亦不为过。
所以,粮食危机的本质,是粮食的生产不足,导致粮食过度市场化,以及在市场化作用下,导致的粮价飞涨。
在中国江浙和珠三角地区,无论是明末还是现在,粮食都是高度市场化,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从外购买粮食。江浙地区原本是粮食主产地,现在却因为耕地变化,变为粮食外购区。最终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变成了粮食危机。
而在现代,最近也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这场旨在推翻中东地区各独裁政府的革命,其根源就在于食品价格膨胀。
要知道大多数中东国家,因为地理环境恶劣,他们的食物50%或者以上都要依靠进口,这就使得他们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面前的地位非常脆弱。
比如在埃及,食品价格通货膨胀率,在2011年年初,就达到了惊人的19%,埃及人的生活成本骤然提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国家与社会,立即开始出现大规模动乱,最终导致起义与兵变,让现任总统穆巴拉克,不得不引咎下台。
而在更早前,例子其实也有很多,象法国在1788年和1789年的连续粮食歉收,使得面包价格飞涨。原本就度日维艰,食品开支占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50%的法国人民,日常食品开支却猛增到了88%,整个法国社会迅速地陷入危机,最终,大革命爆发了。
当然,现在李啸治下,因为有了台湾、东南亚以及澳洲的大量粮食生产,特别是有了红薯与马铃薯这样的经济作物存在,哪怕整个江南地区,全部变成桑田与棉田,李啸的粮食供应,亦是充足有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确保粮价平稳,让绝大部分普通人,都能承担得起。
所以,为了防止地主豪绅们,用桑田与棉田的利润来采购粮食,然后充抵田税这条歪路。李啸才决定,用这样大额的田税来吓退他们,让他们不能再打歪主意,从而最终只能乖乖地把富余田,在心甘情愿的前提下,全部赎买给官府。
而李啸之所以下定决心,定要从这些地主豪绅手中夺回这大量的土地,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点,就是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把这些地方势力极大的地主豪绅势力大大压缩,让他们交税纳赋,吐出余田,不能再象以前一样,仗势着土地优势,横行乡里,作威作福。并且以此方式,减少地主家的佃户人数,尽可能地减少人身剥削。
第二点,便是把这赎买回来的田土,以每户两三亩的方式,发放给失地的佃户以及外来的流民,让他们得以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
因为现在的江南,虽然有大批的失业者与流民,得以在工坊中栖身落户。但因为各省皆是战乱,流民数量实在太多,江南一带的工坊,还是难以吸纳全部的人口,这各个州县城镇,大街小巷依然满是流民,故而为了社会稳定,还是需要有大量的土地来安置他们。
第三点,则是李啸把这些富余田掌握之后,可以将这些多余田土,以国家计划的方式,全部改种为桑田与棉田。这样一来,因为物料来源充足,既可以继续扩充工坊的规模,又可以由于自已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土地,故在生丝与棉球方面有绝对的定价权,这样便可防止那些地主豪绅搅乱市场,随意抬高物价。从而以这种方式,对江南的丝绸与棉布市场,加以强有力的管控,力保其稳定而有序。
这项基本田与富余田的政策,终于全面实施之后,一件令李啸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