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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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七点钟,娜塔丽往拜伦的房间打了个电话。头天晚上他们和斯鲁特一起逛夜总会,一直呆到三点多钟。这些波兰夜总会都模仿巴黎的下等游乐场所,但很沉闷。她以神经质的高兴劲头,把他们俩从一个夜总会带到另一个夜总会,根本不理会斯鲁特那种筋疲力尽的样子。
“嗨!勃拉尼,你睡死啦?”从她的活泼口气听来,她好象已经睡了十个小时的觉。“这好象有点儿恶作剧,可我已经在去克拉科夫的飞机上弄到了两个座位,飞机十一点起飞,票是我昨天买的,要是你宁愿睡觉,就呆在这儿也行。我一两天就回来。”
拜伦睡意蒙-地说:“什么?斯鲁特已经给我们弄到明天去罗马的飞机票了,娜塔丽,订着这个票不是容易的。”
“知道。我会给他留个条子,也许到机场给他打个电话。你要是也去,咱们就根本用不着折回华沙了。等我看过我们家里的人,咱们就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直接从克拉科夫到罗马去。”
“你在克拉科夫预订了票吗?”
“还没有。可是克拉科夫是个交通中枢。有五六条路可以出来。咱们一到那儿就买票——飞机、火车或者汽车票都行。怎么样?拜伦!你又倒下睡着啦?”
“我在考虑呢。”拜伦把离开华沙和离开斯鲁特的好处与这些轻率的旅行安排在进行比较。战争的紧张局势看来在渐渐缓和了。夜总会里的波兰人还是显得那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尽管斯鲁特发现,已经看不见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街上象往常一样安静,看不出备战的迹象。拜伦总是从华沙电台播音员的声调来推测战争局势紧张的程度。他现在已经听得懂几个有关紧张局势的关键性的字和短句,但有时候倒是从新闻广播员发抖或者轻松的声调中可以判断出更多的东西。在美国,局势紧张的时候,播音员惯于用宏亮深沉的、象是劫数已到的声调,吓唬听众;而离战场更近的波兰广播员们,倒不怎么想矫揉造作。一两天之前,他们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那么焦虑呢。他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我刚刚收听了英国广播电台的短波,和昨天晚上一样的新闻。汉德逊正和希特勒谈判。”
“娜塔丽,这可是一次他妈的发疯的旅行。”
“怎么呢?我也许再也没机会去看看我父母出生的地方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儿。昨天晚上莱斯里亲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看来已经过去,他们已经同意谈判。不管怎么样,你本来用不着来,我是这么想的。在波兰乡下到处乱转,你准会腻烦的。”
“这样吧,我和你一同吃早饭。”
拜伦很快收拾停当。他与娜塔丽-杰斯特罗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就越对她捉摸不透。她与斯鲁特-莱斯里的关系现在也使他纳闷。他们俩要是一道在床上消磨时间,——他猜想这是她来华沙的目的之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他们准是在找一些匆匆忙忙的特别机会,或者想方设法瞒过他。可是一夜接一夜,斯鲁特总是在旅馆的走廊告别。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以一个未婚妻那样的深情和温存对待斯鲁特,可是当拜伦想回避他们的时候——去吃晚饭、或是去听音乐会,甚至到使馆走一趟——她总叫他一起去。当然他曾想到过,她是在利用他——也许连约他同去华沙也一样——以激怒斯鲁特。要真是这样,她的计谋算是失败了。这位外交官对待拜伦很友好,而且把他跟在旁边完全看作理所当然。但是斯鲁特这个人也很难捉摸,只能看出他很疲劳,埋头工作,对娜塔丽在这个时候到波兰很是关心,如此而已。
她坚持此次旅行有比想看看她的情人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拜伦越来越明白了。华沙的犹太人街道使她着迷。不管他们从哪儿开始度过一个夜晚,最后总要走进那些狭窄的小巷。她甚至拖着拜伦到条偏僻小巷内的犹太人小剧场去看了一场奥尼尔1的啊,荒野!(这次斯鲁特求着没去)。这个剧场只有一个不到二十英尺宽的舞台,破旧的布幕。对他来说,这是次奇特而乏味的经历。但是在那个寒酸的大厅里,顶呱呱的美国人物和传统的犹太表演凑在一起,使娜塔丽很开心也很感动。“我觉得那就是我,”娜塔丽说。他们刚从剧场出来,在温暖的夜晚沿着泥泞的小路走着,小路两边是东倒西歪的半用木料半用石头造成的小屋。“我就是那个奇怪的混合物。我从来没有完全明白过,我现在还在分析它。它使人心慌意乱,但又令人兴奋,真象在一部家庭影片中第一次看到我自己一样。”很明显,是同样的魅力把她引向梅德捷斯的。她在饭厅里等着他,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件花色鲜艳、敞领的波兰衣服,浓密的头发梳成了一种过时的美国发式,披在肩上,就象华沙的妇女那样。
1奥尼尔(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
“我这样行吗?人家老那么盯着我看,真烦死了,好象我头上长了角。”
“只要你的护照放在身边。那就行了。别太土气。”
“噢,当然,总带着这个,”在她的脚边有一只带拉链的蓝色羊皮皮包。“衣服、衬衫、帽子、长袜、腰带。我随时可以走进女盥洗室,一出来就完全是个amerikanka1,怒气冲冲,挥着美元。你去吗?当然不去了。”
1波兰语:美国人。
“我去。我的旅行包在走廊里。”
“真的吗?你真和我一样傻,勃拉尼。”她耶双黑眼睛慢慢一眨,从眉毛下抬起来朝他看了看,使拜伦想起了那个穿淡紫色衣服的犹太小姑娘。“告诉我,你现在对斯鲁特喜欢点儿了吧?”
“我没有不喜欢他。这会儿我是替他遗憾,他肯定还摸不着头脑呢。”这时女侍者把一盘盘的菜端了上来。他说:“唷,你替咱们俩都叫了菜,好极啦。没有比这种波兰火腿更妙的了。”
她说:“在这儿吃火腿,我都开始有点于心不安了。想想看!”娜塔丽切着厚厚的粉红色火腿吃起来,显然无动于衷。
“我对你们的宗教一无所知,”拜伦说。
“我也不懂,这甚至不能说是我的信仰。我在十一岁之前就不信这个教了——什么会堂、希伯来文课,一切一切我都脱离了。这使父亲很难过,因为他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会堂的一个负责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可是我们的这位犹太拉比真是个让人讨厌的笨人,勃拉尼。我父亲简直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他不是埃伦那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个商人。我到十一岁的时候,书比他读得多了。”
“他就让你那样甩手不干吗?拜伦问道“就象那样?我父亲可不会答应,可以肯定。”
“可能军人不一样,”娜塔丽怀疑地笑着说。“大多数当父亲的和女儿弄不到一块儿。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独生女,整个说来都不错。我就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总去说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废话。吃完啦!”她放下刀叉。“先喝咖啡,然后去梅德捷斯,行吗?”
“随你便。”
破裂的黄色玻璃上贴着一条条交叉的厚厚的手术胶布的出租汽车,摇摇晃晃地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阳光普照的场地上,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停在那间作为候机室的木棚外边,看了真叫人吃惊。那是一架蓝色的三发动机的双翼飞机,机身粗短,锈迹斑斑,尽是补钉,拜伦还以为那是一架飞机的残骸呢;但是当他们到达时,乘客们来到了草坪上,开始登机。
“我可不知道,”拜伦在付司机车钱时说“你认为这架飞机能起飞吗?是不是让这个司机再等一等。”娜塔丽笑起来,就去给斯鲁特打电话,但他没在公寓,也不在使馆。那间小木棚里还是挤满了德国人,尽管看起来留在华沙的没有几个。只有波兰人和几个犹太人上了去克拉科夫的飞机,坐到那些不舒服的铁椅子上。
飞机真的起飞了,它颠簸着,震颤着,把薄金属板的地板都震开了缝,以致可以看到下边一片绿色的田野,让一股暖风吹进来,欢胀了娜塔丽的裙子。她把裙了掖到腿下,就睡着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飞机向下俯冲,砰地一声着了陆,在一片田野中的一间谷仓附近停住,谷仓四周是高高的杂草和野花。拜伦以为这是一次迫降,但有几个乘客拿着手提包下了飞机。又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颠簸,把他们送到了克拉科夫,飞机飞过绿色的平原,飞到了低矮的群山之上,这儿一半是森林,一半是耕地,用一块块黄的、黑的、紫的田地拼成。
克拉科夫机场的候机室是一间小木房子,周围拦着铁丝篱笆。拜伦很高兴,离开了那架喷着热铁和汽油气味的飞机,走到阳光灿烂、微风吹拂、象花园一样芬芳的田野上。在沥青铺的跑道两侧,包着头巾的农妇们在太阳底下割草。眼前看不到出租汽车,只有一辆尽是泥巴的绿色公共汽车。一些有亲戚来接的旅客,爬上了笨重的马车,叽叽嘎嘎地驶走了。
“咱们打算怎么到克拉科夫去呢?”拜伦问。
“那辆公共汽车一定是到那儿去的,”娜塔丽说。
一个黄胡子的犹太人孤零零地笔直站在门口,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头戴一顶黑色宽边的平顶帽。他走近几步,用手碰了碰帽子说:“请原谅,是美国人吗?姓杰斯特罗?”娜塔丽疑惑地看着他说:“唔,是呀。你是班瑞尔吧?”
“是的,是的。乔彻南-班瑞尔-杰斯特罗。”他咧开嘴笑着回答。“请你原谅。英语说得不好。你说德语吗?法语呢?”
“法语能说一点儿,”于是她就改用法语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乘这班飞机呢?好啦,拜伦,这是埃伦叔叔的堂弟,也是我父亲的堂弟。班瑞尔,拜伦-亨利是我的好朋友。”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犹太人捋了捋他那花白了的黄胡子,端详着拜伦的脸。班瑞尔长着一个宽大的鼻子,浓眉毛,一双令人吃惊的深陷的蓝眼睛有点象鞑靼人那样斜着,但目光敏锐。拜伦觉得,在一两秒钟内,这位杰斯特罗就看出他是个异教徒,不过可能是个朋友。“enchanté1,”杰斯特罗说。
他把他们带到候机室的另一边,那里停着一辆铁锈斑斑的汽车。
1法语:很高兴认识你。
司机是个瘦鬼,穿一件淡颜色的运动衣,戴一顶便帽,留着有点儿发亮的红胡子。经过一番意第绪语的交涉之后,他们就出发了。娜塔丽对拜伦说,他们现在是直接到梅德捷斯去,因为杰斯特罗一家非常渴望看到她,而克拉特夫是在二十英里路之外的另一个方向。他们全家都认为,在婚礼的前夕,有个美国亲戚从天而降是个好兆头。娜塔丽曾给梅德捷斯的乔彻南-杰斯特罗打了个电报,说她今天到,但她没说明坐哪班飞机,因为没想到他真会收到这封电报。
“maispourquoipas?lapolognen’estpasl’frique.1”班瑞尔接着娜塔丽的英语插了一句话“c’estunpayatoutáfait摸derneetcivilisé.2”
拜伦觉得,象这样一个从犹太油画中或者戏剧中出现的人物,能说又清楚又好的法语,真是十分奇怪。杰斯特罗对他说,他会为他们后天回罗马做好安排的。因为他在克拉科夫交际很广,弄几张火车票或飞机票绝对不成问题。
1法语:这完全是个现代文明国家。
2法语:为什么收不到呢?波兰不是非洲。
汽车弯来弯去,避开一些讨厌的大坑,在一条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他们经过一些小村庄,尽是草顶的圆木房子,在一根根圆木之间漆上了蓝条条。司机得把车绕开在路上游荡的猪、鸡和牛。许多房子由于天长日久,历经风吹雨打,变成了灰色,一溜歪斜,或者快要倒塌。一些房子没有窗户,但是差不多都有新的、或是新油漆过的门。每个村子的附近都有一座木头造的教堂,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男男女女都手拿农具在劳动,有的用马拉犁。汽车经过许多辆装满手砍的木材的大车,拉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马,赶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女人和男人,这些人要不是有头巾和胡子作为标志,真是难以辨别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汽车一直开到奥斯威辛,一路上没看见一台拖拉机、一辆汽车或是任何其他机械。奥斯威辛是铁路线上一座中等城市,有砖砌的房子和宽阔的街道,一条浑浊的河流从城里穿过,把它分成两半。汽车开到城市的主要广场,在电话局前面停了下来,娜塔丽和班瑞尔下了车,去给斯鲁特打电话。
拜伦顶着烈日在广场上散步,引得一些居民偷偷地朝他望。他买了份冰激凌,女售货员一声不吭就收下了他的钱。奥斯威辛和华沙完全不同:这是座低矮的城市,到处是淡褐色的建筑物,有一副穷乡僻壤不欢迎陌生人的神气。拜伦巴不得离开这里。当汽车驶进一片平坦的绿色田野,在沿河的一条肮脏的道路上行驶时,娜塔丽告诉他说,斯鲁特发了火,也吃了一惊,尽管她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斯鲁特还是对拜伦的头脑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看他是得了神经病了。”她说“你看他是不是怕德国人?”
“你看,这么样离开他有点失礼。”
她朝拜伦奇怪地瞟了一眼,说:“这完全不是什么失礼问题。要知道,我们在一起一直谈到清晨,他应该讨厌我了。”
“什么?我看见你是三点回来的。”
“不错,可是后来他又从走廊里给我打电话,说他疲劳过度,睡不着觉,我又下楼和他出去了。”
“原来如此。那你一定累坏了。”
“怪得很,我觉得挺舒服,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现在又有这么新鲜的... -->>
一天早晨七点钟,娜塔丽往拜伦的房间打了个电话。头天晚上他们和斯鲁特一起逛夜总会,一直呆到三点多钟。这些波兰夜总会都模仿巴黎的下等游乐场所,但很沉闷。她以神经质的高兴劲头,把他们俩从一个夜总会带到另一个夜总会,根本不理会斯鲁特那种筋疲力尽的样子。
“嗨!勃拉尼,你睡死啦?”从她的活泼口气听来,她好象已经睡了十个小时的觉。“这好象有点儿恶作剧,可我已经在去克拉科夫的飞机上弄到了两个座位,飞机十一点起飞,票是我昨天买的,要是你宁愿睡觉,就呆在这儿也行。我一两天就回来。”
拜伦睡意蒙-地说:“什么?斯鲁特已经给我们弄到明天去罗马的飞机票了,娜塔丽,订着这个票不是容易的。”
“知道。我会给他留个条子,也许到机场给他打个电话。你要是也去,咱们就根本用不着折回华沙了。等我看过我们家里的人,咱们就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直接从克拉科夫到罗马去。”
“你在克拉科夫预订了票吗?”
“还没有。可是克拉科夫是个交通中枢。有五六条路可以出来。咱们一到那儿就买票——飞机、火车或者汽车票都行。怎么样?拜伦!你又倒下睡着啦?”
“我在考虑呢。”拜伦把离开华沙和离开斯鲁特的好处与这些轻率的旅行安排在进行比较。战争的紧张局势看来在渐渐缓和了。夜总会里的波兰人还是显得那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尽管斯鲁特发现,已经看不见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街上象往常一样安静,看不出备战的迹象。拜伦总是从华沙电台播音员的声调来推测战争局势紧张的程度。他现在已经听得懂几个有关紧张局势的关键性的字和短句,但有时候倒是从新闻广播员发抖或者轻松的声调中可以判断出更多的东西。在美国,局势紧张的时候,播音员惯于用宏亮深沉的、象是劫数已到的声调,吓唬听众;而离战场更近的波兰广播员们,倒不怎么想矫揉造作。一两天之前,他们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那么焦虑呢。他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我刚刚收听了英国广播电台的短波,和昨天晚上一样的新闻。汉德逊正和希特勒谈判。”
“娜塔丽,这可是一次他妈的发疯的旅行。”
“怎么呢?我也许再也没机会去看看我父母出生的地方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儿。昨天晚上莱斯里亲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看来已经过去,他们已经同意谈判。不管怎么样,你本来用不着来,我是这么想的。在波兰乡下到处乱转,你准会腻烦的。”
“这样吧,我和你一同吃早饭。”
拜伦很快收拾停当。他与娜塔丽-杰斯特罗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就越对她捉摸不透。她与斯鲁特-莱斯里的关系现在也使他纳闷。他们俩要是一道在床上消磨时间,——他猜想这是她来华沙的目的之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他们准是在找一些匆匆忙忙的特别机会,或者想方设法瞒过他。可是一夜接一夜,斯鲁特总是在旅馆的走廊告别。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以一个未婚妻那样的深情和温存对待斯鲁特,可是当拜伦想回避他们的时候——去吃晚饭、或是去听音乐会,甚至到使馆走一趟——她总叫他一起去。当然他曾想到过,她是在利用他——也许连约他同去华沙也一样——以激怒斯鲁特。要真是这样,她的计谋算是失败了。这位外交官对待拜伦很友好,而且把他跟在旁边完全看作理所当然。但是斯鲁特这个人也很难捉摸,只能看出他很疲劳,埋头工作,对娜塔丽在这个时候到波兰很是关心,如此而已。
她坚持此次旅行有比想看看她的情人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拜伦越来越明白了。华沙的犹太人街道使她着迷。不管他们从哪儿开始度过一个夜晚,最后总要走进那些狭窄的小巷。她甚至拖着拜伦到条偏僻小巷内的犹太人小剧场去看了一场奥尼尔1的啊,荒野!(这次斯鲁特求着没去)。这个剧场只有一个不到二十英尺宽的舞台,破旧的布幕。对他来说,这是次奇特而乏味的经历。但是在那个寒酸的大厅里,顶呱呱的美国人物和传统的犹太表演凑在一起,使娜塔丽很开心也很感动。“我觉得那就是我,”娜塔丽说。他们刚从剧场出来,在温暖的夜晚沿着泥泞的小路走着,小路两边是东倒西歪的半用木料半用石头造成的小屋。“我就是那个奇怪的混合物。我从来没有完全明白过,我现在还在分析它。它使人心慌意乱,但又令人兴奋,真象在一部家庭影片中第一次看到我自己一样。”很明显,是同样的魅力把她引向梅德捷斯的。她在饭厅里等着他,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件花色鲜艳、敞领的波兰衣服,浓密的头发梳成了一种过时的美国发式,披在肩上,就象华沙的妇女那样。
1奥尼尔(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
“我这样行吗?人家老那么盯着我看,真烦死了,好象我头上长了角。”
“只要你的护照放在身边。那就行了。别太土气。”
“噢,当然,总带着这个,”在她的脚边有一只带拉链的蓝色羊皮皮包。“衣服、衬衫、帽子、长袜、腰带。我随时可以走进女盥洗室,一出来就完全是个amerikanka1,怒气冲冲,挥着美元。你去吗?当然不去了。”
1波兰语:美国人。
“我去。我的旅行包在走廊里。”
“真的吗?你真和我一样傻,勃拉尼。”她耶双黑眼睛慢慢一眨,从眉毛下抬起来朝他看了看,使拜伦想起了那个穿淡紫色衣服的犹太小姑娘。“告诉我,你现在对斯鲁特喜欢点儿了吧?”
“我没有不喜欢他。这会儿我是替他遗憾,他肯定还摸不着头脑呢。”这时女侍者把一盘盘的菜端了上来。他说:“唷,你替咱们俩都叫了菜,好极啦。没有比这种波兰火腿更妙的了。”
她说:“在这儿吃火腿,我都开始有点于心不安了。想想看!”娜塔丽切着厚厚的粉红色火腿吃起来,显然无动于衷。
“我对你们的宗教一无所知,”拜伦说。
“我也不懂,这甚至不能说是我的信仰。我在十一岁之前就不信这个教了——什么会堂、希伯来文课,一切一切我都脱离了。这使父亲很难过,因为他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会堂的一个负责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可是我们的这位犹太拉比真是个让人讨厌的笨人,勃拉尼。我父亲简直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他不是埃伦那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个商人。我到十一岁的时候,书比他读得多了。”
“他就让你那样甩手不干吗?拜伦问道“就象那样?我父亲可不会答应,可以肯定。”
“可能军人不一样,”娜塔丽怀疑地笑着说。“大多数当父亲的和女儿弄不到一块儿。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独生女,整个说来都不错。我就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总去说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废话。吃完啦!”她放下刀叉。“先喝咖啡,然后去梅德捷斯,行吗?”
“随你便。”
破裂的黄色玻璃上贴着一条条交叉的厚厚的手术胶布的出租汽车,摇摇晃晃地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阳光普照的场地上,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停在那间作为候机室的木棚外边,看了真叫人吃惊。那是一架蓝色的三发动机的双翼飞机,机身粗短,锈迹斑斑,尽是补钉,拜伦还以为那是一架飞机的残骸呢;但是当他们到达时,乘客们来到了草坪上,开始登机。
“我可不知道,”拜伦在付司机车钱时说“你认为这架飞机能起飞吗?是不是让这个司机再等一等。”娜塔丽笑起来,就去给斯鲁特打电话,但他没在公寓,也不在使馆。那间小木棚里还是挤满了德国人,尽管看起来留在华沙的没有几个。只有波兰人和几个犹太人上了去克拉科夫的飞机,坐到那些不舒服的铁椅子上。
飞机真的起飞了,它颠簸着,震颤着,把薄金属板的地板都震开了缝,以致可以看到下边一片绿色的田野,让一股暖风吹进来,欢胀了娜塔丽的裙子。她把裙了掖到腿下,就睡着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飞机向下俯冲,砰地一声着了陆,在一片田野中的一间谷仓附近停住,谷仓四周是高高的杂草和野花。拜伦以为这是一次迫降,但有几个乘客拿着手提包下了飞机。又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颠簸,把他们送到了克拉科夫,飞机飞过绿色的平原,飞到了低矮的群山之上,这儿一半是森林,一半是耕地,用一块块黄的、黑的、紫的田地拼成。
克拉科夫机场的候机室是一间小木房子,周围拦着铁丝篱笆。拜伦很高兴,离开了那架喷着热铁和汽油气味的飞机,走到阳光灿烂、微风吹拂、象花园一样芬芳的田野上。在沥青铺的跑道两侧,包着头巾的农妇们在太阳底下割草。眼前看不到出租汽车,只有一辆尽是泥巴的绿色公共汽车。一些有亲戚来接的旅客,爬上了笨重的马车,叽叽嘎嘎地驶走了。
“咱们打算怎么到克拉科夫去呢?”拜伦问。
“那辆公共汽车一定是到那儿去的,”娜塔丽说。
一个黄胡子的犹太人孤零零地笔直站在门口,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头戴一顶黑色宽边的平顶帽。他走近几步,用手碰了碰帽子说:“请原谅,是美国人吗?姓杰斯特罗?”娜塔丽疑惑地看着他说:“唔,是呀。你是班瑞尔吧?”
“是的,是的。乔彻南-班瑞尔-杰斯特罗。”他咧开嘴笑着回答。“请你原谅。英语说得不好。你说德语吗?法语呢?”
“法语能说一点儿,”于是她就改用法语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乘这班飞机呢?好啦,拜伦,这是埃伦叔叔的堂弟,也是我父亲的堂弟。班瑞尔,拜伦-亨利是我的好朋友。”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犹太人捋了捋他那花白了的黄胡子,端详着拜伦的脸。班瑞尔长着一个宽大的鼻子,浓眉毛,一双令人吃惊的深陷的蓝眼睛有点象鞑靼人那样斜着,但目光敏锐。拜伦觉得,在一两秒钟内,这位杰斯特罗就看出他是个异教徒,不过可能是个朋友。“enchanté1,”杰斯特罗说。
他把他们带到候机室的另一边,那里停着一辆铁锈斑斑的汽车。
1法语:很高兴认识你。
司机是个瘦鬼,穿一件淡颜色的运动衣,戴一顶便帽,留着有点儿发亮的红胡子。经过一番意第绪语的交涉之后,他们就出发了。娜塔丽对拜伦说,他们现在是直接到梅德捷斯去,因为杰斯特罗一家非常渴望看到她,而克拉特夫是在二十英里路之外的另一个方向。他们全家都认为,在婚礼的前夕,有个美国亲戚从天而降是个好兆头。娜塔丽曾给梅德捷斯的乔彻南-杰斯特罗打了个电报,说她今天到,但她没说明坐哪班飞机,因为没想到他真会收到这封电报。
“maispourquoipas?lapolognen’estpasl’frique.1”班瑞尔接着娜塔丽的英语插了一句话“c’estunpayatoutáfait摸derneetcivilisé.2”
拜伦觉得,象这样一个从犹太油画中或者戏剧中出现的人物,能说又清楚又好的法语,真是十分奇怪。杰斯特罗对他说,他会为他们后天回罗马做好安排的。因为他在克拉科夫交际很广,弄几张火车票或飞机票绝对不成问题。
1法语:这完全是个现代文明国家。
2法语:为什么收不到呢?波兰不是非洲。
汽车弯来弯去,避开一些讨厌的大坑,在一条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他们经过一些小村庄,尽是草顶的圆木房子,在一根根圆木之间漆上了蓝条条。司机得把车绕开在路上游荡的猪、鸡和牛。许多房子由于天长日久,历经风吹雨打,变成了灰色,一溜歪斜,或者快要倒塌。一些房子没有窗户,但是差不多都有新的、或是新油漆过的门。每个村子的附近都有一座木头造的教堂,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男男女女都手拿农具在劳动,有的用马拉犁。汽车经过许多辆装满手砍的木材的大车,拉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马,赶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女人和男人,这些人要不是有头巾和胡子作为标志,真是难以辨别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汽车一直开到奥斯威辛,一路上没看见一台拖拉机、一辆汽车或是任何其他机械。奥斯威辛是铁路线上一座中等城市,有砖砌的房子和宽阔的街道,一条浑浊的河流从城里穿过,把它分成两半。汽车开到城市的主要广场,在电话局前面停了下来,娜塔丽和班瑞尔下了车,去给斯鲁特打电话。
拜伦顶着烈日在广场上散步,引得一些居民偷偷地朝他望。他买了份冰激凌,女售货员一声不吭就收下了他的钱。奥斯威辛和华沙完全不同:这是座低矮的城市,到处是淡褐色的建筑物,有一副穷乡僻壤不欢迎陌生人的神气。拜伦巴不得离开这里。当汽车驶进一片平坦的绿色田野,在沿河的一条肮脏的道路上行驶时,娜塔丽告诉他说,斯鲁特发了火,也吃了一惊,尽管她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斯鲁特还是对拜伦的头脑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看他是得了神经病了。”她说“你看他是不是怕德国人?”
“你看,这么样离开他有点失礼。”
她朝拜伦奇怪地瞟了一眼,说:“这完全不是什么失礼问题。要知道,我们在一起一直谈到清晨,他应该讨厌我了。”
“什么?我看见你是三点回来的。”
“不错,可是后来他又从走廊里给我打电话,说他疲劳过度,睡不着觉,我又下楼和他出去了。”
“原来如此。那你一定累坏了。”
“怪得很,我觉得挺舒服,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现在又有这么新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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