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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打算写到这里就收笔。我最早的想法是，先描写斯特里克兰在塔希提最后几年的遭遇，以及他惨死的情状，然后再回头来叙述我所知的他早年的生活。我准备这么写，倒不是因为我想故弄玄虚，而是因为我想让斯特里克兰怀着种种我并不了解的梦想，带着孤独的灵魂，奔向那早已令他魂梦萦绕的陌生群岛。我喜欢这种义无反顾的形象：在四十七岁的年纪，当绝大多数同龄人早已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他却毅然去寻找新的世界。我仿佛看到他迎着凛冽的北风，在白浪翻飞的茫茫大海上，极目眺望渐渐消失、再也无缘重见的法国海岸线；我觉得他的行为有着慷慨激烈的风采，而他的灵魂有着勇往直前的气概。我想让这本书在这里结束，是为了给读者留下希望。这似乎强化了人类不屈不挠的崇高精神。但我做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写不下去，经过几番尝试，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写法，我开始老老实实地采用寻常的笔法，将我所了解的斯特里克兰的生活平铺直叙地和盘托出。
我对其生活的了解是片段式的。如果把我比喻成生物学家的话，那就是我手上只有一根骨头，却不仅试图还原某种灭绝已久的动物的形貌，还想要摸清它的习性。斯特里克兰根本没有给那些在塔希提和他有过接触的人留下特别的印象。对他们来说，他无非是个流落异乡的白人，手头总是很拮据，仅有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画了许多在他们看来很荒诞的画作；直到他魂归地府之后好几年，巴黎和柏林的画廊派出许多经纪人，纷纷前来搜罗他有可能仍散落在这座岛屿上的遗作，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这里曾经生活过某位重要的大人物。这时他们才想起来，当年花点小钱就能买到的画如今已是价值连城，他们简直不能原谅自己竟然白白放过这种发大财的机会。岛上有个犹太商人叫科恩，他手上有幅斯特里克兰的画，这幅画的来路有点特别。他是个矮小的法国人，有着和蔼的眼睛和可亲的笑容，半是商人半是渔民，经常大胆地开着自家的快艇往来土阿莫土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运去当地需要的商品，载回椰肉干、贝壳和珍珠。我去找他，是因为听说他有颗很大的黑珍珠要卖，而且价格很低，在发现我还是买不起之后，我跟他聊起了斯特里克兰。他和斯特里克兰很熟。
“你知道吗，我对他很有好感，因为他是个画家，”他告诉我，“我们这边的群岛上画家并不多，我当时很替他感到惋惜，因为他画得太糟糕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我给他的。我在半岛那边有个种植园，我想请个白人工头。如果没有白人监工，本地的土人是不会替你做事情的。我对他说：‘你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画画，还能赚点小钱。’我知道他很潦倒，但还是给他开了很高的工资。”
“我想他应该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工头吧。”我笑着说。
“我对他很宽容。我总是很同情艺术家。我们这种人天生就是这样，你知道的。但他只待了几个月。等到赚够钱买颜料和画布，他就离开我了。那时候他已经迷上了这个地方，他想要住到深山老林里去。但我后来还是经常见到他。他每隔几个月就会来帕皮提小住几天，他会找人弄点钱，然后又消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问我借两百法郎。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星期没吃过东西，我不忍心拒绝他。当然，我本来就没指望他会还钱。哎呀，谁知道一年后他又来找我，带来了一幅画。他并没有提到他欠我的钱，而是说：‘画里面是你的种植园，这是我给你画的。’我看看那幅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当然啦，我还是感谢了他，等他走了以后，我把画拿给我妻子看。”
“他画得怎么样？”我问。
“别问我。我摸不着它的头尾。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我们该怎么处理它？’我问我妻子。‘我们不能把它挂起来，’她说，‘会让人家笑话的。’所以她把画拿到阁楼去，丢在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里面，因为我妻子从来不舍得把东西扔掉。那是她的天性。后来你猜怎么着？就在战争快开始的时候，我哥哥从巴黎写信来，信里说：‘你认不认识一个住在塔希提的英国画家？他好像是个天才，他的画价格特别高。你试试看能不能搞到几幅，然后寄给我。这能赚不少钱。’所以我对我妻子说：‘斯特里克兰给我的那幅画呢？有没有可能还在阁楼里？’‘肯定在啊，’她回答说，‘因为你也知道的，我从来不把东西扔掉。这是我的天性。’我们爬上阁楼，那里堆满了我们住进这座房子三十年来积累的垃圾，那幅画就在里面。我又看了看它，然后说：‘我们在半岛的种植园里的工头，跟我借过两百法郎的那个人，竟然是个天才，这谁能想得到啊？你在这幅画中看出什么门道了吗？’‘没有，’她说，‘他把我们的种植园画得走样了，我从来没见过椰子树有蓝色的树叶，但巴黎有很多疯子，说不定你哥哥能把它卖出两百法郎的价钱，那就正好抵掉斯特里克兰欠你的债。’然后，我们就把它包起来，给我哥寄过去。最后我收到他的来信。你猜他是怎么说的？‘我收到你的画，’他说，‘坦白说，我开始以为你是在跟我开玩笑。你让我出邮费，把这幅画白送给我，我都未必愿意。然后有个绅士来找我谈收购，我有点不敢把画拿给他看。当他说那是杰作，向我开出三万法郎的价钱时，你能想象我有多吃惊吗？我敢说他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但老实讲，当时我吓得傻掉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答应把画卖给他。’”
然后科恩先生说了一番让人肃然起敬的话。
“我真希望可怜的斯特里克兰还活着。我想知道，当我把卖画得到的两万九千八百法郎还给他时，他会说些什么。”
我本来打算写到这里就收笔。我最早的想法是，先描写斯特里克兰在塔希提最后几年的遭遇，以及他惨死的情状，然后再回头来叙述我所知的他早年的生活。我准备这么写，倒不是因为我想故弄玄虚，而是因为我想让斯特里克兰怀着种种我并不了解的梦想，带着孤独的灵魂，奔向那早已令他魂梦萦绕的陌生群岛。我喜欢这种义无反顾的形象：在四十七岁的年纪，当绝大多数同龄人早已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他却毅然去寻找新的世界。我仿佛看到他迎着凛冽的北风，在白浪翻飞的茫茫大海上，极目眺望渐渐消失、再也无缘重见的法国海岸线；我觉得他的行为有着慷慨激烈的风采，而他的灵魂有着勇往直前的气概。我想让这本书在这里结束，是为了给读者留下希望。这似乎强化了人类不屈不挠的崇高精神。但我做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写不下去，经过几番尝试，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写法，我开始老老实实地采用寻常的笔法，将我所了解的斯特里克兰的生活平铺直叙地和盘托出。
我对其生活的了解是片段式的。如果把我比喻成生物学家的话，那就是我手上只有一根骨头，却不仅试图还原某种灭绝已久的动物的形貌，还想要摸清它的习性。斯特里克兰根本没有给那些在塔希提和他有过接触的人留下特别的印象。对他们来说，他无非是个流落异乡的白人，手头总是很拮据，仅有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画了许多在他们看来很荒诞的画作；直到他魂归地府之后好几年，巴黎和柏林的画廊派出许多经纪人，纷纷前来搜罗他有可能仍散落在这座岛屿上的遗作，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这里曾经生活过某位重要的大人物。这时他们才想起来，当年花点小钱就能买到的画如今已是价值连城，他们简直不能原谅自己竟然白白放过这种发大财的机会。岛上有个犹太商人叫科恩，他手上有幅斯特里克兰的画，这幅画的来路有点特别。他是个矮小的法国人，有着和蔼的眼睛和可亲的笑容，半是商人半是渔民，经常大胆地开着自家的快艇往来土阿莫土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运去当地需要的商品，载回椰肉干、贝壳和珍珠。我去找他，是因为听说他有颗很大的黑珍珠要卖，而且价格很低，在发现我还是买不起之后，我跟他聊起了斯特里克兰。他和斯特里克兰很熟。
“你知道吗，我对他很有好感，因为他是个画家，”他告诉我，“我们这边的群岛上画家并不多，我当时很替他感到惋惜，因为他画得太糟糕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我给他的。我在半岛那边有个种植园，我想请个白人工头。如果没有白人监工，本地的土人是不会替你做事情的。我对他说：‘你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画画，还能赚点小钱。’我知道他很潦倒，但还是给他开了很高的工资。”
“我想他应该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工头吧。”我笑着说。
“我对他很宽容。我总是很同情艺术家。我们这种人天生就是这样，你知道的。但他只待了几个月。等到赚够钱买颜料和画布，他就离开我了。那时候他已经迷上了这个地方，他想要住到深山老林里去。但我后来还是经常见到他。他每隔几个月就会来帕皮提小住几天，他会找人弄点钱，然后又消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问我借两百法郎。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星期没吃过东西，我不忍心拒绝他。当然，我本来就没指望他会还钱。哎呀，谁知道一年后他又来找我，带来了一幅画。他并没有提到他欠我的钱，而是说：‘画里面是你的种植园，这是我给你画的。’我看看那幅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当然啦，我还是感谢了他，等他走了以后，我把画拿给我妻子看。”
“他画得怎么样？”我问。
“别问我。我摸不着它的头尾。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我们该怎么处理它？’我问我妻子。‘我们不能把它挂起来，’她说，‘会让人家笑话的。’所以她把画拿到阁楼去，丢在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里面，因为我妻子从来不舍得把东西扔掉。那是她的天性。后来你猜怎么着？就在战争快开始的时候，我哥哥从巴黎写信来，信里说：‘你认不认识一个住在塔希提的英国画家？他好像是个天才，他的画价格特别高。你试试看能不能搞到几幅，然后寄给我。这能赚不少钱。’所以我对我妻子说：‘斯特里克兰给我的那幅画呢？有没有可能还在阁楼里？’‘肯定在啊，’她回答说，‘因为你也知道的，我从来不把东西扔掉。这是我的天性。’我们爬上阁楼，那里堆满了我们住进这座房子三十年来积累的垃圾，那幅画就在里面。我又看了看它，然后说：‘我们在半岛的种植园里的工头，跟我借过两百法郎的那个人，竟然是个天才，这谁能想得到啊？你在这幅画中看出什么门道了吗？’‘没有，’她说，‘他把我们的种植园画得走样了，我从来没见过椰子树有蓝色的树叶，但巴黎有很多疯子，说不定你哥哥能把它卖出两百法郎的价钱，那就正好抵掉斯特里克兰欠你的债。’然后，我们就把它包起来，给我哥寄过去。最后我收到他的来信。你猜他是怎么说的？‘我收到你的画，’他说，‘坦白说，我开始以为你是在跟我开玩笑。你让我出邮费，把这幅画白送给我，我都未必愿意。然后有个绅士来找我谈收购，我有点不敢把画拿给他看。当他说那是杰作，向我开出三万法郎的价钱时，你能想象我有多吃惊吗？我敢说他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但老实讲，当时我吓得傻掉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答应把画卖给他。’”
然后科恩先生说了一番让人肃然起敬的话。
“我真希望可怜的斯特里克兰还活着。我想知道，当我把卖画得到的两万九千八百法郎还给他时，他会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