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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想过,一个密封30年的日记本,会让我“偷窥”了一群人的命运。
东川是西南地区的一个二线城市,我在东川报社社会部做记者。
那是6月份,东川即将进入全城“火炉”的月份。领导约我在东川下半城拆迁区喝酒,烫火锅。其时,我正在市中心一咖啡馆混媒体圈的一个“茶话会”。说是茶话会,就是几个媒体朋友一起,找了一个特文艺的地方,喝咖啡,八卦圈子里的事,谁又自己出去搞了副业,谁又辞职了。
留下“茶话会”上这一帮媒体朋友的联系方式后,我赶去烫火锅。几碗酒下肚后,领导说要不要换一下岗位,来报社坐班?坐班就坐班,蛮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值班。热线库里,翻了一遍,没见到让人有兴趣的爆料。我给同事打了一圈电话让报稿子,但似乎都没稿子。有个记者还在网上回复:“这年头,哪里有啥大新闻呢?不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么?大的报纸不敢报,小的报纸看不上。”
无语!我得找个地方抽烟,吐口气。
我刚坐下来,点上烟。不远处我电脑就“嘟”的一声响。应该是热线库里有新的爆料了。赶紧打开看,值班接线员录进去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我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手里有本日记本,等了三十年,主人一直没来取。希望报社帮忙寻找日记本主人,满足我这个将死之人的夙愿。
我再次仔细看了一遍,除掉拨打进来的是座机电话号码之外,值班接线员录入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日记本里有啥?为啥等了三十年?为啥一直没人来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热线库里的这个座机号码,脑子里一时间涌现出这么多疑问。
依据我做过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我觉得应该安排人去核实这一个来电热线。哪怕没有任何价值,作为职业记者,来电第一时间回复读者或者爆料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职业素养和维系媒体与读者的必需手段。
很遗憾的是,安排给一圈记者之后,大家都说自己手头有事。看来得我亲自出马了。
我拨打这个座机电话号码。“嘟”了好半天,那边才接通。一个老年人气息很弱,问:“你是东川报社的记者同志?”
我说我是东川报社刘记者,随后表明意图。老年人叹了一口气,应该是调整了一下坐姿换气吧。
“您好,请问您是给我们报社打电话的那位爆料人么?如果是,能否给我们讲讲这本日记本大概是怎么回事?”作为记者,我得先通过电话初步核实这个爆料,是否具有采访的新闻价值。如果有,再可以进一步约见;如果没有采访的必要,也就这么电话初步核实就算了。
“记者同志,电话是我打的。我看你们报纸很多年了,是你们报纸忠实的读者。报纸上写的有事找记者,你们也报道过很多这种新闻,这次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帮我将日记本还给三十年前的那个主人。”老年人语气急切。
我有些犹豫。
毕竟平常很多爆料者,都是这么说,渴切地希望能见到记者,或者“忽悠”记者能相信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绘声绘色,但是记者一不小心、稍微不客观不注意,就上当,听信一面之词,给自己惹了麻烦。
“我没必要骗你,刘记者。我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就要死了。死之前,也就这么一个愿望,希望能将日记本还给它的主人。人嘛,要讲究诚信,你说是不是?和报纸一样,白纸黑字,都讲诚信。”老年人见我犹豫,连忙说。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有所触动。尤其是说到“诚信”这个词。“这样,你在哪里?我过来见您。”
老年人有些欢喜,说:“跳伞塔,知道那里么?下午三点,我们准时在那里见。”
跳伞塔是东川很著名的地标性建筑。跳伞塔1942年建成,曾是抗战飞行员培训基地,健儿们由此飞上蓝天同日机血战。
解放后,它成为国防体育的训练场所,1954年建立东川跳伞学校。1997年,跳伞塔的三个铁臂被切割。跳伞塔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跳伞塔,是亚洲仅存的二战时期的跳伞塔。塔建成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撰写了碑文。
跳伞塔有着70多年历史,承载了很多老东川人的记忆。
老年人约在这里见面,我还是很意外。一般约见面的地方,要么是老年人家里,要么是家附近的公共场所,或者爆料人直接到我们报社。
我带着采访本,背着背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了东川跳伞塔下。
下午三点刚到,一个穿着一尘不染的衬衣的老年人出现在跳伞塔的正下方。
老年人有些消瘦,到了后,靠着跳伞塔东张西望。手里还拿着一个报纸包裹的东西。我感觉这个老年人就是电话里约见的老年人。走近后,他主动喊我:“你是东川报社刘记者?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老头。”
老年人和我很正式地握完手后,将报纸包裹一层层打开。里面只剩下一张纸和一个日记本。日记本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着,封面有些旧,也有些破损,封面正中印的是一个主席像。纸张空余部分,有一些血迹。但可能是时间久远的缘故,血迹有些偏暗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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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想过,一个密封30年的日记本,会让我“偷窥”了一群人的命运。
东川是西南地区的一个二线城市,我在东川报社社会部做记者。
那是6月份,东川即将进入全城“火炉”的月份。领导约我在东川下半城拆迁区喝酒,烫火锅。其时,我正在市中心一咖啡馆混媒体圈的一个“茶话会”。说是茶话会,就是几个媒体朋友一起,找了一个特文艺的地方,喝咖啡,八卦圈子里的事,谁又自己出去搞了副业,谁又辞职了。
留下“茶话会”上这一帮媒体朋友的联系方式后,我赶去烫火锅。几碗酒下肚后,领导说要不要换一下岗位,来报社坐班?坐班就坐班,蛮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在电脑前开始了值班。热线库里,翻了一遍,没见到让人有兴趣的爆料。我给同事打了一圈电话让报稿子,但似乎都没稿子。有个记者还在网上回复:“这年头,哪里有啥大新闻呢?不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么?大的报纸不敢报,小的报纸看不上。”
无语!我得找个地方抽烟,吐口气。
我刚坐下来,点上烟。不远处我电脑就“嘟”的一声响。应该是热线库里有新的爆料了。赶紧打开看,值班接线员录进去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我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手里有本日记本,等了三十年,主人一直没来取。希望报社帮忙寻找日记本主人,满足我这个将死之人的夙愿。
我再次仔细看了一遍,除掉拨打进来的是座机电话号码之外,值班接线员录入的只有这么一行字。
“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日记本里有啥?为啥等了三十年?为啥一直没人来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热线库里的这个座机号码,脑子里一时间涌现出这么多疑问。
依据我做过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我觉得应该安排人去核实这一个来电热线。哪怕没有任何价值,作为职业记者,来电第一时间回复读者或者爆料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职业素养和维系媒体与读者的必需手段。
很遗憾的是,安排给一圈记者之后,大家都说自己手头有事。看来得我亲自出马了。
我拨打这个座机电话号码。“嘟”了好半天,那边才接通。一个老年人气息很弱,问:“你是东川报社的记者同志?”
我说我是东川报社刘记者,随后表明意图。老年人叹了一口气,应该是调整了一下坐姿换气吧。
“您好,请问您是给我们报社打电话的那位爆料人么?如果是,能否给我们讲讲这本日记本大概是怎么回事?”作为记者,我得先通过电话初步核实这个爆料,是否具有采访的新闻价值。如果有,再可以进一步约见;如果没有采访的必要,也就这么电话初步核实就算了。
“记者同志,电话是我打的。我看你们报纸很多年了,是你们报纸忠实的读者。报纸上写的有事找记者,你们也报道过很多这种新闻,这次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帮我将日记本还给三十年前的那个主人。”老年人语气急切。
我有些犹豫。
毕竟平常很多爆料者,都是这么说,渴切地希望能见到记者,或者“忽悠”记者能相信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绘声绘色,但是记者一不小心、稍微不客观不注意,就上当,听信一面之词,给自己惹了麻烦。
“我没必要骗你,刘记者。我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就要死了。死之前,也就这么一个愿望,希望能将日记本还给它的主人。人嘛,要讲究诚信,你说是不是?和报纸一样,白纸黑字,都讲诚信。”老年人见我犹豫,连忙说。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有所触动。尤其是说到“诚信”这个词。“这样,你在哪里?我过来见您。”
老年人有些欢喜,说:“跳伞塔,知道那里么?下午三点,我们准时在那里见。”
跳伞塔是东川很著名的地标性建筑。跳伞塔1942年建成,曾是抗战飞行员培训基地,健儿们由此飞上蓝天同日机血战。
解放后,它成为国防体育的训练场所,1954年建立东川跳伞学校。1997年,跳伞塔的三个铁臂被切割。跳伞塔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座跳伞塔,是亚洲仅存的二战时期的跳伞塔。塔建成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撰写了碑文。
跳伞塔有着70多年历史,承载了很多老东川人的记忆。
老年人约在这里见面,我还是很意外。一般约见面的地方,要么是老年人家里,要么是家附近的公共场所,或者爆料人直接到我们报社。
我带着采访本,背着背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了东川跳伞塔下。
下午三点刚到,一个穿着一尘不染的衬衣的老年人出现在跳伞塔的正下方。
老年人有些消瘦,到了后,靠着跳伞塔东张西望。手里还拿着一个报纸包裹的东西。我感觉这个老年人就是电话里约见的老年人。走近后,他主动喊我:“你是东川报社刘记者?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那个老头。”
老年人和我很正式地握完手后,将报纸包裹一层层打开。里面只剩下一张纸和一个日记本。日记本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着,封面有些旧,也有些破损,封面正中印的是一个主席像。纸张空余部分,有一些血迹。但可能是时间久远的缘故,血迹有些偏暗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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