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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天的奔波，耿谨文终于还是按住了学生们对于各国公使馆的围攻，使游行运动限制在了和平抗议的阶段，虽然有人向使馆内丢了几块石头，但总的来说并没有酿成学生和各国公使馆武装力量的冲突事件。
当然，耿谨文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压制各国公使馆想要动用武力强行驱散游行队伍的念头上。自从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以来，东交民巷就没有被北京市民围攻过了，事实上要不是革命委员会派出的武警部队接管了东交民巷区的治安，中国人甚至都不能进入这一街区。
而今次耿谨文把北京城内的武警和警察队伍全部调动到了东交民巷，把各公使馆团团围住，不仅仅在于拦截学生们对于公使馆的进攻，还在于限制公使馆内武装人员的出动。英国人和法国人就有人试图带着武器走出使馆区，但是被武装警察给拦截了回去，双方一度发生了对峙。
虽然革命委员会收回了中东铁路附属地、胶州湾、烟台和天津租界，让各国外交官们开始正视革命委员会的力量，但是对于那些底层的各国人员，特别是过去享有治外法权的各国军人来说，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特权消失了，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中国失去了特权，同时也不相信过去对着他们唯唯诺诺的中国官吏敢于阻挡自己。
在这种自大的心理下，看到中国学生公然在使馆门口静坐示威，就激发了他们的帝国荣誉感，因此就有人试图展现自己的勇气，就像他们在埃及和印度干的那样，用现代的武器去恐吓那些原居民，从而让他们知道在这片土地上究竟谁说了算。
耿谨文紧张的就是，既不能让这些外国武装流氓冲出使馆区伤害到学生，从而引发更大的混乱，又不能让这些人引起国家之间的对抗。不过他也做好了武装对抗的准备，因为对于共和党来说，当前国内民众的支持要更为重要，至于国际之间的冲突，只能让现政府去负责了。
不过今天这些小规模的对峙最终都没有升级成局部冲突事件，从各国公使的克制来看，耿谨文也意识到现在各国也无意同中国发生战争，因此双方之间爆发的对峙事件，最终还是以和平解决收场了。
一早出门，直到月上柳稍时才拖着疲惫身体返回西交民巷办公室，喊了一天喉咙都喊哑了的耿谨文，一度想要先洗个热水澡，然后今天早点休息的。不过他刚进了大门，就有机要秘书找了过来向他报告，长春有几份文件送到了，正放在他的办公室内。
耿谨文立刻转头向着自己的办公室走了去，他顺口向着机要秘书问道：“是什么样的文件？”
机要秘书立刻答道：“有劳动和经济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文件，还有一份是政治局会议的抄件，需要您亲自拆封。”
耿谨文便不再作声，一路安静的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进了房间后，他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文件盒子。耿谨文打开盒子后先翻了翻其他几份文件，最后才打开了封好的政治局会议的抄件文件袋。
这份文件足足有几十页厚，耿谨文翻看了几页后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长春的中央委员们到底在忙什么，才会连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冲突都置之脑后了。
这份文件，其实就是政治局会议纪要的简略版，主要是为了向在外的中央委员们通报，党中央最近开会决定了什么，然后就是询问在外的中央委员的意见是什么。
耿谨文很是认真的看着手上的文件，这场会议看起来讨论的相当激烈，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们第一次在吴川缺席下，自行制定一项政策，也难怪他们会如此慎重其事了。
而这场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梁廷栋和李大钊提出了成立城市公社的理念。耿谨文知道这个理念，去年冬天，吴川前往哈尔滨等地工厂、街道、农场进行视察，对于党内及革命委员会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决定推动工厂工人的自治权力。
在过去党拥有工厂的所有制下，工人就是在为党工作，因此党禁止了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力，也禁止工人在没有获得工厂领导的批准下进行罢工，在这一时期工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了完成党交代的任务去鼓动工人积极工作，并承担一部分福利分配的工作。
随着吴川强行把党的资产国有化、全民化，甚至是集体化后，工厂的所有制和管理权力就开始出现了冲突。理论上工人应当拥有管理工厂的权力，但实际上党并没有放弃对于工厂的全面管理。吴川在哈尔滨视察期间工人群体表达的不满，就是认为党管理的太多了，甚至采取了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剥削工人们。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工人希望在工厂生产和管理上拥有更多的民主。工人们开始厌烦，工厂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和脱离实际的上级指定生产任务。
对于工人们发出的诉求，一部分党员是支持的，主要是宣传部门的党员，他们认为现在工厂内的管理距离社会主义的民主太远了一些。但是对于那些经济部门的党员来说，他们反对给予工人过多的自主权，认为这只会让劳动生产率下降，他们只同意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待遇。
于是党内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应当给予工人更多的管理工厂的权力，比如给予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力，让工人通过工会和党进行对话；另外一种则认为应当贯彻实行工会国家化，因为革命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因此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力在革命委员会中已经获得了体现，没有必要再通过工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就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民主。
耿谨文其实还清楚，两派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工会的权力而进行争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对这个城市公社的组织形态进行争论。共和党采取的执政方式是革命委员会加上政治协商会议，前者拥有行政权、司法权和部分立法权，后者则拥有重要的立法权及政治制度的协商权力。
革命委员会组织方式虽然大部分参照了俄国的苏维埃的组织，但是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核心还是在于共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度。随着革命委员会统治区域的扩大，革命委员会也越来越同政府部门融合、转化。各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往往被各级部门及平民视为满清时期的总督或巡抚。
和满清的总督、巡抚，民国的督军、巡阅使不同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有着极大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权力可以被下级革命委员会或中央革命委员会予以否决，但同时他们又能对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决策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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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天的奔波，耿谨文终于还是按住了学生们对于各国公使馆的围攻，使游行运动限制在了和平抗议的阶段，虽然有人向使馆内丢了几块石头，但总的来说并没有酿成学生和各国公使馆武装力量的冲突事件。
当然，耿谨文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压制各国公使馆想要动用武力强行驱散游行队伍的念头上。自从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以来，东交民巷就没有被北京市民围攻过了，事实上要不是革命委员会派出的武警部队接管了东交民巷区的治安，中国人甚至都不能进入这一街区。
而今次耿谨文把北京城内的武警和警察队伍全部调动到了东交民巷，把各公使馆团团围住，不仅仅在于拦截学生们对于公使馆的进攻，还在于限制公使馆内武装人员的出动。英国人和法国人就有人试图带着武器走出使馆区，但是被武装警察给拦截了回去，双方一度发生了对峙。
虽然革命委员会收回了中东铁路附属地、胶州湾、烟台和天津租界，让各国外交官们开始正视革命委员会的力量，但是对于那些底层的各国人员，特别是过去享有治外法权的各国军人来说，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特权消失了，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中国失去了特权，同时也不相信过去对着他们唯唯诺诺的中国官吏敢于阻挡自己。
在这种自大的心理下，看到中国学生公然在使馆门口静坐示威，就激发了他们的帝国荣誉感，因此就有人试图展现自己的勇气，就像他们在埃及和印度干的那样，用现代的武器去恐吓那些原居民，从而让他们知道在这片土地上究竟谁说了算。
耿谨文紧张的就是，既不能让这些外国武装流氓冲出使馆区伤害到学生，从而引发更大的混乱，又不能让这些人引起国家之间的对抗。不过他也做好了武装对抗的准备，因为对于共和党来说，当前国内民众的支持要更为重要，至于国际之间的冲突，只能让现政府去负责了。
不过今天这些小规模的对峙最终都没有升级成局部冲突事件，从各国公使的克制来看，耿谨文也意识到现在各国也无意同中国发生战争，因此双方之间爆发的对峙事件，最终还是以和平解决收场了。
一早出门，直到月上柳稍时才拖着疲惫身体返回西交民巷办公室，喊了一天喉咙都喊哑了的耿谨文，一度想要先洗个热水澡，然后今天早点休息的。不过他刚进了大门，就有机要秘书找了过来向他报告，长春有几份文件送到了，正放在他的办公室内。
耿谨文立刻转头向着自己的办公室走了去，他顺口向着机要秘书问道：“是什么样的文件？”
机要秘书立刻答道：“有劳动和经济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文件，还有一份是政治局会议的抄件，需要您亲自拆封。”
耿谨文便不再作声，一路安静的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进了房间后，他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文件盒子。耿谨文打开盒子后先翻了翻其他几份文件，最后才打开了封好的政治局会议的抄件文件袋。
这份文件足足有几十页厚，耿谨文翻看了几页后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长春的中央委员们到底在忙什么，才会连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冲突都置之脑后了。
这份文件，其实就是政治局会议纪要的简略版，主要是为了向在外的中央委员们通报，党中央最近开会决定了什么，然后就是询问在外的中央委员的意见是什么。
耿谨文很是认真的看着手上的文件，这场会议看起来讨论的相当激烈，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们第一次在吴川缺席下，自行制定一项政策，也难怪他们会如此慎重其事了。
而这场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梁廷栋和李大钊提出了成立城市公社的理念。耿谨文知道这个理念，去年冬天，吴川前往哈尔滨等地工厂、街道、农场进行视察，对于党内及革命委员会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决定推动工厂工人的自治权力。
在过去党拥有工厂的所有制下，工人就是在为党工作，因此党禁止了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力，也禁止工人在没有获得工厂领导的批准下进行罢工，在这一时期工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了完成党交代的任务去鼓动工人积极工作，并承担一部分福利分配的工作。
随着吴川强行把党的资产国有化、全民化，甚至是集体化后，工厂的所有制和管理权力就开始出现了冲突。理论上工人应当拥有管理工厂的权力，但实际上党并没有放弃对于工厂的全面管理。吴川在哈尔滨视察期间工人群体表达的不满，就是认为党管理的太多了，甚至采取了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剥削工人们。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工人希望在工厂生产和管理上拥有更多的民主。工人们开始厌烦，工厂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和脱离实际的上级指定生产任务。
对于工人们发出的诉求，一部分党员是支持的，主要是宣传部门的党员，他们认为现在工厂内的管理距离社会主义的民主太远了一些。但是对于那些经济部门的党员来说，他们反对给予工人过多的自主权，认为这只会让劳动生产率下降，他们只同意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待遇。
于是党内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应当给予工人更多的管理工厂的权力，比如给予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力，让工人通过工会和党进行对话；另外一种则认为应当贯彻实行工会国家化，因为革命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因此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力在革命委员会中已经获得了体现，没有必要再通过工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就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民主。
耿谨文其实还清楚，两派并不单单只是为了工会的权力而进行争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对这个城市公社的组织形态进行争论。共和党采取的执政方式是革命委员会加上政治协商会议，前者拥有行政权、司法权和部分立法权，后者则拥有重要的立法权及政治制度的协商权力。
革命委员会组织方式虽然大部分参照了俄国的苏维埃的组织，但是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核心还是在于共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度。随着革命委员会统治区域的扩大，革命委员会也越来越同政府部门融合、转化。各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往往被各级部门及平民视为满清时期的总督或巡抚。
和满清的总督、巡抚，民国的督军、巡阅使不同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有着极大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权力可以被下级革命委员会或中央革命委员会予以否决，但同时他们又能对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决策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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