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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文件就是海政干字第65号《同意马荣典等17名干部调“向阳红五号”船工作》，除了船长、副船长、政委、副政委外，还有轮机长区庭广、航海长李胜贵、观通长蔡万林、军医万汝瑾、机要员王振春等。海军调任的这17名干部就是一艘海军辅助船舶的管理和技术班子，这些干部既能使“向阳红五号”船开得动，也能保障在改装期间的行政、安全和技术管理。
后来的历史证明，最初到达“向阳红五号”船的这批管理干部，既是这艘船的“船之初”，也是这艘光荣船舶在10多年的建功立业中，坚韧顽强的海洋精神的承载者和弘扬者，是人格化了的“向阳红五号”船。
三、塞北江南调专才
“天”上掉下来的任务，“天”上却没有“掉”下来人才。沈振东局长是最早意识到专业人才奇缺的问题。
国家海洋局当年由海军代管，为了国防任务，从海军抽调一些船舶管理人才，或者通信人才，还是比较简单的。了不起停航几艘舰艇也得保证国防任务的需要。
但是要海军支援水文气象和靶场选址需要的地球物理和地质科学人才，那就强人所难了。有的专业人才在全国各大院校也找不到几个。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许时耕开始是分配到杭州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化学室工作的。当年为了解决海水淡化问题，国家正在杭州组织大会战。只要是大学生，无论是学什么专业，一律不挑不捡，都派上用场。一个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到化学室搞海水淡化，背离他的专业十万八千里。他所学的专业是勘探石油矿产，而国家海洋局根本就没有探矿找油的技术支撑和职责。这一时期许时耕极为沮丧。
1970年10月，奇迹发生了，他被通知立即到广州的南海分局报到，执行“向阳红五号”船的远洋重力调查任务。
与汤斌、侯华清相比，许时耕到南海分局报到时对“718”工程的认识更加生疏。他不是军人，在大学学习的地球物理专业也不是像核动力、声学、长波通信目样的秘密。他很少接受到保密教育，但是，当他来到“向阳红五号”船并看到他所承担的任务后，他的专业素养一下子使他敏感到“718工程”的核心机密一洲际弹道导弹的轨道参数，这可是攸关国家安全和航天事业发展的大工程啊！他不由得兴奋而紧张起来了。
这一时期，与许时耕同时上船报到的还有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仪器所、海洋情报所、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总台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水文气象局的名地质、地球物理、气象等专业人员，他与他们一起组成了“向阳红五号”船从事科学考察的重力（专业）组、水文（专业）组和气象分队。
广州船厂接到“向阳红五号”船的改装任务时，船厂唯一的一个船坞是为了修造军舰而设计的。当年我国最大的军舰还不超过4000吨，遇到“向阳红五号”船这种大吨位的船，还进不去。但是，在那个年代，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加上强有力的国防科研组织工作，广州船厂硬是凭着昼夜加班把一个老船坞加宽了十几米，加长了几十米。
在“向阳红五号”船改装的日子里，国家海洋局从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山东海洋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海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选拔了0多名专业人员上船。船上称他们为“可下五洋捉鳖”的人。他们带上船的仪器也被为称做“捉鳖器”。这些仪器十分普通：深海抓斗、颠倒采水器、深海拖网等，与海边渔民的捕捞工具没太大的区别。搞波浪测量的仪器在外形上稍微复杂一点，也就是多了个探头和浮标。这些其貌不扬的钢铁加玻璃的设备体现了当年的海洋科技水平。中国的大洋考察在“向阳红五号”船之前是历史空白，仪器设备也是边干边研制。国家海洋局专门在天津成立了一个海洋仪器所，组织论证和研制这些东西，搞出设计方案后就请工人们敲打出来，工艺水平与现在比实在不敢恭维。初次上船的这些“捉鳖器”就是这个所的科研人员根据国外同类仪器的照片，加上科学家们“想像”生产出来的，这也算是那个年代的高科技了。
王名文是从山东海洋学院完成海洋物理学学习后分配到船上的。王名文学到的海洋物理学知识在当时能派得上用场的地方，主要是海边验潮站，他原以为一个搞波浪测量的，一辈子肯定在海边，度过他的青春年华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分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第一次出海就到了南海中部，第一次完成的专业调查任务，就是打着机密印章的国防任务。他不是军人，却要保守军事秘密。有很长时间，他感觉自己很幸运，很特殊，很了不起。
四、导弹靶场来的神秘军官梁凤森被选调到“向阳红五号”船时，穿着一身草绿色卡叽布军装，带着新疆和田解放军0基地一个导弹靶场的无限神秘出现在甲板上。
梁凤森1966年毕业于北京气象学院，个子很高，戴着一副深度秀郞架近视眼镜，脸色白净尖下颌，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当时，他在和田基地工作已经年，是“东风号”运载火箭陆上靶场试验时的气象预报主官，时年0岁。调他来是要他上船组建大洋靶场的气象分队。
1970年10月一个上午，他接到上“向阳红五号”船的调令时，他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也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解放军0基地是试验各种导弹的基地，在西北、西南、东北都有靶场，到哪儿都是领导一句话就走。但这次领导告诉他不是去某个沙漠或者戈壁滩，而是去大城市广州，从那里去印度洋建设靶场。
这时，梁凤森的妻子刚刚生下七子才三天。他原以为从新疆的和田调到广州这么远距离、跨兵种调动，怎么样也允许陪妻子两天再走。可是指导员紧跟了一句：“不要迟到，立即动身，先到总参气象局报到。”看到梁凤森有些迟疑的样子，指导员安抚地说“你的家属坐月子的事我们已请纺织厂领导派人负责照看，你不用考虑，办好手续立即动身。”梁凤森预感到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紧急任务。
从和田到乌鲁木齐，乘汽车得走8天，他坐支线小飞机转来转去到乌鲁木齐市时已是第三天了，他不敢停留，连夜又乘民航机到北京。不想北京天气有问题，只好转飞到西安，在西安待了一天再飞北京，折腾到北京时，已是第8天了。按照调令的指引，他找到了总参气象局的所在地时，这里已经挤满从四面八方前来报到的人。一打听，全是“718”的。有一个看起来很年轻，像个大学生的非军人不知道部队的规矩，就问起军官模样的梁凤森：“解放军同志，718是什么，是干什么的，怎么一说都是718？”梁风森知道那个学生是真不懂，可他也说不清，军人有纪律，特别是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军人，要求更是严格。上级没有说明的，就不要问，知道了的也不能说。更确切一点，问也没有人跟你解。他对大学生笑了笑，“别问了，你以后会知道的。”
其实，准确的“718工程”的含义，当时别说是梁凤森这样的下级军官，―国家海洋局局这一级，也不甚了了。（未完待续）
份文件就是海政干字第65号《同意马荣典等17名干部调“向阳红五号”船工作》，除了船长、副船长、政委、副政委外，还有轮机长区庭广、航海长李胜贵、观通长蔡万林、军医万汝瑾、机要员王振春等。海军调任的这17名干部就是一艘海军辅助船舶的管理和技术班子，这些干部既能使“向阳红五号”船开得动，也能保障在改装期间的行政、安全和技术管理。
后来的历史证明，最初到达“向阳红五号”船的这批管理干部，既是这艘船的“船之初”，也是这艘光荣船舶在10多年的建功立业中，坚韧顽强的海洋精神的承载者和弘扬者，是人格化了的“向阳红五号”船。
三、塞北江南调专才
“天”上掉下来的任务，“天”上却没有“掉”下来人才。沈振东局长是最早意识到专业人才奇缺的问题。
国家海洋局当年由海军代管，为了国防任务，从海军抽调一些船舶管理人才，或者通信人才，还是比较简单的。了不起停航几艘舰艇也得保证国防任务的需要。
但是要海军支援水文气象和靶场选址需要的地球物理和地质科学人才，那就强人所难了。有的专业人才在全国各大院校也找不到几个。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许时耕开始是分配到杭州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化学室工作的。当年为了解决海水淡化问题，国家正在杭州组织大会战。只要是大学生，无论是学什么专业，一律不挑不捡，都派上用场。一个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到化学室搞海水淡化，背离他的专业十万八千里。他所学的专业是勘探石油矿产，而国家海洋局根本就没有探矿找油的技术支撑和职责。这一时期许时耕极为沮丧。
1970年10月，奇迹发生了，他被通知立即到广州的南海分局报到，执行“向阳红五号”船的远洋重力调查任务。
与汤斌、侯华清相比，许时耕到南海分局报到时对“718”工程的认识更加生疏。他不是军人，在大学学习的地球物理专业也不是像核动力、声学、长波通信目样的秘密。他很少接受到保密教育，但是，当他来到“向阳红五号”船并看到他所承担的任务后，他的专业素养一下子使他敏感到“718工程”的核心机密一洲际弹道导弹的轨道参数，这可是攸关国家安全和航天事业发展的大工程啊！他不由得兴奋而紧张起来了。
这一时期，与许时耕同时上船报到的还有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仪器所、海洋情报所、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总台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水文气象局的名地质、地球物理、气象等专业人员，他与他们一起组成了“向阳红五号”船从事科学考察的重力（专业）组、水文（专业）组和气象分队。
广州船厂接到“向阳红五号”船的改装任务时，船厂唯一的一个船坞是为了修造军舰而设计的。当年我国最大的军舰还不超过4000吨，遇到“向阳红五号”船这种大吨位的船，还进不去。但是，在那个年代，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加上强有力的国防科研组织工作，广州船厂硬是凭着昼夜加班把一个老船坞加宽了十几米，加长了几十米。
在“向阳红五号”船改装的日子里，国家海洋局从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山东海洋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海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选拔了0多名专业人员上船。船上称他们为“可下五洋捉鳖”的人。他们带上船的仪器也被为称做“捉鳖器”。这些仪器十分普通：深海抓斗、颠倒采水器、深海拖网等，与海边渔民的捕捞工具没太大的区别。搞波浪测量的仪器在外形上稍微复杂一点，也就是多了个探头和浮标。这些其貌不扬的钢铁加玻璃的设备体现了当年的海洋科技水平。中国的大洋考察在“向阳红五号”船之前是历史空白，仪器设备也是边干边研制。国家海洋局专门在天津成立了一个海洋仪器所，组织论证和研制这些东西，搞出设计方案后就请工人们敲打出来，工艺水平与现在比实在不敢恭维。初次上船的这些“捉鳖器”就是这个所的科研人员根据国外同类仪器的照片，加上科学家们“想像”生产出来的，这也算是那个年代的高科技了。
王名文是从山东海洋学院完成海洋物理学学习后分配到船上的。王名文学到的海洋物理学知识在当时能派得上用场的地方，主要是海边验潮站，他原以为一个搞波浪测量的，一辈子肯定在海边，度过他的青春年华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分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第一次出海就到了南海中部，第一次完成的专业调查任务，就是打着机密印章的国防任务。他不是军人，却要保守军事秘密。有很长时间，他感觉自己很幸运，很特殊，很了不起。
四、导弹靶场来的神秘军官梁凤森被选调到“向阳红五号”船时，穿着一身草绿色卡叽布军装，带着新疆和田解放军0基地一个导弹靶场的无限神秘出现在甲板上。
梁凤森1966年毕业于北京气象学院，个子很高，戴着一副深度秀郞架近视眼镜，脸色白净尖下颌，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当时，他在和田基地工作已经年，是“东风号”运载火箭陆上靶场试验时的气象预报主官，时年0岁。调他来是要他上船组建大洋靶场的气象分队。
1970年10月一个上午，他接到上“向阳红五号”船的调令时，他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也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解放军0基地是试验各种导弹的基地，在西北、西南、东北都有靶场，到哪儿都是领导一句话就走。但这次领导告诉他不是去某个沙漠或者戈壁滩，而是去大城市广州，从那里去印度洋建设靶场。
这时，梁凤森的妻子刚刚生下七子才三天。他原以为从新疆的和田调到广州这么远距离、跨兵种调动，怎么样也允许陪妻子两天再走。可是指导员紧跟了一句：“不要迟到，立即动身，先到总参气象局报到。”看到梁凤森有些迟疑的样子，指导员安抚地说“你的家属坐月子的事我们已请纺织厂领导派人负责照看，你不用考虑，办好手续立即动身。”梁凤森预感到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紧急任务。
从和田到乌鲁木齐，乘汽车得走8天，他坐支线小飞机转来转去到乌鲁木齐市时已是第三天了，他不敢停留，连夜又乘民航机到北京。不想北京天气有问题，只好转飞到西安，在西安待了一天再飞北京，折腾到北京时，已是第8天了。按照调令的指引，他找到了总参气象局的所在地时，这里已经挤满从四面八方前来报到的人。一打听，全是“718”的。有一个看起来很年轻，像个大学生的非军人不知道部队的规矩，就问起军官模样的梁凤森：“解放军同志，718是什么，是干什么的，怎么一说都是718？”梁风森知道那个学生是真不懂，可他也说不清，军人有纪律，特别是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军人，要求更是严格。上级没有说明的，就不要问，知道了的也不能说。更确切一点，问也没有人跟你解。他对大学生笑了笑，“别问了，你以后会知道的。”
其实，准确的“718工程”的含义，当时别说是梁凤森这样的下级军官，―国家海洋局局这一级，也不甚了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