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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流向学校各班和许多别的学校。他们给了它一个我很害怕的名字，叫“手抄本。”但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在本市的中学生之间开始变得小有名气起来，甚至有许多外校的女生跑来找我，告诉我她们的“初恋”故事，希望我能把她们写进小说中去。那些日子，我一直在孜孜孙不倦地编写着这些无聊的故事，有时上课时也写，写好一张就传给下一排等着看的同学。这一切我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还好我的成绩中不溜秋，这让他们深信我不再发疯地写诗，却没想到我正在拼命地写着一些叫不上小说的小说。但那些日子我真的以为自己成了一个作家了，走在街上也昂首挺胸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当初那样的写作使我失去了很多的东西，但也让我从一种内心深处极度的自卑中解脱了出来，少了许多成长的不愉快，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有一次，一个外校的女生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言辞尖锐地说：“你难道就不觉得你写的东西一钱不值吗？我希望你能去看看飘，看看红楼梦，看看沈从文，看看王蒙。我希望你会脸红。文学是真实的，不要浪费了你的才华！”
那个女生没有留名。字写得纤纤细细，完全不象她的语言。她还给我寄了一本书，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三部曲。那是一本红色封面的书，纸张有些黄，摸上去软软的。直到现在我仍视若珍宝地保存着。整个炎热的暑假，我一直在读它，那是一种我并不熟悉但仿佛又渴望已久的叙述方式。读一下，心动一下。一种很文学的感觉。我停下了手中幻想的笔，我想我也可以象陈丹燕一样地来说故事，说给自己听，说给那个不知名的女孩听。要不，我就一个字也不写。
同时，实在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又遇到了少年文艺（江苏）。
我之所以用“又”字那是因为我母亲其实一直为我订阅了这本刊物，只是我天天忙于胡编乱想，从没好好地读过它。那个夏天对阅读重新的接近让我有些如饥似渴。我从灰扑扑的竹书架上把它们翻了出来，这一翻，就翻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最初吸引我的是里面的“少年创作”看看同龄人发表的作品，我再次发现了自己以往写的东西是多么的可笑，并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那就是写一点能表达自我的文字而不是编造一些离自己很遥远的故事。
不久之后，我把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和真实的感觉提炼出来，完成了我的小说－－无怨的青春。我记得我写那篇小说只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我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畅快感，憋了很久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成长的阻碍，心灵的压抑，全在笔端咨意地流淌和放释。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在少年文艺（江苏）88年的第5期上面。把它从千万封来稿中挑选出来的，是少年文艺的老主编顾宪谟老师。
写作使我拉下了很多的功课，我在高三的那一年一直忙于力不从心地为学业而熬夜，但最终还是落榜了。复读的那一年，顾老师总会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来一封信，说很多鼓励的话，要求我做到学习和创作两不误。同时给我信心的还有我亲爱的读者们。无怨的青春发表后，我先后收到了一千多封读者的来信，学习累了的时候，我把它们拿出来细细地阅读，就如同有好友的叮咛和祝福时时萦绕在耳边。就在复读那一年的空隙时间里，我写下了反映复读生心态的寻找星光，回忆童年及少年生活的散文童梦，记得等等。这些文章都先后发表在少年文艺上，我的照片还被登在了杂志的封二上，旁边还写着几个让我心跳的小字－－未来的作家。
我十八岁的那一年，冬天出奇地温暖。那时的我已经是一名中文系的大学生了，我有了一大把一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写作。春节快到的时候，我到邮局去拨通了我平生第一个长途电话，打给少年文艺。电话是章文焙老师接的，一向能说会道的我变得异常的口拙。章老师在那头温和地说你的文章写得真是不错啊，要好好地写下去，我们大家都等着看你的新作呢。邮局的玻璃窗外走过一个个身材高挑穿着美丽长裙的都市女孩。而我依旧是那个土气而普通的永远长不高的小女生。但我的心里充盈着一种淡淡的喜悦，我知道自己总有一些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在遥远的一个叫南京的地方，有一个编辑部知道我的存在。在遥远的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有无数的读者知道我的存在。
从那以后，在文学的道路上不再是无目的的探索和孤独的行走。我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下了很多的文章，包括我先后发表在少年文艺（江苏）上的黄丝带，塔里的女孩，雁渡寒潭等等，我变成了一个努力的愿意更多地去思考和观察生活的女孩。大学毕业之后，我分到了一家电台作文学节目主持人，这时我面临着创作上一个艰难的转型期，离开校园后的我几乎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来，长长的一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但往往只是碰壁，写出来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愿再看。这时，也是少年文艺的编辑老师给了我可贵的帮助和信心。章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继续为少年写作吧，我觉得你很适合，也一定会成功！”
还好我的工作能让我接触到很多可爱的孩子们。另外，我还拥有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那就是连续不断的来自各地的少年朋友的来信。这些来信对我的写作来说非常的重要，孩子们常常会在信中提到一些我早已记不起来的我的某一篇文章里的某一个细节，或者为我讲诉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如意或不如意的情节，这些来信总是能让我再度陷入离开已久的少年情结之中，一种我很怀念的永远美丽的情怀。
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回首我走过的文学之路，我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并不是来自于我的文章，而是我一路走来时那一双双关怀的眼睛和温暖的手，我的父母，那不知名的为我写信和寄书的外校女生，提携我的可敬的编辑，鼓励我的成千上万的读者，不都是我一生难得的知已和朋友吗？
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听见春天轻柔的呼吸，又是充满生机的一年，我很高兴我可以用手中的笔，为天下的知己，继续抒写生命中所有的爱和感动。
雪漫写于一九九七年春天
开始流向学校各班和许多别的学校。他们给了它一个我很害怕的名字，叫“手抄本。”但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在本市的中学生之间开始变得小有名气起来，甚至有许多外校的女生跑来找我，告诉我她们的“初恋”故事，希望我能把她们写进小说中去。那些日子，我一直在孜孜孙不倦地编写着这些无聊的故事，有时上课时也写，写好一张就传给下一排等着看的同学。这一切我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还好我的成绩中不溜秋，这让他们深信我不再发疯地写诗，却没想到我正在拼命地写着一些叫不上小说的小说。但那些日子我真的以为自己成了一个作家了，走在街上也昂首挺胸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当初那样的写作使我失去了很多的东西，但也让我从一种内心深处极度的自卑中解脱了出来，少了许多成长的不愉快，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有一次，一个外校的女生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言辞尖锐地说：“你难道就不觉得你写的东西一钱不值吗？我希望你能去看看飘，看看红楼梦，看看沈从文，看看王蒙。我希望你会脸红。文学是真实的，不要浪费了你的才华！”
那个女生没有留名。字写得纤纤细细，完全不象她的语言。她还给我寄了一本书，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三部曲。那是一本红色封面的书，纸张有些黄，摸上去软软的。直到现在我仍视若珍宝地保存着。整个炎热的暑假，我一直在读它，那是一种我并不熟悉但仿佛又渴望已久的叙述方式。读一下，心动一下。一种很文学的感觉。我停下了手中幻想的笔，我想我也可以象陈丹燕一样地来说故事，说给自己听，说给那个不知名的女孩听。要不，我就一个字也不写。
同时，实在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又遇到了少年文艺（江苏）。
我之所以用“又”字那是因为我母亲其实一直为我订阅了这本刊物，只是我天天忙于胡编乱想，从没好好地读过它。那个夏天对阅读重新的接近让我有些如饥似渴。我从灰扑扑的竹书架上把它们翻了出来，这一翻，就翻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最初吸引我的是里面的“少年创作”看看同龄人发表的作品，我再次发现了自己以往写的东西是多么的可笑，并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那就是写一点能表达自我的文字而不是编造一些离自己很遥远的故事。
不久之后，我把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和真实的感觉提炼出来，完成了我的小说－－无怨的青春。我记得我写那篇小说只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我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畅快感，憋了很久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成长的阻碍，心灵的压抑，全在笔端咨意地流淌和放释。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在少年文艺（江苏）88年的第5期上面。把它从千万封来稿中挑选出来的，是少年文艺的老主编顾宪谟老师。
写作使我拉下了很多的功课，我在高三的那一年一直忙于力不从心地为学业而熬夜，但最终还是落榜了。复读的那一年，顾老师总会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来一封信，说很多鼓励的话，要求我做到学习和创作两不误。同时给我信心的还有我亲爱的读者们。无怨的青春发表后，我先后收到了一千多封读者的来信，学习累了的时候，我把它们拿出来细细地阅读，就如同有好友的叮咛和祝福时时萦绕在耳边。就在复读那一年的空隙时间里，我写下了反映复读生心态的寻找星光，回忆童年及少年生活的散文童梦，记得等等。这些文章都先后发表在少年文艺上，我的照片还被登在了杂志的封二上，旁边还写着几个让我心跳的小字－－未来的作家。
我十八岁的那一年，冬天出奇地温暖。那时的我已经是一名中文系的大学生了，我有了一大把一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写作。春节快到的时候，我到邮局去拨通了我平生第一个长途电话，打给少年文艺。电话是章文焙老师接的，一向能说会道的我变得异常的口拙。章老师在那头温和地说你的文章写得真是不错啊，要好好地写下去，我们大家都等着看你的新作呢。邮局的玻璃窗外走过一个个身材高挑穿着美丽长裙的都市女孩。而我依旧是那个土气而普通的永远长不高的小女生。但我的心里充盈着一种淡淡的喜悦，我知道自己总有一些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在遥远的一个叫南京的地方，有一个编辑部知道我的存在。在遥远的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有无数的读者知道我的存在。
从那以后，在文学的道路上不再是无目的的探索和孤独的行走。我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下了很多的文章，包括我先后发表在少年文艺（江苏）上的黄丝带，塔里的女孩，雁渡寒潭等等，我变成了一个努力的愿意更多地去思考和观察生活的女孩。大学毕业之后，我分到了一家电台作文学节目主持人，这时我面临着创作上一个艰难的转型期，离开校园后的我几乎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来，长长的一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但往往只是碰壁，写出来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愿再看。这时，也是少年文艺的编辑老师给了我可贵的帮助和信心。章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继续为少年写作吧，我觉得你很适合，也一定会成功！”
还好我的工作能让我接触到很多可爱的孩子们。另外，我还拥有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那就是连续不断的来自各地的少年朋友的来信。这些来信对我的写作来说非常的重要，孩子们常常会在信中提到一些我早已记不起来的我的某一篇文章里的某一个细节，或者为我讲诉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如意或不如意的情节，这些来信总是能让我再度陷入离开已久的少年情结之中，一种我很怀念的永远美丽的情怀。
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回首我走过的文学之路，我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并不是来自于我的文章，而是我一路走来时那一双双关怀的眼睛和温暖的手，我的父母，那不知名的为我写信和寄书的外校女生，提携我的可敬的编辑，鼓励我的成千上万的读者，不都是我一生难得的知已和朋友吗？
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听见春天轻柔的呼吸，又是充满生机的一年，我很高兴我可以用手中的笔，为天下的知己，继续抒写生命中所有的爱和感动。
雪漫写于一九九七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