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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圈定：首战太平洋
1976年，是中国一个不平静的年份，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会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感，留下特别的印象。
1月8日，周总理逝世，无边的哀乐从“向阳红五号”船扬声器传出，一遍又一遍，十分的凄凉。“718工程”是周总理总负责的，周总理这一“走”，任务怎样？悲情与疑虑笼罩全船。
月日春节，长洲岛上的“老百姓”几乎都没放鞭炮，仅有的几篮子鲜花放在长洲洪福市街渡的小坡上，潦草地点缀着秦牧笔下描绘过的有名的年宵花市。
船上仍是戒备森严，甚至有点冷清。春节期间留在船上的值勤人员唯一的乐趣是轮换着到黄埔长洲岛海军勤务船大队看电影，其余时间一律不许外出，外来人员不能随便上船。
但是刚过完大年初十（月中旬），从全国各地来船的人开始多起来，而且一批批早先由“向阳红五号”船派往全国各地科研机构培训的干部战士，也陆续回到了船上。头传来的消息是：叶（剑英）帅作为周总理病重期间协助周总理抓国防科委工作的副手在抓这个工作，“首次远洋”仍在准备着！
“首次远洋”是当年首长们头上的一种提法，其实际含义没有正式文件明确界定。但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海洋科技史的人们，会自然明白，在“向阳红五号”船远征太平洋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对世界任何一个大洋进行过科学调查。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徐福东渡日本，鉴真东渡日本，汪大渊二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等等，这些海洋活动尽管非常超前，非常伟大，但并不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也都不是对大洋进行的探测或调查。从科学意义上说，“向阳红五号”船的这一次是中国有文明史以来的“首次”。
1976年月，“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征太平洋的请示件拟定。这份请示件附上了“向阳红五号”船从广州出发，经过菲律宾、美国关岛到南太平洋斐济群岛以北海域的往返航线图和海洋调查作业图，也附上了预见各种风险出现的处置预案，还介绍了船舶的性能、吨位和各种科研仪器的状况。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计划科参谋张季栋在北京国家海洋局机关楼上的保密室里一字一句地把文件整理好后，由国家海洋局呈送往海军司令部，由海军司令部到国防科委再到中央专委、国务院。经过一系列的审批后，这份请示报告，最后送到了毛泽东主席手中。深切关注“718工程”进展的毛泽东，最后一次把目光投向东面的大海，投向封锁了新中国几十年的第一岛链及以外的大洋，毅然圈阅批准“向阳红编队”远征太平洋，这位伟人凝重的垂注，使这次起锚于广州黄埔港内的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调查，不仅有了中国首航的意义，还有了当年“中国第一航”的意义。
请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审定批准开展一次对太平洋的海洋科学调查，对于当年“两弹一星”实施中的审批运作来讲，也并不是很正常的。毛泽东一般只审定审批整个工程计划项目，并不对一项或多项实施项目审批，更何况还是重病在床，日理万机。为什么要摆到如此高的位置？
这与周总理逝世有重要的关系。
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政坛，风云变幻。“两弹一星”工程及“718工程”是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亲自抓的。周总理逝世后，由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中央专委的工作还未明确列人代总理的工作范围。那时候跟随周总理多年，主抓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已经不是副总理了，由陈锡联接手了这一摊子工作。但陈锡联没有张春桥的“资格”硬，卜名在张春桥的后面。张春桥早在中央确定建造大型远洋测量船队的计划之时，就多次阻挠“718工程”的进展。在军委的一次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实际上就是不想让上海的工业力量放在国防建设上，要用来“抓革命”。当时叶剑英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向阳红五号”船执行远洋调查任务这件事，张春桥也想阻拦，自称自己是“大陆派”，搞海洋调查是有“野心”等。但是“向阳红五号”船远征太平洋在“718工程”船舶建造计划下达之前就定好了的，是“718工程”整体项目中第一个涉外、涉海也涉及到整个洲际导弹的研制能否成功的关键项目。一些老帅和将军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中国走出国门搞远洋调查，向大洋发射试验洲际导弹的这一步，既充满了各种风险，也有战略机遇；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也必须走出去。就像当年红军抢夺泸定桥那样，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必须抢到。
毛主席圈定“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洋后，“四人帮”的一切干扰也都作废了，千军万马就在这一个特殊的红色圆圈中迅速舞动起来。
二、远洋的“粮草”问题军马未动，粮草先行。
马荣典船长在参与制定航行计划时就得知：这是一次特殊的远洋航行，从广州离港后，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不会停靠夕卜国港。这就是说，广州港既是始发港，也是目的港。就像空军战斗机飞行训练一样，从什么地方起飞，绕一圈后还从什么地方降落。因而，他知道航行编队预备离开广州多少天，就得准备多少天的食品、油料、机械仪器备件备料。“向阳红五号”船出海人员00多人，按100天供应量补给，仅大米、面粉就有十几吨，热带抗暑用的啤酒、饮料当时全是玻璃瓶的木箱包装，连箱带瓶多达0余吨。还有蔬菜、肉类、鱼类、罐头类等。船当时锚泊的“一号锚地”处在离岸约00余米的珠江上，所有物资都得通过人力化整为零从码头搬运到小艇上，然后从小艇吊运到船甲板，再由人力一件一件、一梱一梱、一袋一袋地搬到有0余米深的底层冷库冷藏起来。船上绝大多数都是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长期的技术工作加上船上缺少锻炼体能的活动空间，使他们的体能显得有点弱不禁风。但在船上实际从事着大部分后勤保障任务的政委们却说：这是执行毛主席批准的任务，在海上没有吃的什么任务都完不成，各个部门各个分队都要当成备航重点任务来抓。于是，一说后勤部门要上补给物资，当班的船领导就打开广播呼叫各部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地派“公差”。人不到位时，政委、副政委就挨个部门去找，找不找得到人要看各部门备航任务安排的情况。部门领导听到船上要派“公差”的广播，也必须优先考虑，一般会派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派不到人了就是领导自己上。那个年代的“向阳红五号”船有一种官兵平等、干部带头的优良作风。“向阳红五号”船当时的正常建制只有15人，外派工作、学习培训一般在40人左右，值班值勤一般在0人左右，政委们接到远洋任务做后勤保障工作并且把数十万公斤物资搬运上船的主要依靠对象就是船务部门的炊事班，船上各部门的那些年轻的水兵和自己的双手。政委们、各级指导员大多数也是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搬运工这是那个年代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们的典型风范！
“向阳红五号”船的后勤补给要通过大量的人力搬运，包括一些重要的仪器设备上船，遇到极大的搬运困难和搬运风险。但这项工作在“718工程”中是一个“盲区”。“718工程”的科学家们在设计改装船舶的时候只考虑到科学仪器设备的安装，只考虑到了宽敞的甲板、巨大的舱容量对开展远洋科学试验的好处，没有想到船的吨位大了干舷也高了，起重吊装设备不配套，没有设计一个机械搬运生活物资的方式和通道，使一百多吨散杂的物资从广州市的某个供应点搬到车上、又从车上搬运到小艇上，再从小艇甲板上搬到船上，然后一件一件解开放进底层的舱内储藏，全部靠人力是何等的艰难！尤其是啤酒、汽水这类物资，支装红星啤酒一箱4瓶，支装亚洲汽水五十瓶一箱，全不是现在的轻便包装，一箱汽水要四个人才能移得动，从甲板上放进舱内要转两个梯、三条走廊，四个门，搬得人眼冒金星不算，还得带点皮肉之苦。而且当这些问题发现时，往往也来不及改变了。谁有本事一两天之内往船舷上开一个门，布设一条生活物资补给的机械化通道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了当时这艘现代船舶不应有的、甚至是可笑的“生理缺陷”。
三、坐上了专机的土豆毛主席批准的远洋，对中国海军来说也是无上光荣的。在此之前，中国的海军，还没有跨出过国门，更别说去南太平洋了。但是他们光顾着航海保障、安全保障那些事了，对于大编队几百号人几个月的海上生活保障却没有想很多。
于是难题出现了。
首次远洋的伙食标准是按照海军的潜艇伙食标准配给的，每天00元。这种标准在当时的物价下，除了“鲍参翅肚”这些名贵海产不能大量供应外，一般好吃好喝的都可以吃得到。
英国海军可以三文治裹牛油，外加啤酒、洋葱，环球航行都不用换别的。中国的海军舰员要吃带叶子蔬菜，要经常换味变花样，这往往令后勤部门的人很“头痛”。广州地区补给蔬菜，品种倒是应有尽有，一般蔬菜存放到冷库储存不会超过15天。首次远洋是按照00人往返一万千米，连续在海上生活100天补给的。15天后吃什么？南瓜、冬瓜，洋葱、土豆？可是当年很少有反季节的大棚蔬菜，没有今天发达的生物技术、保鲜技术。三四月里出远洋，没地方能够找得出批量的南瓜、冬瓜，当时全国能长得出南瓜秧子来的恐怕就只有海南了。
海军想了些，这是。海军把青菜、萝卜、黄瓜、水果之类榨干水分，然后用抽真空方式封装在铁皮罐头内，整车整车地吊装到船上。
但是谁都知道，蔬菜罐头是牛粪堆上的蘑菇，好看不好吃。临到“向阳红五号”船要出航了，其他物资基本补齐，海军首长还在为“向阳红五号”的蔬菜发愁。
一位海军首长想起北方地窖里的土豆、萝卜、大白菜可能存放久些。经初步论证后，便下令立即从北方农村地窖里收购土豆、萝卜、白菜。一支海军特别小分队几经周折从天津郊区收罗了几卡车土豆。眼看“向阳红五号”出航在即，火车、汽车运输赶不上。海军首长就调一架专机紧急空运到广州。在出航的前一天，终于把这些比船员们还要幸运地坐上了飞机的土豆送到了船上。在那个年月，连看到飞机都被认为是一件稀奇的事，别说坐飞机了。这种杀鸡用牛刀、为现代经济学家们不耻的方式，当时被船员们认为是执行毛主席批准的任务所享受的特殊待遇，是政委鼓舞士气，克服困难的最好素材。至今还有人把这段故事传为佳。
四、身份迷彩：中国海员
“向阳红五号”船的人，要想为自己打出一张确切的“名片”，很难。他们不知道自己称谓什么，干什么的。他们多数是军人，却不给他们穿军装，整天一身卡其布中山装，出门不说自己是军人则已，一说，人家还认为是“骗子”；他们多数是科技工作者，可是又都是在船上工作，享受的是海员的待遇，去的是大海大洋；他们多数没有到过也指望不上能够到外国港，哪怕是走到近处看一眼异国风情都不可能。可是他们却拥有一张正正规规的国际海员证。
让“向阳红五号”船的人成为国际海员，是一种智慧的安排。
办证的通知是月1日下达的。月4日和5日，全船人员被通知分两批到广州艳芳照相馆照相。通知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穿便服，就是或灰或青的那身卡其布的中山装便服。只有船长和按国际海员标准有船上八大员职务的船员可以穿“海员服”照相。《艳芳照相馆》是广州最好的照相馆，也是广州市公安局出国人员证件相的专用照相馆。全船人员分批鱼贯而人，得到了8张着便服的证件照，用于办理海员证和档案留底。
十几天之后，这些证件如期办到，全部放在船上书记员那里保管。教育“点名”时政委公布了每个人的证件号码和出国身份，并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合法的中国海员，是中国海洋调查船上的海员”。后来，许多人去书记员那里确认自己出国证件的时候，发现职务那一栏各不相同。除了通用的船用职务如“船长”、“驾助”、“报助”、“水手”等职务外，还有“气象预报员”、“水文技术员”、“水文调查员”等职务。用后一种身份的人员大多是从全国各地临时抽调来的专业人员，他们有的是从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来的工程师，有的是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来的摄影师，有的是国防科委“718”办公室、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来的处长、科长们。所有出海人员除按标准的国际海员序列里有的身份可以保留外，其余人员的真实身份都被隐去，冠之以“中国海员”名下的各种职务，如水手、机工等。
远洋编队航行，除了船长作为全船行动的指挥员外，南海分局还派出了副局长高文府担任出海编队的总指挥和临时党委书记，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这位航次总指挥的国际海员职务就不好填写了，他既不是“船长”，也不是“政委”，即使在国际海洋调查船序列里，也没有局长出海当总指挥的。可是这么大一个行政领导也不能填一个随便的职务，否则万一有事要在国外出面又不合身份。经与黄埔边防局商量来商量去，在他的海员证上赫然填上了一个当今时兴的名字一经理。意思是说，他是这艘船的“经营管理者”或者“老板”。
历史的幽默无处不在。首次远洋的编队总指挥、南海分局的副局长高文府就有过这样的幽默。高文府在解放东北时参军、南征北战而又上过大学，平时的行为举止文质彬彬。他可能做过将军梦，如果军衔制不废而又继续留在正规军，他起码也能做少将。可他却从来也没有做过当“经理”的梦，甚至连他的后半生也没有沾上过“经理”一点边。但他的第一次出国的身份居然在花名册上写着一个“经理”。可惜的是，他首次当“经理”只当了一个多月，他做的第一笔“生意”，竟然是像英格兰的库克船长那样，到太平洋里去“成交”一批科学资料。那份写着“经理”职务的花名册，至今存放在国家海洋档案馆里，成了他一生中真正的“身份迷彩”和未能充分展示的荣耀。
五、掩护的“影子”与“兄弟”
“向阳红五号”船要远征太平洋了。在秘密运行的国防科技工程队伍里，这既是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好消息，也是一次令人十分担忧的大冒险。那是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中国的军事力量根本就无法够到的地方。去得了，回得来吗？
“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周总理生前在国防尖端科学事业的严格要求，也是广泛被贯通到“718”任务的全过程的行为准则。在周总理逝世，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实际接替周总理主管中央专委，并与叶剑英等老帅研究“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洋安全保障时，陈锡联副总理提出了加一艘船为“向阳红五号”船伴航的建议。陈锡联是多年从事导弹靶场建设，接替聂荣臻元帅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副总理，他认为“向阳红五号”船是单船远航，海区复杂，“敌情”复杂，对安全很担忧。战争年代派侦察兵，都有掩护，一次还派两个呢。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支持，并指示交通部立即落实。
交通部得到国务院的紧急调船指示后，立即着手从广州远洋公司远洋轮中选派。当时“无锡”号正从国外回到广州，在黄埔港内，准备休整人员再度装载远航欧洲。交通部立即令广州远洋公司对“无锡”号的现有人员进行了初步“政治审查”。“无锡”得知要参加重大国防任务，立即提出了一个有王治金船长、于锡和政委、邱满桂轮机长等51名船员出海的花名册，报到国家海洋局进行政治审查。
与此同时，“无锡”号则立即清理货物，加足油水，进行简单配载、补给个月的主副食品后，由交通部文冲船厂派出技术工人将舷号涂改为“向阳红十一号”，全部预备出海人员原地待命。
1976年月5日，经交通部、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层层审批后的51名船员，再加上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选派的7名指挥、工作人员，共58名出海人员全部通过审查，办理了海员证。
次日，南海分局派到“向阳红十一号”船出任航次“副政委”，实际是承担向阳红编队联络组长的南海分局计划科科长王志斌，带着一部电台、全套“向阳红”编队首次远洋指挥文件以及6名工作人员到达“向阳红十一号”船。
王志斌原是南海舰队的正团职作战科长，1945年在华东对日定的东坝战役中参加新四军，后身经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洛阳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五次立功并授予解放勋章。安排王志斌担任“向阳红十一号”船的指挥员，最基本的考虑就是他的战斗经验。“向阳红十一号”船的基本船员都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中国海员，用一个有战斗经验的作战科长作为联络组长并指挥“十一号”行动，既有指挥联络的意思，显然也有“以防万一”的潜台词。
1976年月1日，一艘“新”的“向阳红十一号”船魔术般地从黄埔港秘密起航，与比它先一天起航的“向阳红五号”船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海域汇合，这时，两艘素不相识，从来没有、也不会想到有任何联系的远洋轮被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任务组合到了一起，组成新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考察“向阳红”编队。
“无锡号”船形与“向阳红五号”船有点不同，载重量比“向阳红五号”船要略为小些，约1000吨左右。但外涂油漆基本与“向阳红五号”
船一致，远远看去，像是一双同胞兄弟船，也像是“向阳红五号”船形影不离“影子”。
六、船长望着大桅上悬挂的菲律宾国旗说：我终于出国了
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考察“向阳红”编队于1976年4月日清晨，进人菲律宾北部的巴布延海峡。船长马荣典望着前桅上升起的菲律宾国旗，意识到已进人别国海域，便自言自语：我终于出国了。
他自从在大连海校接到上“向阳红五号”船“出国”的通知，到他真正踏上异国海域，相隔了整整5年零8个月。他在这个船上当了5年零8个月的船长，走完了“向阳红五号”船最初5年时起时落的艰难航程。如今，他终于出来了，对于他和“向阳红五号”船来讲，是一大步，对于“718工程”来讲，也是一大步。
巴布延海峡又名“吕宋海峡”，位于菲律宾吕宋岛和巴布延群岛之间。连接南海和菲律宾海。它东西长17千米，南北宽40千米，西端最窄处宽仅8千米，水深超过00米，航运便利，是马尼拉出太平洋至关岛、火奴鲁鲁的重要水道，也是中国商船队出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在过海峡前，我外交部已向菲律宾外交部发出了“知照”，通报了我考察编队将要通过菲律宾北部的巴布延海峡的有关情况。“向阳红”编队在通过菲律宾管辖的水域时，按照国际惯例在船尾挂出了本国国旗，在驾驶主桅上挂出了菲律宾的国旗和各自的船旗和呼号旗。
“向阳红五号”船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挂出由菲律宾国旗和本船船旗组合的旗语。虽然过巴布延海峡依然看不到什么异国风情，在最宽的峡连岛屿都看不见，但许多人还是感到了有些异样。尤其是军人，在那个年代出国是十分稀罕的事。他们看着菲律宾的国旗在桅杆上飘扬，心里暗暗地在重复着：“现在已经出国了。”
1976年4月日早晨，“向阳红五号”船上的厨工在出海以来第一次成功地烤出了西式面包，好像是向全船6名海员暗示“出国”的变化。负责操舵的水手赵水智接到航海长李胜贵的指令，将时钟向前拨快一小时，表明“向阳红“编队从中国北京所在的第八时区已进人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所在的第九时区。刚才还是上午八点钟，一秒钟之内，就人为地变成了九点钟，值这个时段班的各个岗位上的值班人员都少值一、时班，而且大家都认为不算是偷懒！这事在中国境内的陆地和海洋上都没有发生过。不过航海长也提醒赚了一小时的同志们别得意，等到返航的时候，从东九时区跨人东八时区时，值这个班的所有人员又得多值一个小时。
西太平洋的海水是全世界水温最高的海水，呈深黑色。10年后我国科学家和日本科学家对从西太平洋里流往东海和日本沿海的一股暖流进行调查，科学家就把这股暖流称为黑潮，就是认为这里海水的颜色与其他海域的不同。设在船底部的万米测深仪显示，水深已达到8000多米，编队已进人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1104米）附近的海域。这时，重力测量组的许时耕提出：在航经马里亚纳海域时，要测量一下深度，要确证一下这个由苏联科学考察船“斐查兹”号测量的深度数据是否准确，是否还有更深的记录。许时耕手中的这台测深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回声测深仪之一，“向阳红五号”船又比苏联的“斐查兹”号大一倍以上，良好的稳性条件和先进的仪器设备将使他得到一个中国的测量数据，他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全世界对马里亚纳海沟测量的最准确的数据呢。
科学家们的发现欲望是人类科学进步的动力。所有的指挥人员和航海员都支持许时耕的行动，他们还要在许时耕测量到数据的那一个时刻，提供一个准确的船位，证明那个最低点是在公认的某个地理位置，然后向全世界发布他们的成果。
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位于北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以东，是太平洋西部洋底一系列海沟的一部分。它位于北纬11109分，东经14115分，为一条洋底弧形洼地，延伸550千米，平均宽69千米。主海沟底部有较小陡壁谷地。1957年苏联调查船“斐查兹”号用加载回声测深仪测到10990米深度，后又测量到1104米的新记录。1960年美国海军用法国制造的“的里亚斯特”号探海艇，创造了潜人海沟10911米的纪录。马里亚拉海沟为什么有这么深呢，一般认为海洋板块与大陆板块相互碰撞，因海洋板块岩石密度大，位置低，便俯冲插人大陆板块之下，进人地幔后逐渐溶化而消亡。在发生碰撞的地方会形成海沟，在靠近大陆一侧常形成岛弧和海岸山脉。这就是我们今天感到奇异的从日本列岛、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一线数千千米岛孤和对应从堪察加、阿留申、千岛、日本、小笠原等到马里亚纳一线数千千米海沟。现在马里亚纳海沟最大水深在斐查兹海渊，为1104米，是地球的最深点。
但是，我们的地球物理专家却并不很走运，当他调试好万米测深仪，安排好值班人员，准备获取好消息时，台风来了。
正在餐桌上品着清蒸鲜鱼的马荣典船长，收到气象分队送来的台风预报：西太平洋帛琉群岛、即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关岛西南海域，生成了一个热带低压（还未发展成为台风的天气状态，正加强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天后，可能在“向阳红“编队的预定航向上相遇。
西北太平洋是北半球台风的故乡，赤道附近的西太平洋，太阳终年直射海面，海水吸收并储存了大量的热量。海洋又不断地把水分和热量供给海面上的空气，海面上高湿高温的空气加速旋转上升形成热带风暴。这些热带风暴达到一定强度后，就向我国南海、东海和日本方向运动，这种天气现象就称为台风，平均每年约为0个，西太平洋是世界上台风生成的地。
海上遇到台风是可怕的事，历史上海上遭遇台风袭击致船毁人亡的例子不计其数。“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十一号”船作为万吨以上的船舶，在其建造时就把防台风性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额定。一般都会有抗击1级台风的能力。但真正的安全防台不是“英勇地”抗击台风，而是规避... -->>
一、毛泽东圈定：首战太平洋
1976年，是中国一个不平静的年份，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会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感，留下特别的印象。
1月8日，周总理逝世，无边的哀乐从“向阳红五号”船扬声器传出，一遍又一遍，十分的凄凉。“718工程”是周总理总负责的，周总理这一“走”，任务怎样？悲情与疑虑笼罩全船。
月日春节，长洲岛上的“老百姓”几乎都没放鞭炮，仅有的几篮子鲜花放在长洲洪福市街渡的小坡上，潦草地点缀着秦牧笔下描绘过的有名的年宵花市。
船上仍是戒备森严，甚至有点冷清。春节期间留在船上的值勤人员唯一的乐趣是轮换着到黄埔长洲岛海军勤务船大队看电影，其余时间一律不许外出，外来人员不能随便上船。
但是刚过完大年初十（月中旬），从全国各地来船的人开始多起来，而且一批批早先由“向阳红五号”船派往全国各地科研机构培训的干部战士，也陆续回到了船上。头传来的消息是：叶（剑英）帅作为周总理病重期间协助周总理抓国防科委工作的副手在抓这个工作，“首次远洋”仍在准备着！
“首次远洋”是当年首长们头上的一种提法，其实际含义没有正式文件明确界定。但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海洋科技史的人们，会自然明白，在“向阳红五号”船远征太平洋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对世界任何一个大洋进行过科学调查。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徐福东渡日本，鉴真东渡日本，汪大渊二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等等，这些海洋活动尽管非常超前，非常伟大，但并不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也都不是对大洋进行的探测或调查。从科学意义上说，“向阳红五号”船的这一次是中国有文明史以来的“首次”。
1976年月，“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征太平洋的请示件拟定。这份请示件附上了“向阳红五号”船从广州出发，经过菲律宾、美国关岛到南太平洋斐济群岛以北海域的往返航线图和海洋调查作业图，也附上了预见各种风险出现的处置预案，还介绍了船舶的性能、吨位和各种科研仪器的状况。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计划科参谋张季栋在北京国家海洋局机关楼上的保密室里一字一句地把文件整理好后，由国家海洋局呈送往海军司令部，由海军司令部到国防科委再到中央专委、国务院。经过一系列的审批后，这份请示报告，最后送到了毛泽东主席手中。深切关注“718工程”进展的毛泽东，最后一次把目光投向东面的大海，投向封锁了新中国几十年的第一岛链及以外的大洋，毅然圈阅批准“向阳红编队”远征太平洋，这位伟人凝重的垂注，使这次起锚于广州黄埔港内的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调查，不仅有了中国首航的意义，还有了当年“中国第一航”的意义。
请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审定批准开展一次对太平洋的海洋科学调查，对于当年“两弹一星”实施中的审批运作来讲，也并不是很正常的。毛泽东一般只审定审批整个工程计划项目，并不对一项或多项实施项目审批，更何况还是重病在床，日理万机。为什么要摆到如此高的位置？
这与周总理逝世有重要的关系。
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政坛，风云变幻。“两弹一星”工程及“718工程”是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亲自抓的。周总理逝世后，由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中央专委的工作还未明确列人代总理的工作范围。那时候跟随周总理多年，主抓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已经不是副总理了，由陈锡联接手了这一摊子工作。但陈锡联没有张春桥的“资格”硬，卜名在张春桥的后面。张春桥早在中央确定建造大型远洋测量船队的计划之时，就多次阻挠“718工程”的进展。在军委的一次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实际上就是不想让上海的工业力量放在国防建设上，要用来“抓革命”。当时叶剑英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向阳红五号”船执行远洋调查任务这件事，张春桥也想阻拦，自称自己是“大陆派”，搞海洋调查是有“野心”等。但是“向阳红五号”船远征太平洋在“718工程”船舶建造计划下达之前就定好了的，是“718工程”整体项目中第一个涉外、涉海也涉及到整个洲际导弹的研制能否成功的关键项目。一些老帅和将军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中国走出国门搞远洋调查，向大洋发射试验洲际导弹的这一步，既充满了各种风险，也有战略机遇；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也必须走出去。就像当年红军抢夺泸定桥那样，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必须抢到。
毛主席圈定“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洋后，“四人帮”的一切干扰也都作废了，千军万马就在这一个特殊的红色圆圈中迅速舞动起来。
二、远洋的“粮草”问题军马未动，粮草先行。
马荣典船长在参与制定航行计划时就得知：这是一次特殊的远洋航行，从广州离港后，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不会停靠夕卜国港。这就是说，广州港既是始发港，也是目的港。就像空军战斗机飞行训练一样，从什么地方起飞，绕一圈后还从什么地方降落。因而，他知道航行编队预备离开广州多少天，就得准备多少天的食品、油料、机械仪器备件备料。“向阳红五号”船出海人员00多人，按100天供应量补给，仅大米、面粉就有十几吨，热带抗暑用的啤酒、饮料当时全是玻璃瓶的木箱包装，连箱带瓶多达0余吨。还有蔬菜、肉类、鱼类、罐头类等。船当时锚泊的“一号锚地”处在离岸约00余米的珠江上，所有物资都得通过人力化整为零从码头搬运到小艇上，然后从小艇吊运到船甲板，再由人力一件一件、一梱一梱、一袋一袋地搬到有0余米深的底层冷库冷藏起来。船上绝大多数都是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长期的技术工作加上船上缺少锻炼体能的活动空间，使他们的体能显得有点弱不禁风。但在船上实际从事着大部分后勤保障任务的政委们却说：这是执行毛主席批准的任务，在海上没有吃的什么任务都完不成，各个部门各个分队都要当成备航重点任务来抓。于是，一说后勤部门要上补给物资，当班的船领导就打开广播呼叫各部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地派“公差”。人不到位时，政委、副政委就挨个部门去找，找不找得到人要看各部门备航任务安排的情况。部门领导听到船上要派“公差”的广播，也必须优先考虑，一般会派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派不到人了就是领导自己上。那个年代的“向阳红五号”船有一种官兵平等、干部带头的优良作风。“向阳红五号”船当时的正常建制只有15人，外派工作、学习培训一般在40人左右，值班值勤一般在0人左右，政委们接到远洋任务做后勤保障工作并且把数十万公斤物资搬运上船的主要依靠对象就是船务部门的炊事班，船上各部门的那些年轻的水兵和自己的双手。政委们、各级指导员大多数也是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搬运工这是那个年代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们的典型风范！
“向阳红五号”船的后勤补给要通过大量的人力搬运，包括一些重要的仪器设备上船，遇到极大的搬运困难和搬运风险。但这项工作在“718工程”中是一个“盲区”。“718工程”的科学家们在设计改装船舶的时候只考虑到科学仪器设备的安装，只考虑到了宽敞的甲板、巨大的舱容量对开展远洋科学试验的好处，没有想到船的吨位大了干舷也高了，起重吊装设备不配套，没有设计一个机械搬运生活物资的方式和通道，使一百多吨散杂的物资从广州市的某个供应点搬到车上、又从车上搬运到小艇上，再从小艇甲板上搬到船上，然后一件一件解开放进底层的舱内储藏，全部靠人力是何等的艰难！尤其是啤酒、汽水这类物资，支装红星啤酒一箱4瓶，支装亚洲汽水五十瓶一箱，全不是现在的轻便包装，一箱汽水要四个人才能移得动，从甲板上放进舱内要转两个梯、三条走廊，四个门，搬得人眼冒金星不算，还得带点皮肉之苦。而且当这些问题发现时，往往也来不及改变了。谁有本事一两天之内往船舷上开一个门，布设一条生活物资补给的机械化通道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了当时这艘现代船舶不应有的、甚至是可笑的“生理缺陷”。
三、坐上了专机的土豆毛主席批准的远洋，对中国海军来说也是无上光荣的。在此之前，中国的海军，还没有跨出过国门，更别说去南太平洋了。但是他们光顾着航海保障、安全保障那些事了，对于大编队几百号人几个月的海上生活保障却没有想很多。
于是难题出现了。
首次远洋的伙食标准是按照海军的潜艇伙食标准配给的，每天00元。这种标准在当时的物价下，除了“鲍参翅肚”这些名贵海产不能大量供应外，一般好吃好喝的都可以吃得到。
英国海军可以三文治裹牛油，外加啤酒、洋葱，环球航行都不用换别的。中国的海军舰员要吃带叶子蔬菜，要经常换味变花样，这往往令后勤部门的人很“头痛”。广州地区补给蔬菜，品种倒是应有尽有，一般蔬菜存放到冷库储存不会超过15天。首次远洋是按照00人往返一万千米，连续在海上生活100天补给的。15天后吃什么？南瓜、冬瓜，洋葱、土豆？可是当年很少有反季节的大棚蔬菜，没有今天发达的生物技术、保鲜技术。三四月里出远洋，没地方能够找得出批量的南瓜、冬瓜，当时全国能长得出南瓜秧子来的恐怕就只有海南了。
海军想了些，这是。海军把青菜、萝卜、黄瓜、水果之类榨干水分，然后用抽真空方式封装在铁皮罐头内，整车整车地吊装到船上。
但是谁都知道，蔬菜罐头是牛粪堆上的蘑菇，好看不好吃。临到“向阳红五号”船要出航了，其他物资基本补齐，海军首长还在为“向阳红五号”的蔬菜发愁。
一位海军首长想起北方地窖里的土豆、萝卜、大白菜可能存放久些。经初步论证后，便下令立即从北方农村地窖里收购土豆、萝卜、白菜。一支海军特别小分队几经周折从天津郊区收罗了几卡车土豆。眼看“向阳红五号”出航在即，火车、汽车运输赶不上。海军首长就调一架专机紧急空运到广州。在出航的前一天，终于把这些比船员们还要幸运地坐上了飞机的土豆送到了船上。在那个年月，连看到飞机都被认为是一件稀奇的事，别说坐飞机了。这种杀鸡用牛刀、为现代经济学家们不耻的方式，当时被船员们认为是执行毛主席批准的任务所享受的特殊待遇，是政委鼓舞士气，克服困难的最好素材。至今还有人把这段故事传为佳。
四、身份迷彩：中国海员
“向阳红五号”船的人，要想为自己打出一张确切的“名片”，很难。他们不知道自己称谓什么，干什么的。他们多数是军人，却不给他们穿军装，整天一身卡其布中山装，出门不说自己是军人则已，一说，人家还认为是“骗子”；他们多数是科技工作者，可是又都是在船上工作，享受的是海员的待遇，去的是大海大洋；他们多数没有到过也指望不上能够到外国港，哪怕是走到近处看一眼异国风情都不可能。可是他们却拥有一张正正规规的国际海员证。
让“向阳红五号”船的人成为国际海员，是一种智慧的安排。
办证的通知是月1日下达的。月4日和5日，全船人员被通知分两批到广州艳芳照相馆照相。通知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穿便服，就是或灰或青的那身卡其布的中山装便服。只有船长和按国际海员标准有船上八大员职务的船员可以穿“海员服”照相。《艳芳照相馆》是广州最好的照相馆，也是广州市公安局出国人员证件相的专用照相馆。全船人员分批鱼贯而人，得到了8张着便服的证件照，用于办理海员证和档案留底。
十几天之后，这些证件如期办到，全部放在船上书记员那里保管。教育“点名”时政委公布了每个人的证件号码和出国身份，并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合法的中国海员，是中国海洋调查船上的海员”。后来，许多人去书记员那里确认自己出国证件的时候，发现职务那一栏各不相同。除了通用的船用职务如“船长”、“驾助”、“报助”、“水手”等职务外，还有“气象预报员”、“水文技术员”、“水文调查员”等职务。用后一种身份的人员大多是从全国各地临时抽调来的专业人员，他们有的是从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来的工程师，有的是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来的摄影师，有的是国防科委“718”办公室、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来的处长、科长们。所有出海人员除按标准的国际海员序列里有的身份可以保留外，其余人员的真实身份都被隐去，冠之以“中国海员”名下的各种职务，如水手、机工等。
远洋编队航行，除了船长作为全船行动的指挥员外，南海分局还派出了副局长高文府担任出海编队的总指挥和临时党委书记，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这位航次总指挥的国际海员职务就不好填写了，他既不是“船长”，也不是“政委”，即使在国际海洋调查船序列里，也没有局长出海当总指挥的。可是这么大一个行政领导也不能填一个随便的职务，否则万一有事要在国外出面又不合身份。经与黄埔边防局商量来商量去，在他的海员证上赫然填上了一个当今时兴的名字一经理。意思是说，他是这艘船的“经营管理者”或者“老板”。
历史的幽默无处不在。首次远洋的编队总指挥、南海分局的副局长高文府就有过这样的幽默。高文府在解放东北时参军、南征北战而又上过大学，平时的行为举止文质彬彬。他可能做过将军梦，如果军衔制不废而又继续留在正规军，他起码也能做少将。可他却从来也没有做过当“经理”的梦，甚至连他的后半生也没有沾上过“经理”一点边。但他的第一次出国的身份居然在花名册上写着一个“经理”。可惜的是，他首次当“经理”只当了一个多月，他做的第一笔“生意”，竟然是像英格兰的库克船长那样，到太平洋里去“成交”一批科学资料。那份写着“经理”职务的花名册，至今存放在国家海洋档案馆里，成了他一生中真正的“身份迷彩”和未能充分展示的荣耀。
五、掩护的“影子”与“兄弟”
“向阳红五号”船要远征太平洋了。在秘密运行的国防科技工程队伍里，这既是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好消息，也是一次令人十分担忧的大冒险。那是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中国的军事力量根本就无法够到的地方。去得了，回得来吗？
“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周总理生前在国防尖端科学事业的严格要求，也是广泛被贯通到“718”任务的全过程的行为准则。在周总理逝世，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实际接替周总理主管中央专委，并与叶剑英等老帅研究“向阳红五号”船首次远洋安全保障时，陈锡联副总理提出了加一艘船为“向阳红五号”船伴航的建议。陈锡联是多年从事导弹靶场建设，接替聂荣臻元帅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副总理，他认为“向阳红五号”船是单船远航，海区复杂，“敌情”复杂，对安全很担忧。战争年代派侦察兵，都有掩护，一次还派两个呢。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支持，并指示交通部立即落实。
交通部得到国务院的紧急调船指示后，立即着手从广州远洋公司远洋轮中选派。当时“无锡”号正从国外回到广州，在黄埔港内，准备休整人员再度装载远航欧洲。交通部立即令广州远洋公司对“无锡”号的现有人员进行了初步“政治审查”。“无锡”得知要参加重大国防任务，立即提出了一个有王治金船长、于锡和政委、邱满桂轮机长等51名船员出海的花名册，报到国家海洋局进行政治审查。
与此同时，“无锡”号则立即清理货物，加足油水，进行简单配载、补给个月的主副食品后，由交通部文冲船厂派出技术工人将舷号涂改为“向阳红十一号”，全部预备出海人员原地待命。
1976年月5日，经交通部、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层层审批后的51名船员，再加上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选派的7名指挥、工作人员，共58名出海人员全部通过审查，办理了海员证。
次日，南海分局派到“向阳红十一号”船出任航次“副政委”，实际是承担向阳红编队联络组长的南海分局计划科科长王志斌，带着一部电台、全套“向阳红”编队首次远洋指挥文件以及6名工作人员到达“向阳红十一号”船。
王志斌原是南海舰队的正团职作战科长，1945年在华东对日定的东坝战役中参加新四军，后身经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洛阳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五次立功并授予解放勋章。安排王志斌担任“向阳红十一号”船的指挥员，最基本的考虑就是他的战斗经验。“向阳红十一号”船的基本船员都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中国海员，用一个有战斗经验的作战科长作为联络组长并指挥“十一号”行动，既有指挥联络的意思，显然也有“以防万一”的潜台词。
1976年月1日，一艘“新”的“向阳红十一号”船魔术般地从黄埔港秘密起航，与比它先一天起航的“向阳红五号”船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海域汇合，这时，两艘素不相识，从来没有、也不会想到有任何联系的远洋轮被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任务组合到了一起，组成新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考察“向阳红”编队。
“无锡号”船形与“向阳红五号”船有点不同，载重量比“向阳红五号”船要略为小些，约1000吨左右。但外涂油漆基本与“向阳红五号”
船一致，远远看去，像是一双同胞兄弟船，也像是“向阳红五号”船形影不离“影子”。
六、船长望着大桅上悬挂的菲律宾国旗说：我终于出国了
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考察“向阳红”编队于1976年4月日清晨，进人菲律宾北部的巴布延海峡。船长马荣典望着前桅上升起的菲律宾国旗，意识到已进人别国海域，便自言自语：我终于出国了。
他自从在大连海校接到上“向阳红五号”船“出国”的通知，到他真正踏上异国海域，相隔了整整5年零8个月。他在这个船上当了5年零8个月的船长，走完了“向阳红五号”船最初5年时起时落的艰难航程。如今，他终于出来了，对于他和“向阳红五号”船来讲，是一大步，对于“718工程”来讲，也是一大步。
巴布延海峡又名“吕宋海峡”，位于菲律宾吕宋岛和巴布延群岛之间。连接南海和菲律宾海。它东西长17千米，南北宽40千米，西端最窄处宽仅8千米，水深超过00米，航运便利，是马尼拉出太平洋至关岛、火奴鲁鲁的重要水道，也是中国商船队出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在过海峡前，我外交部已向菲律宾外交部发出了“知照”，通报了我考察编队将要通过菲律宾北部的巴布延海峡的有关情况。“向阳红”编队在通过菲律宾管辖的水域时，按照国际惯例在船尾挂出了本国国旗，在驾驶主桅上挂出了菲律宾的国旗和各自的船旗和呼号旗。
“向阳红五号”船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挂出由菲律宾国旗和本船船旗组合的旗语。虽然过巴布延海峡依然看不到什么异国风情，在最宽的峡连岛屿都看不见，但许多人还是感到了有些异样。尤其是军人，在那个年代出国是十分稀罕的事。他们看着菲律宾的国旗在桅杆上飘扬，心里暗暗地在重复着：“现在已经出国了。”
1976年4月日早晨，“向阳红五号”船上的厨工在出海以来第一次成功地烤出了西式面包，好像是向全船6名海员暗示“出国”的变化。负责操舵的水手赵水智接到航海长李胜贵的指令，将时钟向前拨快一小时，表明“向阳红“编队从中国北京所在的第八时区已进人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所在的第九时区。刚才还是上午八点钟，一秒钟之内，就人为地变成了九点钟，值这个时段班的各个岗位上的值班人员都少值一、时班，而且大家都认为不算是偷懒！这事在中国境内的陆地和海洋上都没有发生过。不过航海长也提醒赚了一小时的同志们别得意，等到返航的时候，从东九时区跨人东八时区时，值这个班的所有人员又得多值一个小时。
西太平洋的海水是全世界水温最高的海水，呈深黑色。10年后我国科学家和日本科学家对从西太平洋里流往东海和日本沿海的一股暖流进行调查，科学家就把这股暖流称为黑潮，就是认为这里海水的颜色与其他海域的不同。设在船底部的万米测深仪显示，水深已达到8000多米，编队已进人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1104米）附近的海域。这时，重力测量组的许时耕提出：在航经马里亚纳海域时，要测量一下深度，要确证一下这个由苏联科学考察船“斐查兹”号测量的深度数据是否准确，是否还有更深的记录。许时耕手中的这台测深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回声测深仪之一，“向阳红五号”船又比苏联的“斐查兹”号大一倍以上，良好的稳性条件和先进的仪器设备将使他得到一个中国的测量数据，他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全世界对马里亚纳海沟测量的最准确的数据呢。
科学家们的发现欲望是人类科学进步的动力。所有的指挥人员和航海员都支持许时耕的行动，他们还要在许时耕测量到数据的那一个时刻，提供一个准确的船位，证明那个最低点是在公认的某个地理位置，然后向全世界发布他们的成果。
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位于北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以东，是太平洋西部洋底一系列海沟的一部分。它位于北纬11109分，东经14115分，为一条洋底弧形洼地，延伸550千米，平均宽69千米。主海沟底部有较小陡壁谷地。1957年苏联调查船“斐查兹”号用加载回声测深仪测到10990米深度，后又测量到1104米的新记录。1960年美国海军用法国制造的“的里亚斯特”号探海艇，创造了潜人海沟10911米的纪录。马里亚拉海沟为什么有这么深呢，一般认为海洋板块与大陆板块相互碰撞，因海洋板块岩石密度大，位置低，便俯冲插人大陆板块之下，进人地幔后逐渐溶化而消亡。在发生碰撞的地方会形成海沟，在靠近大陆一侧常形成岛弧和海岸山脉。这就是我们今天感到奇异的从日本列岛、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一线数千千米岛孤和对应从堪察加、阿留申、千岛、日本、小笠原等到马里亚纳一线数千千米海沟。现在马里亚纳海沟最大水深在斐查兹海渊，为1104米，是地球的最深点。
但是，我们的地球物理专家却并不很走运，当他调试好万米测深仪，安排好值班人员，准备获取好消息时，台风来了。
正在餐桌上品着清蒸鲜鱼的马荣典船长，收到气象分队送来的台风预报：西太平洋帛琉群岛、即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关岛西南海域，生成了一个热带低压（还未发展成为台风的天气状态，正加强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天后，可能在“向阳红“编队的预定航向上相遇。
西北太平洋是北半球台风的故乡，赤道附近的西太平洋，太阳终年直射海面，海水吸收并储存了大量的热量。海洋又不断地把水分和热量供给海面上的空气，海面上高湿高温的空气加速旋转上升形成热带风暴。这些热带风暴达到一定强度后，就向我国南海、东海和日本方向运动，这种天气现象就称为台风，平均每年约为0个，西太平洋是世界上台风生成的地。
海上遇到台风是可怕的事，历史上海上遭遇台风袭击致船毁人亡的例子不计其数。“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十一号”船作为万吨以上的船舶，在其建造时就把防台风性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额定。一般都会有抗击1级台风的能力。但真正的安全防台不是“英勇地”抗击台风，而是规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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