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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进入了翰林院。
不过百官没法废了韩敬这个状元，但却可以处处鄙视、排挤，韩敬有才，自也是要脸之人，不等人家弹劾，自己便辞官回家了。
至于汤宾尹和韩敬之间，有没有串通作弊，此事便不为可知了。
但卢飏觉得，这韩敬估计是被汤宾尹好心办了坏事，这汤宾尹也当是爱才心切，不过当时党争叠加国本之争，稍微有些把柄，便会遭人弹劾。
卢飏前世见过坑爹的、坑儿子的、坑老公的，此时听云仁忠谈起十年前的科场舞弊事，顿觉韩敬可惜，竟然被自己的老师坑了。
再说回这次科场舞弊，一路绿灯，沈同和的会元便被张了出来，而他那亲家也不含糊，竟中得会试第六名。
不过在张榜的第一日，沈同和便被落第的同乡举报了。
最了解你的人自然是你身边的人，这沈同和平时啥样，同乡举子最是清楚。
本来大家对他中举便甚为不满，但因为这些举子也都中了，自己高兴还来不及，便也没人深究他的事。
不过此时便不一样了，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来的同乡中至少一多半没中，正有气没地撒呢，此时见这平常半吊子货的沈同和竟然中了会元，自是气愤非常。
在弄了大便将沈同和榜上的名字涂抹了之后，接着便聚了一群落第的举子去敲了登闻鼓。
登闻鼓制度始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过发扬光大却是在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草民出身，最体民间疾苦，怕官吏贪腐欺民、官官相护、蒙蔽圣听，便在宋朝敲登闻鼓鸣冤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登闻鼓这一制度标准化。
不仅规定了负责登闻鼓的管事官员和奏报流程，连带着何人、何事可敲登闻鼓，都做了详细规定。
《大明律》有言：“凡民间诉讼，皆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不为申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敢阻告者，死，其户婚、田土诸细事，皆归有司，不许击鼓。”
而且明朝的登闻鼓可不是摆设，尤其是在洪武一朝，便有多人击鼓鸣冤，而且好多案子都是朱元璋亲自过问、审理，甚至还有百姓捕了当地贪腐戗民的官员，怀揣《大诰》，亲自押送京城敲登闻鼓鸣冤的案子。
随后的历代明皇，都极其重视登闻鼓这一制度，而且在制度上更加完善。
比如成化年间，皇帝担心御史与被告串通，隐瞒不报，便又加了皇帝亲随的锦衣卫监督，正德年间则又添了六科给事中做监鼓官员，还规定了监鼓官员的轮换制度。
到了万历年间，这登闻鼓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从普通百姓到达官显贵，均有敲鼓鸣冤之人，甚至藩王都有来敲登闻鼓鸣冤的。
以至于万历十八年，朱翊钧还专门为此下过旨意:“诸藩，若无重案，不许击鼓，违者，按律处之。”
由此可见，永乐之后的藩王，被封地官员看得死死的，以至于到了要进京敲登闻鼓鸣冤的程度了。
因此，在原本历史上，明末藩王的怂便也有了出处，鸣冤都不让了，藩王也只能混吃等死了。
顺利进入了翰林院。
不过百官没法废了韩敬这个状元，但却可以处处鄙视、排挤，韩敬有才，自也是要脸之人，不等人家弹劾，自己便辞官回家了。
至于汤宾尹和韩敬之间，有没有串通作弊，此事便不为可知了。
但卢飏觉得，这韩敬估计是被汤宾尹好心办了坏事，这汤宾尹也当是爱才心切，不过当时党争叠加国本之争，稍微有些把柄，便会遭人弹劾。
卢飏前世见过坑爹的、坑儿子的、坑老公的，此时听云仁忠谈起十年前的科场舞弊事，顿觉韩敬可惜，竟然被自己的老师坑了。
再说回这次科场舞弊，一路绿灯，沈同和的会元便被张了出来，而他那亲家也不含糊，竟中得会试第六名。
不过在张榜的第一日，沈同和便被落第的同乡举报了。
最了解你的人自然是你身边的人，这沈同和平时啥样，同乡举子最是清楚。
本来大家对他中举便甚为不满，但因为这些举子也都中了，自己高兴还来不及，便也没人深究他的事。
不过此时便不一样了，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来的同乡中至少一多半没中，正有气没地撒呢，此时见这平常半吊子货的沈同和竟然中了会元，自是气愤非常。
在弄了大便将沈同和榜上的名字涂抹了之后，接着便聚了一群落第的举子去敲了登闻鼓。
登闻鼓制度始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过发扬光大却是在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草民出身，最体民间疾苦，怕官吏贪腐欺民、官官相护、蒙蔽圣听，便在宋朝敲登闻鼓鸣冤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登闻鼓这一制度标准化。
不仅规定了负责登闻鼓的管事官员和奏报流程，连带着何人、何事可敲登闻鼓，都做了详细规定。
《大明律》有言：“凡民间诉讼，皆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不为申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敢阻告者，死，其户婚、田土诸细事，皆归有司，不许击鼓。”
而且明朝的登闻鼓可不是摆设，尤其是在洪武一朝，便有多人击鼓鸣冤，而且好多案子都是朱元璋亲自过问、审理，甚至还有百姓捕了当地贪腐戗民的官员，怀揣《大诰》，亲自押送京城敲登闻鼓鸣冤的案子。
随后的历代明皇，都极其重视登闻鼓这一制度，而且在制度上更加完善。
比如成化年间，皇帝担心御史与被告串通，隐瞒不报，便又加了皇帝亲随的锦衣卫监督，正德年间则又添了六科给事中做监鼓官员，还规定了监鼓官员的轮换制度。
到了万历年间，这登闻鼓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从普通百姓到达官显贵，均有敲鼓鸣冤之人，甚至藩王都有来敲登闻鼓鸣冤的。
以至于万历十八年，朱翊钧还专门为此下过旨意:“诸藩，若无重案，不许击鼓，违者，按律处之。”
由此可见，永乐之后的藩王，被封地官员看得死死的，以至于到了要进京敲登闻鼓鸣冤的程度了。
因此，在原本历史上，明末藩王的怂便也有了出处，鸣冤都不让了，藩王也只能混吃等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