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8章 Reputation(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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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8章 Reputation(上)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一切都和性有关,只有性本身与性无关。
性关乎的是权力。
这句奥斯卡-王尔德广为人知的名言,其实并非出自奥斯卡-王尔德之口。王尔德于1900年11月30日去世,而首次有记录地使用“sex”作为名词来指代xìng交,则是由英国作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于1929年创造的用法。
换句话说,那位流亡巴黎,英俊忧郁的都柏林诗人,根本就不可能使用这个他在世时尚未被发明出来的单词造句。
事实上,这句名言第一次被誊写在纸张上,是王尔德在阿尔萨斯旅馆离开现实世界的整整八十一年后。
莎拉-勒法努和汉娜-坎特尔,两位名不见经传,连照片都未能留下的社会学家,在她们人生唯一一部出版物《概括性陈述: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著作》中,大胆地发表了性是彰显权力的一种主要手段的观点,并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里,成为了人类社会对两性关系的共识。
这个理论是如此精辟而深入人心,以至于弗兰克-安德伍德,美国电视工业历史上也许是最深沉也最强大的男主角,亦要借用这句话,来向观众展示他的为官之道,厚黑之学。
时至今日,这句话凝结出了所有犬儒主义者、平权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是理想主义者都能产生共鸣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群体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与它的脍炙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原作者的默默无闻。
鲜少有人知道莎拉-勒法努和汉娜-坎特尔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即便知晓了真实情况,下一次引用这个名言的时候,人们还是会习惯性地以“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来开头。
为什么?
因为,“性关乎的是权力”这句话,也关乎权力。
只有从奥斯卡-王尔德或者与其享有同等声誉的思想大师口中听到的理论,才具有价值,才值得铭记。
这就是权力所蕴含的能量。
坎耶-维斯特对这种能量了若指掌。
正是因为其对这些大众传播学现象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才会写出《Famous》,写出这段听上去粗俗不堪的歌词。
“I feel like me and Taylor might still have sex。
Why?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God damn,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这四行文字,可以直接通过字面意思去理解和分析吗?
当然不能。
首先,一个很简单的,不容辩驳的事实是,坎耶-维斯特是一位拥有强烈個性化审美风格,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标准,一以贯之的艺术家,无论是音乐制作、时尚设计还是伴侣选择方面,皆是如此。
而泰勒-斯威夫特,并不在他精心构建并狂热维护的美学体系之内。
看看职业生涯开始之后,坎耶-维斯特公开的几任约会对象就知道了。
缺少图像资料的高中甜心苏梅克-雷尼抛开不谈,从第二任女友兼第一任未婚妻亚历克西斯-菲弗开始,布鲁克-克里滕登、安柏-罗斯、金-卡戴珊,甚至是这个时空还没有跟坎耶产生情感交集的伊莉娜-莎伊克、钱尼-琼斯、比安卡-森索里……把她们的照片放在一起,你能立即分辨出一些非常趋同的特质。
都留着一头亮丽的棕发,都有一副丰腴的身躯,并且不管她们出身为何,是黑是白,都把自己调制成了种族模糊的古铜色。
Racial ambiguity,二十一世纪好莱坞最新的审美风潮,坎耶-维斯特推崇至极的择偶标准,也是泰勒-斯威夫特完完全全的反义词。
金发碧眼,标准的白人样貌。母系血统苏格兰混德国,父系血统苏格兰、意大利,17世纪之前还有一点点英格兰的传承,即使在新英格兰地区,这也算是根正苗白的纯种高加索人了。
不仅如此,2016年的泰勒与时尚圈的一种超模打得火热,审美标准无限向巴黎时装周的要求靠拢。五英尺十英寸的高度,配上卡莉-克劳斯亲自调试的身材,被一众Reddit网友称作火柴盒,并非是无的放矢。
换句话说,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姑娘,完全不会出现在坎耶-维斯特的择偶雷达里,也极难唤起后者的原始欲望。
那为什么他会在《Famous》这首歌里宣称,“我觉得我和泰勒可能还会做ài”呢?
正是因为“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这句歌词,充分体现了坎耶-维斯特在泰勒-斯威夫特面前的优越感和上位者心态,但绝不仅限于此。
在双方关系已经缓和的前提下,坎耶再度对泰勒发起突然袭击,其实针对的不是泰勒本人,或者说只有很小一部分怨念集中在泰勒身上——毕竟无论如何,泰勒也是那个在舞台上唱出《Innocent》,并不断在各个场合用这件事情开玩笑,让他颜面扫地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假装豁达的实际执行者。但如果恩怨就到这里为止,那么坎耶完全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上一年从对方手中接过先锋大奖,下一年就反目成仇,言辞激烈地展开人身攻击。
归根究底,坎耶-维斯特真正的攻击目标,是站在泰勒-斯威夫特身后的环球音乐,和以这家集团为代表的整个音乐工业。
是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你们所有的宣传尝试,都不如我在VMA舞台上仗义执言的三十秒。
我是一个你们无法掌控的天才,我随意宣泄的怒火,都能帮你们意外地再捧出一个明星。
你们这帮食利的、腐败的、无能的,寄生在艺术家身上靠吸血为生的所谓幕后推手,凭什么觉得可以拥有我的版权、操控我的事业、摧毁我的自由?
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是坎耶-维斯特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抗争旋律。2004年便成立了自己的艺人管理公司和独立音乐厂牌GOOD Music,2007年跟Bape共同推出College Dropout联名鞋款,并在未来的数年时间里频繁跟路易威登、朱塞佩-萨诺第和耐克合作,并最终选中阿迪达斯,创建Adidas Yeezy,用这种方式增加他在主业之外的收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自主权。
随着羽翼的逐渐丰满,2020年,坎耶掀起了一阵反建制风暴,同时将唱片公司及母带版权所有方Roc-A-Fella、Roc-A-Fella背后的控股集团环球音乐,以及音乐版权发行方EMI告上了法庭,试图夺回他的所有艺术创作和知识产权。行动受挫之后,坎耶在推特上连续开炮,言辞也变得愈发激进,最终于2022年底,将矛头对准了他心目中最大的敌人——那些牢牢掌控音乐集团与时尚集团董事会席位的犹太人。
你可以说他自恋、偏执、狂妄,脑海里飘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你却无法否认这个男人对自我认知中那些正确理念的坚持,以及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坎耶-维斯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埃斯库罗斯笔下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英雄。身为非裔美国人,却游离在黑白的种族认同之间。被赋予了惊世的音乐创作才华,却摆脱不了被资本掌控的命运。拥有冲破藩篱的勇气,却在屡次尝试后输得一败涂地。 GOOD Music,2011年与环球音乐旗下的Island Def Jam签订了独家长期全球发行合同。Adidas Yeezy,2022年因为坎耶的争议性言论,导致阿迪达斯提前终止合作协议,整个品牌迅速成为昨日黄花。音乐版权,直到韩易重生之前还被牢牢掌控在环球与EMI手中。向犹太势力发起的决死冲锋,更是成为了他职业生涯无可挽回的转折点。
被犹太资本掌控的自由派媒体联手绞杀前,坎耶可以从科切拉音乐节那里拿到850万美元的演出报酬。而在彻底断绝资源渠道后,坎耶哪怕将自己的演出报价降低到250万美元甚至200万美元,也鲜少有主办方愿意接招。
坎耶-维斯特,也许是最近二十年以来,与犹太势力决裂得最彻底的那个,也是较量得最激烈的那个。2016年,他还没有被彻底打垮,相反,他的事业帝国刚刚达到巅峰时期。音乐上,前六张专辑全部进入滚石乐队最伟大的500张专辑排行榜,一人六席,已经足以巩固他在嘻哈乐界的历史地位。时尚方面,Adidas Yeezy已经发布了三季新款,40000双新鞋,未经任何宣传,冷启动的几分钟之内便全数售罄,整个品牌的营业额从1500万美元飞速增长到了12个亿……已经半只脚踏进资本圈,很快就要像Dr.Dre那样戴上黑人资本家王冠的坎耶-维斯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志得意满的坎耶-维斯特决定遵从他的本心,制作一张政治意味和宣示意味都拉满的自白型专辑出来,而这就是《The Life of Pablo》,翻译成中文,便是《巴勃罗的一生》。
之所以会将新专辑冠以这样的名称,是因为坎耶-维斯特将自己视为以下三人的三位一体... -->>
第398章 Reputation(上)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一切都和性有关,只有性本身与性无关。
性关乎的是权力。
这句奥斯卡-王尔德广为人知的名言,其实并非出自奥斯卡-王尔德之口。王尔德于1900年11月30日去世,而首次有记录地使用“sex”作为名词来指代xìng交,则是由英国作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于1929年创造的用法。
换句话说,那位流亡巴黎,英俊忧郁的都柏林诗人,根本就不可能使用这个他在世时尚未被发明出来的单词造句。
事实上,这句名言第一次被誊写在纸张上,是王尔德在阿尔萨斯旅馆离开现实世界的整整八十一年后。
莎拉-勒法努和汉娜-坎特尔,两位名不见经传,连照片都未能留下的社会学家,在她们人生唯一一部出版物《概括性陈述: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著作》中,大胆地发表了性是彰显权力的一种主要手段的观点,并在之后的三十余年里,成为了人类社会对两性关系的共识。
这个理论是如此精辟而深入人心,以至于弗兰克-安德伍德,美国电视工业历史上也许是最深沉也最强大的男主角,亦要借用这句话,来向观众展示他的为官之道,厚黑之学。
时至今日,这句话凝结出了所有犬儒主义者、平权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是理想主义者都能产生共鸣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群体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与它的脍炙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原作者的默默无闻。
鲜少有人知道莎拉-勒法努和汉娜-坎特尔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即便知晓了真实情况,下一次引用这个名言的时候,人们还是会习惯性地以“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来开头。
为什么?
因为,“性关乎的是权力”这句话,也关乎权力。
只有从奥斯卡-王尔德或者与其享有同等声誉的思想大师口中听到的理论,才具有价值,才值得铭记。
这就是权力所蕴含的能量。
坎耶-维斯特对这种能量了若指掌。
正是因为其对这些大众传播学现象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才会写出《Famous》,写出这段听上去粗俗不堪的歌词。
“I feel like me and Taylor might still have sex。
Why?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God damn,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这四行文字,可以直接通过字面意思去理解和分析吗?
当然不能。
首先,一个很简单的,不容辩驳的事实是,坎耶-维斯特是一位拥有强烈個性化审美风格,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标准,一以贯之的艺术家,无论是音乐制作、时尚设计还是伴侣选择方面,皆是如此。
而泰勒-斯威夫特,并不在他精心构建并狂热维护的美学体系之内。
看看职业生涯开始之后,坎耶-维斯特公开的几任约会对象就知道了。
缺少图像资料的高中甜心苏梅克-雷尼抛开不谈,从第二任女友兼第一任未婚妻亚历克西斯-菲弗开始,布鲁克-克里滕登、安柏-罗斯、金-卡戴珊,甚至是这个时空还没有跟坎耶产生情感交集的伊莉娜-莎伊克、钱尼-琼斯、比安卡-森索里……把她们的照片放在一起,你能立即分辨出一些非常趋同的特质。
都留着一头亮丽的棕发,都有一副丰腴的身躯,并且不管她们出身为何,是黑是白,都把自己调制成了种族模糊的古铜色。
Racial ambiguity,二十一世纪好莱坞最新的审美风潮,坎耶-维斯特推崇至极的择偶标准,也是泰勒-斯威夫特完完全全的反义词。
金发碧眼,标准的白人样貌。母系血统苏格兰混德国,父系血统苏格兰、意大利,17世纪之前还有一点点英格兰的传承,即使在新英格兰地区,这也算是根正苗白的纯种高加索人了。
不仅如此,2016年的泰勒与时尚圈的一种超模打得火热,审美标准无限向巴黎时装周的要求靠拢。五英尺十英寸的高度,配上卡莉-克劳斯亲自调试的身材,被一众Reddit网友称作火柴盒,并非是无的放矢。
换句话说,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姑娘,完全不会出现在坎耶-维斯特的择偶雷达里,也极难唤起后者的原始欲望。
那为什么他会在《Famous》这首歌里宣称,“我觉得我和泰勒可能还会做ài”呢?
正是因为“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这句歌词,充分体现了坎耶-维斯特在泰勒-斯威夫特面前的优越感和上位者心态,但绝不仅限于此。
在双方关系已经缓和的前提下,坎耶再度对泰勒发起突然袭击,其实针对的不是泰勒本人,或者说只有很小一部分怨念集中在泰勒身上——毕竟无论如何,泰勒也是那个在舞台上唱出《Innocent》,并不断在各个场合用这件事情开玩笑,让他颜面扫地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假装豁达的实际执行者。但如果恩怨就到这里为止,那么坎耶完全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上一年从对方手中接过先锋大奖,下一年就反目成仇,言辞激烈地展开人身攻击。
归根究底,坎耶-维斯特真正的攻击目标,是站在泰勒-斯威夫特身后的环球音乐,和以这家集团为代表的整个音乐工业。
是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
你们所有的宣传尝试,都不如我在VMA舞台上仗义执言的三十秒。
我是一个你们无法掌控的天才,我随意宣泄的怒火,都能帮你们意外地再捧出一个明星。
你们这帮食利的、腐败的、无能的,寄生在艺术家身上靠吸血为生的所谓幕后推手,凭什么觉得可以拥有我的版权、操控我的事业、摧毁我的自由?
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是坎耶-维斯特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抗争旋律。2004年便成立了自己的艺人管理公司和独立音乐厂牌GOOD Music,2007年跟Bape共同推出College Dropout联名鞋款,并在未来的数年时间里频繁跟路易威登、朱塞佩-萨诺第和耐克合作,并最终选中阿迪达斯,创建Adidas Yeezy,用这种方式增加他在主业之外的收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自主权。
随着羽翼的逐渐丰满,2020年,坎耶掀起了一阵反建制风暴,同时将唱片公司及母带版权所有方Roc-A-Fella、Roc-A-Fella背后的控股集团环球音乐,以及音乐版权发行方EMI告上了法庭,试图夺回他的所有艺术创作和知识产权。行动受挫之后,坎耶在推特上连续开炮,言辞也变得愈发激进,最终于2022年底,将矛头对准了他心目中最大的敌人——那些牢牢掌控音乐集团与时尚集团董事会席位的犹太人。
你可以说他自恋、偏执、狂妄,脑海里飘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你却无法否认这个男人对自我认知中那些正确理念的坚持,以及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坎耶-维斯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埃斯库罗斯笔下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英雄。身为非裔美国人,却游离在黑白的种族认同之间。被赋予了惊世的音乐创作才华,却摆脱不了被资本掌控的命运。拥有冲破藩篱的勇气,却在屡次尝试后输得一败涂地。 GOOD Music,2011年与环球音乐旗下的Island Def Jam签订了独家长期全球发行合同。Adidas Yeezy,2022年因为坎耶的争议性言论,导致阿迪达斯提前终止合作协议,整个品牌迅速成为昨日黄花。音乐版权,直到韩易重生之前还被牢牢掌控在环球与EMI手中。向犹太势力发起的决死冲锋,更是成为了他职业生涯无可挽回的转折点。
被犹太资本掌控的自由派媒体联手绞杀前,坎耶可以从科切拉音乐节那里拿到850万美元的演出报酬。而在彻底断绝资源渠道后,坎耶哪怕将自己的演出报价降低到250万美元甚至200万美元,也鲜少有主办方愿意接招。
坎耶-维斯特,也许是最近二十年以来,与犹太势力决裂得最彻底的那个,也是较量得最激烈的那个。2016年,他还没有被彻底打垮,相反,他的事业帝国刚刚达到巅峰时期。音乐上,前六张专辑全部进入滚石乐队最伟大的500张专辑排行榜,一人六席,已经足以巩固他在嘻哈乐界的历史地位。时尚方面,Adidas Yeezy已经发布了三季新款,40000双新鞋,未经任何宣传,冷启动的几分钟之内便全数售罄,整个品牌的营业额从1500万美元飞速增长到了12个亿……已经半只脚踏进资本圈,很快就要像Dr.Dre那样戴上黑人资本家王冠的坎耶-维斯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志得意满的坎耶-维斯特决定遵从他的本心,制作一张政治意味和宣示意味都拉满的自白型专辑出来,而这就是《The Life of Pablo》,翻译成中文,便是《巴勃罗的一生》。
之所以会将新专辑冠以这样的名称,是因为坎耶-维斯特将自己视为以下三人的三位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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