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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是在其最靠北的地方竣工的。此项工程分别由东南和西南开始，最后交汇在这里。在东西两路筑墙大军中，又在更小的范围里实行这种分段修筑的方法，于是修筑城墙的人就被分成一个个二十人左右的小队，每个小队负责修筑出五百米，然后一个相邻的小队再朝他们修筑同样长的一段。可是当这两段连通之后，却并没有接着这一千米的头继续往下修，更确切地说，这两个小队又被派往完全不同的地区去修筑长城。采用这种方法自然就产生了许多大豁口，它们是逐步缓慢地填补起来的，有些甚至到长城宣布竣工之后才填补上。是的，据说有些豁口根本未被堵上，虽然这是一种大概只能在围绕这项工程而产生的众多传说中见到的看法，但由于这项工程规模太大，靠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标准是无法核实这些传说的，至少单个的人做不到。
起初人们认为，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连起来修，至少两大部分各自连起来修更为有利。谁都在说，谁都知道，修筑长城是出于抵御北方诸族的考虑。然而一道未连起来修筑的长城如何进行抵御。不能，一道这样的长城不仅无法抵御，而且建筑本身也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处在荒凉地区无人看管的一段段墙很易遭受游牧民族的一再破坏，由于修筑长城他们受了惊吓，像蝗虫似的飞快地变换着居住地，因此他们大概比我们修筑者更能了解整体的情况。尽管如此，这面工程的实施大概只能采用这种实际采用的方法。若要理解这些必须这样考虑：此长城应当成为几个世纪的屏障；绝对认真的修筑，利用各朝各代和各个民族的建筑智慧，修筑者持之以恒的个人责任感，这些都是修造长城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那些粗活虽然可以使用无知的民夫，男的、女人、少的、都是为了挣大钱而自荐其身，但指挥四个民夫的伍长则应是个有头脑、受过建筑业教育的人，应是个能从心底体会出此事意义何在的人。要求越高，成效就越高。实际上，虽然当时这种人才的数量满足不了工程所需，但也十分可观。
当时动工并不轻率。在此项工程开工前五十年，在大概已用墙圈起来的整个中国，建筑技术，特别是泥瓦手艺已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而其它各业仅仅在与其有关联时才能获得承认。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还是在做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小腿刚能立稳，就站在先生的小花园里，得用卵石砌起一种墙，当先生撩起长衫撞向那堵墙时，它当然全倒塌了，先生训斥我们砌得不牢，吓得我们哭着叫着四下跑开去找自己的父母。虽是一桩小事，但却典型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很幸运，当我二十岁完成了初等学校的最高级考试时，正好赶上长城开工。我说幸运，那是因为有许多人早已完成他们所能享受的学业，但多年没有用武之地，胸藏宏伟的建筑构想，但却徒劳地四处奔波，大批地潦倒了。不过那些终于作为工程领导者——尽管属于最低等级——来从事这项工程的人，事实上是堪当此任的。他们是对这项工程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还在继续思考的泥瓦匠人，自打第一块基石埋入土中，他们就感到已与这项工程融为一体。当然，除了渴望能够从事最基础的工作，驱使这些泥瓦匠人的还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工程终于完美无瑕地竣工的心情。民夫可没有这种心情，驱使他们的只有工钱。至于高层领导者，甚至中层领导者，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强大，他们讨厌工程多方展开。然而对那些地位较低、才智未尽其用的人，则必须采取别的措施，例如不能让他们一连数月、甚至数年在离家千里的荒山野岭一块又一块地砌墙砖，这种辛勤的劳动可能干一辈子也没什么结果，若对它失望就会使他们丧失信心，最重要的是会使他们在工作中愈加失去作用。因此人们选择了分段修筑的方法。五百米约五年即可完成，此时这些小头目自然已是精疲力尽，对自己、对工程、对世界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当他们还在为一千米城墙连通典礼而欢欣鼓舞时，就又给派往很远很远的地方。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修筑长城的人享有的声誉，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辞别了家乡，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他们从未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通过这些分段修筑的方法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不过它大概还有种种其它原因。我在这个问题上停留了这么长时间并不奇怪，它是整个长城工程的核心问题，它暂时好像不那么重要。我要介绍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经历，并让人们理解它们，而我无法深入探究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人们大概首先得告诉自己，那时取得了许多成就，它们仅略略逊色于巴别塔的建造，然而在虔诚方面，它们简直就是那项建筑的对立面，至少按照人的打算是这样。我之所以提起这些，是因为在长城工程开始时，有位学者写了本书，十分详细地进行了比较。他在书中试图证明，巴别塔的建造未达目的绝不是由于众人所说的那些原因，或者说，至少首要原因不在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列。他不仅写文章和报道进行证明，而且还想亲自去实地调查，同时他认为，那项工程失败于根基不牢，而且肯定是失败于根基不牢。然而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远远超过了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如今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专业泥瓦匠人，在地基问题上都不含糊。可这位学者根本没有论及这些，他声称，长城在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为新的巴别塔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先筑长城后造塔。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不过说实话，直到今天我还没完全弄明白，他怎么想象出了这座塔。长城并没构成一个圆，而是只构成四分之一或半个圆，难道它能作为一座塔的基础？这只能算作智力方面的平庸。然而作为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长城，付出无数艰辛和生命的结果，它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何在这部著作里要描绘那座塔的规划，虽然是朦胧模糊的规划，为何要为在这项新的大业中如何统一协调民族的力量提出种种具体建议呢？
这本书仅仅是一个例子，当时人们的脑子里极为混乱，也许这恰恰是因为许多人力图尽量聚向一个目标。人的天性从其根本上来说是轻浮的，犹如飞扬的尘土的天性，它不受任何束缚。如果受到束缚，那它马上就开始疯狂地摇撼束缚它的东西，将围墙、锁链连同自己统统晃得飞向四面八方。
在确定分段修筑时，领导阶层可能并非没有重视与修筑长城截然相反的考虑。我们——在这里恐怕我是以很多人的名义这样说，其实我们是在抄写诏书时才互相认识的，而且我们发现，如果没有最高领导集团，无论是我们的书本知识，还是我们的见识，都不足以应付我们在这伟大的整体中担负的那点小小的职责。在领导集团的密室里——它位于何处以及里面坐着谁，我问过的人谁也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大概人的所有想法和愿望都在那间密室里盘旋，而人的所有目标和愿望都在反向盘旋。透过窗户，神界的余辉洒落在领导集团描绘各种规划的手上。
全线同时修筑面临着许多困难，领导集团就是真想克服也无力克服，这种说法有主见的观察者是不会接受的。这么一来就有了这样的推断，即领导集团故意实行分段修筑。然而分段修筑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不合适的。于是就有了这种推断：领导集团要的就是不合适——奇特的推断！毫无疑问，即使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有一些自身的合理性。今天说这些大概毫无危险了。当时有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一个十分理智的准则，它在后来经常提起的一个比喻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并非因为可能会危及于你，才让你停止思考，不能完全肯定就会危及于你。在这里简直就既不能说会危及，也不能说不会危及。你的命运将与春天的河流一样。它水位上升，更加势壮威大，在其漫长的河岸边更加接近陆地，保持着自己的本性直到汇入大海，它与大海更加相像，更受大海的欢迎——对领导集团的指令的思考就到此为止——然而那条河后来漫出了自己的堤岸，没了轮廓和体形，放慢了向下游流淌的速度，企图违背自己的使命，在内陆形成一个个小海，它毁掉了农田草地，但却无法长久保持这种扩展的势头，只好又汇入自己的河道，到了炎热的季节甚至悲惨地涸干——对领导集团的指令可别思考到这种程度。
这个比喻用在修筑长城期间大概特别恰当，但对我现在的报导的影响至少是十分有限。我的调查只是一种历史调查。已经消散的雷雨云不会再喷射闪电，因此我可以去寻找一种对分段修筑的解释，它要比人们当时所满足的解释更进一步。我的思维能力给我划定的范围可是够窄的，但能纵横驰骋的区域却无边无际。
长城该用来防御谁？防御北方诸族。我来自中国东南部。没有一个北方民族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关于他们我们都是在古人写的书中读到的，他们出于本性犯下的暴行害得我们的在宁静的亭子里长吁短叹。在艺术家们一幅幅写实画里，我们看到了那些该罚入地狱的面孔，咧开的嘴巴，插着尖牙利齿的下巴，闭拢的眼睛，似乎特别眼馋将被嘴巴咬碎嚼烂的猎物。如果小孩子调皮捣蛋，只要把这些画拿给他们一看，他们就会哭着扑过来搂住我们的脖子。关于这些北方国家，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呆在自己的村子里，我们永远也见不到他们，即使他们跨上烈马笔直朝我们奔来，——国土太大了，他们到不了我们这里，他们将永远留在空中。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离开... -->>
中国长城是在其最靠北的地方竣工的。此项工程分别由东南和西南开始，最后交汇在这里。在东西两路筑墙大军中，又在更小的范围里实行这种分段修筑的方法，于是修筑城墙的人就被分成一个个二十人左右的小队，每个小队负责修筑出五百米，然后一个相邻的小队再朝他们修筑同样长的一段。可是当这两段连通之后，却并没有接着这一千米的头继续往下修，更确切地说，这两个小队又被派往完全不同的地区去修筑长城。采用这种方法自然就产生了许多大豁口，它们是逐步缓慢地填补起来的，有些甚至到长城宣布竣工之后才填补上。是的，据说有些豁口根本未被堵上，虽然这是一种大概只能在围绕这项工程而产生的众多传说中见到的看法，但由于这项工程规模太大，靠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标准是无法核实这些传说的，至少单个的人做不到。
起初人们认为，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连起来修，至少两大部分各自连起来修更为有利。谁都在说，谁都知道，修筑长城是出于抵御北方诸族的考虑。然而一道未连起来修筑的长城如何进行抵御。不能，一道这样的长城不仅无法抵御，而且建筑本身也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处在荒凉地区无人看管的一段段墙很易遭受游牧民族的一再破坏，由于修筑长城他们受了惊吓，像蝗虫似的飞快地变换着居住地，因此他们大概比我们修筑者更能了解整体的情况。尽管如此，这面工程的实施大概只能采用这种实际采用的方法。若要理解这些必须这样考虑：此长城应当成为几个世纪的屏障；绝对认真的修筑，利用各朝各代和各个民族的建筑智慧，修筑者持之以恒的个人责任感，这些都是修造长城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那些粗活虽然可以使用无知的民夫，男的、女人、少的、都是为了挣大钱而自荐其身，但指挥四个民夫的伍长则应是个有头脑、受过建筑业教育的人，应是个能从心底体会出此事意义何在的人。要求越高，成效就越高。实际上，虽然当时这种人才的数量满足不了工程所需，但也十分可观。
当时动工并不轻率。在此项工程开工前五十年，在大概已用墙圈起来的整个中国，建筑技术，特别是泥瓦手艺已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而其它各业仅仅在与其有关联时才能获得承认。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还是在做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小腿刚能立稳，就站在先生的小花园里，得用卵石砌起一种墙，当先生撩起长衫撞向那堵墙时，它当然全倒塌了，先生训斥我们砌得不牢，吓得我们哭着叫着四下跑开去找自己的父母。虽是一桩小事，但却典型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很幸运，当我二十岁完成了初等学校的最高级考试时，正好赶上长城开工。我说幸运，那是因为有许多人早已完成他们所能享受的学业，但多年没有用武之地，胸藏宏伟的建筑构想，但却徒劳地四处奔波，大批地潦倒了。不过那些终于作为工程领导者——尽管属于最低等级——来从事这项工程的人，事实上是堪当此任的。他们是对这项工程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还在继续思考的泥瓦匠人，自打第一块基石埋入土中，他们就感到已与这项工程融为一体。当然，除了渴望能够从事最基础的工作，驱使这些泥瓦匠人的还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工程终于完美无瑕地竣工的心情。民夫可没有这种心情，驱使他们的只有工钱。至于高层领导者，甚至中层领导者，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强大，他们讨厌工程多方展开。然而对那些地位较低、才智未尽其用的人，则必须采取别的措施，例如不能让他们一连数月、甚至数年在离家千里的荒山野岭一块又一块地砌墙砖，这种辛勤的劳动可能干一辈子也没什么结果，若对它失望就会使他们丧失信心，最重要的是会使他们在工作中愈加失去作用。因此人们选择了分段修筑的方法。五百米约五年即可完成，此时这些小头目自然已是精疲力尽，对自己、对工程、对世界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当他们还在为一千米城墙连通典礼而欢欣鼓舞时，就又给派往很远很远的地方。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修筑长城的人享有的声誉，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辞别了家乡，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他们从未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通过这些分段修筑的方法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不过它大概还有种种其它原因。我在这个问题上停留了这么长时间并不奇怪，它是整个长城工程的核心问题，它暂时好像不那么重要。我要介绍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经历，并让人们理解它们，而我无法深入探究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人们大概首先得告诉自己，那时取得了许多成就，它们仅略略逊色于巴别塔的建造，然而在虔诚方面，它们简直就是那项建筑的对立面，至少按照人的打算是这样。我之所以提起这些，是因为在长城工程开始时，有位学者写了本书，十分详细地进行了比较。他在书中试图证明，巴别塔的建造未达目的绝不是由于众人所说的那些原因，或者说，至少首要原因不在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列。他不仅写文章和报道进行证明，而且还想亲自去实地调查，同时他认为，那项工程失败于根基不牢，而且肯定是失败于根基不牢。然而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远远超过了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如今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专业泥瓦匠人，在地基问题上都不含糊。可这位学者根本没有论及这些，他声称，长城在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为新的巴别塔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先筑长城后造塔。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不过说实话，直到今天我还没完全弄明白，他怎么想象出了这座塔。长城并没构成一个圆，而是只构成四分之一或半个圆，难道它能作为一座塔的基础？这只能算作智力方面的平庸。然而作为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长城，付出无数艰辛和生命的结果，它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何在这部著作里要描绘那座塔的规划，虽然是朦胧模糊的规划，为何要为在这项新的大业中如何统一协调民族的力量提出种种具体建议呢？
这本书仅仅是一个例子，当时人们的脑子里极为混乱，也许这恰恰是因为许多人力图尽量聚向一个目标。人的天性从其根本上来说是轻浮的，犹如飞扬的尘土的天性，它不受任何束缚。如果受到束缚，那它马上就开始疯狂地摇撼束缚它的东西，将围墙、锁链连同自己统统晃得飞向四面八方。
在确定分段修筑时，领导阶层可能并非没有重视与修筑长城截然相反的考虑。我们——在这里恐怕我是以很多人的名义这样说，其实我们是在抄写诏书时才互相认识的，而且我们发现，如果没有最高领导集团，无论是我们的书本知识，还是我们的见识，都不足以应付我们在这伟大的整体中担负的那点小小的职责。在领导集团的密室里——它位于何处以及里面坐着谁，我问过的人谁也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大概人的所有想法和愿望都在那间密室里盘旋，而人的所有目标和愿望都在反向盘旋。透过窗户，神界的余辉洒落在领导集团描绘各种规划的手上。
全线同时修筑面临着许多困难，领导集团就是真想克服也无力克服，这种说法有主见的观察者是不会接受的。这么一来就有了这样的推断，即领导集团故意实行分段修筑。然而分段修筑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不合适的。于是就有了这种推断：领导集团要的就是不合适——奇特的推断！毫无疑问，即使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有一些自身的合理性。今天说这些大概毫无危险了。当时有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一个十分理智的准则，它在后来经常提起的一个比喻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并非因为可能会危及于你，才让你停止思考，不能完全肯定就会危及于你。在这里简直就既不能说会危及，也不能说不会危及。你的命运将与春天的河流一样。它水位上升，更加势壮威大，在其漫长的河岸边更加接近陆地，保持着自己的本性直到汇入大海，它与大海更加相像，更受大海的欢迎——对领导集团的指令的思考就到此为止——然而那条河后来漫出了自己的堤岸，没了轮廓和体形，放慢了向下游流淌的速度，企图违背自己的使命，在内陆形成一个个小海，它毁掉了农田草地，但却无法长久保持这种扩展的势头，只好又汇入自己的河道，到了炎热的季节甚至悲惨地涸干——对领导集团的指令可别思考到这种程度。
这个比喻用在修筑长城期间大概特别恰当，但对我现在的报导的影响至少是十分有限。我的调查只是一种历史调查。已经消散的雷雨云不会再喷射闪电，因此我可以去寻找一种对分段修筑的解释，它要比人们当时所满足的解释更进一步。我的思维能力给我划定的范围可是够窄的，但能纵横驰骋的区域却无边无际。
长城该用来防御谁？防御北方诸族。我来自中国东南部。没有一个北方民族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关于他们我们都是在古人写的书中读到的，他们出于本性犯下的暴行害得我们的在宁静的亭子里长吁短叹。在艺术家们一幅幅写实画里，我们看到了那些该罚入地狱的面孔，咧开的嘴巴，插着尖牙利齿的下巴，闭拢的眼睛，似乎特别眼馋将被嘴巴咬碎嚼烂的猎物。如果小孩子调皮捣蛋，只要把这些画拿给他们一看，他们就会哭着扑过来搂住我们的脖子。关于这些北方国家，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呆在自己的村子里，我们永远也见不到他们，即使他们跨上烈马笔直朝我们奔来，——国土太大了，他们到不了我们这里，他们将永远留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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